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是古代汉语书面语言，白话文则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为了进行改革以御外侮，文言文作为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受到冲击。但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已不再是“改造国民性”，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也不再是落后与先进的关系。
　　包括此次教材大换血在内，自白话文兴起的百余年来，语文教材已经经历了七次大变，每一次的改变无不围绕古诗文的占比拿捏，除去不同阶段的时代背景，可以說，走到今天，语文教材该怎么编的主要争议，在于如何看待古诗文在语文学习中的重要性。
　　即便在当前新教本变动大局已定的当下，仍有人对文言文占比的大幅提高颇有微词。在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看来，古诗文的表述方式和所涉内容大多脱离现实生活，一来实用性不强，二来佶屈聱牙，既不利于老师向低龄段学生的教学传授，也可能影响学生自如地表达主张。
　　以教学实用主义而言，这些说法自有道理。然而，实用层面的合情合理不过将语文学习放在了“掌握一门语言”的特定语境之下。在许多教学者眼里，语文或许是一门应试课程，在大多日常使用者眼里，语文或许也可以是一种生存的言语技能，可之于国家，语文教育是国民教育，也是文化教育。
　　语文之所以时而被称为“国文”，在于其对文化的继承。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古诗词就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之一。古诗文在语文教材中的地位，一如英国语文教材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日本语文教材中的俳句。它们犹如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连接着一个民族的过去，经由这条记录在册的“时间之河”，我们各自摸索着民族发展、走向未来的道路。以“部编本”改革为契机，大幅提升文言诗文的占比，其实是让语文教育回归“中国化”的正途。
　　知道过去、了解现在、正视将来，任何成熟的教育体系，都需要努力引导受教育者，让其融入自身的文化，找寻自己的文化时间轴。这不仅是从教学意义上让学生建立相对完整的文化谱系观，更是让一个人真正地认识并热爱民族、国家乃至世界的开端。
　　（节选自《长江日报》2017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