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界批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亨氏低估了民族国家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他认为，在21世纪，文化将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国际纷争的焦点。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民族文化也趋于弱化，代之而起的超民族国家的文化集团各自代表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这些文化集团对内趋于协调、联合，对外则倾向竞争、对抗，成为冷战之后国际政治中的主要冲突源。这些跨国文化集团便是亨氏所谓的“文明”。不言而喻，这一趋势在西方的确很明显，例如冷战期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共同体和现在的欧洲联盟，等等，都是西方文明内部整合的具体表现。然而，类似北约和欧盟这样的多边合作组织在非西方地区却凤毛麟角，惟一比较成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也仅限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合作。而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会议组织等根本不具备整合其成员国的性质。也就是说，至少在非西方的广大地区，文明集团的出现和巩固还有待观察。目前看来，民族国家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即使在高度一体化的西方，民族国家也远没有消亡。备受国际社会谴责的“美国单边主义”就是其国家利益至上的集中表现，当前欧美对伊拉克动武问题上的明显分歧也证明了这一点。况且，在当今世界上，多数的冲突都发生在亨氏所说的文明之内，而不是文明之间。如80年代的两伊战争，90年代初伊拉克对科威特的武装占领，非洲国家如索马里、卢旺达的部族冲突，台海两岸之间的统独之争和朝鲜半岛的持续紧张局势，等等。
　　第二，亨氏的“文明”概念模糊，似乎是个文化、宗教以至种族和地域的混合体。如何区分不同文明，亨氏没有给出清楚的界定。他列出的八大文明包括西方-基督教、伊斯兰、印度、斯拉夫-东正教、拉丁美洲、儒家-中国、日本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其中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印度文明基本上是以宗教信仰划分的。然而，拉丁美洲以天主教为主，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支，却因文化差别被划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之外。此外，中国和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却分属两个不同的文明，何以如此，没有明确的解释。
　　第三，亨氏强调文明之间的隔阂与潜在的冲突，却低估了不同文化之间通过接触、对话达到相互学习、相互合作、甚至相互融合的可能性。近代日本就是一个典型。作为一个闭关自守，具有很强东方文化传统的民族，日本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全面西化，“脱亚入欧”，战后又在美国的扶持下，迅速恢复经济，建立民主政体，加入西方七国集团，俨然一个“西方国家”。此外，土耳其也从20年代始，通过大胆改革，政治上逐渐脱离伊斯兰教传统，靠笼西方，二战后成为北约惟一的伊斯兰教成员国。可见，文明之间互通的可能性或许比亨氏预期的要大。况且，过分强调冲突的危险性，也会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猜疑和防范心理，从而增大发生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