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冠疫情肆虐全球，全球发展不平衡加剧，经济社会系统性风险增加，国际社会进入动荡变革期。应对复杂形势，需要牢固树立前瞻性整体观念，妥善处理六个关系、坚持六个原则。六个关系是：应急措施与长期战略关系;国家发展与全球合作关系;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以及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关系。六个原则是：坚持互助互信，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共赢;坚持守正创新，促进全球产业调整转型;坚持普惠金融，促进全球减贫;坚持信用建设，促进全球资本市场安全发展;坚持绿色金融，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坚持开发性金融攻坚克难，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因此，需要从生态系统视角深刻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探讨金融机制创新，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全球健康发展的融资融智体系，积极探索全球交易新媒介，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体现全球发展内在关联性，突出世界经济有机协同性，揭示国际社会创新多元性，深化全球金融合作，支持社会经济康复发展。
〔关键词〕新冠疫情;系统观念;金融合作;全球治理;平衡发展
中图分类号：F224.1;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21）03-0003-12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发展带来空前的影响和挑战。各国各地区启动二战以来最大的社会动员和投入;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积极驰援重疫区，舍生忘死奋斗在最艰难的抗疫前线;科技人员夜以继日研制预防疫苗，及时谋划应用大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战胜新冠疫情;社区民众积极构筑防护体系，用各种方式阻击新冠疫情。国际社会加强驰援，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相互借鉴，携手前行，共克时艰。“异域山川，风月同天”，展现人道主义精神。同时，我们也清楚认识到，这场新冠疫情对全球发展影响是长期的、深重的、复杂的;特别是新冠疫情叠加各种不利因素，对全球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坚持系统观念，深化全球金融合作，对加快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冠疫情下全球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增加
（一）严重威胁公共卫生和人类健康
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2021年2月20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数突破1.1亿例，死亡人数超243万人，涉及208个国家和地区（如图1所示）。2月中旬，全球确诊数出现拐点下降，但新冠病毒变异株接连不断，有可能带来新的威胁，人类社会远没有走出这次“黑色丛林”，一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实际情况可能比统计数据还要严重。这次新冠疫情传播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感染人数之多，是近百年人类社会所遭遇最严重的传染病灾难。这说明新冠疫情给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带来巨大挑战。新冠疫情没有国界、不分种族，是人类的共同敌人，需要人类团结抗疫。新冠疫情也使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人类科技虽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小小病毒足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打击;人类是脆弱的，人类需要一种对天敌的警惕之心，以及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在自然伟力面前，人类其实是渺小的[1]。
（二）造成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
受新冠疫情影响，由于内需与外贸、物流和供应、金融及投资严重受阻，全球经济严重衰退。图2为新冠疫情下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情况比较：2020年全球人均GDP为10 950美元，相比2019年11 560美元下降5.28%;发达国家人均GDP为46 350美元，相比2019年48 400美元下降4.24%;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为5 170美元，相比2019年5 490美元下降5.83%。中国发展速度慢了很多，但仍然保持正增长，2020年人均GDP为10 500美元，相比2019年10 276美元上升2.18%。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平等、不协调有上升之势，上亿万人陷入极端贫困，很多国家和地区举步艰难。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困难更加严重，这些国家和地区因战乱、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因素本来就陷入各种危机，新冠疫情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更加糟糕。新冠疫情下各国各地区纷纷启动保护主义，不得已关闭工厂、隔离城镇、切断运输，以此遏制病毒传播，必然影响全球物流供应、影响市场生机，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赤字、减少外国直接投资，严重拖累外贸，进一步累积债务风险，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雪上加霜，加大防控新冠疫情的難度。
（三）严重冲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
一是加剧国际社会无序。疫苗争夺战、经济复苏参差不齐、一些产业链中断正在造成和增加国际秩序的混乱[2]。二是专业权威得不到足够重视。一些国家政治人物和媒体，置权威不顾，一意孤行，给全球造成很大不安，不利于全球共同抗疫。三是联合国缺乏与时俱进的协调能力和自我生存能力，严重暴露全球治理中存在的一些缺陷，也严重影响联合国及其国际机构的有效性。四是主要大国缺少紧密合作。特别是新冠疫情增加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敏感性、不确定性。美国忧虑被中国取代，忧虑中国“举国体制”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影响，忧虑全球经济高度依赖中国;中国忧虑被美国打压，忧虑被限制发展，忧虑其影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两国矛盾越来越尖锐。即便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这么一个特别需要合作的时刻，尽管中美两国元首就应对与合作进行了友好电话交谈，但本应借联合抗疫恢复友好关系、实现中美合作的机遇，还是在一点一点丧失。尽管中国领导人强调，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不搞好中美关系，但中美关系还是处于近五十年来最寒冷的冬天。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不是两国领导人刻意所为，也不是两国人民刻意所为，中美都希望两国有良好的关系，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但是，中美关系出现目前这种比较紧张敏感的状况和对抗心态，对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将在较长时间存在。
（四）严重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
最近亚太十五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议》（CAI）谈判的完成，是全球化发展的重要亮点。但是，政治层面得出的CAI遭到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怀疑，为履行后续手续构成挑战[3]。RECP没有美国和印度等国参与，还不能算是亚太区域的整体一体化。且从全面和趋势看，新冠疫情正在激化一些因素，阻碍全球化发展。一是单边主义代替多边合作，加大一些国家和地区各自为政的步伐，进一步优先考虑本国、本地区利益，迫使一些政府、企业和社会提升自治能力，减弱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创造共同利益的动力，从而对全球经济治理架构造成不利影响。二是进一步加剧地缘政治冲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新冠疫情冲击下，继续坚持傲慢看待世界，加强维护既得利益和在全球的主导地位，加剧“政治制度”之争，有可能对一些不同制度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采取极端的遏制手段，如变法打贸易战、将长臂管辖权加大，强输意识形态、限制文化交流、控制能源市场、搅乱周边环境、增加发展成本，似乎也可能运用局部战争等措施，在政治、经济、金融、军事上全面展开地缘政治博弈。三是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和防疫体系一定程度得到重视和加强的同时，总体上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的意愿或承诺有可能降低。新冠疫情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把目光更多地转向国内，关注国内发展而不是国际问题，从而影响全球经济体制改革和建设，影响全球治理能力和体系建设。
（五）对亚洲市场造成更加严重影响
一是亚洲地区不平等与社会动荡风险进一步加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最新报告显示，亚洲劳动力市场指数恶化已经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非正规经济部门从业者比其他群体受新冠疫情影响更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工作小时数大幅降低，不平等程度加深，很可能危及社会稳定[4]。二是亚太区域经济整体合作面临严重挫折。美国和印度等国不参与甚至干扰RECP，必然长期影响亚太区域一体化发展，使设立亚太自贸区的目标更显得遥远。三是市场波动性增大。全球市场亚洲股市承受更大压力，对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担忧超过刺激计划的希望，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亚太指数负增加。四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进一步加剧。缺乏完备的紧急救援机制，信息流、物质流、资金流严重不对称、不畅通，民营经济受损程度更重。五是抗疫资金漫灌下亚信国家货币贬值压力增大。美欧发达市场大幅度、长时间的货币宽松政策，大范围、深层次的货币救助措施，很有可能最后被迫由包括亚信国家在内的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买单。六是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债务风险增加。受全球抗疫财政开支大幅提升的影响，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由2019年0.20%上升到3.35%，变化速度很大，是前一年增长速度的16.75倍，意味着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增量绝对值增加很快;24个亚信国家2020年一般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重的增长速度超过18%，规模增加很大，是前一年增长速度的5.49倍，意味着本国货币相对数量增加也很大，对金融市场构成挑战。巴林债务总额已超过国内GDP，中国、泰国、埃及、卡塔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家一般债务占GDP比重超过50%（如表1所示）。特别泰国、卡塔尔、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埃及、伊拉克，由原来的债务负增长变为大幅度的正增长。虽然这是一种有一定偶然性的负债，但如此高的负债升速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在抗疫防疫常态化情况下，更需要关注这种高负债可能累积的风险。
新冠疫情大流行、经济复苏不平衡、产业链中断、金融风险大幅增加、地缘政治不稳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无疑增加了国际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中國管理、调控、长期稳定人民币将遭遇新的更大的困难。应对新冠疫情和极为复杂的形势，需要深化国际金融合作。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要求，是人类前途内在关联性的要求，是世界经济有机协同性的要求，是国际社会创新多元性的要求。
二、深化金融合作需要妥善处理六个关系
（一）应急措施与长期战略关系
应对新冠疫情所采取的一系列应急措施，需要逐渐转化为抗疫防疫常态化的长期政策。从根本上说，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从排除原因着手。这次新冠疫情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忽视了生态平衡，忽视了自然环境的重要作用，忽视了长期发展对目前工作的要求。人类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代价是生态退化，包括自然生态退化、环境服务功能下降、人体生态降化。因此，从根本上防控新冠疫情，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平衡规律，深入研究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运行机理，妥当处理每个人、每个经济主体在生态系统、在人类社会中的相互作用，协调好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发展思想和方式上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调整，在政策上做好短期应急措施与长期发展政策的协调，促进全球社会、经济、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二）国家发展与全球合作关系
或者说区域与全球的关系。区域合作一定是开放的合作，国家发展一定是开放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区域的健康发展对全球化是有积极意义的。最近《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全面投资协议》完成谈判，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都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关起门来搞建设是没有前途的。全球合作是建立在多元文化合作的基础上，既要尊重每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要敬重各种智慧汇合起来的全球文明。全球健康发展是大环境、大条件，没有健康的大环境、大条件，就不可能有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长期的健康发展。各国各地区都应该维护国际大环境，对全球健康发展有担当，共同促进全球社会经济政治转型。基于种族因素的冲突、东方和西方价值体系的冲突，必须转型到全球政体共存的模式;基于能源等基本要素缺乏、大灾大难频率增加，必须转型到新的自然的共生模式。在处理双边、多边关系过程中，必须考虑其他国家和地区利益，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积极对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各国各地区发展规划，积极构建和巩固国际供应链，确保信息流、物质流、资金流畅通，在不同层面加强互联互通，共同为全球健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5]。
（三）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关系
数字科技是传统产业的灵魂，传统产业是数字科技的重要载体。在大力支持发展数字科技产业化的同时，也要大力支持用先进技术积极协助和扶持传统产业发展，这是加快产业转型的应有思路。这个思路在发展中国家、在亚洲区域尤为重要。亚洲国家和地区大多都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传统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支柱。没有太多单纯的高科技，只有大量传统产业的科技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环境、不同人群，需要有不同的产业结构、有不同的服务模式。即便在发达国家，传统经济模式也是有生命力和特色的，不能够完全否认和替代。传统产业和数字产业也并非是矛盾的，如区块链原理去中心化并非完全否定传统产业，而是要改变传统产业的组织方式。深化全球金融合作，既要促进数字产业发展，又要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四）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
全球金融改革和创新，越来越成为推动国际经济金融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国际经济金融运行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行业健康发展和稳健监管面临新的挑战[6]。新的金融形态层出不穷，为社会经济提供新的服务，也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金融创新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没有创新就无法满足多样化的社会经济需求，就不可能实现人类文明发展。同时，金融创新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科学评估和一定的界限。因为事物发展都有两面，金融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事物蕴含无穷玄机，创新贵在师法万物，在变化中追求平衡。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防范因采用金融创新模式而可能产生的风险，支持金融体系完整性和稳定性措施和能力建设，促进更公平的市场竞争，鼓励创新体现前沿科技探索与传统技艺发掘的有机统一，反映科学探索精神与社会健康道德的理性结合。监管是为创新服务的，监管得妥当与否，就看创新的气氛活跃不活跃。这是一门高超的艺术，是保护和发挥创新与监管互为促进作用的艺术。既要管得住，又要保护创新活动。
（五）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方面，实体经济是第一位的，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实体经济有反作用。从历史看，虚拟经济发展程度不断提升，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升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都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抗击新冠疫情需要及时增加资金，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必须把握“度”。一些发达国家实行超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很可能超越了适“度”的范围，国际金融市场严重违背实体经济，通胀和资产泡沫令人堪忧，债务风险加速累积，有可能造成新的一轮全球金融危机[7]，这点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惕。经济主体都有责任正确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统筹规划、协调行动、规范发展，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保持资本支配力与产业支配力平衡，使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相互促进、健康发展（如图3所示）。
（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
国际合作关系深深地带有不同文化的烙印，中美争端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由于文化不同，思维方式不同，行事风格肯定不同。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公司，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一下子改变东西方文化差异，但在差异中，必定存在着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新中国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既是中国党和人民发挥自身优势艰苦奋斗的结果，也和其他发达国家崛起一样，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中美双方对双边关系中出现的问题，都应该抱着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互信互动，在交流中互相尊重，在互鉴中共同进步，在平衡中共同受益，体现人类的智慧，促进文明的发展。当前特别需要求同存异，分类释疑，共同规划构建经贸关系共赢格局;正确定位，利益互换，共同促进全球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强交流，换位思考，共同推进全球深度现代化;包容互鉴，相互理解，共同维护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上述关系涉及一些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从目前态势看，存在一些严重不协调现象，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如表2所示）。
三、坚持系统观念妥善处理国际复杂矛盾
系统观念是联系的全面的整体观念。观念引领行动。在人类命运越来越密切相关的今天，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发展的时代，系统观念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基本观念。妥善处理国际复杂矛盾关系，防范全球社会经济系统性风险，需要始终坚持系统观念，从整体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正确把握以下六方面要义和原则（如表3所示）。
坚持互助互信，促进全球金融合作共赢。平等相待，开放包容，相互借鉴，共克时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共同维护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先义后利，建立长期的信用关系;坚持多予少取，建立真诚的信用关系;坚持资源互换，建立互助的信用关系;坚持优势互补，建立共赢的信用关系;坚持信达天下，促进国际社会良性竞争合作发展。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共同规划打造持续稳定的亚洲金融、合作的亚洲金融、健康的亚洲金融、发展的亚洲金融。这是立足亚洲的全球金融合作的出发点。
坚持守正创新，促进全球产业调整转型。恪守正道，勇于创新，服务实体。不论是互联网金融还是数字金融，以及层出不穷的各种金融新业态，其本质都是金融，都是金融创新的表现形式，都必须加强风险防范，都应遵循金融规律，以健康良好的信用为基础[8]，以服務实体经济为要义，支持建立和完善区域性、全球性产业链和服务体系，支持全球深入釆用数字技术，创新驱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促进包容、有效与高效的技术援助和利用，统筹兼顾、均衡发展。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着力点。
坚持普惠金融，促进全球减贫。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负担的成本为小微企业、农户、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等特殊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为实现全球消除贫困这个人类共同理想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国大力推行普惠金融等举措，对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发挥了重要作用[9]。中国扶贫精神和成功经验是全球的共同财富，对促进联合国千年减贫目标有积极意义。全球消灭贫困的任务仍然很艰巨，金融业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加强交流，开发有效的普惠金融模式，合力减贫，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特色经济，助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早消除绝对贫困。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重点。
坚持信用建设，促进全球资本市场安全发展。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构建符合全球特点的债务信用和股权信用体系，完善区域金融和全球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应用数字技术加快建立先进的征信系统等基础设施，加强大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协调，大力普及信用知识和新金融知识，让网络金融和数字金融对公众更加透明和可预测，提高风险预见、预判和处置能力，提高金融监管透明度，既支持发展，又管控风险。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关键点。
坚持绿色金融，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健康发展。遵循生态平衡规律要求，发挥绿色金融功能作用，大力支持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节约资源的经济活动，加强对生态、经济和社会系统运行与结构的连接、反映、配置和控制，构筑绿色金融发展新格局，助力深化绿色金融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广绿色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实践，支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促进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为绿色经济、生态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和社会结构秩序稳定贡献金融力量。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基本点。
坚持开发性金融攻坚克难，促进全球平衡发展。在经济社会和市场建设中发挥先锋先导作用，在中长期发展的薄弱领域、重大环节、关键时刻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开发性金融坚持市场运作、创新金融模式实现国家和地区发展目标，逆市托于市、顺市隐于市[10]，承担商业性银行和一般政策性金融机构做不了的任务，为政府和市场排忧解难，支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全球金融合作的创新点。
四、从生态系统视角认识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国际矛盾关系需要解决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问题，需要有一个好的视角和方法来认识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家园。2020年，全球遭遇新冠疫情大流行，这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全球面临的最大整体威胁。在社会、经济、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和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在人类社会各种矛盾、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些更好的视角、更有效的机制，来调节人类社会生态系统，解决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这里尝试提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这就是人类生态系统视角。
（一）人类生态系统视角
所谓人类生态系统视角，就是应用系统科学原理[11]和现代生态学原理[12]，研究人类及其活动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生态系统视角，或者说社会生态学原理，就是要揭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系统与全球物质—能量平衡运动的规律，研究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作用，设计应对各种失衡因素可能给社会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造成影响的控制机制，提出社会生态恢复和维护正常社会生态的宏观与微观措施，强调社会生态规律对人类活动的指导作用，要求人类社会综合系统协调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
近代社会以来，社会科学受自然科学深刻影响。18世纪，亚当·斯密等人借鉴牛顿“三大定律”认为，我们的整个宇宙受万有引力定律的统治，我们的整个市场同样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控制。市场供求关系一直处于互动之中，并互相调整，自我管理。如果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长，卖家则会相应地提高价格;一旦价格过高，需求就会下降，卖家调低价格以刺激需求。
自然生态系统主宰人类社会生态。19世纪，能量守恒定律主宰所有经济活动。按照能量守恒定律，宇宙的力量是守恒的。它只能从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能量的转换也是有方向的，总是由可利用转向不可利用，从一个集中、有秩序的形态转变成分散和紊乱的形态。一块煤在燃烧过程中，这块煤所蕴含的能量并没有消失，相反，它被转化为二氧化碳、二氧化硫和其他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尽管能量仍然存在，但我们尚无能力将分散在大气层中的能量重新还原成煤的形态并加以利用。那些不可利用的能量有一个术语“熵”。然而，经济活动只是从环境借用低熵的能源并将其转化成为暂时性、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在转换的过程中，散发到环境中的能量要比生产出的产品和服务大得多。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都是不均衡的热力学系统，每个生物存在的状态都是不均衡的，需要连续地从环境中摄入能量，同时向环境排放那些不可利用的东西（使环境中的总熵不断增加）。生命和死亡是热力学流动的过程。为了维持生命，人体需要摄取食物，这是一个持续地向体内摄入能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体不断消耗能量，同时不断排放不可利用的能量，使熵不断增加。如果停止摄入或由于疾病等原因，人体无法正确地处理所摄入的能量，就会死亡。一旦死亡，身体很快就会分解，变成自然界的一部分。生物进展过程中，只有10%—20%的能量被真正摄入，80%—90%的能量被浪费了，或以其他形式散失到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的自然生态系统。
从自然生态系统到我们社会经济系统，经济活动只是从自然资源和物质储备处借用能量，而不是凭空生产。基于牛顿定律：空间是一个装满等待开发的有用资源的容器，时间是一个可用来加速生产过程、创造无限经济财富的工具。人类劳动则是作用于空间内广泛分布的资源之上的外部力量，利用科学技术尽可能高效地转变为生产效用。然而，每个文明都在不可避免地从自然界中摄取更多的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尽管是以地球竭泽而渔为代价。近代经济学家所描述的经济活动“负外部性”[13]，并沒有深入考虑生产交换对第三方、整个社会、环境和子孙后代的影响。如果这种借贷的速度远大于生物圈循环废弃物和补充储存的速度，熵的积累将最终导致任何过度摄取自然资源的经济体制的灭亡。社会机制看不见的力量，将世界过度分为“你的”“我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现实，必将加速这种经济体制的灭亡。
因此，人类需要考虑重新回到所居住的生态共同体，模仿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学关系建立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这是关键性的第一步。
（二）人类生态系统视角下的发展观
在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中，新型经济模式分散、合作的本质使人们不得不对于市场经济私有财产的概念重新进行定义;传统的财产观念——鼓励获取物质财富和独占、排他的权利，有可能被全新的通过社交网络同他人分享经验的财富观念所取代;金融资产将被社会资产所代替;国家财富将不单是通过国家收入来衡量，而是可用人类生态指数来衡量。在一个合作、共生世界，互联网正在将生态圈变成新的政治地界。
国际社会有识之士一直探索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探索自然生态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意识到必须全面地看待人类在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协调人类社会各族类之间、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促进全球经济、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亨利·基辛格博士和美国一些学者曾采用现代生态学领域“共同进化”的概念[14]，来解释美国和中国关系框架，他认为，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中美两国应该做出“共同进化”的努力，求同存异，在尽可能多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
实际上，现代生态学已经进入人们日常生活，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智能手机等日常工具，部分应用了现代生态学原理。一些有识之士和国际组织从人类生态系统视角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实际问题，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20世纪70年代，Harwick比较早地提出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一定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约，可以在一个具体的区域上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1964—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国际生物学研究计划”（International Biological Program，IBP）;1986年，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c Unions，ICSU）在IBP等基础上发起并组织了重大国际科学计划“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1990年，国际社会科学联盟理事会（International Geosphere and Biosphere Program， IGBP）发起“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物因素计划”（Internation Human Dimensions Program on Global Envirnment Change，PHDP）;2005年3月30日，联合国在北京、伦敦、华盛顿、东京等全球八大城市同步发布《千年生态系统评估综合报告》（The Milliennum Ecosystemns Assessment，MA）;2006年，总共有188个国家批准《生物多样性公约》;近些年还出现一些科普性读物，如《生态系统的特性》（上帝的设计）（Properties of Ecosystems，Gods Design）。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各国各地区的高度关注。现代生态学，正在突破单纯的学术园地，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投入到社会实践及经济建设中，指导人类正确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现代生态学渗透到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形成社会生态学，指导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正确考虑社会心理、历史背景、发展愿景对各层次、各方面关系的影响，成为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系的桥梁，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都是生态学的构成因素，有很多相同的性质和特点，社会群体、宗族网络、个人联系，均存在生物链的相互影响。由于人类是生物当中最高级的生命，具有其他生命无法具备的高级灵性，因而人类社会间的生物链又更加的复杂。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应用现代生态学的视角和工具以及网络信息影响模型，构造和谐的21世纪国际社会环境，创建新时代合作发展的社会情景。
（三）生态平衡要求发展平衡
从生态政治看，社会生态的安全问题、发展问题都是平衡问题。平衡问题都是有手段和办法解决的，但旧的平衡问题解决了，一定会出现新的平衡问题。如果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态环境长期处于受破坏和威胁的状态，人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如果人类发展所需要的系统平衡必要条件在根本上得不到保障，人类就不可能有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多样性不光是自然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多样性，对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至关重要。我们不但要关注和保护自然界的生态环境、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还要关注和保护社会生态环境、社会生态系统、社会生态多样性，也就是要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系统的安全和发展问题。
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巨复杂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的安全和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随环境和社会结构、功能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类社会的安全和发展，往往具有全局性，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得不到保障，必然对区域、对全局都会有影响;人类可以通过整治和创新，采取措施减轻或消除环境灾难，避免群体极化和群体盲思（过于谨慎、过于冒险、缺乏个性），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功能，变不安全、不可持续发展为安全、可持续发展。人类安全发展由众多因素构成，不同因素对人类安全发展的满足程度不同，人类可以发挥主动性和能动性，系统集成各种因素，开发培育新的生态因子，改善人类生活、生存和发展条件，支持人类可持续发展;人类还可以改变或规范自己的和相互之间的行为模式，发掘人类社会系统的潜能，降低安全发展所需要的成本，管控各种不确定风险，为人类和平竞争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新冠疫情为世界敲响了警钟，我们应该发展一套更具可持续的未来架构。新冠疫情之后，我们需要更快更好地重建我们的社会。在应对自然气候变化给自然生态环境带来挑战的同时，还要积极应对国际政治气候变化为社会生态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传统的“大同社会”世界观在新时代的升华，也是国际社会“地球村”理念在新时代的深化。人类本身有共同的基因，有共同维护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共同构成人类社会生态。随着科学技术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更加牢固内嵌于不断深化的全球化进程之中，全球社会经济越来越呈现水乳交融、牵一发而动全身。人类置身于自然生态之中，与自然环境有机关联，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人类又置身于社会生态之中，与社会环境有机关联，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样有重要的影响。人类健康发展，既要考虑自然生态的平衡，还要考虑社会生态的平衡，生态平衡决定人类命运。
可以说：传统的生存发展模式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模式，忽视了他人、忽视了环境、忽视了自然，以生态系统为视角的新的生存发展模式则是将他人、环境、自然综合集合的模式。传统科学将自然视为现象，以生态学为重要特征的新科学则将自然视为关系的集合。在生态系统视角下，生态文明，包括社会生态文明，不仅是一种态度，一种对自然的应有尊重和对社会的应有责任，而且是一種智慧，是对未来的正确选择。
五、加强系统机制创新促进全球金融合作行稳致远
当前，全球金融合作需要把系统机制创新作为突破口，加快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全球健康发展的融资融智体系，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科学谋划人类生态社会发展途径，积极探索全球交易新媒介，加强全球互联互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一）创新融资模式支持全球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新基建
进一步完善全球防疫政策协调机制和疫情防控交流机制，推动全球公共卫生健康体系和应急机制建设，创建公共卫生大数据国际中心，建立应急医疗物资储备库，重点支持区域防疫物资储备中心建设和卫生健康产业发展;创新经济金融风险管理机制和方法;提高国际金融机构对发生金融危机的救助能力，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督促国际金融机构进一步提高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地位和话语权[7];构建更加开放、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15];建立全球信用评级工具，培育区域债券市场，探讨发行区域中小企业债券;完善亚洲区域金融风险联合防范体系，建立与RCEP匹配的区域金融服务系统，探讨跨境多元货币便利支付结算制度，推进亚洲区域金融一体化;积极开发存量资产证券化，化风险为效益;改进央行货币功能，探讨央行注入资本解决经济运行杠杆率过高及企业经营遇到的各种问题[16];创新金融论坛工作机制，深入推动全球金融智库建设，为增强国际社会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服务，加强金融机构交流合作，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NGO）作用，加强民间交流沟通合作。
（二）事权与责任配套筹建联合国民生基金
可考虑将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职责系统分为两类排序：一类是纯粹的教科文卫环保事项，按事项紧迫性和所涉费用规模排序，在一定规模范围的事项，可不必通过联合国理事会讨论授权，而完全由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民生基金资助下决定组织实施。另一类是国际政治军事安全事项，涉及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争端，则仍然按目前做法，由联合国安理会能否通过“授权”而定。同时，通过市场方式增强联合国民生基金的筹资渠道。一是由各国各地区政府代收部分碳排放税充实基金。二是设立全球发展税或数字税，主要由一定规模的跨国公司直接向联合国民生基金缴纳。三是鼓励国家、地区、公司、个人捐款。通过这些办法，可能有助于加强联合国秘书长实权，从而使联合国的事权与责任达到一定的平衡，改善全球治理能力。这种设计和考虑，基于并遵循事物平衡运动规律[17]。
（三）科学谋划人类生态社会发展途径
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人类“群居、协作、共命运”的本能要求，我们要保护好这种本能;人类的自我性决定人的“个性、竞争、鹤立鸡群”的挑战意识，我们需要正确引导这种意识，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人类社会文明发展一直存在“天下大同”观。基督教《圣经》、伊斯兰教《古兰经》、佛教《金刚经》、道教《道德经》以及儒家的人生观，都在不同角度反映了人类共生共存的普世价值;孙中山“天下为公”，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也都包含有天下大同、人类共命运的思想内涵。新时代，全球化全面深入发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有新的认识和新的要求，不满足于一般的认识，而必须有系统的理论;不仅注重于外部的推动力量，而且注重于内在的成长机制和发展途径。也就是说，维护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相应的理论体系、治理结构、发展模式、市场机制。社会是一个具有平衡性的系统。社会生态平衡理论应是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理论，平衡世界、平衡发展、平衡市场应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建、新模式、新机制。社会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受平衡规律作用[12]。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因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多样性，需要遵从自然平衡法则，建立符合社会生态规律的国际关系。在国际治理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南南合作和南北平衡的要求;在发展模式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市场和政府的有机互动;在市场机制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深度国际化的交易途径。这种维护和构建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需要深入研究，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全球互动。当前，需要把积极探讨外在力量和内在机制相结合的更高层级的区域合作，以及国际化的股权投资途径作为重点。既解决当前急迫的问题，又为深化合作创造经验。
（四）积极探索全球交易新媒介
深化全球合作不但要有新的治理机制、新的合作途径，还应有新的市场交易媒介。各国各地区之间产品与劳务的流动总是通过为资本投资筹资的国际通货流动来匹配的[18]。以一个国家信用为基础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适应新形势发展，任何国家信用都是如此。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具有分布式记账、透明公开等特点，有助于确保行业数据格式、合约规则的标准化，提高信息透明度，为数字货币的产生和应用创造条件，但数字货币是一种虚拟经济，很容易脱离实体经济，仍然且只能作为信用货币的补充。因此，数字货币不应是新的国际通货选择考虑的方向。那么什么是比较好的选择方向？我们可先从解决比较急切的国际股权投资资本金着手，探讨一种与实体经济为依托的国际股权货币。这种股权货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内容为标的，也就是以人类共同依赖生存的地球上的财富、规划、潜力为标的而特殊设计的具有补充基础货币功能和补充政府债券作用的金融制度。人类具有“共命运”本能，能够共同创造财富，这是人类相互信任的基础;人类能够总结经验、规划长远，这是人类具有信心的源泉;人类共同维护、共同开发、共同享用地球资源，孕育无穷潜力，这是人类创造信用的条件。这里特别提出和强调“规划”，是因为“规划”实际上是调动土地及其他资源、获得各种资源增值的途径。通过金融创新手段，探讨把这种“信任、信心、信用”，即人类命运共同体“财富、规划、潜力”这些内在价值证券化，形成国际股权货币，不失为一种创新发展思路。国际股权货币也可视为一种“零风险资本证券”、一种与货币和国债等级相同的政府股权类融资工具[19]。首先在实物市场发生作用，股权投资越多，收入越多，就业越多，促进全球经济发展。
（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保障，维系全球经济安全，支持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系统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联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EMIS），主要涉及支付系统、中央证券存款、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数关系、交易数据库六个方面，对金融基础设施提出24条原则，包括法律基础、治理结构、市场数据披露等，在总结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制度框架。根据形势发展，很有必要进一步充实这套制度框架的内容。一是积极构建全球算力中心，降低社会信息化成本，有效保障金融基础设施服务的可靠性，快速满足金融基础设施应用规模上升和用户高速增长的需求。二是规范建设全球金融新业态标准和业务流程，规划统一的技术平台和综合治理体系，建设统一的客户账户管理体系、登记体系、托管结算体系等，围绕金融产品发行、登记、托管、清结算、公司行为、资金管理、担保品管理以及数据信息服務等重要业务领域，为发行人和投资人提供标准化、可配置的基础服务。三是积极探索多元证券托管机构互联机制，丰富国际投资者入市渠道，平衡安全与效率，优化开放路径，提升合作效率。比如，继续推动中国与俄罗斯、韩国等亚信国家启动的中央托管机构跨境互联工作，深化中央结算公司与俄罗斯国家结算托管所（NSD）、韩国证券托管公司（KSD）的意向合作。四是务实构建全球或区域性区块链债券发行结算体系。考虑到区块链技术仍面临性能、安全、标准、合规等多方面挑战，亚信国家应务实推进，立足长远，稳妥利用区块链技术，深度服务实体经济。可借鉴欧洲金融机构选取在债券发行环节、结算环节应用区块链技术，以提高发行和结算的透明度;还可借鉴中国债券市场交易平台和参与机构，稳步尝试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生命周期业务场景，包括发审环节、债权融资计划、股权交易等，以扩大规模、降低风险及成本。五是积极建立全球绿色债券评估标准体系。随着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推进，全球正在迎来全面低碳变革。亚信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绿色发展中应承担与发达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建立符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绿色评价体系。
总之，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20]，加强全球金融合作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支持全球经济复苏和社会发展，为全球健康发展做出贡献。这是自然要求的、主动作为的、必定要发生的社会经济规律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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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淑丽）
*收稿日期：2021-03-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中国和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创新研究”（18VDL006）
*作者简介：邹力行（1958-），男，江西抚州人，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国际金融、技术经济和农村问题等方面的研究。 E-mail：zlixingy@outlo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