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论坛”上，主流经济学家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政府试图继续维持主导经济增长的地位，那么这种高速度、低效率的局面就无法扭转。”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在发言中表示，中央从1995年就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久转而无根本效果”，根源之一就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改革之初，我国最基本的国情就是“落后”，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要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走完的路，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二次大战后，韩国、新加坡、巴西、阿根廷等在政治上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启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上，这些国家就是通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培植和鼓励主导产业的发展，来诱导资源配置，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然而，诚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言，政府主导的产权界定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由于竞争和交易费用的双重约束，往往导致无效的产权安排和经济的衰落。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就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却出现了两类国家、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绩效。研究者发现，战后，一些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新加坡的经济长期保持平稳快速增长，而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却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经济增长出现很大的波动，甚至大幅下降。20多年以后，以上两类国家的国民经济水平也出现了巨大落差，一些东亚国家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行列，而拉美国家却依然徘徊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
　　影响两类国家经济发展趋势和绩效的因素是什么？这也是许多经济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改革之初，要求制度变迁呼声很高，但是，在增加财富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利益集团。而政府主导型的变革，却是一种典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它所遇到的阻力大小，往往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重要保证，但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率又是逐步递减的。”
　　拉美国家在实现经济的初步起飞以后，却没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去引导和改变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大政府、小市场，强政府、弱企业的状态就像顽疾一样挥去不去。“政府主导”下扭曲的投资消费关系、金融风险、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使得拉美许多家在通往增长的道路上，却没有发展。所有这些问题就像发酵的母菌一样，终有一天爆炸营造出这个举世瞩目的教训：拉美陷阱！
　　人们似乎有一种这样错觉，总以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因为人是理性的。“计划经济”作为政府主导经济的极端产物，正是这种“人定胜天”的结果。然而，正如康德所言，人类无法凭借理性把握一切，如果理性不知趣地试图越过规定的限度，向所有的领域入侵时，则只能陷入二律背反，理性终究被理性所害。用这样的定理来看“政府主导”，有理由认为，无限期或者没有边际的“政府主导”，最终也只会陷入一个二律背反：在创造辉煌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在增长的道路上埋下陷阱。
　　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主导经济也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这柄剑的历史局限性，拉美国家的历史教训已经告诉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实现由政府主导走向市场主导才是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