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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的进士多有治国安邦之才，与明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为苏轼画像。
士农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在中国古代，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少数识字读书者便有了一种“无形的权力”，即便没有一官半爵也能受到百姓的敬重。这种风气在明朝尤甚，明朝开国之后大力完善科举制度，让科举取士发扬光大，书生的地位在明朝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还奠定了后世对书生认知的经典形象：一领襕衫、一块方巾。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明朝的国运反而被读书人给害了。
书生加大明朝财政压力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穷苦，对读书人最为敬重，他当皇帝不久就开科取士，选拔人才。明朝对读书人尊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最普通的生员为例来看看明朝的重视程度。
为了鼓励人们读书参加科举，明朝各地方政府为已经考取秀才的学生广设学校，而且规定只有官学学生才有资格参加下一步的科举考试。在学校读书的秀才被称为“生员”。
生员按现在来说，也就相当于一个高中生。可是这样的普通学生在明朝待遇好得令人吃惊。在富裕的苏杭地区，政府规定每个生员每月可领大米一石（古代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75-95千克），有的地方甚至还可以领到更多，这么多粮食，不仅管饱一个人，连家人也够了。另外，不同皇帝当政时期，还会出现每月定时供给鱼、肉、盐等食物的优待情况，在一些条件优越的府学里，甚至还给每个生员配备了两名供其驱使的仆役。除此之外，生员们无论是在学校上课、考试还是考取更高一级的功名，均有各种名目的补贴、赏银可拿，就连外出会友做文章都有花红，常见的赏银少者一二两，多者可达百两以上。
更何况，经济利益之外，生员们还有社会地位。生员自己不但可以免除各种徭役，其家属也可以有二人免役，
在明代，秀才享有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社会地位，如市井老百姓正聚在一处聊天，这时一个生员走过来，大家就要停止说话一切为生员是从，如果一个生员出现在街市上，其余的平头百姓还要对他行注目礼。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生动描述了范进熬到头发花白终于中了举人，不仅在屠户老丈人面前挺直了腰杆，就连平时高高在上的权贵老爷们也都主动奉上大宅、良田、银锭来巴结，范进的社会地位立刻跃上了好几个台阶。
生员虽然不是官，但是依照制度规定享受准官僚礼遇，甚至还可以仰仗自己的功名身分，到府里、县里去说人情，谋取种种好处。
一个普通的生员不但有丰厚的物质待遇，还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怎能不令人趋之若鹜？于是，明朝百姓无论穷富，许多子弟都抱着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目的加入到读书人的行列。明初生员人数大约有3万人，占当时人口的0.05%，到了明朝末年，生员的人数已达5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0.96%，再加上努力报考秀才的童生人数，士子共约有23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5%。
这个庞大的群体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中举乃至中进士，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享受特权、领取国家生活费的生活安逸者，不用劳作和稼穑。如此之多的人享受着国家的优厚待遇，其负担只能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了。结果，天下不干活的生员渐渐增多，干活的百姓渐渐减少，朝廷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各级衙门官吏的腐败和盘剥，明朝后期的财政逐渐垮了下来。
百无一用是书生
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顶峰时期，确立了郡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制度，而且为了体现公平，采取了例如糊名、誊写、进考场前搜身以及官员回避等防止替考作弊的制度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严格规范了考试范围和答题格式，确定了以四书五经为学校教学、科举考试的范围，再加上考科举必须要用八股文写作，这些程式化的考试内容和方法统一了考核标准，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但是最大的弊端也随着而来，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而无人问津。而就算是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能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不少考生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这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眼界，让他们真正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书生。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而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则没有八股限制，考生可挥洒空间很大，试题内容更是无所不包，不仅考儒家典籍，还要考道家的经典，还要考诗词歌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军事、法律、盐政、漕运等治国方略。隋文帝首开科举之时，科举考试只有一科，就是“策问”。“策”就是对当世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时务问题阐述观点，作出评析或提出改革方略。可见科举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经纶济世之才。北宋大文豪苏轼曾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顺利考中进士。这篇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阐述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实务问题。
唐宋时期的文学家很多出自朝堂，张九龄、高适、岑参、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等，这些名人都可谓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栋梁之才，而明朝进士们却难有什么出众的才华，名列三甲之人大多籍籍无名。以明中后期著名文人为例，文征明、何良俊、章潢、陈继儒、冯梦龙等和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医学家李时珍、科学家宋应星都非科举出身，李时珍还曾“三举于乡，不售”，顾炎武也只在14岁时中了个秀才。
明朝的科举制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把书生的个性全部裁掉，剩下的只是框框里的“之乎者也”，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是对读书人自身的损害，而其最深远的影响是为明朝社会发展的落后埋下了种子。
种下了中国转型失败的种子
当明朝正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在世界的西方——欧洲，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拉开帷幕，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人们的精神风貌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大航海时代的出现使欧洲的贸易扩展到全世界。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的经济文化一举超越长期领先的中国，开始执世界之牛耳。
而其实在明朝中期，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是与意大利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就是因为明朝严密的科举制而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本应是领导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的读书人，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科举上了，死守着读书人的脸面、抱着四书五经不撒手，不但没有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变革中，反而成了明朝财政的累赘。
明朝中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发现，中西方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向，明朝只重视科举而没人重视科学：这个国家的船只之多可以等于世界上其余的全部加在一起，但是都在淡水里从不出海；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还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硝石虽然相当多，但并不用来造火药，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科举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科举失败。窥一斑而见全豹，明代书生的因循守旧、百无一用，使得明朝社会发展固化、停滞，结果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完全甩在身后。
明朝的制式教育和考试，与现代的高考制度有很多相同点。今天，中国十几年教育培养出来的高考生也只剩下会读书、会考试了，思想高度固化，必备的探索和质疑精神都付之阙如。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具备应有的创新精神，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日新月异，但科技创新却没多少起色。什么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创新的领导者呢？
士农工商，“士”是四民之首。在中国古代，大多数人都是文盲，少数识字读书者便有了一种“无形的权力”，即便没有一官半爵也能受到百姓的敬重。这种风气在明朝尤甚，明朝开国之后大力完善科举制度，让科举取士发扬光大，书生的地位在明朝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还奠定了后世对书生认知的经典形象：一领襕衫、一块方巾。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明朝的国运反而被读书人给害了。
书生加大明朝财政压力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穷苦，对读书人最为敬重，他当皇帝不久就开科取士，选拔人才。明朝对读书人尊重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以最普通的生员为例来看看明朝的重视程度。
为了鼓励人们读书参加科举，明朝各地方政府为已经考取秀才的学生广设学校，而且规定只有官学学生才有资格参加下一步的科举考试。在学校读书的秀才被称为“生员”。
生员按现在来说，也就相当于一个高中生。可是这样的普通学生在明朝待遇好得令人吃惊。在富裕的苏杭地区，政府规定每个生员每月可领大米一石（古代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75-95千克），有的地方甚至还可以领到更多，这么多粮食，不仅管饱一个人，连家人也够了。另外，不同皇帝当政时期，还会出现每月定时供给鱼、肉、盐等食物的优待情况，在一些条件优越的府学里，甚至还给每个生员配备了两名供其驱使的仆役。除此之外，生员们无论是在学校上课、考试还是考取更高一级的功名，均有各种名目的补贴、赏银可拿，就连外出会友做文章都有花红，常见的赏银少者一二两，多者可达百两以上。
更何况，经济利益之外，生员们还有社会地位。生员自己不但可以免除各种徭役，其家属也可以有二人免役，
在明代，秀才享有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社会地位，如市井老百姓正聚在一处聊天，这时一个生员走过来，大家就要停止说话一切为生员是从，如果一个生员出现在街市上，其余的平头百姓还要对他行注目礼。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生动描述了范进熬到头发花白终于中了举人，不仅在屠户老丈人面前挺直了腰杆，就连平时高高在上的权贵老爷们也都主动奉上大宅、良田、银锭来巴结，范进的社会地位立刻跃上了好几个台阶。
生员虽然不是官，但是依照制度规定享受准官僚礼遇，甚至还可以仰仗自己的功名身分，到府里、县里去说人情，谋取种种好处。
一个普通的生员不但有丰厚的物质待遇，还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怎能不令人趋之若鹜？于是，明朝百姓无论穷富，许多子弟都抱着改换门庭、光宗耀祖的目的加入到读书人的行列。明初生员人数大约有3万人，占当时人口的0.05%，到了明朝末年，生员的人数已达50万人，占当时人口的0.96%，再加上努力报考秀才的童生人数，士子共约有23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5%。
这个庞大的群体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中举乃至中进士，其余的绝大多数人都成了享受特权、领取国家生活费的生活安逸者，不用劳作和稼穑。如此之多的人享受着国家的优厚待遇，其负担只能转嫁到普通百姓头上了。结果，天下不干活的生员渐渐增多，干活的百姓渐渐减少，朝廷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各级衙门官吏的腐败和盘剥，明朝后期的财政逐渐垮了下来。
百无一用是书生
明代是科举制度的顶峰时期，确立了郡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考试制度，而且为了体现公平，采取了例如糊名、誊写、进考场前搜身以及官员回避等防止替考作弊的制度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严格规范了考试范围和答题格式，确定了以四书五经为学校教学、科举考试的范围，再加上考科举必须要用八股文写作，这些程式化的考试内容和方法统一了考核标准，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
但是最大的弊端也随着而来，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而无人问津。而就算是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能有独立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不少考生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而设的八股文范文。这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眼界，让他们真正成了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书生。著名的明朝学者宋濂形容过八股选出来的某些人才，“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活脱脱一副白痴面孔。
而唐宋时期的科举考试则没有八股限制，考生可挥洒空间很大，试题内容更是无所不包，不仅考儒家典籍，还要考道家的经典，还要考诗词歌赋，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军事、法律、盐政、漕运等治国方略。隋文帝首开科举之时，科举考试只有一科，就是“策问”。“策”就是对当世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时务问题阐述观点，作出评析或提出改革方略。可见科举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选拔真正的经纶济世之才。北宋大文豪苏轼曾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顺利考中进士。这篇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阐述的就是统治阶级的实务问题。
唐宋时期的文学家很多出自朝堂，张九龄、高适、岑参、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等，这些名人都可谓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栋梁之才，而明朝进士们却难有什么出众的才华，名列三甲之人大多籍籍无名。以明中后期著名文人为例，文征明、何良俊、章潢、陈继儒、冯梦龙等和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医学家李时珍、科学家宋应星都非科举出身，李时珍还曾“三举于乡，不售”，顾炎武也只在14岁时中了个秀才。
明朝的科举制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把书生的个性全部裁掉，剩下的只是框框里的“之乎者也”，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仅是对读书人自身的损害，而其最深远的影响是为明朝社会发展的落后埋下了种子。
种下了中国转型失败的种子
当明朝正在加强中央集权的时候，在世界的西方——欧洲，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在拉开帷幕，人文思想、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人们的精神风貌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城市经济的繁荣，使事业成功财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银行家等更加相信个人的价值和力量，更加充满创新进取、冒险求胜的精神。大航海时代的出现使欧洲的贸易扩展到全世界。正是在这个时期，欧洲的经济文化一举超越长期领先的中国，开始执世界之牛耳。
而其实在明朝中期，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本来是与意大利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就是因为明朝严密的科举制而没有获得应有的发展，本应是领导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的读书人，他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科举上了，死守着读书人的脸面、抱着四书五经不撒手，不但没有参与到社会经济的变革中，反而成了明朝财政的累赘。
明朝中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发现，中西方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趋向，明朝只重视科举而没人重视科学：这个国家的船只之多可以等于世界上其余的全部加在一起，但是都在淡水里从不出海；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还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硝石虽然相当多，但并不用来造火药，却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在这里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有希望科举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除非由于科举失败。窥一斑而见全豹，明代书生的因循守旧、百无一用，使得明朝社会发展固化、停滞，结果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完全甩在身后。
明朝的制式教育和考试，与现代的高考制度有很多相同点。今天，中国十几年教育培养出来的高考生也只剩下会读书、会考试了，思想高度固化，必备的探索和质疑精神都付之阙如。所以，改革开放30多年了，我们的知识分子仍然不具备应有的创新精神，我们的经济发展虽然日新月异，但科技创新却没多少起色。什么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成为创新的领导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