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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年代，一些艺术娱乐化、低俗化了，没有哪个乐队愿意在街头过卖唱的生活，因为现实总要吃饭的，但街头的底层人供养不了，给不了这个养分和土壤。”
和骆老师约访好几次，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渐渐不属于他自己了：
今年4月，他在深圳乐器城二楼开了个工作室，招收10多名学员，专门培训他们学习二胡。既然收人家钱，培训的时间安排，当然以学员为主。
前不久，和他见缝插针聊了没多久，突然，他抬表一看，“哎呀，快（下午）4点30分了”，然后，背着二胡，拖着行李箱，匆匆，迎着风，他又出门去了。门外，南国初冬的冷风顽皮地撩拨他额前黑白相间的长发。
骆老师，真名骆宏俊，是原来的“原上草乐队”成员之一，在乐队里，他担任二胡演奏的角色。
原上草乐队是2009年，深圳街头艺人自发成立的一支乐队，也是第一支有名有姓、角色搭配固定，并在固定时段于深圳市民中心演出的乐队。
乐队成员包括：吹笛子的陈继召，拉二胡的骆宏俊，弹主音吉他的李涛，节奏吉他及歌手韦云飞，贝斯及歌手韦伟，鼓手肖志彬、陈金飞等。
这个乐队属老中青搭配，最老的陈继召，当时已是65岁的老人。最小的韦伟、陈金飞等，却不过24岁。
这个乐队没接受过学院派系统的专业培训，仅凭兴趣爱好和认真钻研的精神，就将表演水平演绎到一个新巅峰，乐队备受市民欢迎并在深圳红极一时。可以这样说，原上草乐队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圳市民—特别是草根阶层的生活方式，即“听原上草乐队演唱”已成为和“周末去莲花山公园爬山、放风筝;去中心书城看书”相提并论的生活方式了。
也因如此，这个乐队上过央视。央视以上下两集的形式在纪录片频道播出。
但今天，这个曾是草根阶层精神流浪栖息地的乐队，早已烟消云散，背后留下的，是一连串时代难解的命题。
原上草乐队的名称是骆宏俊起的，因为他较有文化，上世纪70年代，他上过高中。按照骆宏俊的说法，“当时就是觉得我们是一支草根乐队，生命力很强的乐队，只要给我们一滴露珠就可以生存下来。即便遭遇困难和变故，也可春风吹又生”。
2009年乐队成立前，骆宏俊和李涛、韦云飞等人就认识了。在深圳街头巷尾，他们各自通过弹吉他、拉二胡或歌唱等，以获得市民打赏谋生。
当然，其中一些人一开始也不是专以此为生，而只是个人兴趣爱好，如韦云飞，当兵出来后，在深圳做保安，工作之余吹拉弹唱，挣点零花钱。
“2007年，在龙华、宝安等地的时候，我看见李涛、韦云飞、陈继召三个人时常在街头互相搭档着演奏。我忙完了，也会过去和他们搭档演奏，但我没分他们的钱，只是为了好玩。”骆宏俊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早期的间断性合作。随后，大家四处流浪、歌唱，聚少離多，也没什么联系。
2009年，华强北升格成为福田区新设立的街道，此后，华强北加强管理，包括骆宏俊在内的街头谋生者的生存空间，遭到了城管驱逐。无处可去的骆宏俊在他人的提议下，去了深圳市民中心广场。在这里，他再次遇到了李涛、韦云飞和陈继召。
因为有之前的合作关系，当韦云飞提出邀请骆宏俊一起组个乐队时，骆宏俊爽快答应了。后来，因人员更迭，陆续加入的鼓手还有肖志彬、陈金飞以及韦云飞的弟弟韦伟。
这个乐队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甫一出场，其吹拉弹唱的专业水准很快吸引了深圳街头市民。一些在工厂忙碌一周的打工者，在看他们的演唱中舒缓了疲惫的神经，化解了现实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低落情绪。
很快，这个乐队有了一波波的铁杆粉丝。在广场演出时，如果突然下雨，粉丝们很快会帮忙抢着搬运东西去躲雨。雨过天晴，他们又帮着搬运出来。有些粉丝甚至在帮忙搬运的打杂中，成了乐队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成了乐队成员的情侣。如韦云飞，他的女朋友就是由乐队的粉丝“蛋蛋”（但雪源）演变而来，后来，“蛋蛋”还晋升成了他的老婆。
粉丝的黏度还表现在于，当演唱的乐器遭城管没收装车时，粉丝和他们一道将乐器抢回。在他们搬运不便时，粉丝凑钱给他们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街头演出让这个乐队的成员，每人每晚有100元～200元不等的收入。这对于这帮年轻人而言，有酒喝、有烟抽，还能有梦想，足够了。
当然，对骆宏俊而言，生活压力是有的，当时54岁的他，有一对儿女正在上大学，他们生活开支，主要靠他拉二胡挣来。因此，参加乐队演出之外的白天，他继续上街头拉二胡以获得更多打赏，来弥补乐队给自身带来的收入不足的窘境。
比骆宏俊年纪还大的是陈继召，当时65岁的他流落街头演奏，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为寻找他早年离家出走的女儿。他渴盼某天女儿踏着笛声闻声而至，扑入他怀中，但此愿景至今成憾事。
原上草乐队受到普遍认可。在深圳，对普通家庭而言，当有朋友来做客时，带朋友去听原上草乐队的演唱，是习惯而体面的事。
不过，随着知名度增大，深圳市民中心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乐队和演唱者，城管也来了。当时，维护城市秩序与保护街头文化艺术，成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并引发媒体广泛跟进和持续报道。这次，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市民，开始审视街头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不可能只有“高大上”但普通市民消费不起的音乐厅、大剧院，她应该还有契合不同社会阶层需要的街头表演和艺术，因为社会底层也有文化滋润的需求。
博弈的结果是，官方默认和包容了他们的存在。
那是一段金子般的日子里，原上草乐队的弹唱由于总能触动底层人的心，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看，其中很多是常年的回头客。 不过，熟悉这支乐队的人都知道，打动人心的演奏背后，是他们源自底层、更了解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因而在演奏中，能把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很好地融入其中，并忘情演绎。
比如韦云飞 、韦伟两兄弟，他们在深圳做保安，卑微地存在着;比如陈继召以及吉他手李涛，他们四处流浪，尝尽人间冷暖;再比如骆宏俊，为了儿女学费，他早年到大排档等待别人的点唱，有些客人酒后还会撒泼，甚至耍赖不给钱，他还差点挨揍……底层人的际遇和感同身受，让表演者积抑已久的心情在街头的演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丰富的经历是乐队演奏能吸引人心的关键”，骆宏俊告诉《南风窗》记者，过年回去的时候，在儿女面前，他故意用钱大手大脚或装得很轻松，其实是在伪装做出坚强的样子罢了，“作为父亲和男人，我的内心其实也很脆弱，遇到困难也会流泪。要奋斗，真没有那么容易”，他说。
骆宏俊加入乐队前，在深圳宝安街头的大排档弹奏。有一次，客人点了8首曲子让他弹奏。之前讲好每曲10块钱，最低也是每曲5块钱，但对方的朋友只给了20块钱。骆宏俊就在桌边站着等待点曲的人给个说法，这时，借着酒气，对方的朋友“嗖”地站起来，朝着骆宏俊50多岁的老脸，狠狠打过一巴掌。幸好，闪得快，他躲过这巴掌，但这巴掌却拍在他的二胡上，二胡的琴头、琴轴等零部件，散落一地……
骆宏俊弯腰默默拾起，屈辱、愤怒，一股脑儿涌来，“可有什么办法呢？打也打不过年轻人啊”。
类似的经历不止一次。有次，他的音箱还被人扔到臭水沟里。“你知道深圳的水沟很臭”，骆宏俊说。后来，他找来梯子下沟里打捞，“水沟里的泥有十多厘米深，可臭了”。不过，冲洗后，音响竟还响！如今，说起这事，骆宏俊反倒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和骆宏俊相比，陈继召的经历更凄惨：妻子背叛时，骗走他40多万元并嫁了他人;女儿离家出走，常年找不到;养女在和他寻找亲生女儿的火车上，病发死去……所以人们听到陈继召的笛声，总是那样如泣如诉，凄惨婉转而又充满思念和悲伤。
正因为有了源自底层人的很多凄惨经历，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在演奏时情感的调动，很自然地快速被撩拨和调取。正如骆宏俊所说的那样，“这些年的经历和记忆，可以融入我的琴声中，得到了充分表达。”
也因此，原上草乐队的演奏可以很好地通达人心。这是这支充满荣光乐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经历。当然，于演奏者而言，他们并不是为了音乐而甘愿去“享受”和“拥有”这些无奈的经历。
“那是一段理想高扬的日子，那是超越金子般的友谊和激情，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愿意回去了”，11月6日，韦云飞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年代，一些艺术娱乐化、低俗化了，没有哪个乐队愿意在街头过卖唱的生活，因为现实总要吃饭的，但街头的底层人供养不了，给不了这个养分和土壤。”
当乐队主要成员陆续被现实的生计所绑架，出走，成了他们最无奈的抉择。这时，传承民间、民族经典音乐文化等等措词，只能潜藏起来，解散成了原上草乐队的最后归宿—这天是2013年7月10日，夏季的深圳依旧很炎热，但原上草乐队却在“寒冷”的生存气候中，枯萎、凋零。
如今，原上草乐队已经解散3年多，但昔日的一些粉丝还时常找到乐队的成员来诉衷肠，表达对那段日子的惦念。只是，這个源自底层的团队，因为生存的悖论，只能让往昔活在回忆中—
2011年前后，曾是这乐队遭到城管和文化部门联手驱赶最为常见的时刻，但在媒体声势中，原上草乐队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也有了属于团队可以演绎的场地。
通过斗智斗勇争来的演唱空间，当然不是只属于原上草自己的空间，官方默认和宽容的背后，也意味着：以原上草乐队为代表的所有深圳民间街头艺人，有了可以表演的舞台。
这时，专门以此为生的街头艺人、家境不错的音乐发烧友，统统聚集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表演。这样，这里聚集着数十个表演团队，涵盖上百街头艺人，他们觅食，他们表演，也分享了市民的自愿打赏。
这样的结果是，大家都吃不饱。对于没有生计压力，以玩为主的乐队而言，这无所谓，但对于以此为生的团队，就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原上草乐队从过去人均每晚100元～200元的收入，滑落到只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艰难的时刻，乐队鼓手陈金飞甚至需要回家拿钱来生活。
11月6日，韦云飞向《南风窗》记者直言，当初离开、乐队解散，直接的因素就是“太穷了”。
2013年5月，率先离开乐队的是主唱韦伟，他不想再这样困顿地活着，所以孤身一人前往小资和白领聚集、游玩的天堂—云南丽江。
两个月后，感觉在丽江混得不错的韦伟，把哥哥韦云飞和他后来的嫂子“蛋蛋”，也叫了过去。他们三人和其他一个鼓手，组成一个乐队，在丽江的酒吧做驻唱乐队和歌手，专门服务于小资、白领等中产阶层，不愿再在街头演出。
找不到合适的顶替者，原上草乐队被迫解散。陈继召后来去了香港。再后来，他回到深圳和骆宏俊碰头，骆老师说要请他吃饭，可转眼，人不见了。再后来，韦云飞听说陈继召多年寻女儿无果后，已回到重庆老家。其他的，如陈金飞、李涛，陆续进出一些新乐队，他们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参加一些地产、酒吧的商业演出活动，从此不再在街头卖艺演出。后来的鼓手肖志彬，则彻底退出了音乐行业，泯然于这个圈子。
此后，只有骆宏俊还在坚持街头演出接受打赏，不过这种坚持到了今年4月有了新变化：他在深圳乐器城租了一间工作室，培训他人学习二胡，目前学员有10多人。“一节课收100元～200元”，骆宏俊没向《南风窗》记者透露营收的实际情况，但他说“市场潜力很大”。
平时工作日，骆宏俊待在工作室教学员练琴，这些学员大多来自中产家庭，有的是全职太太，有的是中产家庭的小孩。
不过，周末，骆宏俊还是尽量去市民中心广场演奏，因为那对他工作室招收学员，起到广告宣传和展示的作用，相当于“前店后厂”的角色。
为什么离开深圳而去丽江？韦云飞说，深圳是座移民的城市，对辛勤劳作赚点钱的穷人而言，你想要他们掏钱很难，富有的土豪不愿在街头欣赏，而是选择到音乐厅或大剧院去看演出。丽江则是小资白领聚集地，在这里，他们的目的很清楚：花钱、游玩、到酒吧听听音乐，所以在这里，“韦云飞们”可寻找到供养自身的土壤。
韦云飞也没透露他现在的具体收入，但他说，“如今在酒吧做驻唱歌手，收入和过去相比，是天壤之别啊！”他说，现在到机场，一个电话，就有老板或朋友来接机了。而在老家，他也给母亲起了两层的楼房了……过去的精神依旧值得怀念，但那不是他愿意再回去的往事—“那时，你别看我们在街头穿戴很酷，但回家常常是吃面条、啃馒头。”
“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能看清谁可以帮到你”，韦云飞说，现实就这样一步步逼着自己去认清现状。
和骆老师约访好几次，但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因为时间渐渐不属于他自己了：
今年4月，他在深圳乐器城二楼开了个工作室，招收10多名学员，专门培训他们学习二胡。既然收人家钱，培训的时间安排，当然以学员为主。
前不久，和他见缝插针聊了没多久，突然，他抬表一看，“哎呀，快（下午）4点30分了”，然后，背着二胡，拖着行李箱，匆匆，迎着风，他又出门去了。门外，南国初冬的冷风顽皮地撩拨他额前黑白相间的长发。
骆老师，真名骆宏俊，是原来的“原上草乐队”成员之一，在乐队里，他担任二胡演奏的角色。
原上草乐队是2009年，深圳街头艺人自发成立的一支乐队，也是第一支有名有姓、角色搭配固定，并在固定时段于深圳市民中心演出的乐队。
乐队成员包括：吹笛子的陈继召，拉二胡的骆宏俊，弹主音吉他的李涛，节奏吉他及歌手韦云飞，贝斯及歌手韦伟，鼓手肖志彬、陈金飞等。
这个乐队属老中青搭配，最老的陈继召，当时已是65岁的老人。最小的韦伟、陈金飞等，却不过24岁。
这个乐队没接受过学院派系统的专业培训，仅凭兴趣爱好和认真钻研的精神，就将表演水平演绎到一个新巅峰，乐队备受市民欢迎并在深圳红极一时。可以这样说，原上草乐队的出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圳市民—特别是草根阶层的生活方式，即“听原上草乐队演唱”已成为和“周末去莲花山公园爬山、放风筝;去中心书城看书”相提并论的生活方式了。
也因如此，这个乐队上过央视。央视以上下两集的形式在纪录片频道播出。
但今天，这个曾是草根阶层精神流浪栖息地的乐队，早已烟消云散，背后留下的，是一连串时代难解的命题。
“原上草”的荣光
原上草乐队的名称是骆宏俊起的，因为他较有文化，上世纪70年代，他上过高中。按照骆宏俊的说法，“当时就是觉得我们是一支草根乐队，生命力很强的乐队，只要给我们一滴露珠就可以生存下来。即便遭遇困难和变故，也可春风吹又生”。
2009年乐队成立前，骆宏俊和李涛、韦云飞等人就认识了。在深圳街头巷尾，他们各自通过弹吉他、拉二胡或歌唱等，以获得市民打赏谋生。
当然，其中一些人一开始也不是专以此为生，而只是个人兴趣爱好，如韦云飞，当兵出来后，在深圳做保安，工作之余吹拉弹唱，挣点零花钱。
“2007年，在龙华、宝安等地的时候，我看见李涛、韦云飞、陈继召三个人时常在街头互相搭档着演奏。我忙完了，也会过去和他们搭档演奏，但我没分他们的钱，只是为了好玩。”骆宏俊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早期的间断性合作。随后，大家四处流浪、歌唱，聚少離多，也没什么联系。
2009年，华强北升格成为福田区新设立的街道，此后，华强北加强管理，包括骆宏俊在内的街头谋生者的生存空间，遭到了城管驱逐。无处可去的骆宏俊在他人的提议下，去了深圳市民中心广场。在这里，他再次遇到了李涛、韦云飞和陈继召。
因为有之前的合作关系，当韦云飞提出邀请骆宏俊一起组个乐队时，骆宏俊爽快答应了。后来，因人员更迭，陆续加入的鼓手还有肖志彬、陈金飞以及韦云飞的弟弟韦伟。
这个乐队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甫一出场，其吹拉弹唱的专业水准很快吸引了深圳街头市民。一些在工厂忙碌一周的打工者，在看他们的演唱中舒缓了疲惫的神经，化解了现实给他们带来的诸多低落情绪。
很快，这个乐队有了一波波的铁杆粉丝。在广场演出时，如果突然下雨，粉丝们很快会帮忙抢着搬运东西去躲雨。雨过天晴，他们又帮着搬运出来。有些粉丝甚至在帮忙搬运的打杂中，成了乐队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成了乐队成员的情侣。如韦云飞，他的女朋友就是由乐队的粉丝“蛋蛋”（但雪源）演变而来，后来，“蛋蛋”还晋升成了他的老婆。
粉丝的黏度还表现在于，当演唱的乐器遭城管没收装车时，粉丝和他们一道将乐器抢回。在他们搬运不便时，粉丝凑钱给他们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
街头演出让这个乐队的成员，每人每晚有100元～200元不等的收入。这对于这帮年轻人而言，有酒喝、有烟抽，还能有梦想，足够了。
当然，对骆宏俊而言，生活压力是有的，当时54岁的他，有一对儿女正在上大学，他们生活开支，主要靠他拉二胡挣来。因此，参加乐队演出之外的白天，他继续上街头拉二胡以获得更多打赏，来弥补乐队给自身带来的收入不足的窘境。
比骆宏俊年纪还大的是陈继召，当时65岁的他流落街头演奏，目的不是为谋生，而是为寻找他早年离家出走的女儿。他渴盼某天女儿踏着笛声闻声而至，扑入他怀中，但此愿景至今成憾事。
原上草乐队受到普遍认可。在深圳，对普通家庭而言，当有朋友来做客时，带朋友去听原上草乐队的演唱，是习惯而体面的事。
不过，随着知名度增大，深圳市民中心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乐队和演唱者，城管也来了。当时，维护城市秩序与保护街头文化艺术，成了双方博弈的焦点，并引发媒体广泛跟进和持续报道。这次，无论是执政者，还是普通市民，开始审视街头艺术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不可能只有“高大上”但普通市民消费不起的音乐厅、大剧院，她应该还有契合不同社会阶层需要的街头表演和艺术，因为社会底层也有文化滋润的需求。
博弈的结果是，官方默认和包容了他们的存在。
荣光的背后
那是一段金子般的日子里，原上草乐队的弹唱由于总能触动底层人的心，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看，其中很多是常年的回头客。 不过，熟悉这支乐队的人都知道，打动人心的演奏背后，是他们源自底层、更了解底层社会的生存状态，因而在演奏中，能把自身的体验和情感，很好地融入其中，并忘情演绎。
比如韦云飞 、韦伟两兄弟，他们在深圳做保安，卑微地存在着;比如陈继召以及吉他手李涛，他们四处流浪，尝尽人间冷暖;再比如骆宏俊，为了儿女学费，他早年到大排档等待别人的点唱，有些客人酒后还会撒泼，甚至耍赖不给钱，他还差点挨揍……底层人的际遇和感同身受，让表演者积抑已久的心情在街头的演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释放。
“丰富的经历是乐队演奏能吸引人心的关键”，骆宏俊告诉《南风窗》记者，过年回去的时候，在儿女面前，他故意用钱大手大脚或装得很轻松，其实是在伪装做出坚强的样子罢了，“作为父亲和男人，我的内心其实也很脆弱，遇到困难也会流泪。要奋斗，真没有那么容易”，他说。
骆宏俊加入乐队前，在深圳宝安街头的大排档弹奏。有一次，客人点了8首曲子让他弹奏。之前讲好每曲10块钱，最低也是每曲5块钱，但对方的朋友只给了20块钱。骆宏俊就在桌边站着等待点曲的人给个说法，这时，借着酒气，对方的朋友“嗖”地站起来，朝着骆宏俊50多岁的老脸，狠狠打过一巴掌。幸好，闪得快，他躲过这巴掌，但这巴掌却拍在他的二胡上，二胡的琴头、琴轴等零部件，散落一地……
骆宏俊弯腰默默拾起，屈辱、愤怒，一股脑儿涌来，“可有什么办法呢？打也打不过年轻人啊”。
类似的经历不止一次。有次，他的音箱还被人扔到臭水沟里。“你知道深圳的水沟很臭”，骆宏俊说。后来，他找来梯子下沟里打捞，“水沟里的泥有十多厘米深，可臭了”。不过，冲洗后，音响竟还响！如今，说起这事，骆宏俊反倒觉得自己“挺幸运的”。
和骆宏俊相比，陈继召的经历更凄惨：妻子背叛时，骗走他40多万元并嫁了他人;女儿离家出走，常年找不到;养女在和他寻找亲生女儿的火车上，病发死去……所以人们听到陈继召的笛声，总是那样如泣如诉，凄惨婉转而又充满思念和悲伤。
正因为有了源自底层人的很多凄惨经历，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以及在演奏时情感的调动，很自然地快速被撩拨和调取。正如骆宏俊所说的那样，“这些年的经历和记忆，可以融入我的琴声中，得到了充分表达。”
也因此，原上草乐队的演奏可以很好地通达人心。这是这支充满荣光乐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和经历。当然，于演奏者而言，他们并不是为了音乐而甘愿去“享受”和“拥有”这些无奈的经历。
“那是一段理想高扬的日子，那是超越金子般的友谊和激情，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也不愿意回去了”，11月6日，韦云飞告诉《南风窗》记者，“这是一个变化很快的年代，一些艺术娱乐化、低俗化了，没有哪个乐队愿意在街头过卖唱的生活，因为现实总要吃饭的，但街头的底层人供养不了，给不了这个养分和土壤。”
当乐队主要成员陆续被现实的生计所绑架，出走，成了他们最无奈的抉择。这时，传承民间、民族经典音乐文化等等措词，只能潜藏起来，解散成了原上草乐队的最后归宿—这天是2013年7月10日，夏季的深圳依旧很炎热，但原上草乐队却在“寒冷”的生存气候中，枯萎、凋零。
枯萎与现状
如今，原上草乐队已经解散3年多，但昔日的一些粉丝还时常找到乐队的成员来诉衷肠，表达对那段日子的惦念。只是，這个源自底层的团队，因为生存的悖论，只能让往昔活在回忆中—
2011年前后，曾是这乐队遭到城管和文化部门联手驱赶最为常见的时刻，但在媒体声势中，原上草乐队的努力和坚持，终于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也有了属于团队可以演绎的场地。
通过斗智斗勇争来的演唱空间，当然不是只属于原上草自己的空间，官方默认和宽容的背后，也意味着：以原上草乐队为代表的所有深圳民间街头艺人，有了可以表演的舞台。
这时，专门以此为生的街头艺人、家境不错的音乐发烧友，统统聚集在深圳市民中心广场表演。这样，这里聚集着数十个表演团队，涵盖上百街头艺人，他们觅食，他们表演，也分享了市民的自愿打赏。
这样的结果是，大家都吃不饱。对于没有生计压力，以玩为主的乐队而言，这无所谓，但对于以此为生的团队，就面临严峻的生存压力：原上草乐队从过去人均每晚100元～200元的收入，滑落到只有几十块钱的收入。艰难的时刻，乐队鼓手陈金飞甚至需要回家拿钱来生活。
11月6日，韦云飞向《南风窗》记者直言，当初离开、乐队解散，直接的因素就是“太穷了”。
2013年5月，率先离开乐队的是主唱韦伟，他不想再这样困顿地活着，所以孤身一人前往小资和白领聚集、游玩的天堂—云南丽江。
两个月后，感觉在丽江混得不错的韦伟，把哥哥韦云飞和他后来的嫂子“蛋蛋”，也叫了过去。他们三人和其他一个鼓手，组成一个乐队，在丽江的酒吧做驻唱乐队和歌手，专门服务于小资、白领等中产阶层，不愿再在街头演出。
找不到合适的顶替者，原上草乐队被迫解散。陈继召后来去了香港。再后来，他回到深圳和骆宏俊碰头，骆老师说要请他吃饭，可转眼，人不见了。再后来，韦云飞听说陈继召多年寻女儿无果后，已回到重庆老家。其他的，如陈金飞、李涛，陆续进出一些新乐队，他们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参加一些地产、酒吧的商业演出活动，从此不再在街头卖艺演出。后来的鼓手肖志彬，则彻底退出了音乐行业，泯然于这个圈子。
此后，只有骆宏俊还在坚持街头演出接受打赏，不过这种坚持到了今年4月有了新变化：他在深圳乐器城租了一间工作室，培训他人学习二胡，目前学员有10多人。“一节课收100元～200元”，骆宏俊没向《南风窗》记者透露营收的实际情况，但他说“市场潜力很大”。
平时工作日，骆宏俊待在工作室教学员练琴，这些学员大多来自中产家庭，有的是全职太太，有的是中产家庭的小孩。
不过，周末，骆宏俊还是尽量去市民中心广场演奏，因为那对他工作室招收学员，起到广告宣传和展示的作用，相当于“前店后厂”的角色。
为什么离开深圳而去丽江？韦云飞说，深圳是座移民的城市，对辛勤劳作赚点钱的穷人而言，你想要他们掏钱很难，富有的土豪不愿在街头欣赏，而是选择到音乐厅或大剧院去看演出。丽江则是小资白领聚集地，在这里，他们的目的很清楚：花钱、游玩、到酒吧听听音乐，所以在这里，“韦云飞们”可寻找到供养自身的土壤。
韦云飞也没透露他现在的具体收入，但他说，“如今在酒吧做驻唱歌手，收入和过去相比，是天壤之别啊！”他说，现在到机场，一个电话，就有老板或朋友来接机了。而在老家，他也给母亲起了两层的楼房了……过去的精神依旧值得怀念，但那不是他愿意再回去的往事—“那时，你别看我们在街头穿戴很酷，但回家常常是吃面条、啃馒头。”
“真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才能看清谁可以帮到你”，韦云飞说，现实就这样一步步逼着自己去认清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