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东南亚。硝烟过后，香港没有倒下，但楼市和股市进入数年的恢复期。香港电影也在那一年迎来转折，港片票房首次低于外片，外资纷纷撤走，演艺圈精英远走他乡。
　　徐克远赴好莱坞，拍了一部动作喜剧片《双重火力》，主演是动作明星尚格·云顿和篮球明星罗德曼。
　　这部电影除了票房扑街，也让玩票的罗德曼收获了三座金酸莓：最烂新人、最烂男配、最烂银幕组合。
　　对于徐克的首部好莱坞电影，美国影评人是这么说的：“徐克不仅仅是一位动作导演，也是国际电影界伟大的幻想家之一，在中国的《蝶变》和《黄飞鸿》赢得了许多赞誉——但《双重火力》只是个垃圾。”
　　与此同时，在香港呼风唤雨的周润发也体会到了美国的苦涩。他作为男主角出演了动作片《替身杀手》，这部投资三千万美元的电影，最终票房只有一千九百万。
　　《华盛顿邮报》评价道：“除了是周润发的好莱坞处女作之外，我对于这部电影没有半点儿想说的。”
　　当时刚与“黄飞鸿”分手的李连杰出演了《致命武器4》，扮演片中的大反派华星。扎实新颖的武打动作，总算吸引到了美国观众的注意。然而，在片酬方面，好莱坞近乎“敲诈”了李连杰。
　　真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本土遇冷，外乡受挫，香港电影人对回归后的前路感到迷茫。为了稳定人心，香港导演工会会长吴思远率团进京，拜会相关部门，心里想要的就是一颗定心丸。
　　在座谈会上，吴思远把自己的担心讲了出来，比如内地电影审查制度会不会限制香港电影。
　　他得到的回复是一切照旧。
　　有人干脆直接问：“那香港还能不能拍三级片？”
　　领导回答道：“不光三级片可以拍，四级片也可以拍嘛！”
　　这句幽默的回答让所有人都笑了，但是香港电影的衰敗，终究不是三级片可以拯救的。
　　六年之后，当香港电影距离万劫不复只差一步时，当年发问的人才明白，香港电影的定心丸究竟是什么。

2

　　2002年，张艺谋的武侠大片《英雄》上映，狂揽2.5亿人民币票房，成为首部票房过亿的中国电影。两年后，《英雄》在美国上映，最终以1.7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震撼了两岸三地的电影人。
　　就在《英雄》上映前三个月，香港电影业迎来了最黑暗的一天。
　　2002年9月16日，全香港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创下10年新低：140家电影院收入总额仅51.6万港币，平均每家影院只有三千多块，每场电影平均只有区区13个观众。
　　到了2003年，香港电影的从业人员已经从巅峰期的2万人减少到不足5000人，产量从1993年的242部下降到只有几十部。电影院都被美国大片占领，本土电影连贴张海报都要看美国片商的脸色。

　　导演朱延平说，当时他跟一个熟识的影院老板求情，想给自己的电影贴张海报。老板很为难，虽然《哈利·波特》可以贴八张，《指环王》可以贴七张，但是给本土电影贴，美国片商能叫他的影院关门。
　　最后，朱延平的两张海报贴到了电梯间的地上。如果地上有钱捡，估计能被看到。
　　这时，《英雄》的热映让香港电影人达成了一致看法：要么北上，要么等死。
　　说起到内地拍电影，香港人并不陌生。
　　1982年，香港导演张鑫炎就带队北上，拍摄了火遍大江南北的《少林寺》。1983年，香港名导李翰祥也在内地拍摄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
　　合拍片让香港电影人实现了到祖国大山大海拍摄的愿望，也让内地电影人有机会接触到高度熟练的电影工业。
　　那时候，内地和香港的电影制作差距是巨大的。
　　1979年，阔别故乡二十多年的吴思远回到大陆，参观了北京、上海的制片厂和电影院。当时内地的电影制作和放映条件都很落后，吴思远的几个朋友都跟他说，自己已经十几年没进过电影院了。
　　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参观时，厂里正在拍摄《小花》。吴思远问：“你们一天拍几个镜头？”
　　“我们一天拍四五个镜头，那你们呢？”
　　吴思远回答说他们一天拍五六十个镜头，把北影厂的人吓了一大跳。
　　而两地演员在工资待遇上的天差地别，也结结实实冲击了一把内地电影人。
　　拍《少林寺》时，李连杰的工资是一天一元。到第三部《南北少林》时，涨到一天三元。可同组的香港演员每个月能赚15万，哪怕是扮演死尸的每天都有50元，而且吃的都是广东菜。
　　相比之下，内地演员从工资到伙食都差到让人心寒。
　　李连杰急了。他每日从白天打到黑夜才挣三块，还吃的是“猪食”，而那帮香港的群众演员只要站在他后面比划两下，就轻轻松松赚五十，还有天理吗？！
　　李连杰找到导演，说给我50块，我也要演死尸。
　　导演一看，已经演到一半了，李连杰又是主演，只能同意。于是，李连杰每天演完主角的戏，还要躺在地上拍几场死尸的戏，拿两份工资。
　　每天三元的工资让李连杰冲冠一怒，区别对待的落差也让刘晓庆委屈大哭。
　　80年代，刘晓庆已经是国内影坛当红的一姐，《芙蓉镇》《小花》《瞧这一家子》让她红得发紫，到哪儿拍戏都有群众围观。
　　但是，拍《火烧圆明园》时，刘晓庆的待遇跟初出茅庐的梁家辉比起来，简直是低到尘埃。

　　梁家辉有单独的房间休息，刘晓庆只能睡在摄制组房间的地上。开饭时，内地演员每人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个馒头、一根粉肠、一个黑咸菜疙瘩，港台演员则配备餐车，鸡鸭鱼肉、青菜米饭，什么都有。
　　刘晓庆是重庆人，吃不惯馒头，饿得发昏的她只能偷偷去撕梁家辉的饭票。
　　有一天，刘晓庆在片场大哭起来，要吃米饭和肉，制片主任赶紧过来安抚，她才终于享受到同等待遇。可是，刘晓庆想让内地工作人员都有肉吃的要求，没有被批准。
　　给一个人吃肉容易，让所有人都有肉吃，就只能靠市场了。
　　二十年后，内地电影市场爆发，连群众演员也不愁没有肉吃。
　　这时候，为吃啥而担心的主角变成了香港。

3

　　2003年3月，香港爆发SARS疫情，几乎没人出门看电影，香港电影跌到谷底。为了提振特区经济，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签订了《内地与港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借着和特首董建华吃饭的机会，吴思远建议，能不能把电影也放到CEPA里。董建华眉头一皱，说这可不容易，他只能尽力而为。
　　半个月后，吴思远接到了董建华的电话。“搞定了，CEPA里有电影”。
　　人在上海的吴思远欣喜若狂，马上飞回香港开记者会，还叫上时任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的梅艳芳，一起向香港社会公布这个消息。
　　2003年6月，CEPA正式生效。从那个时候起，香港电影不再被列入进口片限额，只要剧情和内地有关，通过审批后就能和内地电影一样在全国院线上映。同时，合拍片的港方主创人员数量不再受限，但要保证主要演员里，来自内地的占到三分之一。
　　香港电影的“北上”之路就此开启。
　　先回来的，是年少成名的导演陈可辛。
　　1996年，34岁的陈可辛拍出了独揽九座香港金像奖的《甜蜜蜜》，一时风头无两。随后，陈可辛选择去好莱坞发展，在美国拍了一部叫《情书》的电影，反响寥寥，连批评的声音都听不到。
　　2004年，陈可辛来到北京，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年底，《如果·爱》开拍。此时的陈可辛像个小学生一样，除了导演的活儿，其他一概不管，闷头学习在内地拍电影的规则。
　　《如果·爱》上映后，在内地拿下3000万票房，夺得六项香港电影金像奖，陈可辛也获得了继续在内地执导商业大片的机会。
　　这部大片就是《投名状》。
　　《投名状》改变了陈导的北上之路。这部电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在内地拍电影，电影不是最重要的，看电影的人才是。
　　2007年12月，李连杰、刘德华、金城武主演，投资三个亿的《投名状》在内地上映。
　　为了这部自己导演生涯投资最高的电影，陈可辛可谓耗尽心力，光是说服金城武进组就花了两个月。刘德华也因为拍摄期间保护不够，被真铁链把一根手指夹到骨裂，气得要投诉导演。
　　最让陈可辛犯难的是武打。从没拍过武打场面的他，要指挥资深武指程小东。陈可辛想要写实的武打场面，要求程小东不吊威亚也不要花哨的动作，可是程小东的外号就是“威亚王”，成名作就是演员满天飞的《新龙门客栈》。
　　外行指导内行的结果就是，一场劫军粮的戏本来预计七天完成，硬是拍了一个月。不仅程小东几乎崩溃，沮丧的陈可辛也差点向投资人请辞。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剧组里唯一一个懂武术的演员李连杰进组了，总算能把陈可辛的要求翻译成“人话”传给程小东，再加上他和程是二十多年的哥们儿，实在说不服对方就关起门“打一架”。
　　在不断“压榨”演员、武指和摄影之后，一部场面震撼的《投名状》终于完成。上映不到七天，就取得了1.8亿的票房。发行方告诉陈可辛，3个亿稳了。
　　剧组的每个人都很兴奋，就等着开庆功宴。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上映了一部电影，直接让《投名状》的票房“暂停”。
　　这部电影就是冯小刚的《集结号》。
　　當初定档期的时候，陈可辛压根没把《集结号》当成对手。
　　“一部拍解放军的电影，老百姓怎么会认呢？而且还没明星，从头到尾都脏兮兮。” 他判断《集结号》的票房最多一个亿到头。
　　最终，《集结号》以2.6亿位列当年的票房亚军。第一是美国大片《变形金刚》。
　　《集结号》上映后，《投名状》的票房突然被钉在1.8亿上不动了。陈可辛有十天时间没有接到票房上的任何消息，等得实在没辙了，他跑去问韩三平。
　　“韩总，你告诉我会不会过两亿？我只要求过两亿。”最后，《投名状》的票房刚好过2亿，虽然位列年度第三，还是以赔钱告终。
　　尘埃落定后，陈可辛亲自去看了《集结号》。他觉得确实好看，影片后半部分简直就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陈可辛说他如果早知道《集结号》是这样的，绝对会选择排在它后面上映，而不会被“抢得后路都没有了”。
　　有一段时间，陈可辛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民营公司的电影也能这么强势，后来他终于开悟：一部好看的主旋律电影，可以得到的支持是巨大的。

4

　　2013年，CEPA签订十周年，北上十年的香港电影完成了从生存到适应的考验。
　　这一年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上，陈可辛的《中国合伙人》勇夺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项大奖，他也成为第一个来自香港的金鸡奖最佳导演。
　　《中国合伙人》豪取5.5亿票房，陈可辛说自己干了这么多年电影，这是唯一一次踩中市场。当年让他一举成名的《甜蜜蜜》，虽然获得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但票房只有一千多万。

5

　　选择北上的人，要经受风雨兼程的颠簸，选择留下的人，要忍受叫好不叫座的寂寞。
　　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三十多年的历史中，只有《女人四十》和《桃姐》两部电影创造过大满贯（最佳电影，导演，编剧和男、女主角）的“神迹”。它们的导演都是许鞍华。
　　许鞍华电影的主角一直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悲欢离合。
　　当身边的同辈后生纷纷北上时，许鞍华没有走。有老板拿着大制作的剧本和银行卡找到她时，也被婉言谢绝。一直和母亲住廉价公寓、出门坐公交车的许鞍华平静地说：“那不是我想拍的电影”。
　　刘德华说，不想看到这么好的导演，如此辛苦地找钱拍电影。
　　后来，坚持慢工出细活的许鞍华也接了两部合拍片，《玉观音》和《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不出意外，票房扑街，两部戏加起来只有一千多万。
　　看着惨淡的票房，许鞍华摇了摇头，说自己不是徐克，没法用想象来拍电影。转身回到香港后，许鞍华像一条回到水塘的鱼，拍了两部充满生活气息，同时横扫金像奖的电影：《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
　　《桃姐》里有这样一个片段：扮演电影制片人的刘德华来北京开会，会上，他和徐克、洪金宝为了预算在内地老板面前吵了一架，大有要散伙的意思，信以为真的老板只好给项目加了钱。忽悠成功之后，吵架的三个人在北京吃了顿涮羊肉庆祝。
　　扮演那个被忽悠的内地老板的人，就是《桃姐》的投资人于冬。
　　叉少觉得，许鞍华想用这场戏告诉观众，我知道他们都在玩什么，我只是想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许鞍华跟记者说，不要再写她生活得有多苦了，她不想诉苦。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就不会感到辛苦。

6

　　2013年，王家卫带着筹备十年的《一代宗师》和观众见面。对于这位导演来说，无所谓北上不北上，因为没有投资人和观众能为一部电影等十年。
　　《一代宗师》里，北方的宗师宫羽田对叶问说，拳有南北，可是国有南北吗？
　　佛山的叶问回道，其实天下之大，又何止南北？勉强求全，等于固步自封。在你眼中，这块饼是一个武林，对我来讲，是一个世界。所谓“大成若缺”，有缺憾才能有进步。
　　电影上映后，有人问王家卫，如何看待香港电影的去留，王导藏在墨镜后的眼睛闪了一下。
　　“从1949年开始，香港电影就已经是全世界华人的一种娱乐。香港电影从来都是依靠外面的市场，但同时又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如果香港电影本身是行的，又何止‘北传’？”
　　当年，南边的人来到北边，带来了专业、技术和理念，也看到了未曾见过的壮美山河，这山河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他们在舞台上演绎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感动、回忆和青春。
　　拍《新龙门客栈》的时候，张曼玉、梁家辉、林青霞被敦煌黄沙遮天的沙漠震撼，回到香港后，身上不知哪里还会掉出沙子来。
　　拍《大话西游》的时候，周星驰每天会骑车带着朱茵，经过银川的朔方路，往返于酒店和片场之间。刘镇伟后来说，他们天真的样子让人很难忘。
　　拍《如果·爱》的时候，周迅躺在安定门桥下结冰的护城河上，紧紧地抱着金城武，在零下二十度的北京，她有了不放开的理由。
　　如今，香港电影人北上十六年后，两地已经密不可分。
　　就在上个月，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了一个消息，中央相关部委对香港电影颁布了五项利好政策，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合拍片里内地演员和内地元素的占比被取消了。
　　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当内地導演的《我不是药神》等接连刷新票房纪录时，南北影人已经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现在两边电影人能一起吃肉了，只是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大餐好像越来越少。
　　90年代末，当《泰坦尼克号》驶向亚洲的时候，东亚电影人都被美国大片制造的奇观折服。我们期待有朝一日，也能在电影院看到自己国家导演的奇观。
　　从那之后，韩国电影奋起直追，在现实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日本电影不紧不慢，每隔几年都有让人惊叹的作品，而中国的南北影人则历经从陌生、竞争再到携手的转变，蒙起眼睛跑到了距离世界第一大电影市场一步之遥的地方。
　　只是，电影品质和市场规模似乎不是那么正相关。
　　前两天，韩国导演奉俊昊凭借《寄生虫》摘得金棕榈奖，成为韩国电影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去年获奖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
　　而早在26年前，内地和香港电影人已经通力合作，让《霸王别姬》折桂金棕榈。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再未有突破。如今我们的起跑线，与同属东亚的日韩相比，已经落后太多。
　　说到底，无论是北拳南下，还是南拳北上，中国电影如果有勇气突破自身的局限，又何至于在一片金棕榈前唏嘘不已。
　　是时候停下来，好好看看我们曾经无比珍视的舞台了。
　　（来源：虎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