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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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0日,北京科技大学一教室内,程世昆老师通过网络向学生讲授课程 上个月,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讲师李承搭出租车回学校,司机见他模样年轻,便随口问他是学生还是老师。李承只得坦言,自己是老师,司机一听激动了:“大学老师,很能赚钱吧?” 李承苦笑:“赚得不多,一个月不到一万。” 司机不信,“我一个司机,难道比你这大学教授还赚得多两三倍?” 李承哭笑不得,最后主动给对方看自己的工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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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动爆发时,上海总工会的游行队伍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工人阶级就以全新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当一个个看上去微不足道的个体被唤醒之后,就足以产生左右历史走向的力量。在中国革命走上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是当之无愧的革命主角,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这段历史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二三十岁的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比如邓中夏、李立三
谭保罗常务副主编城市研究院院长 过去,中国的地区差距被认为是东西差距,比如“东部发达地带”一直都对应着“中西部落后地区”。但现在,东西差距已让位于南北差距。 即使是西部的重庆和成都,它们的发展速度非常快。重庆早已是一流的制造业基地,是全球笔记本电脑生产中心。截至2019年,重庆已连续6年成为全球最大笔记本产地,产量占全球40%。成都也不错,它是北上广深之外互联网最发达的城市。 你要知道,重庆
2019年3月3日,旧金山金门大桥。在《同查理一起旅行—寻找美国》(1962年)中,斯坦贝克在车驶过大桥时写道“the afternoon sun painted her white and gold”。 2019年3月24日,诗人劳伦斯·费林赫迪迎来了他的百岁生日。 而那间听起来颇像灯具城的书店—城市之光,在美国旧金山闪亮了66年,现已成为旧金山市第228号标志性建筑。 如果你是一位书虫,
领教工坊联合创始人暨CEO朱小斌 “大重置”(The Great Reset),这是2021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施瓦布这样阐释这个主题:在二战过去75年后,人类再一次迎来了全球经济大重置的时刻。 的确,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世界,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正在被重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扮演什么角色?许多机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迎来倍数级甚至指数级增长,很有可能超越美国成
李少威常务副主编 2020年的经济事件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平台经济反垄断,巨头们有所收敛,至少言行上肯定变得低调了许多。 平台反垄断,对于普通人而言,至少有几个效果。 一是减缓了机会集中的速度。 一方面是经济大环境不太好,数年的新常态下,水涨船高的普惠效应已经削弱,叠加去年的疫情导致的全球消费和贸易衰退,生存变成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机会迅速集中,互联网平台经济几乎囊括了所
刘滴川 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公元196年建安年间,河南南阳接连被几次大瘟疫席卷,整个中原大地被疫病阴影笼罩,十室九空。 南阳涅阳县有张氏,其本望族,人口二百有余,但自从建安初年开始,不到10年时间,三分之二族人因感染瘟疫而死。 面對瘟疫的肆虐、族人的亡故,族中有一人放弃了仕途,痛下决心,潜心研究这一瘟疫—“伤寒”的诊治,这个人就是写作我国中医史上最早一部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伤寒杂病
2020年3月28日,印度實施全国封锁后,新德里的外来务工者等待乘坐政府提供的客运大巴返乡。 战争、饥荒和瘟疫,是与历史变轨相关的重要力量,要么是变轨的原因,要么是变轨的表现。 这三者,有一个共同点—减少人口。说起来有点冷酷,但纵观历史,这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达成平衡的方式。 农业,促成分工发展、职业分途、阶级分化,推动城市产生、文明繁盛、人口滋长,但它同时让我们在长达近万年的时间里不断触及天
NGO与政府的关系,决定了NGO的现实处境,也决定了我国内地公民社会的未来命运。 2008年年初的冰雪灾害和5·12汶川大地震让中国人看到TNGO(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活跃的NGO是一个国家形成公民社会的前奏,也是判断政府开放程度的信号。但在我国目前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分配格局中,政府仍占据主导地位,NGO还没有赢得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这意味着,NGO的生存和发展与政府的态度和行为密切相关。NGO与
工作日,栾昊的父母到家中照看两个孩子,周末老两口回到自己家中休息,图为老人家中的照片墙 栾昊和张静是一对杭州夫妻,两人都是独生子女,生有一儿一女。姐姐跟妈妈姓张,弟弟跟爸爸姓栾,户口分两边上。 周一到周五,姐姐和爸爸妈妈一起睡,弟弟跟爷爷奶奶睡。周末,一家四口住在姐弟俩的外公外婆家,这些时候,弟弟就和爸爸妈妈睡,姐姐和外公外婆一起睡。两家人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行动路线。 不过在姐弟俩的概念里,已
GDP增速的结构性下调:官员考核机制的视角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樊海潮,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许志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周龙飞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20年第5期 随着环境保护开始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重点工作目标,中央政府在2013年前后调整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从强调以GDP增速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指标转变为同时考虑GDP增速、环境保护等多重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