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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传统修养论的实质是实现人际和谐。这种人际和谐是以道德自律作为修身的途径，以实现自身和谐为基础的。高校德育的终极目标即是实现人际和谐，因而，应当积极挖掘传统修养论的现代价值，加强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关键词：修养论；自律；人际和谐；现代价值；高校德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近两千年的教育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内容的，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从汉代的“五经”到明清的“十三经”，构成了古人知识结构的基本框架，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框架。儒学作为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主流，成为文化整合的根本力量，儒家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模式。中国传统修养论的实质是实现人际和谐。这种人际和谐是以道德自律作为修身的途径，以实现自身和谐为基础的。这不仅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而且对当前高校德育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在儒家思想经历的时代筛选、历史传承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封建社会思想体系中的一根主线，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修身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大环节的基础。儒家讲修身，是指人生在世要修养成完人、圣人，达到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和谐；主张人应当以自身和谐为出发点，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真正摆脱功利化倾向和利益交换关系，实现人际和谐。古代的修身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整利益关系，以法约束、引导利益；二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
修身之道以义利统一思想作为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原则，并通过道德自律的途径实现自身修养，修身的真谛是实现人际和谐。物质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个体的人生活的基础。如何处理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际和群体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正确对待物质利益，是修身的第一要义。中国传统思想主张重义轻利，义以导利、义利统一，以此作为修身的原则。义利之辨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苟子到汉儒董仲舒及至宋儒朱熹等为主线的儒家义利观。儒家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和功利之间关系的思想和观点，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倾向是认为义与利相统一，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义为利的主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义利统一思想作为修身的基本原则，它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以道义为重。物质利益是人的基本利益，是人们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不仅涉及到人际关系，也关系到民心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就个人而言，义利统一思想则是修身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讲修身，非常注重道德自律，把修身作为一个人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行为是一种严于律己的行为，是主动的道德实践行为。
中国古代的修养论就是指人性修养，是修身养性，人性论是修养论的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的阐发，目的是说明人能否通过修养而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所以，历代思想家在人性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人性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孤立地讲人性，讲人性是为了讲修养，在人性的基础上逐步深化了修养论。修养论构成修身的基本环节。人性论主要解答人为什么要修身的问题，而修养论则是说明怎样修身的问题，探讨修身的方法和途径。修养论是修身的核心，它主要回答和解决如何通过后天修养，恢复和保持先天的善性，如何改恶从善，这涉及的是修身的方法和途径问题。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实现是一个艰苦的磨炼过程，是一个人应该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他曾言自己是“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修养历程归结起来就是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修养成为完善的人。十五开始学，到三十始成，四十五十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达到“不惑”和“知天命”，六十七十行为符合道德标准，从而完成修己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内心修养到道德实践完善的修养过程，也可以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几个发展阶段。孟子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强调艰苦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以担当时代所赋予的“大任”。
在修养方法上，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孟子发展了孔子“内省”修养方法，主张寡欲、诚身、自反、养气。他认为欲望是人心之害，主张理智控制情感，道德限制欲望，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应当真心诚意地认识、实践道德信条，要时时反省自察，认为在不断自反的过程中，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动机，就会日趋完善。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强调大丈夫集天地之正气，应具有坚定的操守和信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天降大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中国知识分子饱含以国家、民族、社稷、民生为重的热情。
先秦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经后儒学大师和文人们的阐发，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修养方法，并以此为途径，最终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发展到后世，体现为杜甫的“欲以天下讽教为己任”、“大丈夫当扫除天下”、“澄清天下之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代知识分子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就是将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国平天下要以德教为先，自身的道德修养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修养论中，追求个体在自我道德修养上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和自我超越，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道德修养的完美的境界。修养的理想目标，向人们展示了圣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们受到精神上的鼓舞，明确努力的方向。这种境界从总体上讲，不是在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中获取人生价值，而是在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的理想信念电追求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这种境界不是享乐主义的物质欲望型，而是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所在。
(二)
建国后，我们对传统道德的认识曾经陷入误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传统道德进行了重新研究，获得了正确的认识。上世纪90年代井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传统道德重新成为当代德育建设的重要资源。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把传统道德作为当代社会主 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凭借，实现新道德与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延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人生的完善不仅需要明理，而且要躬于实践；一个人的自我完善，不仅需要知性的心智的进步、才能的增长，而且需要道德的完善。大学生不仅要成才，而且要成人，而道德教育是成人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当代中国功利主义的泛滥，使道德的价值失落了，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也空前削弱。在长期以来的高校德育中，注重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而对学生的基本道德品质教育不够，尤其是忽略了对传统修养理论的挖掘和利用。就目前高校德育的现状而言，这种创新是要在和谐发展的理念下，强调人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高校德育的终极目标即是实现人际和谐，从而积极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加强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期正处于人生社会化即将完成的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应该汲取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提供重要的资源。不仅要根据时代需求来确立我们的道德标准，也要借鉴学习古代的道德智慧，加强传统美德知识教育，进而在此基础上加强传统美德养成教育。
中国传统修养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暗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需求，从而与我们当今的高校德育的改革需要相一致。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是人生的重大价值选择问题，它不仅影响人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而且影响人们对道德的选择和实践。以义利统一思想作为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原则，并通过道德自律的途径实现自身修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直击了道德教育的实质，为高校德育的创新提供了门径。
(三)
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以义利统一思想作为基本原则，以道德自律意识作为基本途径，都是为了一个实质性的目的，即修身的真谛是实现人际和谐，使人际关系保存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人际和谐是以人通过修身、实现自身和谐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的修身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在物质利益面前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见利思义，那么在对待其他问题上也就会处之坦然，再以道德自律为途径，加强内心修养，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向往更高的精神追求。所以，高校德育应该以传统文化中明辨义利的思想，引导大学生端正价值取向，摆脱拜金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干扰。当一个人的修身达到挣脱物欲的束缚、不为物累的程度，也就达到了一种道德提升的境界。
道德教育的过程，是道德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的结合与统一。任何社会的道德运作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它表现为以一定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个体道德“外化”为社会道德的有机互动过程。在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循环转化中，无论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还是个体道德“外化”为社会道德，都离不开个体自身修养这个必要环节。道德只有进入个体的情感、意识、意志和实际行为过程中，并化为个性化的实践精神和内在素质，才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整个社会道德的实践程度，最终决定于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整体综合效应。因此，个体道德层面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就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最终落脚点。
道德修养作为个体精神的道德自律，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是在一个人头脑中展开的理与欲、义与利、公与私的矛盾斗争。一旦个体自身的道德需要、道德情感、道德实践等主题因索被忽视，那么他对纪律条文的遵守通常不是出于一种道德的需要，而是一种外力的胁迫，毫无行动的自觉性和主体的责任感可言。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个体道德是个体对社会道德内化的结果，表现出主体的自觉性、自主性、自律性。
儒家主张内省、慎独、克己、养气的修养方法，这为大学生道德的自觉性、自主性、自律性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孔子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都强调道德修养的内省自察。《礼记·中庸》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闭居之所为”。(《史·詹体仁传》)“慎独”，就是在独自无人时亦能诚实无妄。荀子主张要真正具有诚实的品德，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就是真诚，诚心诚意，真实无妄。真诚的人必然讲信用，讲信用的人必然会赢得他人的崇敬，原因就在于他能“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同上)。“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荀子·不苟》)。不能从内心里真正做到真诚无欺，就不可能在独自无人时也能诚心诚意。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在自己日常言行举止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诚信来。慎独，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而且也是道德修养过程中的较高的精神境界。它体现了道德反省的自我性特征，是具有自我道德意识的人进行的自觉的道德实践。
马克思说，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但作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并以此作为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和驱动力。利益需要的差异性，使得个人在与他人、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摩擦，甚至冲突，若没有合理的机制加以调节，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社会的和谐最终要体现为人际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修身之道，是因为做人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如果高校德育能够引导大学生建立自我道德修养意识，身体力行地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从而在道德实践中实现自身和谐，那么，就实现了高校德育的终极目标——人际和谐。这种人际和谐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避免了狭隘的功利化倾向，这种人际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础。
关键词：修养论；自律；人际和谐；现代价值；高校德育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近两千年的教育都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体内容的，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道德学说。从汉代的“五经”到明清的“十三经”，构成了古人知识结构的基本框架，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框架。儒学作为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和文化主流，成为文化整合的根本力量，儒家道德规范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道德模式。中国传统修养论的实质是实现人际和谐。这种人际和谐是以道德自律作为修身的途径，以实现自身和谐为基础的。这不仅对我们今天的社会道德建设，而且对当前高校德育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在儒家思想经历的时代筛选、历史传承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封建社会思想体系中的一根主线，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修身则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大环节的基础。儒家讲修身，是指人生在世要修养成完人、圣人，达到完美的人格和理想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和谐；主张人应当以自身和谐为出发点，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真正摆脱功利化倾向和利益交换关系，实现人际和谐。古代的修身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调整利益关系，以法约束、引导利益；二是通过自我修养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
修身之道以义利统一思想作为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原则，并通过道德自律的途径实现自身修养，修身的真谛是实现人际和谐。物质利益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个体的人生活的基础。如何处理人与物质利益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人际和群体的各种问题的解决。正确对待物质利益，是修身的第一要义。中国传统思想主张重义轻利，义以导利、义利统一，以此作为修身的原则。义利之辨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文化传承中形成了从先秦的孔子、孟子、苟子到汉儒董仲舒及至宋儒朱熹等为主线的儒家义利观。儒家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和功利之间关系的思想和观点，儒家义利之辨的基本倾向是认为义与利相统一，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义为利的主宰。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义利统一思想作为修身的基本原则，它引导人们在物质利益面前，以道义为重。物质利益是人的基本利益，是人们赖以生存、社会赖以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否得当，不仅涉及到人际关系，也关系到民心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就个人而言，义利统一思想则是修身的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讲修身，非常注重道德自律，把修身作为一个人的自觉行动，这种自觉行为是一种严于律己的行为，是主动的道德实践行为。
中国古代的修养论就是指人性修养，是修身养性，人性论是修养论的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论的阐发，目的是说明人能否通过修养而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所以，历代思想家在人性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内容丰富而深刻的人性理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孤立地讲人性，讲人性是为了讲修养，在人性的基础上逐步深化了修养论。修养论构成修身的基本环节。人性论主要解答人为什么要修身的问题，而修养论则是说明怎样修身的问题，探讨修身的方法和途径。修养论是修身的核心，它主要回答和解决如何通过后天修养，恢复和保持先天的善性，如何改恶从善，这涉及的是修身的方法和途径问题。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实现是一个艰苦的磨炼过程，是一个人应该毕生坚持不懈的事情。他曾言自己是“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这个修养历程归结起来就是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来修养成为完善的人。十五开始学，到三十始成，四十五十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达到“不惑”和“知天命”，六十七十行为符合道德标准，从而完成修己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内心修养到道德实践完善的修养过程，也可以说是儒家理想人格的几个发展阶段。孟子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强调艰苦道德修养的目的，是为了不断提升自我的道德境界，以担当时代所赋予的“大任”。
在修养方法上，孔子提倡“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孟子发展了孔子“内省”修养方法，主张寡欲、诚身、自反、养气。他认为欲望是人心之害，主张理智控制情感，道德限制欲望，强调个人的道德责任，应当真心诚意地认识、实践道德信条，要时时反省自察，认为在不断自反的过程中，逐渐调整自己的行为动机，就会日趋完善。所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强调大丈夫集天地之正气，应具有坚定的操守和信念：“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善其道。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天降大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中国知识分子饱含以国家、民族、社稷、民生为重的热情。
先秦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经后儒学大师和文人们的阐发，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修养方法，并以此为途径，最终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发展到后世，体现为杜甫的“欲以天下讽教为己任”、“大丈夫当扫除天下”、“澄清天下之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以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历代知识分子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就是将个人道德修养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为政治国平天下要以德教为先，自身的道德修养乃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修养论中，追求个体在自我道德修养上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和自我超越，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是道德修养的完美的境界。修养的理想目标，向人们展示了圣人的精神境界，使人们受到精神上的鼓舞，明确努力的方向。这种境界从总体上讲，不是在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中获取人生价值，而是在治国、平天下的高远的理想信念电追求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这种境界不是享乐主义的物质欲望型，而是理想主义的精神追求型，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之所在。
(二)
建国后，我们对传统道德的认识曾经陷入误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传统道德进行了重新研究，获得了正确的认识。上世纪90年代井始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传统道德重新成为当代德育建设的重要资源。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把传统道德作为当代社会主 义道德的重要资源和凭借，实现新道德与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延续，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人生的完善不仅需要明理，而且要躬于实践；一个人的自我完善，不仅需要知性的心智的进步、才能的增长，而且需要道德的完善。大学生不仅要成才，而且要成人，而道德教育是成人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当代中国功利主义的泛滥，使道德的价值失落了，人们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也空前削弱。在长期以来的高校德育中，注重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而对学生的基本道德品质教育不够，尤其是忽略了对传统修养理论的挖掘和利用。就目前高校德育的现状而言，这种创新是要在和谐发展的理念下，强调人际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高校德育的终极目标即是实现人际和谐，从而积极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加强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期正处于人生社会化即将完成的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应该汲取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为自己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提供重要的资源。不仅要根据时代需求来确立我们的道德标准，也要借鉴学习古代的道德智慧，加强传统美德知识教育，进而在此基础上加强传统美德养成教育。
中国传统修养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暗合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需求，从而与我们当今的高校德育的改革需要相一致。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如何看待道德与物质利益的关系，是人生的重大价值选择问题，它不仅影响人们正确价值观的形成，而且影响人们对道德的选择和实践。以义利统一思想作为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原则，并通过道德自律的途径实现自身修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儒家的道德修养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说直击了道德教育的实质，为高校德育的创新提供了门径。
(三)
中国传统文化讲修身，以义利统一思想作为基本原则，以道德自律意识作为基本途径，都是为了一个实质性的目的，即修身的真谛是实现人际和谐，使人际关系保存一种和谐的关系。这种人际和谐是以人通过修身、实现自身和谐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的修身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在物质利益面前坚持义利统一的原则，见利思义，那么在对待其他问题上也就会处之坦然，再以道德自律为途径，加强内心修养，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向往更高的精神追求。所以，高校德育应该以传统文化中明辨义利的思想，引导大学生端正价值取向，摆脱拜金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干扰。当一个人的修身达到挣脱物欲的束缚、不为物累的程度，也就达到了一种道德提升的境界。
道德教育的过程，是道德教育内容和教育模式的结合与统一。任何社会的道德运作都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系统。它表现为以一定社会的历史性实践为基础的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个体道德“外化”为社会道德的有机互动过程。在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循环转化中，无论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还是个体道德“外化”为社会道德，都离不开个体自身修养这个必要环节。道德只有进入个体的情感、意识、意志和实际行为过程中，并化为个性化的实践精神和内在素质，才是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东西。在此意义上，整个社会道德的实践程度，最终决定于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程度和由此产生的整体综合效应。因此，个体道德层面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就成为社会道德建设系统工程的最终落脚点。
道德修养作为个体精神的道德自律，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过程，是在一个人头脑中展开的理与欲、义与利、公与私的矛盾斗争。一旦个体自身的道德需要、道德情感、道德实践等主题因索被忽视，那么他对纪律条文的遵守通常不是出于一种道德的需要，而是一种外力的胁迫，毫无行动的自觉性和主体的责任感可言。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个体道德是个体对社会道德内化的结果，表现出主体的自觉性、自主性、自律性。
儒家主张内省、慎独、克己、养气的修养方法，这为大学生道德的自觉性、自主性、自律性的实现提供了有效途径。孔子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都强调道德修养的内省自察。《礼记·中庸》日：“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闭居之所为”。(《史·詹体仁传》)“慎独”，就是在独自无人时亦能诚实无妄。荀子主张要真正具有诚实的品德，他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就是真诚，诚心诚意，真实无妄。真诚的人必然讲信用，讲信用的人必然会赢得他人的崇敬，原因就在于他能“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同上)。“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荀子·不苟》)。不能从内心里真正做到真诚无欺，就不可能在独自无人时也能诚心诚意。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在自己日常言行举止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诚信来。慎独，不仅是一种道德修养方法，而且也是道德修养过程中的较高的精神境界。它体现了道德反省的自我性特征，是具有自我道德意识的人进行的自觉的道德实践。
马克思说，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是社会的人，但作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并以此作为个体行为的出发点和驱动力。利益需要的差异性，使得个人在与他人、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矛盾、摩擦，甚至冲突，若没有合理的机制加以调节，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人是社会生产生活的主体，社会的和谐最终要体现为人际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修身之道，是因为做人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如果高校德育能够引导大学生建立自我道德修养意识，身体力行地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体道德，从而在道德实践中实现自身和谐，那么，就实现了高校德育的终极目标——人际和谐。这种人际和谐摆脱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避免了狭隘的功利化倾向，这种人际和谐是一切和谐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