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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怀孕30周的北京网友“如许姑娘”赴香港旅游，在香港机场被特区政府入境处拒绝入境。“如许姑娘”随即在微博上发布一篇名为《大月份孕妇赴港旅游遭海关羁留遣返经过》的帖子来控诉遭遇，受到网民关注。她在文章中写道：“在海关出示了往返机票和酒店付款订单、医院B超单，和北京私立医院的产检分娩合同以及北京月子中心的合同，我认为已足够证明来港目的并非分娩，并且表示如果需要其他材料我也随时能够提供，但仍被无视。”随后的9月23日下午，特区政府入境处答复称：怀孕28周或以上的内地孕妇，进入香港须出示由香港医院发出的预约分娩确认书，否则可能被拒绝入境，并即时遣返。
入境处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2013年实施内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零配额政策。所有香港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均不会接受内地双非孕妇预约分娩服务，单非孕妇则可通过特别安排在私家医院预约分娩服务。为配合有关政策，入境事务处会执行对内地孕妇的入境配套措施：怀孕28周或以上的内地孕妇，在进入香港时须向入境处人员出示由本港医院发出的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如未能出示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或入境目的存疑，入境处可能会拒绝有关人士入境，并即时安排遣返。入境处在执行此措施时，卫生署会在有需要时安排医护人员协助，就孕妇的怀孕及其他身体状况提供专业评估和意见。过去数年，入境处每年平均对约3.5万名非本地孕妇作进一步讯问。在2013年，有5077名无预约分娩服务的内地孕妇按照入境条例被拒绝入境及遣返内地，较2012年被拒的4202名增加超过20%。在今年前8个月，已有3532名内地孕妇被拒绝入境。
心灵中的隐形围墙
有着如此之大争议的“港产”事件，不由得令我们回想起在1954年，美国人类学家卡莱沃·奥伯格首次在他的博士论文《克林基特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中提出“文化休克”的概念。1960年，奥伯格提出自己的“U形模式”（U-cure Model），这是解释文化适应的流行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人在异文化旅居时，必然会经历一段困难和起伏才能获得舒适感和平常感，文化适应大体有四个基本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
但是，我们如果简单套用奥伯格的上述理论解释2012年（甚至延续至今）香港人和内地客的文化冲突，显然会陷入理论的尴尬：首先，大多数学者谈论的“文化休克”现象都是针对进入陌生异文化环境时，东道文化对其产生的心理冲击，香港人身处本港，能遭遇“文化休克”吗？其次，香港早在1997年即回归，在经历长达15年之久的“文化适应”后，还在“休克”吗？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名作《社会学之思》中进一步优化了“文化休克”理论。他解释说，由于进入陌生文化或遭遇陌生人闯入，“我们已有的生活方式，曾经给我们安全感和使我们感到舒适的生活方式，现在被挑战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被要求的，关于它进行辩论、要求解释和证明的东西，它不是自证的，所以，它看起来不再是安全的”。 “文化休克”理论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为我们深入思考香港人和内地客的冲突提供了不少新思路。固然，香港人身处本港，但是其“遭遇陌生人闯入”时，不同样遭遇了“文化休克”？而且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休克”的症状已经相当严重——从整版“蝗虫”广告到“蝗虫歌”，再到围攻辱骂内地旅客“Chinese pig”……如果我们再结合古拉霍恩的“W形模式”（1963年古拉霍恩提出的描述文化适应过程的“W形模式”，其在“U形模式”的基础上，添加了人们在重新回到本文化环境时，个体必然会经历的“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和再度社会化阶段），对香港人的“文化休克”现象会有更全面的理解：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香港开始成为英属殖民地，港英政府的文化策略是偏重教育港人做“遵纪守法”的公民，鼓励认同英国文化。直到1997年之前，按照奥伯格的“U形模式”，在英国文化的濡染下，港人经历了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三个阶段后，已经完全进入适应期。香港回归后，港人本应该由殖民性“文化休克”再进入“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但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成功过渡，“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返回本“文化休克”的进程明显滞缓；然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香港和内地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提速的“香港自由行”本来是刺激疲软香港经济的强心剂，不过也成为“遭遇陌生人闯入”的“返回本‘文化休克’”的催化剂。毋庸讳言，如果说香港人的“蝗虫歌”是“文化休克”的过敏反应，那么内地客的“地铁进食”则是“文化休克”滞缓反应。
“文化休克”其实并不可怕，跨文化传播学者对此现象已经开出很多的“文化适应”药方。现在有针对性地总结如下：
1.克服“族群中心主义”
有学者将“族群中心主义”翻译为“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姆·奇·萨姆纳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族群中心主义”者在判断事物时以自身文化为中心，对其他文化一概按照自身文化的标准来评判“好”“坏”。萨姆纳还把“族群中心主义”区分为两部分：“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群体是优等的，另一方面认为其他群体是劣等的。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心态，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依此就给其他文化加注‘劣等’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族群中心主义阻挡了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妨碍了跨文化交流的进行。”“蝗虫”广告之后，导演张坚庭曾在《明报》撰文说：“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根据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弗兰斯·博厄斯就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化解“族群中心主义”的隔膜。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包容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我们认识到差异不可避免，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接受差异，进而从差异中对比学习，那么我们跨文化的敏感意识会不断增加，彼此的沟通交流也会自然顺畅。当然，香港人和内地客都要积极做文化相对主义者。
入境处介绍，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自2013年实施内地双非孕妇来港产子的零配额政策。所有香港公立医院和私家医院均不会接受内地双非孕妇预约分娩服务，单非孕妇则可通过特别安排在私家医院预约分娩服务。为配合有关政策，入境事务处会执行对内地孕妇的入境配套措施：怀孕28周或以上的内地孕妇，在进入香港时须向入境处人员出示由本港医院发出的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如未能出示预约分娩服务确认书或入境目的存疑，入境处可能会拒绝有关人士入境，并即时安排遣返。入境处在执行此措施时，卫生署会在有需要时安排医护人员协助，就孕妇的怀孕及其他身体状况提供专业评估和意见。过去数年，入境处每年平均对约3.5万名非本地孕妇作进一步讯问。在2013年，有5077名无预约分娩服务的内地孕妇按照入境条例被拒绝入境及遣返内地，较2012年被拒的4202名增加超过20%。在今年前8个月，已有3532名内地孕妇被拒绝入境。
心灵中的隐形围墙
有着如此之大争议的“港产”事件，不由得令我们回想起在1954年，美国人类学家卡莱沃·奥伯格首次在他的博士论文《克林基特印第安人的社会经济》中提出“文化休克”的概念。1960年，奥伯格提出自己的“U形模式”（U-cure Model），这是解释文化适应的流行模式，该模式认为一个人在异文化旅居时，必然会经历一段困难和起伏才能获得舒适感和平常感，文化适应大体有四个基本阶段：“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和适应期。”
但是，我们如果简单套用奥伯格的上述理论解释2012年（甚至延续至今）香港人和内地客的文化冲突，显然会陷入理论的尴尬：首先，大多数学者谈论的“文化休克”现象都是针对进入陌生异文化环境时，东道文化对其产生的心理冲击，香港人身处本港，能遭遇“文化休克”吗？其次，香港早在1997年即回归，在经历长达15年之久的“文化适应”后，还在“休克”吗？
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名作《社会学之思》中进一步优化了“文化休克”理论。他解释说，由于进入陌生文化或遭遇陌生人闯入，“我们已有的生活方式，曾经给我们安全感和使我们感到舒适的生活方式，现在被挑战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我们被要求的，关于它进行辩论、要求解释和证明的东西，它不是自证的，所以，它看起来不再是安全的”。 “文化休克”理论不断注入新鲜血液，这为我们深入思考香港人和内地客的冲突提供了不少新思路。固然，香港人身处本港，但是其“遭遇陌生人闯入”时，不同样遭遇了“文化休克”？而且我们能感觉到他们“休克”的症状已经相当严重——从整版“蝗虫”广告到“蝗虫歌”，再到围攻辱骂内地旅客“Chinese pig”……如果我们再结合古拉霍恩的“W形模式”（1963年古拉霍恩提出的描述文化适应过程的“W形模式”，其在“U形模式”的基础上，添加了人们在重新回到本文化环境时，个体必然会经历的“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和再度社会化阶段），对香港人的“文化休克”现象会有更全面的理解：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香港开始成为英属殖民地，港英政府的文化策略是偏重教育港人做“遵纪守法”的公民，鼓励认同英国文化。直到1997年之前，按照奥伯格的“U形模式”，在英国文化的濡染下，港人经历了蜜月期、危机期、恢复期三个阶段后，已经完全进入适应期。香港回归后，港人本应该由殖民性“文化休克”再进入“返回本文化休克”阶段。但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成功过渡，“马照跑，舞照跳”，香港人返回本“文化休克”的进程明显滞缓；然而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香港和内地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提速的“香港自由行”本来是刺激疲软香港经济的强心剂，不过也成为“遭遇陌生人闯入”的“返回本‘文化休克’”的催化剂。毋庸讳言，如果说香港人的“蝗虫歌”是“文化休克”的过敏反应，那么内地客的“地铁进食”则是“文化休克”滞缓反应。
“文化休克”其实并不可怕，跨文化传播学者对此现象已经开出很多的“文化适应”药方。现在有针对性地总结如下：
1.克服“族群中心主义”
有学者将“族群中心主义”翻译为“我族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姆·奇·萨姆纳第一个提出这一概念，他认为“族群中心主义”者在判断事物时以自身文化为中心，对其他文化一概按照自身文化的标准来评判“好”“坏”。萨姆纳还把“族群中心主义”区分为两部分：“一方面认为自己的群体是优等的，另一方面认为其他群体是劣等的。认为自己的东西是最好的，以自己的文化为荣，这也是比较自然的心态，问题并不在于此，而在于依此就给其他文化加注‘劣等’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因此族群中心主义阻挡了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妨碍了跨文化交流的进行。”“蝗虫”广告之后，导演张坚庭曾在《明报》撰文说：“当香港人以生活习惯差异作为根据攻击诋毁同文同种的同胞时，我们煽动仇恨的借口比种族歧视还要恶劣。”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人类学者弗兰斯·博厄斯就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化解“族群中心主义”的隔膜。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包容社会文化中存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当我们认识到差异不可避免，以“和而不同”的心态接受差异，进而从差异中对比学习，那么我们跨文化的敏感意识会不断增加，彼此的沟通交流也会自然顺畅。当然，香港人和内地客都要积极做文化相对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