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看澳洲的报纸，看到新南威尔士州的一个前财长，可能当官时得罪了人，离职后在餐厅遭到三个年轻人攻击。三人把他堵在卫生间里，其中一人按着他的脑袋向墙上猛撞。有意思的是，他是这样描述打他的人：“这时一个Gentleman（先生） 冲了进来，开始打我的头……”在描述案情时，他一直用极其正式的“先生”一词，来称呼对他施暴者。我们在这种情形下，一般应当咬牙切齿地说：有一个“家伙”，或有一个“暴徒”。
　　我于是注意到一个法律文化的细小差别。
　　在许多国家，对刑事被告人，无论他犯了什么样的罪，法庭成员对他仍然以“先生”相称。而我们是绝不会称这些坏蛋为先生的。我从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就发现我们起诉书、判决，或者报道，都喜欢用“窜”这一个词。犯罪分子一定是“窜”到犯罪地点的。一个人一旦成为社会的敌人，我们对其一定要用贬义。
　　在这样的习惯之下，很多现象会让我们不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号称“红色男爵”的德军王牌飞行员，击落过八十多架英军飞机，用我们的话来说：双手沾满了英国人民的鲜血。但是，当他被英军击落时，英军却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还放排枪向这位“英勇的战士”致敬。
　　我們如果有人这样做，可能会被追问：立场哪里去了？会遭到整个社会的唾骂。但是，当我们看到这几个故事时，我们是不是对那位称打人者为“先生”的前财长，对厚葬敌方飞行员的英军，隐约有一些称许呢？有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这一隐隐的称许之意？
　　我们因此会发现：在仇恨与文明之间，后者往往拥有更强大的道德的力量。而这一道德力量，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
　　当法庭对一个“人渣”仍然以“先生”相称时，这不仅仅是尊重一个不值得尊重的人，这同样关系到仇恨可能弄脏了我们自己的灵魂，从而破坏了文明，最终危害社会。
　　很久以来，我们一直不能容忍对敌人的尊重，而更崇尚“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对仇恨的考虑，甚于对文明的考量。西西里黑手党有一个规矩：凡出背叛组织者，全家杀光。但是，如果这个人自杀了，家人就可以豁免。
　　一味强调“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就容易走向极端，甚至造成恐怖。我们崇尚“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但不幸的是，我们往往无法同时做到这两种境界。习惯对敌人这样以后，对同志一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无情”一旦变成习惯，对谁都会一样了。我们有些机关，对待人民群众，同样也是“门难进，脸难看”，就是一例。在这样的文化下，有些人连亲属也做不到“春天般温暖”。辽南农村曾有一案，姐夫与舅哥打牌，为了五角钱，姐夫一刀捅死了舅哥。
　　其实，面对敌人仍要保持文明，这不是他国的特权，本来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太平天国李秀成东征，清军猛将张国梁战死于桥下，李秀成感其忠勇，也厚葬了对手。但不知从何时起，面对仇恨与冲突时，我们开始缺乏一种从容不迫，一种温文尔雅，而更多是一种暴戾之气。
　　儿童读《狼和小羊》的故事，没有孩子会说：“一条恶狼如何如何。”其实，人类的本性，还是知道：尊重敌人，其实是维持自己的文明。我们长大了以后，还是莫忘这一本性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