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是怎样被从神话中那只巴比伦魔瓶中释放出来的?它在黑暗的魔瓶中待了多久?阳光下温暖和平的生活，总是被一些坏消息所惊扰，我们从报端读到各色可怖的罪恶，某时某地，或者干脆就发生在身边。由于受到病态自我的支配，那些肇事者似乎总要实施他们的恶行，由于那些可怖的恶行唤醒了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和道德感，我们感到我们需要直面罪恶，起而保护生活。
　　最近特别引起公众关注的贵州习水县5名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件，习水县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进行了庭审，庭审于4月9日结束，在这里，政府官员、学校教师等常用词汇都转而成为“触及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底线”(当地政府主管官员语)的刺目符号，此案中的许多受害人未满十四岁。说什么“禽兽官员”、“禽兽教师”都难以表达人们复杂和愤怒的内心感受，因为禽兽的社会是有规则、有秩序的，而我们人类社会却常常充满内在的危险。每天牵着孩子的小手走入阳光之下，父母心中都会有那么一点未知的担忧与心痛，因为他们知道空气中漂浮着无形的罪恶。
　　恋童癖往往伴有攻击性，对未成年少女的性侵害往往与权力感的自我确证有关。一个人如果极度缺乏自信与自我肯定，在其幼年经验中曾感到被攻击、被扼制、被虐待，而又没能在成长中获得充分的自我疗愈，他就必定以异常的方式、甚至罪恶的方式寻求权力感的满足，在侵害行为中寻求征服感和受害人的臣服感。这是对无辜者的复仇与憎恨，这是罪恶中的罪恶。我们应该容易理解，这样的人为什么会绞尽脑汁，甚至不择手段进入权力系统，成为政府官员或者学校教师，因为他把这样的位置视为向无辜者复仇的最便捷的途径。满足阴暗的心理有多种方式，最简单和安全的方式是：他在这样的位置上至少可以经常耍耍脸色来显示威风，而对方一般都会拿他没办法。而以最刺激、最危险的方式满足其病态自我，则应该包括贵州习水县的这一案件了，性取向的变态，取决于肇事者在恶行中尝到“甜头”，然后这种变态就会很快固定化，他需要定期获取虚幻的自信和自我确定，就像个吸毒者，罪恶是写好的脚本，而他是脚本的奴隶。
　　法律判决的具体量刑，以及受害人应当做的求偿之举，都不是我们在这里需要讨论的话题。有效地抵御罪恶的肆意释放，需要我们的社会有个怎样的心灵机制?也许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抑制，不是对人性消极面的否认。曾经我们有过立志重新创造人性的轰轰烈烈的社会实践，有过“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决绝与疯狂。那些即将在习水县接受宣判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童年经验就和这轰轰烈烈的“灵魂革命”联系在一起，有意识的部分驱赶无意识的部分，就像猫追赶自己的尾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那个年代并不是纯洁的，恰恰相反，多少“男盗女娼”的欲念在封闭的魔瓶中默默酝酿发酵，只等着瓶塞打开的那一刻到来。也许后来的分裂竟根源于先前的分裂。
　　我们都是好孩子吗?其实人性的消极面是来自脆弱的身心对于不完美的人生遭际的回应与防御，它是形成于无知无识的年纪的幼稚“作品”，越是抑制与否认，越会将它埋藏在无意识的深处，难以识别，更难以解脱。此时需要的只是承认人性消极面的存在，面对问题，不等于简单的憎恨。恰克，史匹桑诺博士说：“仇恨投射在外面某样东西上，或者埋藏在我们之内而产生自我惩罚和折磨。”我们的社会不能只是以憎恨与自我憎恨的心灵机制面对人性消极面，那样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制造问题。
　　仅仅将肇事者关进监狱是不够的，它不足以使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生活在真实的安全感之中。在我们的权力系统当中，“道德的底线”应当如何维系?想想看，让那些被病态自我支配的肇事者利用公共权力系统实施对无辜者的复仇，是多么可怕!但是，简单的“学习”也不是好办法。在“德治”的劝诫之下，对“善”的标准的“学习”，可能收效甚微，我相信那些犯罪嫌疑人作为公职人员是时常“学习”的。今天的“学习”与孔夫子的时代有本质的不同，所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与集体价值的一致性要求及其内化，无法让扭曲的灵魂获得真实的整合与发展。倘若一个官员在心理上不是自主的、健康的、不易感染的和具有创造性的，他在心理上又怎能是善的?
　　我们需要严格而精确的法律执行系统，我们同时也需要一种鼓励心灵自主发展、自我疗愈、健康整合的精神文化氛围。这种精神氛围将成为巴比伦魔瓶之魔咒的真正终结者，每个人都以自我觉察和自我实现为乐，那样，别人也会受到感染，感受到同样的快乐与鼓舞。那些需要为罪恶付出代价的肇事者并不是我们内在憎恨感的“替罪羊”，在他们服刑的时候，我们在以自我的成长来祝福社会，来改变个人和群体的命运。
　　我们不都是好孩子，但我们可以拥有真实的道德感。埃·诺伊曼博士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人类社群更感兴趣的是教他们的成员无视、忽视和视若无睹的方法，而不是磨炼他们的观察能力，提高他们的警惕以及培养他们对真理的热爱。”不以宣泄愤怒的方式逃避罪恶，而以内在敏锐精微的警觉和观察力在普遍人性当中追问罪恶，是保护生活的最佳方式。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