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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内有人提倡民主参与精神，而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我国语言文字学界就一直有人在坚持民主参与精神。例如：
《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1-10）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至1989年连载），署名袁晓园、徐德江。该文的撰写缘于我国语言文字学界，长期以来充斥着“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和“拉丁字母万能论”。鲁川先生（2010）分析认为：“正是缺乏对汉语汉字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再加上灵魂深处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创伤，导致一些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产生了‘要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的想法。”（132页）他又说：“即使在‘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影响下形成的重灾区的语言文字学界，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始终坚持高瞻远瞩地研究和大声疾呼地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这些有识之士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陈寅恪先生、季羡林先生、钱伟长先生、安子介先生、袁晓园先生、徐德江先生等。其中最执著、最深入，把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因而也取得重大成果的，当首推徐德江先生。”（133页）徐先生在袁晓园、安子介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明确简约”是衡量语言的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十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分别论述了①汉语声调的优越性；②汉语意义单音节本质的高妙；③富于理性的灵活的层层组合构词；④一词多性是优点；⑤词序严格的长处；⑥汉语贵在无形态；⑦写意文字的国际性最强；⑧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⑨“方块”是宝贝；⑩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此外，就繁简字问题徐先生也曾撰写了文章，他认为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是正体字。他同意袁晓园先生所提出的“识繁写简”的意见。在长期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2009）一书，为首部用细胞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文字理论的创新性著作。能提出上述与主流相左的观点和意见，这些人的勇气和胆识着实令人钦佩，要知道，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人就因为反对用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而被打成了“右派”。时代虽然不同了，而徐德江的做法却还曾被有人说成是“干扰党的语言文字政策”。甚至有人针对徐德江而组织签名，组织批判，罗织种种罪名，施以语言暴力。有人说针对徐德江的斗争已超越了表面的学术之争，涉及了政治斗争。正因为如此，很多对于“反右”“文革”等心有余悸的人，对于这些所谓的“是是非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于在下看来，这个所谓的“徐德江现象”的确已经超越了纯学术范围，实际上也已经的确涉及了公民的表达权、人格权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同时，的确也已经涉及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如何让人民的批评真正产生实效的诸多政治问题。
建于1167年的英国牛津大学，已培养出以数十位英国首相、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杰出人才。其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表示，牛津崇尚学术论战，营造并维持“公开、自由、激烈”的学术论战氛围是学校办学精神的灵魂。汉密尔顿说：“大学的研究成果和价值观要走出教室和实验室，去影响政策的制定、增加社会财富、让知识传播得更加广泛。”（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北京日报》2011年4月25日） 在下有理由认为“去影响政策的制定”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在大学还是在民间研究机构，都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目标，作为学术研究应当产生的一个社会作用。而语言文字前沿研究当然也就不应该被看作是“干扰党的语言文字政策”，正相反，它却恰恰应该作为相关政府机构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撰文《中国民主政治新思考》，文章在大字标题的上方用黑体大字写着：“温家宝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能否解决我国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钱权交易和权力乱用等腐败问题，真正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建立科学发展型政府，这确实不仅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有效和正确，也将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可持续，并最终将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该文语萃：
○西方现代民主的经验特征就是把古典民主的公民“多数决”制度改造成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多数选”制度，并且政治权力始终在精英阶层当中转换。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要超越“多数选”，也不仅仅限于“多数决”，而且要把最广大民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作为落实和贯彻民主制度的本质。
○“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必需条件。
陈红太研究员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陈红太研究员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奥妙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这集中体现在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有“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为“集中效率优势”，二为“政治组织优势”，三为“制度创新优势”，四是“文化包容优势”。第四点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优势，既具有超越个人私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理想主义，又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日常生活中寄托理想和追求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荀子所主张的“义利并举、王霸并用”。这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理性定位，也是中国能够借鉴并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资本主义市场优势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优势的文化基础。
在下认为：这个“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包容优势”说的多么好啊！具体到当今，那就是不分朝野，各种语言文字研究都应当被尊重，而不能以为只有学院派才有资格发表意见，而在野的民间研究者统统就被视为票友，“票友”们所谈若与自己及前辈们的意见和研究成果或知识结构相左，甚至就径直斥之为学术骗子。
陈红太研究员还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关于“有效执政”，在当下我们普遍有深切体会。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各项政策深得民心。单就我们语言文字学界来说，对于语言文字学界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关领导部门采取审慎态度，妥善处理。例如，此前有部分权威专家耗费国家巨额科研经费，闭门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繁简字使用新规范条例，并想鲁莽公布施行。值得庆幸的是有关领导部门随即广泛征求意见，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多数人对其持否定态度。最终这个新条例未能在社会上实行，避免了造成新的混乱。鲁川先生尖锐地指出：制定这个新条例的人身子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头脑却还在工业化时代。关于“有序参与”，在下认为对于新提案，有关领导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群众的正确意见能够通过组织程序得到采纳，并付诸实施，真正产生实效，这就是实现了“有序参与”。已故各位前辈曾经做的，以及徐德江先生现在仍然坚持率领他的团队，做的大量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族发展的大事，诸如：发起成立“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在北京社科联、社团办的领导下开展各项研究活动；刊行《汉字文化》杂志，进行学术展示；组织“语言文字大论坛”，为同行们就热点问题充分讨论、激烈交锋搭建平台；著书立说，正式出版多种语言文字学术著作，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有序参与”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原因，徐德江及其团队在重重阻力下，始终顽强斗争，并没有被打垮，反而日益壮大，逐步取得骄人的成绩，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也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陈红太研究员思考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制度创新。因为破解市场经济机制与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的问题只能靠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走上了一条经验性的发展和探索之路。 一般的规律是：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基层和地方根据当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压力，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创新经验，这些经验被上级和中央重视，然后再在其他地方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结果决定政策的制定和是否在更大范围或全国推广。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政府报告及政策，包括一些具体的表述和规定，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路径。这种以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为依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可概括为“星火燎原”之路。
徐德江先生对于这样一条“星火燎原”之路深信不疑。面对当前在语言文字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他不回避，敢于承担历史重任，在实践中勇于探索，从婴幼儿教育入手，突破禁区，大胆创新。通过研究他认为：就婴幼儿自身接受能力而言，婴幼儿只认字（接受信息）不写字（表达信息），比学听话（接受信息）容易，当然，比学说话（表达信息）更容易。婴幼儿学听话——接受信息，是用耳朵接受载着信息的声波。这声波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很抽象。婴幼儿学认字——接受信息，是用眼睛看载着信息的字形，直观、具体。而且婴幼儿学听话只是听觉一个感觉系统刺激大脑。脑科学家指出：“多种感官的联合刺激更有效”。学听话与学认字从接受信息来说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学听话只是听觉一个感觉系统接受信息，而学认字是听觉和视觉两个感觉系统同时接受信息。所以，就婴幼儿自身接受能力而言，婴幼儿学认字比学听话容易。当然，学认字——接受信息，比学说话——表达信息更容易了。这与人们的感觉和“常识”完全相反。人们的感觉和“常识”是：婴幼儿学说话比学认字容易，从而推迟了学认字的年龄，而研究证明，学听话和学说话以及学认字、阅读，都有“关键期”，这就是0-6岁。徐德江先生的研究和结论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有的放矢的。长期以来，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基本教育模式是“先口说语言后文字”，“幼儿识字有害论”盛行，有关部门曾规定0-6岁孩子入小学前不许进行汉字教育。而徐德江先生的研究和实验证明，婴幼儿在玩耍中学认字是一种快乐的智力开发游戏方式。然而时至今日，这项关乎民族未来与希望的重大研究成果，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正面肯定与推广，婴幼儿识字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问题，也未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妥善解决。可是在民间，家长与部分幼教工作者早已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实践中颠覆着汉字难学论、幼儿识字有害论。这种行政管理严重滞后的现象，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然而徐德江先生对这样一条“星火燎原”的道路仍深信不疑，他执著地相信，他的实验对民族的未来有重大意义，终有一天会在有关行政部门的领导下推广开来，我国在汉字基础教育中的少慢差费现象终究会被消灭。同样，对外汉字汉语教学也和婴幼儿识字教育与小学教育一样存在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如北京语言大学的吕必松先生、张朋朋先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戴汝潜先生等，和徐德江先生一样，他们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发明了受到欢迎的教学方法，出版了实用简便的教材，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一直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有效重视和推广，相反，甚至有些领导和专家至今还在公众面前口口声声说汉字难学，这种状况难道不应该引起重视而赶紧改变吗？
毛晓刚（2010）撰文《让人民的批评真正产生实效》，文中说：“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这一表态迅即在‘两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人们普遍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人民对政府的‘批评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意义。”
毛晓刚认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广开言路的理念，也是凝聚社会各方共识、推动政府工作的必然要求。”“只有主动而为，以完善的手段和制度保障人民畅所欲言，让公众对政府的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是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才能充分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诉求，施政行政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更好地凝聚起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为推动改革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提供不竭动力。”
为人民所期待的、又在当下实际中确实存在的“星火燎原”之路的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有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这种独特的优势有关，更与一些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有关。一些坚守共产党人为人民办事的操守、敢于负责和担当的领导干部，从当地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出发，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敢于向既得利益关系甚至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开刀，成功进行自我革命，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取得许多光辉的业绩。这些领导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和保护，使他们发挥更大的领导和带头作用。陈红太认为：我国目前实践的这种民主政治可称作“民权政治”。实现民权政治需要一个特别的条件，即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有效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并加以法制化来保障和满足民权的需要。因此，“有效执政”或“有效政府”，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必需条件。
窃以为上述所论当属于十分严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对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和科学婴幼儿汉字教育的评价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关于徐德江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理论等的一系列社会之争触及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教授李建华（2011）撰文《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调查》，他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和践行这一价值体系，我们必须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科学概括，从根本上规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标识和通俗表达。为此李建华教授调查梳理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5种主要表述方式。通过对其的合并与组合发现：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主要由12种要素组成，即：富强、和谐、发展、仁爱、自由、人本、正义、互助、共享、民主、文明、平等。
在下认为上述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及12种要素代表了当今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的诸多美好愿望，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又有对世界文明理念的吸纳。这些基本内容和要素的实现将会使中国人民走上富裕、幸福之路，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享受生活的美好。这正是千百年来，包括徐德江在内的诸多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之逐步成为现实。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可谓“匹夫有责”，因此，民众的民主参与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
参考文献
鲁川《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研究——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评析》，同心出版社，2010
徐德江《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同心出版社，2009
陈红太《中国民主政治新思考》，《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新论”第533期，3月15日，2010
毛晓刚《让人民的批评真正产生实效》，《北京日报》“七日谈·长安观察”，2010年3月12日
李建华《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调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前沿调查·学术调查”，2011年5月9日
（通讯地址：100089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1-10）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至1989年连载），署名袁晓园、徐德江。该文的撰写缘于我国语言文字学界，长期以来充斥着“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和“拉丁字母万能论”。鲁川先生（2010）分析认为：“正是缺乏对汉语汉字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再加上灵魂深处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创伤，导致一些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产生了‘要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的想法。”（132页）他又说：“即使在‘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影响下形成的重灾区的语言文字学界，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始终坚持高瞻远瞩地研究和大声疾呼地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这些有识之士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陈寅恪先生、季羡林先生、钱伟长先生、安子介先生、袁晓园先生、徐德江先生等。其中最执著、最深入，把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因而也取得重大成果的，当首推徐德江先生。”（133页）徐先生在袁晓园、安子介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明确简约”是衡量语言的科学性的客观标准。《十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分别论述了①汉语声调的优越性；②汉语意义单音节本质的高妙；③富于理性的灵活的层层组合构词；④一词多性是优点；⑤词序严格的长处；⑥汉语贵在无形态；⑦写意文字的国际性最强；⑧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⑨“方块”是宝贝；⑩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此外，就繁简字问题徐先生也曾撰写了文章，他认为繁体字和简体字都是正体字。他同意袁晓园先生所提出的“识繁写简”的意见。在长期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出版了《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2009）一书，为首部用细胞分析方法研究语言文字理论的创新性著作。能提出上述与主流相左的观点和意见，这些人的勇气和胆识着实令人钦佩，要知道，在半个世纪以前，有人就因为反对用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而被打成了“右派”。时代虽然不同了，而徐德江的做法却还曾被有人说成是“干扰党的语言文字政策”。甚至有人针对徐德江而组织签名，组织批判，罗织种种罪名，施以语言暴力。有人说针对徐德江的斗争已超越了表面的学术之争，涉及了政治斗争。正因为如此，很多对于“反右”“文革”等心有余悸的人，对于这些所谓的“是是非非”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于在下看来，这个所谓的“徐德江现象”的确已经超越了纯学术范围，实际上也已经的确涉及了公民的表达权、人格权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同时，的确也已经涉及了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以及如何让人民的批评真正产生实效的诸多政治问题。
建于1167年的英国牛津大学，已培养出以数十位英国首相、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杰出人才。其校长安德鲁·汉密尔顿表示，牛津崇尚学术论战，营造并维持“公开、自由、激烈”的学术论战氛围是学校办学精神的灵魂。汉密尔顿说：“大学的研究成果和价值观要走出教室和实验室，去影响政策的制定、增加社会财富、让知识传播得更加广泛。”（见《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北京日报》2011年4月25日） 在下有理由认为“去影响政策的制定”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无论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无论在大学还是在民间研究机构，都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目标，作为学术研究应当产生的一个社会作用。而语言文字前沿研究当然也就不应该被看作是“干扰党的语言文字政策”，正相反，它却恰恰应该作为相关政府机构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依据。
陈红太（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撰文《中国民主政治新思考》，文章在大字标题的上方用黑体大字写着：“温家宝总理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成功。’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能否解决我国权力过于集中导致的钱权交易和权力乱用等腐败问题，真正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建立科学发展型政府，这确实不仅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有效和正确，也将关系到党的领导和执政能否可持续，并最终将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兴衰成败。”
该文语萃：
○西方现代民主的经验特征就是把古典民主的公民“多数决”制度改造成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多数选”制度，并且政治权力始终在精英阶层当中转换。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仅要超越“多数选”，也不仅仅限于“多数决”，而且要把最广大民众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作为落实和贯彻民主制度的本质。
○“有效执政”和“有效政府”，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必需条件。
陈红太研究员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主要标准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能否真正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否真正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
陈红太研究员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奥妙应到政治领域中寻找。这集中体现在我国政治制度和文化有“四大优势”是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具备的。一为“集中效率优势”，二为“政治组织优势”，三为“制度创新优势”，四是“文化包容优势”。第四点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优势，既具有超越个人私利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的理想主义，又具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在日常生活中寄托理想和追求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统一，也就是荀子所主张的“义利并举、王霸并用”。这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理性定位，也是中国能够借鉴并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使资本主义市场优势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优势的文化基础。
在下认为：这个“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文化包容优势”说的多么好啊！具体到当今，那就是不分朝野，各种语言文字研究都应当被尊重，而不能以为只有学院派才有资格发表意见，而在野的民间研究者统统就被视为票友，“票友”们所谈若与自己及前辈们的意见和研究成果或知识结构相左，甚至就径直斥之为学术骗子。
陈红太研究员还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有效执政’和‘有序参与’”。关于“有效执政”，在当下我们普遍有深切体会。在党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各项政策深得民心。单就我们语言文字学界来说，对于语言文字学界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关领导部门采取审慎态度，妥善处理。例如，此前有部分权威专家耗费国家巨额科研经费，闭门造出了一个所谓的繁简字使用新规范条例，并想鲁莽公布施行。值得庆幸的是有关领导部门随即广泛征求意见，群众反映十分强烈，多数人对其持否定态度。最终这个新条例未能在社会上实行，避免了造成新的混乱。鲁川先生尖锐地指出：制定这个新条例的人身子进入了信息化时代，而头脑却还在工业化时代。关于“有序参与”，在下认为对于新提案，有关领导部门广泛征求意见，群众充分表达意见，群众的正确意见能够通过组织程序得到采纳，并付诸实施，真正产生实效，这就是实现了“有序参与”。已故各位前辈曾经做的，以及徐德江先生现在仍然坚持率领他的团队，做的大量有益于社会，有益于民族发展的大事，诸如：发起成立“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在北京社科联、社团办的领导下开展各项研究活动；刊行《汉字文化》杂志，进行学术展示；组织“语言文字大论坛”，为同行们就热点问题充分讨论、激烈交锋搭建平台；著书立说，正式出版多种语言文字学术著作，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有序参与”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原因，徐德江及其团队在重重阻力下，始终顽强斗争，并没有被打垮，反而日益壮大，逐步取得骄人的成绩，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发展了，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人格权、监督权、选举权、自治权以及权利救济和有序参与等方面的需要，这些政治权利也能够得到有效的制度和法律保障。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陈红太研究员思考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改革开放时期，这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就是制度创新。因为破解市场经济机制与中国政治制度优势相结合的问题只能靠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开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就走上了一条经验性的发展和探索之路。 一般的规律是：任何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是基层和地方根据当地出现的问题和面临的发展压力，进行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探索，形成了创新经验，这些经验被上级和中央重视，然后再在其他地方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结果决定政策的制定和是否在更大范围或全国推广。从党的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和政府报告及政策，包括一些具体的表述和规定，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路径。这种以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为依据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路，可概括为“星火燎原”之路。
徐德江先生对于这样一条“星火燎原”之路深信不疑。面对当前在语言文字教育方面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他不回避，敢于承担历史重任，在实践中勇于探索，从婴幼儿教育入手，突破禁区，大胆创新。通过研究他认为：就婴幼儿自身接受能力而言，婴幼儿只认字（接受信息）不写字（表达信息），比学听话（接受信息）容易，当然，比学说话（表达信息）更容易。婴幼儿学听话——接受信息，是用耳朵接受载着信息的声波。这声波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很抽象。婴幼儿学认字——接受信息，是用眼睛看载着信息的字形，直观、具体。而且婴幼儿学听话只是听觉一个感觉系统刺激大脑。脑科学家指出：“多种感官的联合刺激更有效”。学听话与学认字从接受信息来说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学听话只是听觉一个感觉系统接受信息，而学认字是听觉和视觉两个感觉系统同时接受信息。所以，就婴幼儿自身接受能力而言，婴幼儿学认字比学听话容易。当然，学认字——接受信息，比学说话——表达信息更容易了。这与人们的感觉和“常识”完全相反。人们的感觉和“常识”是：婴幼儿学说话比学认字容易，从而推迟了学认字的年龄，而研究证明，学听话和学说话以及学认字、阅读，都有“关键期”，这就是0-6岁。徐德江先生的研究和结论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有的放矢的。长期以来，在西方语言理论影响下，基本教育模式是“先口说语言后文字”，“幼儿识字有害论”盛行，有关部门曾规定0-6岁孩子入小学前不许进行汉字教育。而徐德江先生的研究和实验证明，婴幼儿在玩耍中学认字是一种快乐的智力开发游戏方式。然而时至今日，这项关乎民族未来与希望的重大研究成果，并未得到有关部门的正面肯定与推广，婴幼儿识字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问题，也未能得到政府部门的妥善解决。可是在民间，家长与部分幼教工作者早已行动起来了，他们在实践中颠覆着汉字难学论、幼儿识字有害论。这种行政管理严重滞后的现象，难道不发人深省吗？然而徐德江先生对这样一条“星火燎原”的道路仍深信不疑，他执著地相信，他的实验对民族的未来有重大意义，终有一天会在有关行政部门的领导下推广开来，我国在汉字基础教育中的少慢差费现象终究会被消灭。同样，对外汉字汉语教学也和婴幼儿识字教育与小学教育一样存在重大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一些有识之士，如北京语言大学的吕必松先生、张朋朋先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戴汝潜先生等，和徐德江先生一样，他们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发明了受到欢迎的教学方法，出版了实用简便的教材，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却一直未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有效重视和推广，相反，甚至有些领导和专家至今还在公众面前口口声声说汉字难学，这种状况难道不应该引起重视而赶紧改变吗？
毛晓刚（2010）撰文《让人民的批评真正产生实效》，文中说：“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这一表态迅即在‘两会’内外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人们普遍认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人民对政府的‘批评权’，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意义。”
毛晓刚认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体现出一种以人为本、广开言路的理念，也是凝聚社会各方共识、推动政府工作的必然要求。”“只有主动而为，以完善的手段和制度保障人民畅所欲言，让公众对政府的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甚至是直言不讳、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才能充分了解群众的意愿和诉求，施政行政才能有的放矢，也才能更好地凝聚起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为推动改革发展、增进人民福祉提供不竭动力。”
为人民所期待的、又在当下实际中确实存在的“星火燎原”之路的形成，与我国社会主义有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这种独特的优势有关，更与一些在基层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有关。一些坚守共产党人为人民办事的操守、敢于负责和担当的领导干部，从当地的实际和发展需要出发，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敢于向既得利益关系甚至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开刀，成功进行自我革命，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取得许多光辉的业绩。这些领导干部是我们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和保护，使他们发挥更大的领导和带头作用。陈红太认为：我国目前实践的这种民主政治可称作“民权政治”。实现民权政治需要一个特别的条件，即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有效的制度供给、服务供给并加以法制化来保障和满足民权的需要。因此，“有效执政”或“有效政府”，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必需条件。
窃以为上述所论当属于十分严肃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关于社会对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研究和科学婴幼儿汉字教育的评价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关于徐德江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理论等的一系列社会之争触及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湖南城市学院院长、教授李建华（2011）撰文《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调查》，他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三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四是社会主义荣辱观。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为更好地理解和践行这一价值体系，我们必须提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科学概括，从根本上规定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标识和通俗表达。为此李建华教授调查梳理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5种主要表述方式。通过对其的合并与组合发现：目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主要由12种要素组成，即：富强、和谐、发展、仁爱、自由、人本、正义、互助、共享、民主、文明、平等。
在下认为上述这一体系的基本内容及12种要素代表了当今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和精神追求的诸多美好愿望，其中，既有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传承，又有对世界文明理念的吸纳。这些基本内容和要素的实现将会使中国人民走上富裕、幸福之路，在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享受生活的美好。这正是千百年来，包括徐德江在内的诸多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如今，我们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之逐步成为现实。为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可谓“匹夫有责”，因此，民众的民主参与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
参考文献
鲁川《细胞分析语言文字学研究——徐德江语言文字理论评析》，同心出版社，2010
徐德江《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同心出版社，2009
陈红太《中国民主政治新思考》，《北京日报》“理论周刊·新论”第533期，3月15日，2010
毛晓刚《让人民的批评真正产生实效》，《北京日报》“七日谈·长安观察”，2010年3月12日
李建华《一项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调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前沿调查·学术调查”，2011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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