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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说美国:一个不断变化的现代西方文明》  许倬云 著 理想国 出品  上海三联书店 2020年7月出版  客居美国六十余载,华人史学大家许倬云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历史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敏锐视角,将他在美国客居生涯中印象深刻也值得回味的人、事、地、物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并摆回它们所属的文化、制度与社会脉络之中,追溯这些经历背后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源流,讲述从“五月花”号到特朗
20世紀70年代,苏联通过石油出口,极大地改善了自身 经济状况,但是,高油价导致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各个国家纷纷调整能源政策,降低石油消费,其中就包括美国。  这一时期,美国在美苏争霸中被迫处于守势。无论是出于政治还是经济上的原因,国际能源市场都在酝酿变局。逆向冲击  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这位二流演员出身的总统,却是美国历史上出名的强势总统,他对美国传统上的对苏政策很不满意,提出新观点:“冷战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吸取“明亡于加赋”的历史教训,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特别是康熙皇帝将人头税永远固定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数字上,“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也就是不管国家人口增长多少,永远不再增加税收。后来被总结为“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年间又实行“摊丁入亩”,把人头税摊到土地税中,而且规定新开垦的土地也不再增税。虽然政策这么好,但老百姓的负担还是很重,甚至导致起义接连不断。其实,所
过去我们常认为,公司像一个家庭,员工只要忠诚,就能按部就班地升职加薪,直到退休。但在互联网时代,情况早就不是这样了。在20世纪80年代,有56%的企业高管认为,忠诚的员工理所应当得到公司的长期雇用。但在20世纪90时代,只剩6%的高管抱有这种想法。可以说,家庭关系式的雇佣关系,早就结束了。  既然家庭模式不管用,那怎样才是最好的雇佣关系呢?答案就是“联盟关系”——公司不是一个家庭,而是一支球队。球
一国的外交要在与其他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国外交需要顺应国际环境的发展变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有效空间和政策手段。在这样一个曲折变化的国际环境下,有效的对外战略需要有适度、合理和良性的战略目标,丰富、灵活、务实的政策手段,较为明确的主次之分和先后选择,以实现更可预期的政策效果。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战略选择大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在洞察国
我们收到旧金山郊外梅西百货的营销产品订单后,迅速寄出了货物,因此当买家几天后打电话说没有收到货时,我很吃惊。我知道货物已经交付,但我不知道那批货在哪儿。  我们的优势之一就是确定性:总是确保货物及时送达。我们没有让买家等待我们解决问题,而是寄出了另一批相同的货物,并且索要了承运人的签字。  几天后,买家再次打来了电话。“我们一直没有收到货。”他用明显失望的语气说道。我知道梅西百货收到了第二批货物,
公元1644年的甲申之年,是中国历史上时局最动荡、政权更迭最频繁、政局最复杂的年份之一。  这一年共出现了五个政权组织,包括崇祯的明政权、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顺治的清政权和南明弘光政权,在北京称帝的就有三个。其中,明政权弊病丛生,积重难返,被取代实属必然;清政权最终把握住机遇,建立了统一国家。而先于清军进入北京的李自成在短短100多天里上演了从“势如破竹”到“兵败如山”的大逆转,在
刘伯温在历史上有两种形象:在官方记载里,他是朱元璋的机密辅佐,为明朝开国做出重要贡献,虽然很牛,但还是“人”的形象;在民间传说里,他通晓天文历数,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还常显灵,制造了很多神迹,简直就是“神人”。  鲁迅说,诸葛亮到《三国演义》里“多智而近妖”,不是人了;相比之下,刘伯温比诸葛亮“走”得更远,不是妖或人,而是神。  其实,刘伯温在世时,已有人主动联系他,给钱给资源,要捧红他,给他
“意见不同、种族差异、身份认同,这些都可以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割裂不是民主,极化才是美国真正的问题,我们现在常常不是讨论问题,而只是告诉对方‘你是坏蛋,你错了’。”  “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极端自由派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都不是好人。所以,特朗普说两边都有责任,这是对的。”谈起当下美国国内的尖锐对立,现年53岁的货车司机肯·克劳斯如是说。克劳斯自称“政治动物”,是亚利桑那州共和党基层组织的积极分子。 
一个逗号的错误  我从哈佛商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入职雷曼兄弟公司,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赫尔曼·卡恩安排的。他是一位脾气暴躁的老牌合伙人。他希望我针对一家航空公司座椅制造商准备一份“公允意见”分析。3年前在飞机座椅市场达到顶峰的时候,这家制造商已经被高价出售,而自那时起,飞机的销量开始下降,公司的价值暴跌。卡恩让我弄清楚1969年支付的价格是否合理。  这个分析并不简单。今天,我们可以使用计算机和相关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