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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的地位举足轻重。教授的“治校”，不仅限于学术性事务，而且包括几乎所有学校事务；不仅作为群体发挥作用，而且作为个体深度介入；不仅“参与”校务，而且“决定”校务。他们不仅是学校几乎所有事务的决策者，而且是执行者和监督者。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