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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家书已从大学生的生活中退出。
“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勿念！”这是某大学英语系一位同学将要寄给父母的一封信。信里还说：“信、钱均已收到，别无他事，下个月寄棉衣来。二老多保重身体。”
某大学生物系一位女生这样介绍经验：事先买好一打明信片，全部贴好邮票，填好地址、姓名，隔一段时间往信筒丢一张，或催款、催物，或报平安。
去年年底，石家庄某食品厂厂长因患胃溃疡住院，为了不影响在广州上大学的独生子的学业，嘱咐妻子别告诉儿子。但他爱人还是偷偷写了封信，希望儿子能写信安慰一下病床上的父亲。几天后，这位母亲收到了儿子的回信，信中除了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医治胃溃疡的偏方外，竟然只有“速寄300元寒假回家路费”一句话。这位母亲黯然神伤，最终也没敢把这件事告诉丈夫。
一份统计资料说，大学生所写的家书71%不足300字。某高校中文系对大三学生的一则调查表明，三个月没写家书的占37%，半年没写的占13%。
便利的通讯设备能替代丰富的情感吗
林静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从17岁离家读书，父母就给她立下一条规矩，至少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尤其是对抚养她长大的姥姥必须单写一页。那时家里没装电话，林静一直做得令父母很满意。父母写信夸她的写作水平有了长进，还很感叹年轻人敏锐的思想，称自己在与林静的交流中也得益不少。后来家里装了电话，开始林静还有节制地打电话，断断续续给家里写信，日子一长，觉得电话真是方便，于是就废了那支笔，在电话里海阔天空地唠起来。
对此，林父感到遗憾：当初装电话只想与孩子联系方便些，但时间长了，却觉得与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电话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但却隔膜了心灵与思想的距离；有时给孩子写封信，孩子只打电话说“收到”了事，一年多了，没有见到孩子的只字片纸，有时见到孩子竟有一种陌生感。
晓丹曾是系里的明星人物，不仅因为她聪明活泼特别会玩儿，还因为她父亲是南方一座城市里负责经济工作的实权人物。父亲每次出差来看晓丹，都带给她漂亮的时装和各种新奇玩意儿。大三时，父亲还替她办好了商务出国手续，只等毕业，就飞往巴黎。然而就在晓丹大四那年，父亲被告经济犯罪判刑入狱，从未经历过风雨的晓丹那段日子几乎精神崩溃。后来虽然经过亲友四处奔走，父亲的案子重审宣告无罪，父亲却从此断了仕途，提前退休在家。晓丹仿佛在几个月间忽然长大了，她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研究生，并开始给消沉的父亲每周一封地写信。
“以前我和爸爸从来没写过信，现在我们写得很长。在信里我们能谈许多问题，许多以前想也不会想的东西，现在谈得很深，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爸爸把我的信装订起来，常和妈妈拿出来读好几遍，我收到爸爸的回信也是这样。我们有时也打打电话，但是写信的感觉、所谈的内容都是电话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境况大不如前，但一家人彼此靠近，相互支撑，这样也很好。”晓丹说话时平静坚韧的表情，让你想象不出她过去曾是一个娇小姐。
写家书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小节
“家书抵万金”，在家长的眼里，子女的家书何止“万金”？！有调查表明，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最渴望读到远方游子的来信。
李老师的独生子明明在南京大学读书，在全系五十多位老师的孩子中，明明是惟一一个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为此，李老师一度很自豪。明明半月一封的家书，李老师总要戴上花镜在办公室反复看好几遍，再郑重带回家让老伴看。一年后，明明的来信渐渐少了，只偶尔打个电话。到大三后，甚至一学期也见不到一封信，李老师打开自己的信箱总是失望，老伴吃饭时总念叨着明明怎么还不来信。李老师觉得自己和老伴的生活中少了一种生气。
直到有一天，明明突然把电话打到办公室，说寒假不回家了。要在南京打工，要家里给寄1000元以备度日之需。接完电话，李老师的脸色很难看。回家说给老伴听，老伴流泪了，说明明怎么一点也不心疼父母，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寒假一天也不回来，过年该多冷清啊。后来同在南京上学的同事的孩子回来了，说明明谈了朋友，寒假要到桂林旅游。李老师听到同事议论：现在就这样，真正娶媳妇成家了又该怎样呢？李老师觉得为儿子辛苦了一辈子积攒起来的那种叫希望的东西似乎正在一点点破灭。李老师后来在给儿子的一封长信中干脆直说了：对父母尚且不体恤，又如何更好地爱别人呢？生活上连一些基本的伦理都做不到，事业上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
赵老汉一生都是在太行山那个叫纪家屯的小山村度过的，对城市没有任何印象。中年才得的独子考上远在省城的大学后，赵老汉借了钱也要送儿子到省城，回去后逢人便说省城里的楼高得一眼望不到头，大街宽得可以并排走一百辆马车。他感谢儿子让他成了村上第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后来，喇叭里说有他的信，拿着儿子来的信他在街上见人就笑呵呵地打招呼，村小学的老师给他念信时他眯着眼睛直笑，念了三遍才喜滋滋地回家说给老伴听。他和老伴在当时的那种自豪下，觉得儿子入学时借的3000元债真是算不了什么。那以后，他就总是盼着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但没过多久，赵老汉拿到信后不再找老师念了，只是走东家串西家地借钱，然后再到邮局央求人帮他填给儿子的汇款单。老伴问，孩子怎么一来信就要钱啊？怎么就不问问地里的收成咋样呢？怎么也不说说他在学校咋过的呢？怎么也不问问爹娘是咋过的呢？赵老汉不说话，只是觉得手里的旱烟袋越来越沉重，只是听到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心就有些颤抖。
也许，写信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信中倾注了什么。尤其对含辛茹苦的父母而言，对儿女的付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不需要别人的暗示。但有儿女情感和心灵的家书，对他们又是多么大的慰藉啊。父母付出了情感和心灵，促成了孩子的成长。孩子离巢后的父母，更需要孩子情感和心灵的付出，来温暖他们的余生。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生动的情感和心灵，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依凭，却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部分。无论人类如何发展，都需要彼此间情感和心灵的关照与慰藉。因此对生活日益“现代化”起来的学子们来说，写家书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小节。
“爸爸、妈妈，我一切都好，勿念！”这是某大学英语系一位同学将要寄给父母的一封信。信里还说：“信、钱均已收到，别无他事，下个月寄棉衣来。二老多保重身体。”
某大学生物系一位女生这样介绍经验：事先买好一打明信片，全部贴好邮票，填好地址、姓名，隔一段时间往信筒丢一张，或催款、催物，或报平安。
去年年底，石家庄某食品厂厂长因患胃溃疡住院，为了不影响在广州上大学的独生子的学业，嘱咐妻子别告诉儿子。但他爱人还是偷偷写了封信，希望儿子能写信安慰一下病床上的父亲。几天后，这位母亲收到了儿子的回信，信中除了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医治胃溃疡的偏方外，竟然只有“速寄300元寒假回家路费”一句话。这位母亲黯然神伤，最终也没敢把这件事告诉丈夫。
一份统计资料说，大学生所写的家书71%不足300字。某高校中文系对大三学生的一则调查表明，三个月没写家书的占37%，半年没写的占13%。
便利的通讯设备能替代丰富的情感吗
林静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从17岁离家读书，父母就给她立下一条规矩，至少每月给家里写一封信，尤其是对抚养她长大的姥姥必须单写一页。那时家里没装电话，林静一直做得令父母很满意。父母写信夸她的写作水平有了长进，还很感叹年轻人敏锐的思想，称自己在与林静的交流中也得益不少。后来家里装了电话，开始林静还有节制地打电话，断断续续给家里写信，日子一长，觉得电话真是方便，于是就废了那支笔，在电话里海阔天空地唠起来。
对此，林父感到遗憾：当初装电话只想与孩子联系方便些，但时间长了，却觉得与孩子的距离越来越远；电话缩短了空间的距离，但却隔膜了心灵与思想的距离；有时给孩子写封信，孩子只打电话说“收到”了事，一年多了，没有见到孩子的只字片纸，有时见到孩子竟有一种陌生感。
晓丹曾是系里的明星人物，不仅因为她聪明活泼特别会玩儿，还因为她父亲是南方一座城市里负责经济工作的实权人物。父亲每次出差来看晓丹，都带给她漂亮的时装和各种新奇玩意儿。大三时，父亲还替她办好了商务出国手续，只等毕业，就飞往巴黎。然而就在晓丹大四那年，父亲被告经济犯罪判刑入狱，从未经历过风雨的晓丹那段日子几乎精神崩溃。后来虽然经过亲友四处奔走，父亲的案子重审宣告无罪，父亲却从此断了仕途，提前退休在家。晓丹仿佛在几个月间忽然长大了，她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研究生，并开始给消沉的父亲每周一封地写信。
“以前我和爸爸从来没写过信，现在我们写得很长。在信里我们能谈许多问题，许多以前想也不会想的东西，现在谈得很深，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爸爸把我的信装订起来，常和妈妈拿出来读好几遍，我收到爸爸的回信也是这样。我们有时也打打电话，但是写信的感觉、所谈的内容都是电话无法替代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境况大不如前，但一家人彼此靠近，相互支撑，这样也很好。”晓丹说话时平静坚韧的表情，让你想象不出她过去曾是一个娇小姐。
写家书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小节
“家书抵万金”，在家长的眼里，子女的家书何止“万金”？！有调查表明，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最渴望读到远方游子的来信。
李老师的独生子明明在南京大学读书，在全系五十多位老师的孩子中，明明是惟一一个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的，为此，李老师一度很自豪。明明半月一封的家书，李老师总要戴上花镜在办公室反复看好几遍，再郑重带回家让老伴看。一年后，明明的来信渐渐少了，只偶尔打个电话。到大三后，甚至一学期也见不到一封信，李老师打开自己的信箱总是失望，老伴吃饭时总念叨着明明怎么还不来信。李老师觉得自己和老伴的生活中少了一种生气。
直到有一天，明明突然把电话打到办公室，说寒假不回家了。要在南京打工，要家里给寄1000元以备度日之需。接完电话，李老师的脸色很难看。回家说给老伴听，老伴流泪了，说明明怎么一点也不心疼父母，家里就他一个孩子，寒假一天也不回来，过年该多冷清啊。后来同在南京上学的同事的孩子回来了，说明明谈了朋友，寒假要到桂林旅游。李老师听到同事议论：现在就这样，真正娶媳妇成家了又该怎样呢？李老师觉得为儿子辛苦了一辈子积攒起来的那种叫希望的东西似乎正在一点点破灭。李老师后来在给儿子的一封长信中干脆直说了：对父母尚且不体恤，又如何更好地爱别人呢？生活上连一些基本的伦理都做不到，事业上又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
赵老汉一生都是在太行山那个叫纪家屯的小山村度过的，对城市没有任何印象。中年才得的独子考上远在省城的大学后，赵老汉借了钱也要送儿子到省城，回去后逢人便说省城里的楼高得一眼望不到头，大街宽得可以并排走一百辆马车。他感谢儿子让他成了村上第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后来，喇叭里说有他的信，拿着儿子来的信他在街上见人就笑呵呵地打招呼，村小学的老师给他念信时他眯着眼睛直笑，念了三遍才喜滋滋地回家说给老伴听。他和老伴在当时的那种自豪下，觉得儿子入学时借的3000元债真是算不了什么。那以后，他就总是盼着喇叭里喊他的名字。但没过多久，赵老汉拿到信后不再找老师念了，只是走东家串西家地借钱，然后再到邮局央求人帮他填给儿子的汇款单。老伴问，孩子怎么一来信就要钱啊？怎么就不问问地里的收成咋样呢？怎么也不说说他在学校咋过的呢？怎么也不问问爹娘是咋过的呢？赵老汉不说话，只是觉得手里的旱烟袋越来越沉重，只是听到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心就有些颤抖。
也许，写信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信中倾注了什么。尤其对含辛茹苦的父母而言，对儿女的付出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职责，不需要别人的暗示。但有儿女情感和心灵的家书，对他们又是多么大的慰藉啊。父母付出了情感和心灵，促成了孩子的成长。孩子离巢后的父母，更需要孩子情感和心灵的付出，来温暖他们的余生。对我们所有的人而言，生动的情感和心灵，不是我们生活的全部依凭，却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部分。无论人类如何发展，都需要彼此间情感和心灵的关照与慰藉。因此对生活日益“现代化”起来的学子们来说，写家书也许不仅仅是一个生活小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