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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在北京发布了民间版的美日2012年军力评估报告。这被外界视为中国民间对于美日“中国威胁论”的一种回击。
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是中国近年来丛生的民间智库中较为独特的一家。
这个“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台湾问题研究和文化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团体和社会活动家自愿联合、共同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民间社会团体”，以国家安全、军事研究引发关注。
除美日军力报告，它还将公布“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而活跃的军事学者、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是其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类机构通常被称为军事智库，世界上最知名的就是美国的兰德公司。作为一家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直接参与白宫、五角大楼的决策过程，涉及内政外交及国民经济的诸多方面。
而中国方兴未艾的民间军事智库，除了具备与其他民间智库通用的职能- - -整合资源、集思广益、助力决策，也被视作观察中国军队创新、开放步伐的标尺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先后拜访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等民间军事智库，了解它们的成长历程。
“小麻雀”紧盯国家安全
上海五角场附近、第二军医大学干休所小区内，树蔓葱翠，环境清幽。一栋略显老旧的二层小白楼，就是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办公地。所长方敏称这里为“小麻雀”- - -“算上技术、财务、办公室等，一共8人”。
小楼内部看上去更像一个传统的报刊编辑部：满是书本杂志，几张用于午休的小床塞在不同办公室，楼道间也堆满杂物。但墙壁上的题词署名却十分显赫，其中包括徐向前、迟浩田、张万年、张爱萍、杨得志、张震、洪学智等十数位元帅、上将。
“上将以上的题词有上百件，挂不下。”方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会客室紧挨着露天阳台，茶几上也是一摞摞刊物、资料，墙上依然挂满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题词，以及与研究所人员的合影。
61岁的方敏- -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原是第二军医大学国防教育专业教授。他于1990年创办了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
方敏说，这个机构的创办与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的国防局势变化有关。那时，中国军事学术界也发生了一场大讨论，焦点是：国防建设的重点应选在哪里，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国防观念。
“我们曾有的担心不幸成了事实，一些国家的主权、利益静悄悄地丧失，看不见的战争已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方敏大学毕业后曾在青海插队、在河北军校教书。而他创建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一起手就盯上了兰德公司。
由于与军内一些老同志熟识，方敏的想法打动了他们，研究所的名字也响亮。
军事科学院一位副院长曾私下对方敏说：“你们能弄到这么好的牌子，要搞大。”方敏则说：“我就这么大能力，保住这个机构顺利运转20年就不错了。”
即使有“老同志”相助，涉军研究题材仍然让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如履薄冰。他们曾主办过一份《国防战略研究》，订阅单位中有很多省委政研室及高校，但最终，方敏把它停掉了。
“每年民政局社团管理局都会提醒：你们那个刊物会不会出问题，不能让它流到海外。”方敏说，“其实我们传播很有限，而且这是民间机构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是什么涉密的内部刊物。”
与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相比，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成立颇费了些周折。这家机构的理事长李健是转业军人，离开军队前是某基地装备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
在办了几年网络科技公司后，李健创立了这家机构。开始他想把总部设在北京，但是需要挂靠单位，而涉军研究又有一定“风险”。于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在成立4年后，2013年才获得契机落户江阴。
“我们的定位就是外军研究，信息来源也是公开信息。”李健告诉本刊记者，从学术上讲，外军研究十分必要，“过去解读政策比较多，研究缺乏系统性”。
与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类似，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总部小巧玲珑。数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隔出了一间会议室、一间洗漱间以及办公区。六七张桌子摆着品牌不一的办公电脑。
老同志鼎力支持
相较而言，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创立显得“顺风顺水”。
它由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郑万通任会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董事长等为副会长。还有30名常务理事、117名理事、16名高级顾问，大多为社会名流。
这种“高规格”，不仅让人联想起2009年成立的另一家智库机构-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罗援少将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我们认为需要冷静和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对战略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当时在我国还是一个缺项，所以就成立了这个促进会。”
命名为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原因是：战略必须与时俱进，要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不同的策略，但文化是相对稳定的因素，也是战略的底蕴，将战略和文化相结合，可以切入新的研究视野。
对于一家智库而言，响亮的名誉或实际成员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拥有五六十位研究员和顾问，大部分是军队退休干部。其中，十多位军衔中将以上的老同志被授予“高级顾问”头衔，另外40多位国防战略、军事专家被称为“高级研究员”。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置身的小区，住户几乎全是1949年以前入伍的老干部，小楼又叫将军楼，之前的主人也是老干部。
罗援也是这家机构的兼职顾问，与他身份类似的还有彭光谦、尹卓、金一南、乔良等被公众熟知的军事专家。事实上，这几乎覆盖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全部军事评论员阵容。张召忠也曾在这里兼任研究员。 研究所的“权力机构”是所务委员会，方敏任常务副主任兼所长，主任是退役中将巴忠- - -他曾任武警部队司令员，也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长。
李健也一直考虑聘请军内老同志担任顾问，“虽未变成现实，但部队的老同志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发展建议”。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共有11名全职员工，包括财务、行政、接线员等。其中，江阴5人，北京4人，天津2人，还有两名部队转业军人和一名大学老师以兼职的身份成为核心成员。之所以有多家分部，是因为“跟着人走”。
由于定位为研究外军的防务智库，目前最重要的业务部门是基础翻译部，每月有五六十万字的工作量。翻译人员都是兼职，李健希望研究所壮大后可以聘请全职员工。
令他发愁的是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一直没有合适人选，目前由一位大学老师兼职负责。
李健计划每年引进一位核心人员，全职研究人员不超过5人，目前有3位30多岁的转业军人，还有一位全职人员做数据库，工作量巨大。
精打细算过日子
由于方敏的身份，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租用小楼，每年租金只需5万元。可方敏不知道小楼能不能坚持到年底了，因为小区的拆迁通知已经挂出来了。
“我从1999年在这办公，非常幽静，真是不舍，而且里面还有军线电话，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经济拮据令方敏不得不精打细算。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有四个渠道：一是企业赞助，二是向教育部、总政、军科院等申请课题；比较稳定的是第三个渠道：研究所下属有一家上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可以进行学历教育；第四个来源是承办上海市政府国防微博和网站，每年有2. 5万元经费。
“不少机构有理事会，拉一些企业进来。我们一直没搞，主要是一些企业赞助后，我们就要为他所用，这点我又不太愿意。我们拉来的赞助都由相识多年的老板朋友提供，一般20万元就够了。”方敏说。
也有一些小老板愿意给几万元赞助，方敏却很犹豫：“前些年我们做过，可是很麻烦。他们会上尽拉领导照相、找领导题词，弄得很庸俗，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方敏曾在江西、浙江、东北得到过一些企业赞助。“我喜欢选择有部队经历的人，他们对国防深怀感情。另外，企业最好能与军队、国防建设有一些关联。”
《大战略》是上海战略研究所的课题成果代表。尽管这个“九五”课题只有3万多元课题费，方敏却已很满足。“社科类课题好多都是几千元课题费，3万元已经不少了，不能和自然科学几百万元的资助相比。”
方敏任校长的上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曾是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主要经济来源。“我们租用部队院校的教室，与成人学校合办函授教育，每位学员学费约1000元。以前每年都有几百人，现在学历大家都有了，今年才七八十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还有一项临时的经费来源，就是给党政干部、大学银行人员做国防教育培训。
“一些主管国防教育的地方政府领导，从网上了解到我们，给我们打电话，要来学习交流，顺便参观军舰与东方绿舟。因为国防教育经费有限，所以这样的项目收益有限，除去兼职教授讲课费用，扣去税，所剩不多。”不过方敏说，地方领导们很热情，赠给研究所的锦旗已挂满了一面墙壁。
“我希望媒体帮助呼吁，我们国家的国防教育，国家有《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宪法里有国防问题。讲起来很重要，但是制度上没有保证，经费也没有保证。”方敏说。
李健的运营模式比较简单。他认为：“我们的智库是学术型的，如果静不下心来做研究，智库走不远；如果按照传统路子，无非前面资源多点，用完了就没了，难以长远。”
李健的想法是，成果在网上半公开发布，吸引需要的人来购买。他们出版的《空海底战》、《美军网络战研究》等书籍需求量都很大，“军内搞外军研究的人几乎都看过。军队防务研究人员都知道美军网络战的概念、体系，可是人家具体如何运用未必清楚，这样的书就有市场了。”
第一个需求电话就来自部队学者。那是2009年，一位军队研究者寻找翻译资料，李健说，这些成果费用低廉，一般是体制内资料库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不过，这家机构仍然需要帮助。此前不多的赞助都来自转业军人，“部队情结，对防务感兴趣，其他费用都需要自己凑。”李健说，2009年成立之初也有投资公司想给200万元，“这类商业投资我们没法要，军事智库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回报，也不可能分太多的心搞经营。”
2012年，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账面上首次出现盈余，这大大超出李健的预期。不过这笔钱已全部投入数据库建设。
“国外军事智库第一笔资金几乎都来自慈善家、军方的赞助。在国内，民间智库只有投资，很少有赞助。这对我们提出很苛刻的要求，前期必须有一帮很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我认为一旦度过了前期的困难期，后面路就宽了。”李健说。
最近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一个大项目，就是8月在转业军人的赞助下于南京举办第三届中国军事网站发展研讨会。
成果的含金量
2011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第一次发布美日军力报告，由此一举闻名。
罗援解释说：“国际上很多民间智库经常发表类似研究报告，我们这个方式是和国际接轨，同时在外交上又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这家机构成立后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这是一个中美合作项目，美国方面由卡耐基基金会委托一家学术机构进行调查，问题包括“中美关系中的障碍”、“民众关心的安全要素排序，比如哪个国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哪个国家是我们的朋友”等。 初步结论与罗援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原来认为对美国最不信任的群体，首先应该是民众和军方，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的。”现在中国对美国最不信任的人群，首先是前政府官员，第二是商界人士，第三才是军方学者。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也曾有比较著名的项目：1999年至2005年发布的《中国和世界军事发展概况》，也就是最早的“国防建设白皮书”。后来由于经费紧张，载体刊物也停办了。
它还主办、协办过一系列刊物和丛书。同样因经费和体制限制，一些刊物陆续停办。方敏特别提到，他们对“中国如何打赢高科技战及大城市如何防空”的研究成果，曾受到重视。
现在，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每年都要围绕国防重大问题发布《中国周边军情》一类的报告，也组织学术讨论会。这些成果，不少都成为有关部门的内部参阅资料。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于2013年底将出第一本专著《美国陆军战术体制的发展历程》。李健认为这本书可以填补美军编制体制研究的空白。
他们的出版物中，既有面对中高级专业研究人员的战略战役著作，也有给普通军迷的小册子。这些都以翻译外文资料为基础。2010年至今，这个机构已完成12个大型课题，发表数十篇论文。
如何获得影响力
不过，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这种模式，使一些军内人士误解其为翻译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李健反复强调，这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翻译是绕不开的基础工作。
“写一万字的文章，最起码要翻译10万字的一手资料。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有原出处。”李健说。
让他感到振奋是，这几年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正与军方越走越近，“现在的研究合作对象多了，只要涉及外军研究的都有合作。”
李建希望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影响军队高层。
方敏的经历则显示，“民间机构有个问题，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一些课题不接受呢？要吸引大家重视，必须研究重大热点问题。一研究重大热点问题，就很容易引起一部人的反感，反过来不利于民办机构的生存。”
他举了个例子，若干年前就开始讨论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如果中央没定调，任何发声，都不合时宜，会影响到生存问题”。
李健也有这样的困难，“软环境不太支持我们发出一些声音，我们更关注战略战役的问题”。
对于军事这个有些敏感的内容而言，牵绊几乎无所不在。
比如出境学术交流，民间机构的身份不如军队单位容易审批，“出去批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一看麻烦，也不是非去不可。”由于经费和体制所限，方敏已经放弃了一些机会。
对于促进会的研究成果，罗援告诉本刊，除了类似美日军力评估报告是通过媒体公开发布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其他渠道。
除了各种课题的研究之外，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正着手准备建立网站和出版刊物，将来还会陆续成立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中心、台港澳研究中心等机构，以扩展研究和交流的渠道。
“中央正在关注的、但是还没有完全破题的课题，将作为我们的研究选项。”罗援说，促进会研究的立意要高，要“言人所未言之言，言人所未尽之意”。
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是中国近年来丛生的民间智库中较为独特的一家。
这个“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台湾问题研究和文化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团体和社会活动家自愿联合、共同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民间社会团体”，以国家安全、军事研究引发关注。
除美日军力报告，它还将公布“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而活跃的军事学者、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是其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这类机构通常被称为军事智库，世界上最知名的就是美国的兰德公司。作为一家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直接参与白宫、五角大楼的决策过程，涉及内政外交及国民经济的诸多方面。
而中国方兴未艾的民间军事智库，除了具备与其他民间智库通用的职能- - -整合资源、集思广益、助力决策，也被视作观察中国军队创新、开放步伐的标尺之一。
《瞭望东方周刊》近日先后拜访了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等民间军事智库，了解它们的成长历程。
“小麻雀”紧盯国家安全
上海五角场附近、第二军医大学干休所小区内，树蔓葱翠，环境清幽。一栋略显老旧的二层小白楼，就是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办公地。所长方敏称这里为“小麻雀”- - -“算上技术、财务、办公室等，一共8人”。
小楼内部看上去更像一个传统的报刊编辑部：满是书本杂志，几张用于午休的小床塞在不同办公室，楼道间也堆满杂物。但墙壁上的题词署名却十分显赫，其中包括徐向前、迟浩田、张万年、张爱萍、杨得志、张震、洪学智等十数位元帅、上将。
“上将以上的题词有上百件，挂不下。”方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会客室紧挨着露天阳台，茶几上也是一摞摞刊物、资料，墙上依然挂满解放军高级将领的题词，以及与研究所人员的合影。
61岁的方敏- - -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原是第二军医大学国防教育专业教授。他于1990年创办了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
方敏说，这个机构的创办与上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的国防局势变化有关。那时，中国军事学术界也发生了一场大讨论，焦点是：国防建设的重点应选在哪里，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国防观念。
“我们曾有的担心不幸成了事实，一些国家的主权、利益静悄悄地丧失，看不见的战争已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方敏大学毕业后曾在青海插队、在河北军校教书。而他创建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一起手就盯上了兰德公司。
由于与军内一些老同志熟识，方敏的想法打动了他们，研究所的名字也响亮。
军事科学院一位副院长曾私下对方敏说：“你们能弄到这么好的牌子，要搞大。”方敏则说：“我就这么大能力，保住这个机构顺利运转20年就不错了。”
即使有“老同志”相助，涉军研究题材仍然让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如履薄冰。他们曾主办过一份《国防战略研究》，订阅单位中有很多省委政研室及高校，但最终，方敏把它停掉了。
“每年民政局社团管理局都会提醒：你们那个刊物会不会出问题，不能让它流到海外。”方敏说，“其实我们传播很有限，而且这是民间机构自己的学术成果，不是什么涉密的内部刊物。”
与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相比，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成立颇费了些周折。这家机构的理事长李健是转业军人，离开军队前是某基地装备部综合计划处副处长。
在办了几年网络科技公司后，李健创立了这家机构。开始他想把总部设在北京，但是需要挂靠单位，而涉军研究又有一定“风险”。于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在成立4年后，2013年才获得契机落户江阴。
“我们的定位就是外军研究，信息来源也是公开信息。”李健告诉本刊记者，从学术上讲，外军研究十分必要，“过去解读政策比较多，研究缺乏系统性”。
与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类似，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总部小巧玲珑。数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隔出了一间会议室、一间洗漱间以及办公区。六七张桌子摆着品牌不一的办公电脑。
老同志鼎力支持
相较而言，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创立显得“顺风顺水”。
它由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郑万通任会长，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董事长等为副会长。还有30名常务理事、117名理事、16名高级顾问，大多为社会名流。
这种“高规格”，不仅让人联想起2009年成立的另一家智库机构-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罗援少将接受本刊采访时说：“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复杂多变，我们认为需要冷静和科学的分析，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对战略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当时在我国还是一个缺项，所以就成立了这个促进会。”
命名为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原因是：战略必须与时俱进，要根据不同的形势制定不同的策略，但文化是相对稳定的因素，也是战略的底蕴，将战略和文化相结合，可以切入新的研究视野。
对于一家智库而言，响亮的名誉或实际成员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拥有五六十位研究员和顾问，大部分是军队退休干部。其中，十多位军衔中将以上的老同志被授予“高级顾问”头衔，另外40多位国防战略、军事专家被称为“高级研究员”。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置身的小区，住户几乎全是1949年以前入伍的老干部，小楼又叫将军楼，之前的主人也是老干部。
罗援也是这家机构的兼职顾问，与他身份类似的还有彭光谦、尹卓、金一南、乔良等被公众熟知的军事专家。事实上，这几乎覆盖了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全部军事评论员阵容。张召忠也曾在这里兼任研究员。 研究所的“权力机构”是所务委员会，方敏任常务副主任兼所长，主任是退役中将巴忠- - -他曾任武警部队司令员，也是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会长。
李健也一直考虑聘请军内老同志担任顾问，“虽未变成现实，但部队的老同志也给我们提出了许多发展建议”。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共有11名全职员工，包括财务、行政、接线员等。其中，江阴5人，北京4人，天津2人，还有两名部队转业军人和一名大学老师以兼职的身份成为核心成员。之所以有多家分部，是因为“跟着人走”。
由于定位为研究外军的防务智库，目前最重要的业务部门是基础翻译部，每月有五六十万字的工作量。翻译人员都是兼职，李健希望研究所壮大后可以聘请全职员工。
令他发愁的是研究部门的负责人一直没有合适人选，目前由一位大学老师兼职负责。
李健计划每年引进一位核心人员，全职研究人员不超过5人，目前有3位30多岁的转业军人，还有一位全职人员做数据库，工作量巨大。
精打细算过日子
由于方敏的身份，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租用小楼，每年租金只需5万元。可方敏不知道小楼能不能坚持到年底了，因为小区的拆迁通知已经挂出来了。
“我从1999年在这办公，非常幽静，真是不舍，而且里面还有军线电话，可以免费打长途电话。”经济拮据令方敏不得不精打细算。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经费来源有四个渠道：一是企业赞助，二是向教育部、总政、军科院等申请课题；比较稳定的是第三个渠道：研究所下属有一家上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可以进行学历教育；第四个来源是承办上海市政府国防微博和网站，每年有2. 5万元经费。
“不少机构有理事会，拉一些企业进来。我们一直没搞，主要是一些企业赞助后，我们就要为他所用，这点我又不太愿意。我们拉来的赞助都由相识多年的老板朋友提供，一般20万元就够了。”方敏说。
也有一些小老板愿意给几万元赞助，方敏却很犹豫：“前些年我们做过，可是很麻烦。他们会上尽拉领导照相、找领导题词，弄得很庸俗，后来我们就放弃了。”
方敏曾在江西、浙江、东北得到过一些企业赞助。“我喜欢选择有部队经历的人，他们对国防深怀感情。另外，企业最好能与军队、国防建设有一些关联。”
《大战略》是上海战略研究所的课题成果代表。尽管这个“九五”课题只有3万多元课题费，方敏却已很满足。“社科类课题好多都是几千元课题费，3万元已经不少了，不能和自然科学几百万元的资助相比。”
方敏任校长的上海国防教育进修学院，曾是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的主要经济来源。“我们租用部队院校的教室，与成人学校合办函授教育，每位学员学费约1000元。以前每年都有几百人，现在学历大家都有了，今年才七八十人。”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还有一项临时的经费来源，就是给党政干部、大学银行人员做国防教育培训。
“一些主管国防教育的地方政府领导，从网上了解到我们，给我们打电话，要来学习交流，顺便参观军舰与东方绿舟。因为国防教育经费有限，所以这样的项目收益有限，除去兼职教授讲课费用，扣去税，所剩不多。”不过方敏说，地方领导们很热情，赠给研究所的锦旗已挂满了一面墙壁。
“我希望媒体帮助呼吁，我们国家的国防教育，国家有《国防法》、《国防教育法》，宪法里有国防问题。讲起来很重要，但是制度上没有保证，经费也没有保证。”方敏说。
李健的运营模式比较简单。他认为：“我们的智库是学术型的，如果静不下心来做研究，智库走不远；如果按照传统路子，无非前面资源多点，用完了就没了，难以长远。”
李健的想法是，成果在网上半公开发布，吸引需要的人来购买。他们出版的《空海底战》、《美军网络战研究》等书籍需求量都很大，“军内搞外军研究的人几乎都看过。军队防务研究人员都知道美军网络战的概念、体系，可是人家具体如何运用未必清楚，这样的书就有市场了。”
第一个需求电话就来自部队学者。那是2009年，一位军队研究者寻找翻译资料，李健说，这些成果费用低廉，一般是体制内资料库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不过，这家机构仍然需要帮助。此前不多的赞助都来自转业军人，“部队情结，对防务感兴趣，其他费用都需要自己凑。”李健说，2009年成立之初也有投资公司想给200万元，“这类商业投资我们没法要，军事智库不可能有立竿见影的回报，也不可能分太多的心搞经营。”
2012年，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账面上首次出现盈余，这大大超出李健的预期。不过这笔钱已全部投入数据库建设。
“国外军事智库第一笔资金几乎都来自慈善家、军方的赞助。在国内，民间智库只有投资，很少有赞助。这对我们提出很苛刻的要求，前期必须有一帮很有理想的人聚在一起。我认为一旦度过了前期的困难期，后面路就宽了。”李健说。
最近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一个大项目，就是8月在转业军人的赞助下于南京举办第三届中国军事网站发展研讨会。
成果的含金量
2011年，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第一次发布美日军力报告，由此一举闻名。
罗援解释说：“国际上很多民间智库经常发表类似研究报告，我们这个方式是和国际接轨，同时在外交上又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这家机构成立后的另一个重大课题是中美安全关注调查。这是一个中美合作项目，美国方面由卡耐基基金会委托一家学术机构进行调查，问题包括“中美关系中的障碍”、“民众关心的安全要素排序，比如哪个国家是最不值得信任的，哪个国家是我们的朋友”等。 初步结论与罗援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原来认为对美国最不信任的群体，首先应该是民众和军方，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的。”现在中国对美国最不信任的人群，首先是前政府官员，第二是商界人士，第三才是军方学者。
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也曾有比较著名的项目：1999年至2005年发布的《中国和世界军事发展概况》，也就是最早的“国防建设白皮书”。后来由于经费紧张，载体刊物也停办了。
它还主办、协办过一系列刊物和丛书。同样因经费和体制限制，一些刊物陆续停办。方敏特别提到，他们对“中国如何打赢高科技战及大城市如何防空”的研究成果，曾受到重视。
现在，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每年都要围绕国防重大问题发布《中国周边军情》一类的报告，也组织学术讨论会。这些成果，不少都成为有关部门的内部参阅资料。
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于2013年底将出第一本专著《美国陆军战术体制的发展历程》。李健认为这本书可以填补美军编制体制研究的空白。
他们的出版物中，既有面对中高级专业研究人员的战略战役著作，也有给普通军迷的小册子。这些都以翻译外文资料为基础。2010年至今，这个机构已完成12个大型课题，发表数十篇论文。
如何获得影响力
不过，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的这种模式，使一些军内人士误解其为翻译公司、信息服务公司。李健反复强调，这是因为在研究过程中，翻译是绕不开的基础工作。
“写一万字的文章，最起码要翻译10万字的一手资料。我们所有的资料都有原出处。”李健说。
让他感到振奋是，这几年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正与军方越走越近，“现在的研究合作对象多了，只要涉及外军研究的都有合作。”
李建希望用循序渐进的方式影响军队高层。
方敏的经历则显示，“民间机构有个问题，这些年我们为什么一些课题不接受呢？要吸引大家重视，必须研究重大热点问题。一研究重大热点问题，就很容易引起一部人的反感，反过来不利于民办机构的生存。”
他举了个例子，若干年前就开始讨论要不要建造航空母舰，“如果中央没定调，任何发声，都不合时宜，会影响到生存问题”。
李健也有这样的困难，“软环境不太支持我们发出一些声音，我们更关注战略战役的问题”。
对于军事这个有些敏感的内容而言，牵绊几乎无所不在。
比如出境学术交流，民间机构的身份不如军队单位容易审批，“出去批起来比较麻烦。我们一看麻烦，也不是非去不可。”由于经费和体制所限，方敏已经放弃了一些机会。
对于促进会的研究成果，罗援告诉本刊，除了类似美日军力评估报告是通过媒体公开发布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其他渠道。
除了各种课题的研究之外，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正着手准备建立网站和出版刊物，将来还会陆续成立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亚太问题研究中心、台港澳研究中心等机构，以扩展研究和交流的渠道。
“中央正在关注的、但是还没有完全破题的课题，将作为我们的研究选项。”罗援说，促进会研究的立意要高，要“言人所未言之言，言人所未尽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