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按：宋涛同志于2011年2月9日离开了他热爱的三尺讲台。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宋涛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亲历者、见证者。宋涛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本期“名师风采”特推出此文深切缅怀宋涛同志，让他崇高的品德和精神远播杏坛。
冬日耀眼的阳光透过窗户，撒在宋涛教授身上，撒在他的办公桌上。阳光里的宋涛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言谈中透出一股浩然正气，让人很难相信他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
不做亡国奴
宋老告诉记者，他原名侯锡九，出生在安徽省利辛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6岁开始干农活，割草、喂牲口，8岁开始念私塾，6年间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等古文化典籍，并接受了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熏陶。宋老说：“我背书很快，很受老师喜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把我国东三省侵占了，引起我的震动。” 宋老记忆犹新，当时校长和老师组织我们上街游行、喊口号，“自己深感中国的无能和腐败只能使国家走向没落，落后就要挨打。”
1937年，在安庆圣保罗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宋涛放暑假回家，在返校的路上，爆发了“七七事变”。敌人开始轰炸南京、安庆，学校被迫停课。“我想，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我们不就成了亡国奴吗？！” 宋涛没有像同学一样回老家，而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安徽的战地服务团，前往各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了，我看了好几遍。”毛泽东深刻、科学的洞察力给了宋涛很大的影响，使宋老对抗战的胜利有了充分的信心。此后，无论是在抗战宣传的集会上还是在集训的讨论会上，宋涛都大讲抗日救亡的重要性，分析“抗战必胜，中国必胜”的道理。
走上红色道路
宋涛对抗战的热情和信心，吸引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注意。他演讲完，有人偷偷地塞给他《共产党宣言》《历史唯物论》的书。
有一次，他演讲后有人用肩膀向他靠一下，问：“参加不参加共产党？”。宋老爽快地回答：“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好事，我愿意参加。”当时共产党刚刚成立新四军，由留下来的游击队组成，“军长是叶挺、项英，我以前知道他们，对他们很崇敬，所以我就去了新四军。”
1938年，宋老先是到新四军的支队里集训，支队政委要求新加入的同志改名字，“我们几个刚参军的同学在一片小松林里想着如何起名，风吹动松林使之发出波涛般的声音，我说我叫侯松涛。报上去后，政委把我的姓去掉，又把‘松’改成了‘宋’，从此我就叫宋涛了。”
1938年年底，宋涛由党组织步行送往延安。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封锁，宋涛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时日本的飞机轰炸西安，办事处的同志问我们愿意去哪？”1939年春，热爱教育的宋涛选择了去陕北公学。
峥嵘岁月
当时陕北公学散落在延安南部几十里处的五六个村子里，有几千人，其中有不少归国华侨。宋老说：“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吃饭问题。” 宋老带领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种粮食、挖野菜、挖窑洞，吃、住都是自力更生。
1939年7月，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4校联合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华北联大迁往晋察冀边区，宋涛和华北联大师生坐民工船，过黄河，10月份，他们在河北省阜平县安顿下来。“11月7日，华北联大正在打麦场上举行开学典礼，敌人发起了对边区的大扫荡。”宋涛和师生们从会场上匆匆撤离。“那时正值初冬，寒风呼啸，不久开始下起了雪，我们当时穿着草鞋和薄裤子。整整一个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赤着脚，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当时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是难以支撑的。”
1940年3月，宋涛从华北联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四中教书。当时的边区中学是为提高边区干部和青年的文化理论知识办的，宋涛教的第一课是“统一战线”。 1942年，宋涛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教过的课有边区建设、社会发展史、生物、化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政治等。“我教社会发展史，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建立，我一面教学，一面自编讲义。”那时，宋涛常常晚上备课一直到凌晨，只睡一小会儿就起来教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涛见证并参与了华北联大、华北大学的衍进和办学过程。当时宋涛担任华北联大经济系主任兼政治经济学教员，主要是为解放全中国培养干部，“在张家口办政治班，彭明、黄达、徐禾、鲁友章都是那时候的学生。”1947年，根据进城后的工作实际需要，宋涛一面教学，一面带领学生参加土改。他说：“土改我赞成，但是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侮辱。”对将人活活拖死的举动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不是地主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阶级结构的问题。”
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
1949年4月，宋涛随华北大学进驻北平。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亲自参加讨论此《决定》。宋涛作为校党委成员，“我们天天开会，吴玉章、成仿吾、胡锡奎、聂真等常委对选校址、怎么办校、院校设置、课程设置等，争论了很久。有的说在城内选址，有利于培养干部。由于拆迁困难，最后中央决定在西郊办学，当时土地很多，需要大量投资。盖的第一座楼就是教一，然后盖东风楼，作为宿舍，给老师和学生住。”
1950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经济系，任命宋涛为系主任。10月，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宋涛作为全校教师代表发言。
“1956年苏联人来了，成立了计划系、经济系、统计系，当时政治经济系有七八个苏联人，全校有几十个苏联人。政治经济学系当时的学生有卫兴华、蒋学模、张友仁等等。当时苏联人教学，我对学生进行辅导考查，考试的时候我也向学生提问。”宋老回忆说。
不唯上、不媚俗、不追风
“1957年苏联专家回国，我们开始自己办学。”宋涛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以《资本论》为主。当时他发现根据苏联教科书翻译的教材与我国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于是提出我们自己编写教材。他提出，“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做学问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随风倒。”
1957年“反右”高潮时“海归”是被当作 “另类”对待的，但宋涛却敢于把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人才吴大琨和高鸿业引进来，设立世界经济教研室和世界经济专业。宋涛说：“我认为，搞政治经济学的不能不懂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联系国内实际，也要联系世界的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不随风倒”，宋老几十年来说到做到。1958年，宋老被下放到安国当县委副书记，针对农村“大跃进”，他写了一封信，当时的人民大学副校长李培之陪着他进中南海当面交给了周总理，后来总理亲自到安国考察。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宋老在东北考察的过程中被学校紧急调回，接着被批斗，被扣上“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被批为“修正主义”。当时教学、科研、工资都停了，被关到学校的一间地下室里，一直斗了四五年。1969年，人民大学被解散，宋老下放到江西农村接受改造，他白天干活，晚上挨斗，但宋老始终不低头，直到1972年组织上作出“没问题，清白”的结论。1990年，国家教委在山东济南召开全国马克思主义研讨会，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来指导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宋老表示反对，后来有人反映到中宣部、国家教委和苏联大使馆，“我住在红2楼2层27号，每天有很多人到我家里去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说戈尔巴乔夫写的《新思维》我看了3遍，我觉得苏联要出大问题。”后来苏联解体证明了宋老的看法是正确的。
冬日耀眼的阳光透过窗户，撒在宋涛教授身上，撒在他的办公桌上。阳光里的宋涛鹤发童颜，声如洪钟，言谈中透出一股浩然正气，让人很难相信他已是年过九旬的老人。
不做亡国奴
宋老告诉记者，他原名侯锡九，出生在安徽省利辛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从6岁开始干农活，割草、喂牲口，8岁开始念私塾，6年间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等古文化典籍，并接受了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熏陶。宋老说：“我背书很快，很受老师喜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人把我国东三省侵占了，引起我的震动。” 宋老记忆犹新，当时校长和老师组织我们上街游行、喊口号，“自己深感中国的无能和腐败只能使国家走向没落，落后就要挨打。”
1937年，在安庆圣保罗中学读高中二年级的宋涛放暑假回家，在返校的路上，爆发了“七七事变”。敌人开始轰炸南京、安庆，学校被迫停课。“我想，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我们不就成了亡国奴吗？！” 宋涛没有像同学一样回老家，而是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参加了安徽的战地服务团，前往各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发表了，我看了好几遍。”毛泽东深刻、科学的洞察力给了宋涛很大的影响，使宋老对抗战的胜利有了充分的信心。此后，无论是在抗战宣传的集会上还是在集训的讨论会上，宋涛都大讲抗日救亡的重要性，分析“抗战必胜，中国必胜”的道理。
走上红色道路
宋涛对抗战的热情和信心，吸引了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注意。他演讲完，有人偷偷地塞给他《共产党宣言》《历史唯物论》的书。
有一次，他演讲后有人用肩膀向他靠一下，问：“参加不参加共产党？”。宋老爽快地回答：“共产党为老百姓做好事，我愿意参加。”当时共产党刚刚成立新四军，由留下来的游击队组成，“军长是叶挺、项英，我以前知道他们，对他们很崇敬，所以我就去了新四军。”
1938年，宋老先是到新四军的支队里集训，支队政委要求新加入的同志改名字，“我们几个刚参军的同学在一片小松林里想着如何起名，风吹动松林使之发出波涛般的声音，我说我叫侯松涛。报上去后，政委把我的姓去掉，又把‘松’改成了‘宋’，从此我就叫宋涛了。”
1938年年底，宋涛由党组织步行送往延安。经过长途跋涉，冲破封锁，宋涛到达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当时日本的飞机轰炸西安，办事处的同志问我们愿意去哪？”1939年春，热爱教育的宋涛选择了去陕北公学。
峥嵘岁月
当时陕北公学散落在延安南部几十里处的五六个村子里，有几千人，其中有不少归国华侨。宋老说：“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吃饭问题。” 宋老带领学生一边学习，一边种粮食、挖野菜、挖窑洞，吃、住都是自力更生。
1939年7月，由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4校联合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华北联大迁往晋察冀边区，宋涛和华北联大师生坐民工船，过黄河，10月份，他们在河北省阜平县安顿下来。“11月7日，华北联大正在打麦场上举行开学典礼，敌人发起了对边区的大扫荡。”宋涛和师生们从会场上匆匆撤离。“那时正值初冬，寒风呼啸，不久开始下起了雪，我们当时穿着草鞋和薄裤子。整整一个冬天，在冰天雪地里赤着脚，在山区与敌人周旋，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当时没有革命的乐观主义是难以支撑的。”
1940年3月，宋涛从华北联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晋察冀四中教书。当时的边区中学是为提高边区干部和青年的文化理论知识办的，宋涛教的第一课是“统一战线”。 1942年，宋涛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教过的课有边区建设、社会发展史、生物、化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政治等。“我教社会发展史，受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影响，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建立，我一面教学，一面自编讲义。”那时，宋涛常常晚上备课一直到凌晨，只睡一小会儿就起来教书。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涛见证并参与了华北联大、华北大学的衍进和办学过程。当时宋涛担任华北联大经济系主任兼政治经济学教员，主要是为解放全中国培养干部，“在张家口办政治班，彭明、黄达、徐禾、鲁友章都是那时候的学生。”1947年，根据进城后的工作实际需要，宋涛一面教学，一面带领学生参加土改。他说：“土改我赞成，但是不赞成对地主进行人身侮辱。”对将人活活拖死的举动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为，“这不是地主本身的问题，而是当时阶级结构的问题。”
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
1949年4月，宋涛随华北大学进驻北平。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中央决定派刘少奇亲自参加讨论此《决定》。宋涛作为校党委成员，“我们天天开会，吴玉章、成仿吾、胡锡奎、聂真等常委对选校址、怎么办校、院校设置、课程设置等，争论了很久。有的说在城内选址，有利于培养干部。由于拆迁困难，最后中央决定在西郊办学，当时土地很多，需要大量投资。盖的第一座楼就是教一，然后盖东风楼，作为宿舍，给老师和学生住。”
1950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经济系，任命宋涛为系主任。10月，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开学典礼，宋涛作为全校教师代表发言。
“1956年苏联人来了，成立了计划系、经济系、统计系，当时政治经济系有七八个苏联人，全校有几十个苏联人。政治经济学系当时的学生有卫兴华、蒋学模、张友仁等等。当时苏联人教学，我对学生进行辅导考查，考试的时候我也向学生提问。”宋老回忆说。
不唯上、不媚俗、不追风
“1957年苏联专家回国，我们开始自己办学。”宋涛开始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以《资本论》为主。当时他发现根据苏联教科书翻译的教材与我国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于是提出我们自己编写教材。他提出，“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做学问必须实事求是，不能随风倒。”
1957年“反右”高潮时“海归”是被当作 “另类”对待的，但宋涛却敢于把从美国回来的经济学人才吴大琨和高鸿业引进来，设立世界经济教研室和世界经济专业。宋涛说：“我认为，搞政治经济学的不能不懂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联系国内实际，也要联系世界的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不随风倒”，宋老几十年来说到做到。1958年，宋老被下放到安国当县委副书记，针对农村“大跃进”，他写了一封信，当时的人民大学副校长李培之陪着他进中南海当面交给了周总理，后来总理亲自到安国考察。因为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的浮夸风，宋老在东北考察的过程中被学校紧急调回，接着被批斗，被扣上“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大跃进”的帽子，被批为“修正主义”。当时教学、科研、工资都停了，被关到学校的一间地下室里，一直斗了四五年。1969年，人民大学被解散，宋老下放到江西农村接受改造，他白天干活，晚上挨斗，但宋老始终不低头，直到1972年组织上作出“没问题，清白”的结论。1990年，国家教委在山东济南召开全国马克思主义研讨会，针对当时有人提出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来指导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革，宋老表示反对，后来有人反映到中宣部、国家教委和苏联大使馆，“我住在红2楼2层27号，每天有很多人到我家里去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说戈尔巴乔夫写的《新思维》我看了3遍，我觉得苏联要出大问题。”后来苏联解体证明了宋老的看法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