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数学家丘成桐教授8月3日下午在山东大学所作学术演讲中表示，中国应该重视基础科学人才的培养，加大对基础科学的投入。丘成桐认为，培养基础理论人才所需要的费用并不高，比起购买工程设备动辄数千万美金来说，培养一个理论数学家或理论物理学家，每年只需要10-20万元人民币。他说，“一个教授年薪10～20万，培养1000个教授的花费跟中国所有高校校长请客吃饭的钱加起来差不多。”(中新网8月4日)
　　丘先生的“炮轰”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评论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高校乱花钱，以及乱花钱背后的教育行政化问题；二是高校为何不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我也就这两方面撰写了文章。然而，再联系丘先生多年前对于高校人才假引进的“炮轰”，以及这些年来社会舆论一再批评高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不端，我发现，这样的“炮轰”，对于中国大学的办学现状并无改观。换句话说，大学根本就不理睬这所谓的“炮轰”。
　　其实，丘先生所谈的意见，大概在10多年前就在国内高校出现。当时的国内高校，普遍重视发展经管、法学、医学等学科，却对基础学科重视不够，投入和人员编制均大幅缩减；同时，在获得更多政府投资以及大力发展校办产业之后，大学也逐渐从“清水衙门”变得“财大气粗”。不少基础学科的专家、教授在努力为基础学科的生存地位和发展奔走，记得就有教授说，学校领导只要“牙缝里省一省”，就可以把理学院办好，意思与丘先生差不多。
　　但是，教授们的奔走，效果并不明显。反而被指责是为了学科利益不顾学校发展大局——对于丘先生的建议，我也注意到有类似的批评意见——这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大学的学科发展，究竟是谁说了算?
　　按说，在现代大学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学科发展，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应该是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应由教授管理与决策，学校行政力量应该执行教授决策结果，为学科发展筹措资金、招聘人才。以多年排名世界第一的普林斯顿为例，这所学校就没有“时髦”的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而之所以没有这些学科，不是学校领导不想办，而是由于该校教授们认为，办这些学科，将分散学校的精力，学校要坚持传统与特色，集中力量办好已有的学科。对于教授们的决定，学校行政领导只有执行的份。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成就一流大学的关键：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教育权和学术权不受行政权干预，行政必须为教育权和学术权服务。在这样的大学里，学校行政领导没有决定发展哪些学科的权力——决策权属于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也没有随意支配学校办学经费的权力——行政所开销的每一笔经费都由大学理事会(或董事会)进行预算审批，并由校外独立的机构进行审计。也就是说，校领导决定学科的生死、动用大笔经费请吃，在国外大学是很难发生的。
　　与国外大学的上述办学模式不同，我国大学的办学，无论是行政事务，还是教育事务、学术事务，都是行政领导说了算。行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当一所大学内部的教授，都没有话语权，只能在校领导那里低声下气地请他们恩赐一口饭吃时，校领导们还会顾忌社会舆论的监督吗?更何况，这种监督并没有“指名道姓”，而且，就是“指名道姓”的监督，在具体办学事务上，学校是可以拿出办学自主权作为“挡箭牌”的——一所学校发展哪些学科，是学校的自主权利。其结果是，近年来我国高校“千校一面”，纷纷在同一时段增设某些学科，而同时也冷落某些学科。最近有消息称，我国大学增设了140个与低碳相关的本科专业。
　　于我国大学而言，解决上述问题，“炮轰”无济于事，而应该把“炮轰”变为决策的力量——从公立大学的社会治理来说，应建立大学理事会，大学理事会由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学校领导、教授代表、学生代表、校友代表、社会贤达人士组成，负责学校重大战略决策、校长遴选与预算审批；从大学的内部管理来说，应实行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分离，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在这种治理机制下，大学的问题才不至于“健康生长”数十年，在一轮又一轮的炮轰中屹立不倒。丘先生的“炮轰”得到的“待遇”，除了舆论的关注外，最可能的，就是大学领导们在请吃时把这作为一段笑话来分享：今天我们吃的饭，可以养一个教授，不要小看我们的诚意哦。
　　
　　(摘自熊丙奇的新浪博客，有删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