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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拉美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成功应对危机，经济快速恢复增长。与以往的金融危机相比，拉美国家在政策自主性上明显增强。但危机也给拉美国家造成一定的冲击，主要表现在出口、投资、侨汇收入等方面。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促使拉美国家从金融体系监管角度吸取经验教训，而且促使它们思考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总体而言，有五大趋势值得关注。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格局从主要依赖于传统的欧美国家转向注重加强与东亚及新兴市场的联系。
美国、欧盟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经济低迷对拉美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作为拉美国家最主要的出口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衰退对拉美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主要依靠出口加工工业的墨西哥，20世纪90年代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经济快速增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2008年宣布禁止进口墨西哥卡车和限制部分农产品进口。同时，墨西哥侨汇收入和旅游收入减少。因此，实现贸易多元化是拉美国家面临的重要选择，而多元化的内容是注重加强与东亚及新兴市场的联系。
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经济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这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且成为改善拉美国家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的进口需求与对外投资能力不断增强。因此，未来拉美国家扩大与亚洲经贸合作，开拓亚洲市场和吸引亚洲投资的努力会进一步加强。根据拉美开发银行出版的《拉美展望2040年》年度报告，2000年～2009年拉美与主要出口国和地区的贸易增长趋势是，中国和印度在拉美地区的平均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6.1%和22.1%，远高于加拿大、欧盟、美国、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是拉美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且为巴西、智利和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些现象都表明，拉美的贸易格局逐渐从传统的欧美国家转向注重加强与东亚和新兴市场的联系，从而减少对欧美的依赖。
第二，政府的作用得到加强，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社会政策的加强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发展模式从原来的仅关注增长转向注重“包容性增长”，这个包容性是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关注社会平等来体现的。
不平等与贫困仍是拉美面临的主要问题。拉美收入集中的状况从2000年开始改善，不平等减少，这种现象主要归功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收入差异的减小，这主要是拉美国家近20年普及教育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政府对贫困人口的支出增加。然而，这两方面也面临问题，一是劳动力在获得高等教育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二是政府的分配政策并不是累进制，而是具有累退性。因此，虽然地区贫困率与赤贫率分别比2001年下降了10.4%和6.4%，但这主要得益于“增长效应”而不是“分配效应”。增长本身并不能确保改善收入分配。因此，政府不仅需要通过财政支出增强再分配能力，还需要调整一定的社会政策，包括扩大教育范围和提高教育质量，实施扶贫政策，等等。以巴西为例：作为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巴西近几年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主要归功于三方面：其一，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减少教育不平等以实现减少工资差异的目标；其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融入度，尤其是城市和非城市地区；其三，增加对纳税和非纳税部门的支出。由此可见，政府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未来十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趋势，从原来的投入推动型增长转变到生产率推动型增长。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其直接源泉有两个：一个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而TFP的增长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关于拉美经济的增长方式一直存在着争论，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拉美应该提高创新能力，快速吸纳国际高科技，改变生产结构。这种转型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全球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且是因为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对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具有根本作用。如果缺乏这种能力，出口将会失去活力，经济增长减速，而且经济将受制于商品价格的波动和国外金融资本的投机，这也是拉美经常遭遇到的状况。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拉美许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发展较好，但在近30年，却处于停滞状况。许多国家的科技水平远落后于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因此，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提高教育水平是拉美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需实现包容性创新，造福于全民，同时需要将科技和创新体系融为一体，提高各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巴拿马、秘鲁、乌拉圭等国需吸收现有科技，同时增加研发投入，为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提供基础。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在吸纳科技的同时，需要尝试包容性创新。
第四，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的窘境下，拉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将得到加强。这不仅是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提升拉美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主体愿望。
拉美国家进行区域合作具有一定的历史，比如南共市、安第斯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但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合作的发展有限。2009年，拉美区域贸易额为21%，低于欧盟和亚洲其他地区。为此，《拉美展望2040年》指出，加强区域合作需考虑三个方面：其一，经济体专业化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其二，克服现实问题，即拉美大部分国家国内市场狭小，无法实现经济规模化。其三，允许本国公司利用知识和对邻国客户需求的了解与其他地区竞争。拉美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区域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同时这也为拉美国家实现市场多样化提供了选择。
第五，基础设施建设可改善未来的投资环境，为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拉美地区经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与低迷期后，形成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局面，涉及运输、通信、物流、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各类自然灾害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然而，基础设施建设对加强社会凝聚力、提高经济生产力和扩大开放以及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根据《拉美展望2040年》预计，当前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在未来30年应达到占GDP 4%的水平。然而目前，巴西和墨西哥作为拉美地区的前两大经济体，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的比例仅为3.1%和3.4%。因此，这就需要采取多种融资方式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电力、公路、铁路、卫生等方面。近期，巴西政府就公布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特别是随着公共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提升，一些涉及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项目将获得拉美国家的重视。这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机遇，因为中国在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小结：
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为拉美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全球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金融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新金融结构的建立等，这些新局势促使拉美国家从注重短期缓解金融危机逐渐转到反思现有发展模式的长期脆弱性上来。后危机时期，实现生产结构的转变和科技进步，是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结构转型出现的一系列复杂局面。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市场可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但经历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府与市场同样重要，尤其是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平衡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来维护。政府的作用需重新定义，它在构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中具有引导作用。短期的经济危机需要从长远角度分析，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有能力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以达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贸易格局从主要依赖于传统的欧美国家转向注重加强与东亚及新兴市场的联系。
美国、欧盟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经济低迷对拉美的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作为拉美国家最主要的出口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的经济持续衰退对拉美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主要依靠出口加工工业的墨西哥，20世纪90年代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后，经济快速增长。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2008年宣布禁止进口墨西哥卡车和限制部分农产品进口。同时，墨西哥侨汇收入和旅游收入减少。因此，实现贸易多元化是拉美国家面临的重要选择，而多元化的内容是注重加强与东亚及新兴市场的联系。
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地区经济继续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这不仅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且成为改善拉美国家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而且，中国的进口需求与对外投资能力不断增强。因此，未来拉美国家扩大与亚洲经贸合作，开拓亚洲市场和吸引亚洲投资的努力会进一步加强。根据拉美开发银行出版的《拉美展望2040年》年度报告，2000年～2009年拉美与主要出口国和地区的贸易增长趋势是，中国和印度在拉美地区的平均贸易增长率分别为26.1%和22.1%，远高于加拿大、欧盟、美国、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是拉美仅次于美国和欧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且为巴西、智利和秘鲁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墨西哥、委内瑞拉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这些现象都表明，拉美的贸易格局逐渐从传统的欧美国家转向注重加强与东亚和新兴市场的联系，从而减少对欧美的依赖。
第二，政府的作用得到加强，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社会政策的加强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发展模式从原来的仅关注增长转向注重“包容性增长”，这个包容性是通过调整社会政策、关注社会平等来体现的。
不平等与贫困仍是拉美面临的主要问题。拉美收入集中的状况从2000年开始改善，不平等减少，这种现象主要归功于两方面。一方面是熟练工人与非熟练工人收入差异的减小，这主要是拉美国家近20年普及教育的成果；另一方面是政府对贫困人口的支出增加。然而，这两方面也面临问题，一是劳动力在获得高等教育方面仍存在诸多困难。二是政府的分配政策并不是累进制，而是具有累退性。因此，虽然地区贫困率与赤贫率分别比2001年下降了10.4%和6.4%，但这主要得益于“增长效应”而不是“分配效应”。增长本身并不能确保改善收入分配。因此，政府不仅需要通过财政支出增强再分配能力，还需要调整一定的社会政策，包括扩大教育范围和提高教育质量，实施扶贫政策，等等。以巴西为例：作为世界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巴西近几年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主要归功于三方面：其一，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减少教育不平等以实现减少工资差异的目标；其二，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融入度，尤其是城市和非城市地区；其三，增加对纳税和非纳税部门的支出。由此可见，政府在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未来十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趋势，从原来的投入推动型增长转变到生产率推动型增长。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但归纳起来其直接源泉有两个：一个是生产要素（劳动力和资本）的积累增长；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而TFP的增长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关于拉美经济的增长方式一直存在着争论，其中一种意见认为拉美应该提高创新能力，快速吸纳国际高科技，改变生产结构。这种转型的原因不仅是由于全球对技术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增加，而且是因为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对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具有根本作用。如果缺乏这种能力，出口将会失去活力，经济增长减速，而且经济将受制于商品价格的波动和国外金融资本的投机，这也是拉美经常遭遇到的状况。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拉美许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发展较好，但在近30年，却处于停滞状况。许多国家的科技水平远落后于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和印度。因此，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和科技创新能力以及提高教育水平是拉美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需实现包容性创新，造福于全民，同时需要将科技和创新体系融为一体，提高各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巴拿马、秘鲁、乌拉圭等国需吸收现有科技，同时增加研发投入，为建立科技创新体系提供基础。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洪都拉斯等在吸纳科技的同时，需要尝试包容性创新。
第四，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的窘境下，拉美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合作将得到加强。这不仅是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客观要求，而且是提升拉美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的主体愿望。
拉美国家进行区域合作具有一定的历史，比如南共市、安第斯集团、中美洲共同市场，但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合作的发展有限。2009年，拉美区域贸易额为21%，低于欧盟和亚洲其他地区。为此，《拉美展望2040年》指出，加强区域合作需考虑三个方面：其一，经济体专业化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战略。其二，克服现实问题，即拉美大部分国家国内市场狭小，无法实现经济规模化。其三，允许本国公司利用知识和对邻国客户需求的了解与其他地区竞争。拉美国家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语言，区域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同时这也为拉美国家实现市场多样化提供了选择。
第五，基础设施建设可改善未来的投资环境，为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
拉美地区经过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与低迷期后，形成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的局面，涉及运输、通信、物流、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各类自然灾害对基础设施的破坏也相当严重。然而，基础设施建设对加强社会凝聚力、提高经济生产力和扩大开放以及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根据《拉美展望2040年》预计，当前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在未来30年应达到占GDP 4%的水平。然而目前，巴西和墨西哥作为拉美地区的前两大经济体，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的比例仅为3.1%和3.4%。因此，这就需要采取多种融资方式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电力、公路、铁路、卫生等方面。近期，巴西政府就公布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特别是随着公共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提升，一些涉及民生工程的基础设施项目将获得拉美国家的重视。这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机遇，因为中国在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小结：
2008年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为拉美国家提供了重要经验。全球经济低增长、新兴经济体的崛起、金融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新金融结构的建立等，这些新局势促使拉美国家从注重短期缓解金融危机逐渐转到反思现有发展模式的长期脆弱性上来。后危机时期，实现生产结构的转变和科技进步，是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结构转型出现的一系列复杂局面。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市场可在不受政府干预的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但经历危机后，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政府与市场同样重要，尤其是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政府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平衡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制度来维护。政府的作用需重新定义，它在构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中具有引导作用。短期的经济危机需要从长远角度分析，这意味着政府必须有能力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以达到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