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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话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文学翻译的实践中,对话的翻译也备受关注。本文通过英译的言语行为和英译的语篇重构两个方面对《红楼梦》人物对话的翻译语言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红楼梦 对话翻译 语言分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社会审美的反映,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注意原文本的语言之美,当然也就需要把握文学里面的对话语言,同时需要注意在特定语境下的语义内涵和修辞效果。《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因为通过解读《红楼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本文选取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意义的例子,在比较宏观的视野范围内,对英译的言语行为和英译的语篇重构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 对话英译的言语行为分析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根据该理论,人在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通过言语行为理论,能够帮助译者理解人物对话内容,进而识别话语的言外之意。理解原文阶段,译者需要结合语境,正确识别对话内容中的言语行为。翻译时为确保语用力量的传递,译者要适当调整对话内容,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语言描述大都简洁精要,一语中的,通过语言了解任务的内心行为、外在行为很重要。
1 对话英译的语用力量分析
译文分析有两个关键因素所在:首先看译者是否理解了对话内容,是否识别不同言语行为,其次是分析译者通过怎样的方式表现言语行为。译者翻译对话内容,首先得理解对话的言语行为,识别其属于哪个分类,然后把语用力量传递到译文中,而这些都依存于语境。按照语境的分类,译者在翻译言语行为时,既要着眼于大的文化语境,又需综合对话的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以便正确理解对话内容中的言语行为。基于这个基础,译者应尽量在译文中重构一个与原文大致对应的言语环境,将原文的言语行为比较充分地加以翻译。
在《红楼梦》中大量出现“阿弥陀佛”一词,从文化语境角度看,它表现出汉文化历史环境中经过佛教信仰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受到的影响。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结合语言表述者的内在情感、人物地位等因素,会发现译文有较大区别。《红楼梦》中主人公在表达强烈情感时,往往会发出“阿弥陀佛”的感叹。杨宪益夫妇译文(杨译)和霍克斯译文(霍译)因读者群取向和文化意识的差异,在翻译上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倾向。杨译采取了直译,霍译则采取归化处理,译文带有西方基督教文化色彩,这种归化处理,按照对应的言语行为,取了西方人表达情感的口头语形式。
事实上,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文化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因素,还需要考虑情景语境。译者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对相同的词语做出不同的翻译,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复原著作本身。《红楼梦》中在不同的语境下,“阿弥陀佛”表达了不同言语行为。在杨译文中,多用“Buddha be praised”来表示感谢、称快、赞同等言语行为,“Amida Buddha”则常用于一般人或信佛者的口头语中。这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即体现了文化特征,也表现发语词传递的言语行为。比如王夫人对袭人和晴雯说的“阿弥陀佛”,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对前者大加赞同,对后者言带讽刺,翻译过程中,杨译根据情景语境的差异变换命题内容形式,分别译成“Gracious Buddha”和“Amida Buddha”。
2 对话英译的命题内容变异现象分析
翻译要最大程度的复原著作的本意,但是由于文化载体的不同,实际翻译中因文化信息的缺失或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完全等值的对应,导致译本在内容上容易出现与原文的差异。一般而言对话英译出现变异的现象有三种情况:因字词理解差异造成译文变异;译者解释性增译使命题内容增加;不同补偿策略的运用造成命题内容变异。
因字词理解差异而造成的翻译变异,缘于译者对某些字词意义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导致译文命题内容与原文不同。特别是汉语,就是混淆了一个字的本义,连带引申义或比喻义都会出错。比如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有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个译本中,杨译把“僵”字用“仆倒”意思翻译出来,杨译正确理解了字义。而霍译把“僵”字理解为“僵死”,两者的表达相差很大。这说明译者在理解原文对话时,因某些字义理解差别而导致译文出现差异,从而导致命题内容的语用力量发生变化。
因为对字句理解差异造成的翻译差异,多源于文化差异,相对而言此类变异现象不太多见,但在对话内容的增译上,霍译是比较典型的。关于由于增译造成的译文差异,正如霍克斯在译著第二卷前言中解释说“从读者能理解文章的角度出发,有几次我将原文的内容作了些许扩充,为此无须致歉。另一种方式是增加脚注作解释,虽然加注有它的好处,但我觉得阅读一篇布满注释的小说就好像拴着脚链打网球”。霍译的增译一是考虑译文读者理解的需要,二是因为不同版本的差异迫使译者调整改动内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霍克斯的增译以解释性的说明为主。霍译的增译造成译文命题内容与原文在量上的差异,形成了典型的解释性增译。
3 施事行为动词的英译分析
汉语博大精深,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动作行为则只能固定在几个词语上,这是因为词语与其所要表达的含义,与作者或角色的施事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同样的“说”,可以有多种表达方法。译者在理解阶段首先要识别对话内容包含的不同施事行为,翻译时考虑到译文读者的理解需要,可通过不同方法将句子中的施事行为表现在英译中。原文施事句分两类情况,一类说话行为的语言表达是显施事句时,施事行为或言语行为力量由具体施事动词表现。另一类句子中没有具体施事动词,构成了隐施事句。
《红楼梦》对话英译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原文的隐施事句在英译中作显化处理,通过添加施事动词表明具体言语行为及施事力量,在英译中把表示说话动词的施事行为显化更为明显,尽管这方面杨译和霍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如在四十回出现117次“说”,175次“道”,95次“笑”,50 次“笑道”。除这几个基本词,还有一系列与“说”和“笑”或与之相关的其他词语。作者用如此多行为动词,不仅仅代表说和笑本身,还带有其他行为意义或表示动作的程度,即与其施行。不同的翻译者对文章的理解不一,特别是对这些行为动词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看法有差别,必然导致翻译上有不同之处。在本回中,杨译和霍译截然不同,如对“说”词的翻译,通过宏观供给进行比较,发现杨译用了56种表达法,霍译的表达法在25种左右。杨译的用词更为丰富,这可能是因为其对汉文的理解更为准确到位。
行为动词用在不同的主人公身上,以及表现动作的不同方式和程度时,是有很大差别的,尽管在原文中,表示说话和笑的动词是同一的。比如一个笑的动作,可以细化为表示不同程度的下义动词,译者英译“笑”时,运用多种笑的下义词作显化处理,使动作具体化,表现出人物笑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这些表示说话的动词含有丰富的“施事”成分,译者要根据语境中的说话者和说话对象,分析言语行为类别,选择适当的动词。
杨译和霍译在施事动词由隐转显的策略上各有特色。统计数字说明杨译在“说”和“笑”选词上体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和灵活性,通常用一个词表现具体言语行为。霍译一般以短语形式作为伴随状态,对具体说和笑的词加以修饰。两种译文选择了两种表达法,即杨译偏向综合型表达法,霍译偏向分析型表达法。译者结合语境要素,要正确识别不同类别的言语行为,体会话语中的语用力量。在命题内容上,通过解释性增译和不同补偿策略作适当调整。翻译策略可综合运用,前提是要确保语用力量尽可能被完整地传递。
二 对话英译的语篇重构分析
1 对话英译宏观语篇重构分析
对话译文宏观语篇的重构分析将运用英汉语言对比、句法等理论综合比较杨译和霍译的特点。《红楼梦》的对话涉及大量文史典故,因典故信息的陌生化,译者不但要选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还要调整对话内容来重新安排顺序。
一种策略是用增添法,把典故的解释融入到对话内容中另一种以加注的办法说明。分析发现,杨译倾向于把典故视为新的信息,将作品、人物、地点等信息置于脚注中说明。霍译的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把陌生信息巧妙地编织到人物对话中,重新构织译文对话内容;另一种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口吻在人物对话前后进行解释,说明对话中典故出处及含义。如在第十七回中,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及众清客们为园内景致题匾拟联,为按景取名,众人引经据典,取名过程中出现许多涉及文学及文化典故的词句。经统计归纳,该回涉及典故的信息共17个,其中译者有必要对出典作解释的共有13个。在这13个典故信息的翻译中,杨译运用脚注次数有9次,霍译运用添加内容方式作解释的次数共11次。统计表明,霍译添加内容主要集中在诗句作者、诗作或其中某段诗句的大意,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作加工,言简意丰。译者既要顾及伴随加注而来的累赘之感,又要忠实原文作者包孕典故的创作苦心。杨译和霍译因不同的处理方式,重构了译文的宏观语篇,在篇幅格局上造成与原文的差异。
2 对话英译会话结构重构分析
会话结构分析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局部结构,一个是整体结构。局部结构包括会话轮换、相邻配对等。整体结构指一次会话活动的构成,如会话怎样开始,怎样发展,怎样结束等。多人会话中其实好比一个反应链,在轮换过程中会话含义需要保持连贯。在转换关联位置转换节点时,人物通过神态、动作等身体语言传达着含义,这些信息需要译者注意。翻译过程中,哪些情况下译者需要作出一些补充使轮换节点过渡自然,以及采用哪些方法,在“会话轮换”中要仔细观察和分析的。如在第二十八回宝黛二人往王夫人处吃饭,席间有宝钗和后来的凤姐,共四人。因林妹妹吃药一事,宝玉、王夫人、宝钗、凤姐、黛玉先后参与了会话。译者在翻译类似会话结构时,已经在脑海里预设了多人座次的场景,对于原文没有说明的人物位置、说话方向都有了自己揣摩的空间概念。霍译的空间概念显然是上述推测的第一种。他认为宝玉的位置在现场的中心,王夫人和钗黛的位置是相邻的。所以在这个交流话语群中可能嵌套着宝玉的“个人话语”,也可能是对王夫人的“双方交流”,同时还有宝黛二人的单独交流,于是组成了一个丰富的“话步结构”。而不同译者凭借个人翻译时脑海里呈现的会话场景、人物表情姿态会影响他们对话步结构的理解,从而表现在译文中。不同的话步形式看似差别不大,但在翻译时必须面临“话对谁说”、“表达什么意思”等问题的考虑。
三 结语
语言是展现人物灵魂的最直接体现,在小说人物对话翻译的过程中,要做到达意传神,首先就要尽可能把握好原文的精神实质与风格神韵,以求对原文的主要思想与语言形式有较为充分而正确的了解。杨译和霍译在对话翻译上,一个采用更多的异化,一个采用更多的归化,但是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因为译者在翻译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或保留源语文化或调整以适应译语读者,主要依赖于译者的目的和意图。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译者应该掌握两种文化知识,并能深刻意识到两种文化间的差异,从而更好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钱敏汝:《篇章语用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2] 崔永禄:《霍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4期。
[3] 卫真道:《篇章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刘丽娟:《红楼梦中文化性比喻的翻译》,《山东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
[5] 张德禄:《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6] 李执桃:《从语用优先语义看红楼梦对话翻译》,《新余高专学报》,2005年。
作者简介:韩自波,男,1965—,江苏赣榆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淮海工学院学。
关键词:红楼梦 对话翻译 语言分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学是社会审美的反映,文学语言是艺术的语言。在翻译文学作品的时候要注意原文本的语言之美,当然也就需要把握文学里面的对话语言,同时需要注意在特定语境下的语义内涵和修辞效果。《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古代生活的“百科全书”,因为通过解读《红楼梦》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本文选取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意义的例子,在比较宏观的视野范围内,对英译的言语行为和英译的语篇重构进行比较和分析。
一 对话英译的言语行为分析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语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最初是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根据该理论,人在说话的同时是在实施某种行为。通过言语行为理论,能够帮助译者理解人物对话内容,进而识别话语的言外之意。理解原文阶段,译者需要结合语境,正确识别对话内容中的言语行为。翻译时为确保语用力量的传递,译者要适当调整对话内容,采取不同翻译策略。《红楼梦》中的语言描述大都简洁精要,一语中的,通过语言了解任务的内心行为、外在行为很重要。
1 对话英译的语用力量分析
译文分析有两个关键因素所在:首先看译者是否理解了对话内容,是否识别不同言语行为,其次是分析译者通过怎样的方式表现言语行为。译者翻译对话内容,首先得理解对话的言语行为,识别其属于哪个分类,然后把语用力量传递到译文中,而这些都依存于语境。按照语境的分类,译者在翻译言语行为时,既要着眼于大的文化语境,又需综合对话的情景语境和上下文语境,以便正确理解对话内容中的言语行为。基于这个基础,译者应尽量在译文中重构一个与原文大致对应的言语环境,将原文的言语行为比较充分地加以翻译。
在《红楼梦》中大量出现“阿弥陀佛”一词,从文化语境角度看,它表现出汉文化历史环境中经过佛教信仰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上受到的影响。但是在翻译过程中,结合语言表述者的内在情感、人物地位等因素,会发现译文有较大区别。《红楼梦》中主人公在表达强烈情感时,往往会发出“阿弥陀佛”的感叹。杨宪益夫妇译文(杨译)和霍克斯译文(霍译)因读者群取向和文化意识的差异,在翻译上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倾向。杨译采取了直译,霍译则采取归化处理,译文带有西方基督教文化色彩,这种归化处理,按照对应的言语行为,取了西方人表达情感的口头语形式。
事实上,译者在翻译时不仅要考虑文化环境和文化语境的因素,还需要考虑情景语境。译者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对相同的词语做出不同的翻译,以达到最大程度地复原著作本身。《红楼梦》中在不同的语境下,“阿弥陀佛”表达了不同言语行为。在杨译文中,多用“Buddha be praised”来表示感谢、称快、赞同等言语行为,“Amida Buddha”则常用于一般人或信佛者的口头语中。这种不同的表示方法,即体现了文化特征,也表现发语词传递的言语行为。比如王夫人对袭人和晴雯说的“阿弥陀佛”,有完全不同的心情,对前者大加赞同,对后者言带讽刺,翻译过程中,杨译根据情景语境的差异变换命题内容形式,分别译成“Gracious Buddha”和“Amida Buddha”。
2 对话英译的命题内容变异现象分析
翻译要最大程度的复原著作的本意,但是由于文化载体的不同,实际翻译中因文化信息的缺失或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完全等值的对应,导致译本在内容上容易出现与原文的差异。一般而言对话英译出现变异的现象有三种情况:因字词理解差异造成译文变异;译者解释性增译使命题内容增加;不同补偿策略的运用造成命题内容变异。
因字词理解差异而造成的翻译变异,缘于译者对某些字词意义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导致译文命题内容与原文不同。特别是汉语,就是混淆了一个字的本义,连带引申义或比喻义都会出错。比如在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里有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个译本中,杨译把“僵”字用“仆倒”意思翻译出来,杨译正确理解了字义。而霍译把“僵”字理解为“僵死”,两者的表达相差很大。这说明译者在理解原文对话时,因某些字义理解差别而导致译文出现差异,从而导致命题内容的语用力量发生变化。
因为对字句理解差异造成的翻译差异,多源于文化差异,相对而言此类变异现象不太多见,但在对话内容的增译上,霍译是比较典型的。关于由于增译造成的译文差异,正如霍克斯在译著第二卷前言中解释说“从读者能理解文章的角度出发,有几次我将原文的内容作了些许扩充,为此无须致歉。另一种方式是增加脚注作解释,虽然加注有它的好处,但我觉得阅读一篇布满注释的小说就好像拴着脚链打网球”。霍译的增译一是考虑译文读者理解的需要,二是因为不同版本的差异迫使译者调整改动内容。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霍克斯的增译以解释性的说明为主。霍译的增译造成译文命题内容与原文在量上的差异,形成了典型的解释性增译。
3 施事行为动词的英译分析
汉语博大精深,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动作行为则只能固定在几个词语上,这是因为词语与其所要表达的含义,与作者或角色的施事行为有不同程度的关系。同样的“说”,可以有多种表达方法。译者在理解阶段首先要识别对话内容包含的不同施事行为,翻译时考虑到译文读者的理解需要,可通过不同方法将句子中的施事行为表现在英译中。原文施事句分两类情况,一类说话行为的语言表达是显施事句时,施事行为或言语行为力量由具体施事动词表现。另一类句子中没有具体施事动词,构成了隐施事句。
《红楼梦》对话英译的一大特色就是将原文的隐施事句在英译中作显化处理,通过添加施事动词表明具体言语行为及施事力量,在英译中把表示说话动词的施事行为显化更为明显,尽管这方面杨译和霍译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如在四十回出现117次“说”,175次“道”,95次“笑”,50 次“笑道”。除这几个基本词,还有一系列与“说”和“笑”或与之相关的其他词语。作者用如此多行为动词,不仅仅代表说和笑本身,还带有其他行为意义或表示动作的程度,即与其施行。不同的翻译者对文章的理解不一,特别是对这些行为动词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看法有差别,必然导致翻译上有不同之处。在本回中,杨译和霍译截然不同,如对“说”词的翻译,通过宏观供给进行比较,发现杨译用了56种表达法,霍译的表达法在25种左右。杨译的用词更为丰富,这可能是因为其对汉文的理解更为准确到位。
行为动词用在不同的主人公身上,以及表现动作的不同方式和程度时,是有很大差别的,尽管在原文中,表示说话和笑的动词是同一的。比如一个笑的动作,可以细化为表示不同程度的下义动词,译者英译“笑”时,运用多种笑的下义词作显化处理,使动作具体化,表现出人物笑的不同程度、不同方式。这些表示说话的动词含有丰富的“施事”成分,译者要根据语境中的说话者和说话对象,分析言语行为类别,选择适当的动词。
杨译和霍译在施事动词由隐转显的策略上各有特色。统计数字说明杨译在“说”和“笑”选词上体现出一定的丰富性和灵活性,通常用一个词表现具体言语行为。霍译一般以短语形式作为伴随状态,对具体说和笑的词加以修饰。两种译文选择了两种表达法,即杨译偏向综合型表达法,霍译偏向分析型表达法。译者结合语境要素,要正确识别不同类别的言语行为,体会话语中的语用力量。在命题内容上,通过解释性增译和不同补偿策略作适当调整。翻译策略可综合运用,前提是要确保语用力量尽可能被完整地传递。
二 对话英译的语篇重构分析
1 对话英译宏观语篇重构分析
对话译文宏观语篇的重构分析将运用英汉语言对比、句法等理论综合比较杨译和霍译的特点。《红楼梦》的对话涉及大量文史典故,因典故信息的陌生化,译者不但要选取不同的翻译策略,还要调整对话内容来重新安排顺序。
一种策略是用增添法,把典故的解释融入到对话内容中另一种以加注的办法说明。分析发现,杨译倾向于把典故视为新的信息,将作品、人物、地点等信息置于脚注中说明。霍译的做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把陌生信息巧妙地编织到人物对话中,重新构织译文对话内容;另一种是以第三人称的叙述口吻在人物对话前后进行解释,说明对话中典故出处及含义。如在第十七回中,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宝玉及众清客们为园内景致题匾拟联,为按景取名,众人引经据典,取名过程中出现许多涉及文学及文化典故的词句。经统计归纳,该回涉及典故的信息共17个,其中译者有必要对出典作解释的共有13个。在这13个典故信息的翻译中,杨译运用脚注次数有9次,霍译运用添加内容方式作解释的次数共11次。统计表明,霍译添加内容主要集中在诗句作者、诗作或其中某段诗句的大意,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作加工,言简意丰。译者既要顾及伴随加注而来的累赘之感,又要忠实原文作者包孕典故的创作苦心。杨译和霍译因不同的处理方式,重构了译文的宏观语篇,在篇幅格局上造成与原文的差异。
2 对话英译会话结构重构分析
会话结构分析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局部结构,一个是整体结构。局部结构包括会话轮换、相邻配对等。整体结构指一次会话活动的构成,如会话怎样开始,怎样发展,怎样结束等。多人会话中其实好比一个反应链,在轮换过程中会话含义需要保持连贯。在转换关联位置转换节点时,人物通过神态、动作等身体语言传达着含义,这些信息需要译者注意。翻译过程中,哪些情况下译者需要作出一些补充使轮换节点过渡自然,以及采用哪些方法,在“会话轮换”中要仔细观察和分析的。如在第二十八回宝黛二人往王夫人处吃饭,席间有宝钗和后来的凤姐,共四人。因林妹妹吃药一事,宝玉、王夫人、宝钗、凤姐、黛玉先后参与了会话。译者在翻译类似会话结构时,已经在脑海里预设了多人座次的场景,对于原文没有说明的人物位置、说话方向都有了自己揣摩的空间概念。霍译的空间概念显然是上述推测的第一种。他认为宝玉的位置在现场的中心,王夫人和钗黛的位置是相邻的。所以在这个交流话语群中可能嵌套着宝玉的“个人话语”,也可能是对王夫人的“双方交流”,同时还有宝黛二人的单独交流,于是组成了一个丰富的“话步结构”。而不同译者凭借个人翻译时脑海里呈现的会话场景、人物表情姿态会影响他们对话步结构的理解,从而表现在译文中。不同的话步形式看似差别不大,但在翻译时必须面临“话对谁说”、“表达什么意思”等问题的考虑。
三 结语
语言是展现人物灵魂的最直接体现,在小说人物对话翻译的过程中,要做到达意传神,首先就要尽可能把握好原文的精神实质与风格神韵,以求对原文的主要思想与语言形式有较为充分而正确的了解。杨译和霍译在对话翻译上,一个采用更多的异化,一个采用更多的归化,但是两者并不矛盾,而是互相补充。因为译者在翻译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或保留源语文化或调整以适应译语读者,主要依赖于译者的目的和意图。但是最根本的还是译者应该掌握两种文化知识,并能深刻意识到两种文化间的差异,从而更好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 钱敏汝:《篇章语用学概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
[2] 崔永禄:《霍克斯译红楼梦中倾向性问题的思考》,《外语与外语教学》,2008年第4期。
[3] 卫真道:《篇章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 刘丽娟:《红楼梦中文化性比喻的翻译》,《山东外语教学》,2007年第3期。
[5] 张德禄:《语篇连贯与衔接理论的发展及应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
[6] 李执桃:《从语用优先语义看红楼梦对话翻译》,《新余高专学报》,2005年。
作者简介:韩自波,男,1965—,江苏赣榆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工作单位:淮海工学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