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为实施占领的一支美军行进在东京街头，突然对面急速驶来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美军迅速散开准备迎战。车到近处，跳下一位男性，指着满车的年轻女性对美国大兵说：“这是供你们享用的。”原来是特殊慰安设施协会(PAA)前来慰问，美军指挥官一时张口结舌，不知如何回答。实际上，为美军提供性服务是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开展的第一项工作。
　　战争期间，日本政府首脑清楚地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东南亚各地对女性进行的强奸、奸杀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因而以为占领军也会对日本女性施加类似的行为。所以在战争结束后第三天、即8月18日，警视厅保安课召集花柳界代表，商议建立面向占领军的特殊慰安设施，并以内务省警保局长的名义向各府县拍电报，传达其内容。
　　8月26日，花柳界组成“特殊慰安设施协会”，同时从政府得到巨额补助金和大批相应的物资。当时的大藏省主计税局局长、60年代初任首相的池田勇人沾沾自喜，“拿出一亿日元来保护日本民族的纯洁，比较廉价。”“协会”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刊登广告，声称“处理战后事宜的国家紧急设施需求新日本女性”，并提供衣物、食品以及住处等优惠条件。当时日本处在战后混乱时期，生活困难，绝大多数人缺乏食物、住处，因而大批不知内情且为生计所苦的年轻女性纷纷应聘。东京地方政府在银座、大森、立川、调布等地设立20多处特殊慰安设施，各地也有类似设施，全日本约有20多万女性从事这种职业。开张以后，美国大兵蜂拥而至，短时100日元，过夜300日元。
　　8月28日，“协会”在东京皇宫前广场成立誓师大会，在其宣言中明确写道：“作为处理战后事宜的一项国家紧急措施，其困难的工作是通过我们的职业慰问占领军。数千名‘昭和的阿吉’组成人墙，阻止汹涌的波涛。与那些英灵一道维护民族的纯洁，成为维护战后社会秩序基础的地下支柱。”也就是说，虽然从事这种职业的女性将成为占领军士兵性欲的牺牲品，但以此为代价，可以换取其他多数日本女性乃至大和民族的纯洁。因此，这些慰安妇也称为“特别女子挺身队员”。
　　19世纪中期，“黑船来航”后，日本被迫开国。1856年8月，美国总领事哈里斯到达日本伊豆半岛的下田，开设领事馆，并胁迫幕府签订《日美通商条约》。为拉拢哈里斯，缓解压力，幕府官员为其包“二奶”，那女子就是“阿吉”。当时17岁的漂亮艺伎斋藤吉被迫与恋人分手，藏娇于哈里斯的金屋中。尽管两人很快分手，但成为世人难容的“洋婆子”，终日与酒相伴，最后投河自尽。“昭和的阿吉”意指占领时期的部分女性要像幕末年代的阿吉那样，为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
　　正如阿吉的献身并没有阻挡住《日美通商条约》的签订那样，特殊慰安设施里的女性也没有发挥预想的作用。因为性病在军中流行，美国国会也加以声讨，盟军总部遂颁布废除公娼制度的指令，特殊慰安设施随即在1946年3月关闭。迫于生计，多数慰安妇变成街头娼妓，其他女性也加入进来，成为主要向美军士兵出卖肉体的“邦邦女郎”。结果出现了大量混血儿童，据估计总数有15－20万人。
　　1946年秋，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孙女泽田美喜乘坐拥挤不堪的列车途经德川家康一战得天下的关原时，突然行李架上的一个小包裹掉到她的手中，踌躇之间，引起警察的注意。打开一看，是一个黑婴儿的尸体。警察和乘客均以为她是孩子的母亲，情急之下，她只好大声喊叫起来：“列车上有没有医生啊?请给我检查一下，是否刚生过孩子。”此时一位老人作证说，包裹是另外一位年轻女性带上来的，但那人在中途下车了。就在此时，泽田美喜的耳边响起一个声音，“既然你在瞬间做了这个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不做其他这种孩子的母亲呢?”
　　泽田美喜决定收养受人歧视的混血儿。当时正在解散财阀，家族无能为力，最初的170美元捐款来自在岩崎家做护理工作的伊丽莎白·桑达斯夫人，因而1948年2月1日开设的收养所称为“伊丽莎白·桑达斯之家”。消息传开以后，经常在收养所的庭院、小路、隧道里捡到混血婴儿，从最初的两人很快上升到百余人。收养所受到当地居民的非难，认为混血孤儿是战败耻辱的象征，占领当局也指责说是通过收集混血儿煽动反美情绪。因为其他家长的强烈反对，附近的神奈川县大矶町小学校只好表示另辟校舍接受这些儿童入学，但泽田美喜决定在收养所中设立小学和中学。收养所开设30年，人数超过1100名，其中半数为美国及其他海外的家庭领养。
　　1982年5月，泽田喜美在西班牙旅行中患病去世。
　　尽管绝大多数混血儿的命运不得而知，但那首凄凉、委婉、刺入肺腑的电影《人证》的主题曲《草帽歌》时常在耳边回响，主人公回日本寻找生母却被生母所杀的命运大概是混血儿的某种归宿吧。
　　据统计，在1947年至1961年的14年内，共有4.6万个美国男人同日本女人结婚，并生儿育女。《人证》的故事情节由此开始：一个穷困潦倒、流落街头的前美国黑人士兵临死前告诉儿子一个秘密，其母亲是日本人，并故意撞车为儿子筹措路费。儿子满怀希望地携带物证——儿时的草帽和诗集到日本寻母，结果横尸东京街头。日本警方经过周密细致的跨国调查，终于真相大白，凶手就是死者的亲生母亲——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当年这个女人为生计所迫，与一名美军黑人大兵生下一子。由于对黑人的种族歧视，美军当局只准孩子随父亲回国，结果母子天各一方。这位女子在悲痛之余，隐蹒以往，苦学上进，终于出人头地，并建立新的家庭。丈夫为国会议员，儿子亦长大成人。在旧伤已痊愈之际，突然一个黑肤色儿子闯入生活。眼看地位名利就要为丢脸的过去而崩溃，她试图用金钱打发这个不速之客，但儿子不为所动。妇人立起杀机，装作亲热，却将利刃捅进儿子的胸膛，但刺到一半手软。儿子顿时完全心死，自我了断。另外一个儿子因逃避车祸之罪逃到美国，死在美国警察的枪下。得知两个儿子均已死亡，在获得大奖的晚会上，悲愤欲绝的母亲满怀深情地朗诵了《草帽诗》，然后驾车奔上山顶。忠于职守而又富于人情味的警察，网开一面，让这位母亲跳下悬崖，免遭受辱的审判。此时，一顶草帽悠然飘向山涧，感伤的主题歌随之响起。
　　由政府出面开设慰安所招待占领军，是来自传统文化接近自然的天性，还是战争时期政府组织慰安行为的惯性?美国历史学家约翰·道尔在其《拥抱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第四章中详细分析了占领初期的上述社会现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日本民族的某些特性。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未名外国史丛书》，有关日本的选题就有《近代天皇与天皇制》、《东京审判》、《白江口之战》、《江户时代》等，宗旨是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突出趣味性、故事性，使读者可以轻松阅读。也许引人入胜的细节正是理解各国历史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