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乎者也”可以说是古代文言书面语的标志性词汇，也成为斯文典雅的象征。所以古人写文章，“之乎者也”用得多，文章就“雅”，作者也受人敬重；若“之乎者也”用得少甚至不用，文章成了大白话，就只能归入“通俗”之列了。但矛盾的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在古代小说戏曲中，“之乎者也”又是酸腐文人的一个符号，作者总是采取揶揄的态度，百般嘲笑讽刺。此种笔法大约起自金元戏曲。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元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日’，早该豁口截舌。”鲁迅先生写的孔乙己身上就有这个符号，作为唯一身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他不时要冒出一句：“多乎哉？不多也！”直惹得周围看热闹的孩子们哄笑着跑开去。
　　明人赵南星《笑赞》中有两则笑话，形象说明了“之乎者也”有時甚至会误事：“一秀才买柴，日：‘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因‘过来’二字明白，担到面前。问日：‘其价几何？’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秀才曰：‘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荷柴而去。”秀才说了三句话，头一句话五个字，卖柴者只听懂了“过来”。第二句四个字，只听懂了一个“价”字。最后一句话，一个也没听懂。所以，最后秀才柴也没买成。作者最后总结道：“秀才们咬文嚼字，干的甚事！读书误人如此！”而且顺便又举一例：“有一官府下乡，问父老曰：‘近来黎庶何如？’父老曰：‘今年梨树好，只是虫吃了些。’就是这买柴的秀才。”老农把官老爷口中的“黎庶”听成了“梨树”，结果所答非所问，令人啼笑皆非。问题出在哪里？赵南星的总结是“读书误人如此”。其实，准确说来不完全是“读书”的错，错在读了书反而变得不明事理，不懂得与老百姓交流只能用口语，“之乎者也”这类书面语词汇在口语中行不通，而且还会招来大家的嘲讽，就像孔乙己遭遇的一样。只要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卖柴人听懂的都是口语词，听不懂的多是“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虚词。
　　古代这种迂腐的文人并不少见，包括一些“高级文人”。据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年间河北发大水，宋仁宗颇为忧虑，马上召来地方使臣询问情况。仁宗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日：“如丧考妣。”仁宗听后十分不满，连话也不回，退朝后就下了一道圣旨贴在宫门上：“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所谓“直说”就是要用口语奏事，不得引经据典，搬用书面上的东西。这位使臣以为向皇帝汇报就应该斯文些，所以回答的两句都是《尚书》里现成的话。如果大臣写奏文，引用经典不但不是缺点，说不定还会得到赏识。但皇帝以口语问话，大臣居然引用《尚书》，这种炫耀的心态且不论，皇帝瞬间也很难理解，故才用“默然”回应。其实仁宗还算给了这位大臣面子，宋初宰相赵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宋太祖打算扩充京城的外城，亲自视察规划，走到朱雀门，见城门上写着“朱雀之门”四字，于是指着匾额问身旁的赵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着‘之’字安用？”赵普回答说：“语助。”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以鄙夷的口吻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当面给了他一个难堪。宋太祖话说得虽然难听，但由此倒可以肯定，唐宋人的口语中并无“之乎者也”。如果宋太祖自己天天说“之乎者也”，却讥讽“之乎者也有什么用”，岂非笑话！正因为当时口语中就叫朱雀门，所以他才对门额上多了个“之”字感到困惑。赵普的回答其实也不错，只是他看到皇帝对“之乎者也”的不屑态度，哪里还敢再讲什么叫“语助”，也只能“默然”而已。
　　（常朔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