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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是我国的一朵文学奇葩，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批评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尤其是自宋代朱熹《诗集传》问世以来，改变了以往以《诗序》为尊的方向，对《诗经》的解读就更是异彩纷呈，也由开始的以经学来解读转为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解读，更多的倾向于从作品内容、价值倾向、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解读。
【关键词】风诗；内容新解；表现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5-0143-1.5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堪称是能反映周代社会各个层面生活的一面镜子。关于《诗经》的研究，中国文学一直笼罩着较强的拟古气息，《诗经》至汉魏发展成熟，历代诗人拟古沿袭，承衍难变，然而随着齐、鲁、韩三家诗的亡佚，毛诗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尊崇，有影响的比如东汉的郑玄，宋代的朱熹等，现在，我就《诗经》中的风诗部分，朱熹不用小序的说法，谈谈我的见解，并解读一下其对后世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解析的启迪。
朱熹曾经说过：“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向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能完书耳。”可见，朱熹对于小序多有疑义。《诗经》时代是人的精神较开放自由的时代，但《诗序》里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可见，毛诗对于《诗经》的解说，就是从当时的美刺时弊的角度去解诗。所以朱熹就此在《诗集传》中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说。他以理学解诗，但也依据文本观点解说诗旨，并贯穿于具体诗篇之中，如《郑风》、《卫风》等，这与《诗序》的解诗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朱熹《诗集传》对其中某些篇目自立新意，提出完全不同于《诗序》的说法，如《邶风·雄雉》，《诗序》：“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这是指指责卫宣公的事，指责卫宣公淫乱，不理国事，导致各地烽烟四起，并且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官吏百姓对此非常担忧，所以创作此诗。但是《诗集传》：“妇人以其君子从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飞舒缓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遗阻隔也。”认为这是一首闺怨诗。
《邶风·简兮》，《诗序》说：“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说的是指责当时的君主不能举贤任能，贤能的人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向君主劝谏，如通过娱乐的方式。而朱熹《诗集传》：“为伶官则杂于侏儒俳优之间，不甚恭已，其得谓之贤者，虽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过人，又能卷而怀之，是亦可以为贤矣。东方朔似之。”朱熹认为伶官位于下九流之中，是对贤者的不恭。所以认为贤者是东方朔这类的人，虽然一时不被重用，但也不至于流落到下九流当中。朱熹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对《诗经》中的内容进行解析，也就是适应时代的需求，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解释，让其中的情节更加合理。“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自嘲也。”这其中也不是说贤者就是处于伶官之中，而是说贤者在不得志的情况下的一种自嘲，这对于后世的人在文学解析中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有一定的启迪的作用。
《鄘风·墙有茨》，《诗序》说：“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其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毛诗认为这是卫人指责他们的领导者的诗，百姓痛恨淫乱私通的行为，但是又不敢直言进谏，就通过歌谣的方式，进行传唱。《诗集传》：“盖自古淫乱之君，自以为密于闺中之门，世无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圣人之所以著于经，使后世为恶者，知虽闺门之言，亦无隐而不彰也。其为训诫深矣！”朱熹认为，自古的淫乱的君主，都以为这种淫乱无道的行为不会为世人所知，所以更加的妄为。圣人之所以把这样的事件著述于经书之中，就是为了告诫后世的人，为恶者的行为一定会被人们知道，用以警戒后世的人。朱熹运用理学的方法，对为恶者进行劝诫，让儒家的治世方法深入人心，通过劝诫的方法来让儒学的治世之道应用于方方面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为今用。
朱熹对于《诗经》的解读能够独抒新见，用后代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代的作品重新进行解读，并且在当时焕发出异彩。而《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对后人有深刻的影响。《诗集传》对《诗经》的解读能够从文学作品的角度重新对其进行评价，这对于前代的解读只是从“美刺”的角度进行说教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在审美方面对其进行深刻的解析。
《诗经》不仅是用来警戒国君和一些卑劣小人的行径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这在《诗序》中是很少提及的，甚至在提及的同时也是附上了一层说教的外衣，这让人们在解读的时候总是兴趣索然，无味之极。然而朱熹在解读作品的时候，除了运用儒学的观点来进行解析，也大大增加了对其文学性的解读，更加的关注一些艺术手法的应用。从古到今，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层的人，凡是读过《诗经》的人都无不为之情节感到赞叹，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艺术形成的多样性。这也对后代人们在重新解读文学作品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启示。
《诗集传》在解析这部文学经典的时候，引用了部分关于“赋”“比”“兴”的手法，朱熹和《毛传》对某些诗篇的分析也多有不同。如《大雅·桑柔》，《毛传》说：“兴也。”朱熹说：“比也。”《秦风·兼蔽》，《毛传》说：“兴也。”朱熹说：“赋也。”等等，“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如《诗序》中的“独标兴体”，而且大量的解释了关于一些艺术手法的应用，如我们现在经常应用的各种修辞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诗经》中，大量运用一些贴切、新颖的比喻，如关于对女性美的表现，除了赋本身所固有的对偶的特点，就有用比喻、排比等手法的，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脐，齿如瓠犀，螓首蛾眉。”除了运用铺陈描写的手法，还运用了排比、比喻的修辞手法。连用了多个比喻，不但写出了庄夫人的美貌，而且也写出了她的身份，后面再加上点睛之笔，整个形象就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了。这种细腻的描写以及修辞也正是《诗经》值得研究欣赏之处，是《诗经》艺术魅力之所在。《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就用了形容的修辞手法。这就让人感觉除了在欣赏《诗经》所展现出来的内容的同时，还展现了一种艺术上的美感。如《诗经·硕鼠》中写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在这里把硕鼠比成了剥削者，把不会说话的动物写成了会说话的人，增加了其形象性，增加了感人的效果，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感情，表现了广大农民对剥削者的厌恶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在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多借鉴之处，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更容易让人感受到那种哀的形象性以及哀的程度。联想，在《诗经》中是经常运用的。作者善于通过虚拟或想象，把联想写得活龙活现。如《周南．卷耳》写妇人思念行役的丈夫，盼望他归来的迫切心情。一方面思妇翘首企盼，一方面丈夫艰难跋涉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真挚感情，使读者自然体会到思妇的痛苦心情。象征这种艺术手法在《诗经》中的运用也是比比皆是，如《周南·关雎》，把雎鸠鸟象征为忠贞专一的后妃，从思想精神上取其象征意义，而不是从形体上取其相似之处。这也是象征和比喻的主要的区别。
总之，在我国的古代的文化典籍中，《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无可比拟，但对于《诗经》的解说却各有见地，尤其是朱熹的《诗集传》对于后代更是有极大的影响，对于后世的人能够从文学艺术上去解析《诗经》，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解读，而不是从教化上去解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
［3］王夫之．船山遗书［M］．北京，北京出版社．
［4］王应麟．《诗考》与辑佚研究．博士论文网．
【作者简介】魏颖：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风诗；内容新解；表现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5-0143-1.5
《诗经》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许多作品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堪称是能反映周代社会各个层面生活的一面镜子。关于《诗经》的研究，中国文学一直笼罩着较强的拟古气息，《诗经》至汉魏发展成熟，历代诗人拟古沿袭，承衍难变，然而随着齐、鲁、韩三家诗的亡佚，毛诗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尊崇，有影响的比如东汉的郑玄，宋代的朱熹等，现在，我就《诗经》中的风诗部分，朱熹不用小序的说法，谈谈我的见解，并解读一下其对后世把《诗经》当作文学作品来解析的启迪。
朱熹曾经说过：“大抵《小序》尽出后人臆度，若不脱此窠臼，终无缘得正当也。去年略修旧说，订正为多，向恨未能尽去，得失相半，不能完书耳。”可见，朱熹对于小序多有疑义。《诗经》时代是人的精神较开放自由的时代，但《诗序》里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可见，毛诗对于《诗经》的解说，就是从当时的美刺时弊的角度去解诗。所以朱熹就此在《诗集传》中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解说。他以理学解诗，但也依据文本观点解说诗旨，并贯穿于具体诗篇之中，如《郑风》、《卫风》等，这与《诗序》的解诗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朱熹《诗集传》对其中某些篇目自立新意，提出完全不同于《诗序》的说法，如《邶风·雄雉》，《诗序》：“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这是指指责卫宣公的事，指责卫宣公淫乱，不理国事，导致各地烽烟四起，并且民不聊生，人民怨声载道，官吏百姓对此非常担忧，所以创作此诗。但是《诗集传》：“妇人以其君子从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飞舒缓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遗阻隔也。”认为这是一首闺怨诗。
《邶风·简兮》，《诗序》说：“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说的是指责当时的君主不能举贤任能，贤能的人只能通过其他的途径向君主劝谏，如通过娱乐的方式。而朱熹《诗集传》：“为伶官则杂于侏儒俳优之间，不甚恭已，其得谓之贤者，虽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过人，又能卷而怀之，是亦可以为贤矣。东方朔似之。”朱熹认为伶官位于下九流之中，是对贤者的不恭。所以认为贤者是东方朔这类的人，虽然一时不被重用，但也不至于流落到下九流当中。朱熹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对《诗经》中的内容进行解析，也就是适应时代的需求，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解释，让其中的情节更加合理。“贤者不得志，而仕于伶官，有轻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若自誉而实自嘲也。”这其中也不是说贤者就是处于伶官之中，而是说贤者在不得志的情况下的一种自嘲，这对于后世的人在文学解析中运用知人论世的方法，有一定的启迪的作用。
《鄘风·墙有茨》，《诗序》说：“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乎其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毛诗认为这是卫人指责他们的领导者的诗，百姓痛恨淫乱私通的行为，但是又不敢直言进谏，就通过歌谣的方式，进行传唱。《诗集传》：“盖自古淫乱之君，自以为密于闺中之门，世无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圣人之所以著于经，使后世为恶者，知虽闺门之言，亦无隐而不彰也。其为训诫深矣！”朱熹认为，自古的淫乱的君主，都以为这种淫乱无道的行为不会为世人所知，所以更加的妄为。圣人之所以把这样的事件著述于经书之中，就是为了告诫后世的人，为恶者的行为一定会被人们知道，用以警戒后世的人。朱熹运用理学的方法，对为恶者进行劝诫，让儒家的治世方法深入人心，通过劝诫的方法来让儒学的治世之道应用于方方面面。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为今用。
朱熹对于《诗经》的解读能够独抒新见，用后代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代的作品重新进行解读，并且在当时焕发出异彩。而《诗经》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其思想性和艺术性也对后人有深刻的影响。《诗集传》对《诗经》的解读能够从文学作品的角度重新对其进行评价，这对于前代的解读只是从“美刺”的角度进行说教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且在审美方面对其进行深刻的解析。
《诗经》不仅是用来警戒国君和一些卑劣小人的行径的，而且在艺术上也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这在《诗序》中是很少提及的，甚至在提及的同时也是附上了一层说教的外衣，这让人们在解读的时候总是兴趣索然，无味之极。然而朱熹在解读作品的时候，除了运用儒学的观点来进行解析，也大大增加了对其文学性的解读，更加的关注一些艺术手法的应用。从古到今，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层的人，凡是读过《诗经》的人都无不为之情节感到赞叹，这也充分说明了其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艺术形成的多样性。这也对后代人们在重新解读文学作品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启示。
《诗集传》在解析这部文学经典的时候，引用了部分关于“赋”“比”“兴”的手法，朱熹和《毛传》对某些诗篇的分析也多有不同。如《大雅·桑柔》，《毛传》说：“兴也。”朱熹说：“比也。”《秦风·兼蔽》，《毛传》说：“兴也。”朱熹说：“赋也。”等等，“人各一义，则各为其兴比赋”。如《诗序》中的“独标兴体”，而且大量的解释了关于一些艺术手法的应用，如我们现在经常应用的各种修辞手法和艺术表现手法。《诗经》中，大量运用一些贴切、新颖的比喻，如关于对女性美的表现，除了赋本身所固有的对偶的特点，就有用比喻、排比等手法的，如《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脐，齿如瓠犀，螓首蛾眉。”除了运用铺陈描写的手法，还运用了排比、比喻的修辞手法。连用了多个比喻，不但写出了庄夫人的美貌，而且也写出了她的身份，后面再加上点睛之笔，整个形象就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了。这种细腻的描写以及修辞也正是《诗经》值得研究欣赏之处，是《诗经》艺术魅力之所在。《郑风·有女同车》：“颜如舜华。”也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就用了形容的修辞手法。这就让人感觉除了在欣赏《诗经》所展现出来的内容的同时，还展现了一种艺术上的美感。如《诗经·硕鼠》中写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在这里把硕鼠比成了剥削者，把不会说话的动物写成了会说话的人，增加了其形象性，增加了感人的效果，通过鲜明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感情，表现了广大农民对剥削者的厌恶和对自由生活的向往。
在表现手法上也有很多借鉴之处，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用对比、反衬的手法更容易让人感受到那种哀的形象性以及哀的程度。联想，在《诗经》中是经常运用的。作者善于通过虚拟或想象，把联想写得活龙活现。如《周南．卷耳》写妇人思念行役的丈夫，盼望他归来的迫切心情。一方面思妇翘首企盼，一方面丈夫艰难跋涉形成鲜明对比，表现了他们夫妇间的真挚感情，使读者自然体会到思妇的痛苦心情。象征这种艺术手法在《诗经》中的运用也是比比皆是，如《周南·关雎》，把雎鸠鸟象征为忠贞专一的后妃，从思想精神上取其象征意义，而不是从形体上取其相似之处。这也是象征和比喻的主要的区别。
总之，在我国的古代的文化典籍中，《诗经》对后世的影响无可比拟，但对于《诗经》的解说却各有见地，尤其是朱熹的《诗集传》对于后代更是有极大的影响，对于后世的人能够从文学艺术上去解析《诗经》，把它当做文学作品来解读，而不是从教化上去解读，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
［3］王夫之．船山遗书［M］．北京，北京出版社．
［4］王应麟．《诗考》与辑佚研究．博士论文网．
【作者简介】魏颖：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