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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我到一个社区采访。
一位群众问：“你是记者，你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沉声回答：“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群众说：“这不是政府的事吗，干嘛让我们学啊？”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反问了。
“离我们太远了，看不见，摸不着。”
“太空太虚，觉得没什么实在价值。”
“这是政府的事，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三危机来袭
2月24日，大雨滂沱。
浙江省乐清市，两名小伙同撑雨伞，穿马路到对面买夜宵。
一辆轿车飞驰而来，将两人撞飞。
两人躺在泥水里，不能动弹，等待救援——一段时间后，交警赶到现场。
“这段时间里，50多辆车经过，但都没停下来救人。”交警观看视频发现。
3月6日，浙江省丽水市。
一位老太太遭遇连串车祸，被接连碾压4次。
可恨的是，四位车主皆迅速逃逸。
“在我们赶到之前，有20多辆车经过，但没一辆停车施救。”交警观看视频发现。
这样的事件反复重演，昭示中国道德生态正面临恶化的危机。
2013年6月，武汉一位男青年溺水身亡。
打捞队捞起尸体后，通知其父亲。
“打了56个电话，可他就是不相信。”打捞队哭笑不得。
2014年5月，长寿区居民王强开车去万州区办事，车到半路没油了。
不得已，王強求助于过往车辆。
“徒步走了三公里，但没有一个驾驶员相信我。”王强一脸郁闷。
2013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国已出现信任危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只有59.7分，跌破及格线。
这种信任危机，弥散于社会各个方面。
2010年，某电视台一档相亲节目。
男嘉宾问：“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么？”
女嘉宾答：“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如此回答，把这个时代的信仰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3年，著名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对20个国家进行了财富观调查——71%的受访中国人会“以拥有的东西（金钱和物质）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在受访国家中名列榜首。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拜金、享乐、功利，已成为很多人追求的信仰。”
为什么失范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此书是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强调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追逐利益：“个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逐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得到充分认可，人的欲望被激活，百舸争流，竞相奋战，推动了经济社会大发展。
市场经济激活了人的私欲，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人将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奉为圭臬，于是，“公地悲剧”诞生了。
在一个牧场，草地是公有的，羊群是个人的。出于私利，每个牧民都想通过多养羊以提高收益，于是悲剧上演——草地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所有牧民破产。
这就是英国哈丁教授提出的“公地悲剧”理论。
道德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就是“公地悲剧”的产物。
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让别人去吃染色馒头，让别人去喝三聚氰胺奶粉……都以为不吃自家产的东西就没事了，结果每个人都吃上了问题食品。
市场经济激活人的私欲，私欲泛滥就会产生“公地悲剧”，如何化解“公地悲剧”？
《国富论》首版时，亚当·斯密这样署名：《道德情操论》作者亚当·斯密。
为何这样署名？
因为亚当·斯密太看重《道德情操论》了——31年中，他六修此书。
“我们应以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情感和意图。”如果说《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那么《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就是利他主义。
一利己一利他，学者们称这为“斯密悖论”。
相悖吗？不。亚当·斯密只是想说：只求个人利益不讲道德情操行不通。
如果不讲道德情操，所有依赖合作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婚姻、教育、医疗等等，统统不可能出现。
相反，人人皆无约束地利己，会因“公地悲剧”而毁灭世界。
“私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私欲必须得用道德情操来引导和规范——唯有如此，人类才能永恒延续。”亚当·斯密说。
这个道德情操，就是核心价值观。
一场及时雨
1969年，美国心理学家辛巴杜做了一个实验。
他找来两辆一样的车，第一辆停在平民街区，第二辆摘掉车牌，停在中产街区。
结果，第二辆车很快就被偷走，第一辆车摆放一周仍完好无损。
辛巴杜找来锤子，将第一辆车窗子砸个大洞。结果，这辆车转眼也被偷走。
犯罪学家凯琳根据这个实验，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扇窗户被打破，若没有及时修复，会导致更多窗户被打破。
“不良环境或氛围会产生强烈暗示，诱使人们作恶或效仿。”凯琳说。
近年，中国社会出现道德、信任、信仰危机，正源于私欲泛滥引发的“破窗效应”。
如何破解这三大危机？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纽约无处不抢、无日不杀，弄得人人自危。
警察拼命打击犯罪，可收效甚微。 这时，犯罪学家建议——先改善诱人犯罪的环境，遏制“破窗效应”，使人不易犯罪，再慢慢缉凶。
于是，纽约市政府开始大力整治“诱人作恶”的环境。
这个做法，引来很多人嘲笑：“船都要沉了还在洗甲板。”
但几年后，纽约成了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要破解道德、信任、信仰危机，中国就该如此遏制“破窗效应”——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诱发危机的环境氛围。
英国社会大转型时期，靠的是绅士精神来引导和规范国民行为；美国社会大转型时期，靠的是美国梦来引导和规范国民行为……
每一个大国的崛起，皆与其培育核心价值观有关，就像《大国崛起》里说的，大国的兴衰绝不仅仅奠基于物质上，一定要有精神的支撐。
社会越变革，价值观念越多样，就越需要核心价值观在多元多样中建立主导，形成鲜明价值导向，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现在，中国迎来社会大转型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像一场及时雨——以统领和整合社会多元价值，释放最深厚的精神力量。”德国政治学家阿勒曼说。
你塑造他人
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往往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获得的。
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士兵去一所军校接受训练。
把士兵交给教官前，卡尼曼告诉教官：“这些士兵已进行过测试，以判断其潜在指挥能力，成绩分为‘高’‘一般’‘不确定’三类。”
实际上，这些士兵根本没做过测试。
三个月后，这群士兵进行结业考试——潜在指挥能力被随机赋予“高”的学员，平均得分为79分；潜在指挥能力被赋予“不确定”与“一般”的学员，平均得分为72分与65分。
成绩差异源自于教官——当他拿到测试成绩时，就在潜意识中给每位士兵贴了标签。在后面的训练中，他就以不同方式对待不同成绩的受训者。
受训者也接受了这一暗示，慢慢变成了教官潜意识中所认为的那个样子。
卡尼曼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结论：当一个人被周围人打上某种烙印或标签后，他就很容易接受这种心理暗示，成为周围人认为的那种人。
你就是他人的环境——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同时在塑造他人；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同时也在塑造社会。当我们用善意看待他人时，他人会回敬以善意；当我们用阴暗心理看待社会时，社会就会越来越阴暗。
很多人以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政府的事情，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
其实不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谁都不能成为局外人——因为“你就是他人的环境”。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再大的社会，亦由个人组成。每个人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涓流汇海、积土成山，集小气候为大气候，塑造一个国家的时代气质。
我们每个人都是价值出口。
做你之所盼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当做什么？
一位父亲在准备演讲稿，小儿子却吵闹不休。
父亲把一张世界地图撕碎，对儿子说：“你能拼好地图，我给你100元。”
父亲以为这会花费儿子半天时间，但儿子只用十分钟就拼好了。
父亲惊呆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儿子说：“地图另一面是一个人，我把这个人拼好就行了。如果这个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正确的。”
不错，如果一个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就是正确的。改变世界很难，但改变自己却较为容易。当你自己改变后，世界也就跟着改变了。
今年2月某天，我从单位打车回家，坐上“渝B1T792”。
一上车，我就发现这辆车很温馨，里面挂着香包和装饰。
我刚坐下，司机就问：“您冷不冷？我备有暖手宝。”
车一启动，司机又问：“您饿不饿？我备有零食。”
遇到堵车，司机又递上几本杂志：“您翻翻。”
这样的服务让我大吃一惊：“你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服务的？”
司机说：“从我觉醒的那一刻。”
以前，他是个喜欢抱怨的人，抱怨政府无能，抱怨路况不好，抱怨孩子不听话……
有一天，他听一档广播节目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日子不顺心，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不开心。
“于是我决定停止抱怨，善待每一位客人。我自己改变后，世界真的变得美好起来，遇到的每个人仿佛都是我的贵人。”司机说。
这个司机，叫陈周礼。
人生就像驾车，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司机，迎来送往生命中的过客。当我们总是期待别人改变时，其实是交出了手中的方向盘。
要想改变生活，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吧！
怎么开始呢？很简单，就像甘地所说：“你成为你希望看到的改变就可。”
前不久，在广东经商的巴西青年路遇扒手行窃，一冲而上，头破血流也不退缩。
“我有个妹妹，如果她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希望有人帮她。但在此之前，我应该先帮别人。”他说。
你希望看到别人微笑，就先将微笑给人；你希望城市整洁，自己就先行环保；你希望别人诚信，就先诚信待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这么简单。
我们每个人的改变，也许不能让社会立马发生巨大变化，但它至少会改变一点点。持续多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意义所在。
一位群众问：“你是记者，你说说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沉声回答：“就是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群众说：“这不是政府的事吗，干嘛让我们学啊？”
这已不是我第一次遭遇这样的反问了。
“离我们太远了，看不见，摸不着。”
“太空太虚，觉得没什么实在价值。”
“这是政府的事，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三危机来袭
2月24日，大雨滂沱。
浙江省乐清市，两名小伙同撑雨伞，穿马路到对面买夜宵。
一辆轿车飞驰而来，将两人撞飞。
两人躺在泥水里，不能动弹，等待救援——一段时间后，交警赶到现场。
“这段时间里，50多辆车经过，但都没停下来救人。”交警观看视频发现。
3月6日，浙江省丽水市。
一位老太太遭遇连串车祸，被接连碾压4次。
可恨的是，四位车主皆迅速逃逸。
“在我们赶到之前，有20多辆车经过，但没一辆停车施救。”交警观看视频发现。
这样的事件反复重演，昭示中国道德生态正面临恶化的危机。
2013年6月，武汉一位男青年溺水身亡。
打捞队捞起尸体后，通知其父亲。
“打了56个电话，可他就是不相信。”打捞队哭笑不得。
2014年5月，长寿区居民王强开车去万州区办事，车到半路没油了。
不得已，王強求助于过往车辆。
“徒步走了三公里，但没有一个驾驶员相信我。”王强一脸郁闷。
2013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中国已出现信任危机，社会总体信任程度只有59.7分，跌破及格线。
这种信任危机，弥散于社会各个方面。
2010年，某电视台一档相亲节目。
男嘉宾问：“你喜欢和我一起骑自行车逛街么？”
女嘉宾答：“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
如此回答，把这个时代的信仰危机展现得淋漓尽致。
2013年，著名市场咨询公司益普索对20个国家进行了财富观调查——71%的受访中国人会“以拥有的东西（金钱和物质）来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在受访国家中名列榜首。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说：“拜金、享乐、功利，已成为很多人追求的信仰。”
为什么失范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
此书是现代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强调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追逐利益：“个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促进社会收益，往往比他真正打算促进社会收益时更有效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逐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个人的价值和利益得到充分认可，人的欲望被激活，百舸争流，竞相奋战，推动了经济社会大发展。
市场经济激活了人的私欲，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人将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奉为圭臬，于是，“公地悲剧”诞生了。
在一个牧场，草地是公有的，羊群是个人的。出于私利，每个牧民都想通过多养羊以提高收益，于是悲剧上演——草地持续退化，直至无法养羊，所有牧民破产。
这就是英国哈丁教授提出的“公地悲剧”理论。
道德危机、信任危机、信仰危机，就是“公地悲剧”的产物。
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让别人去吃染色馒头，让别人去喝三聚氰胺奶粉……都以为不吃自家产的东西就没事了，结果每个人都吃上了问题食品。
市场经济激活人的私欲，私欲泛滥就会产生“公地悲剧”，如何化解“公地悲剧”？
《国富论》首版时，亚当·斯密这样署名：《道德情操论》作者亚当·斯密。
为何这样署名？
因为亚当·斯密太看重《道德情操论》了——31年中，他六修此书。
“我们应以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的情感和意图。”如果说《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那么《道德情操论》的出发点就是利他主义。
一利己一利他，学者们称这为“斯密悖论”。
相悖吗？不。亚当·斯密只是想说：只求个人利益不讲道德情操行不通。
如果不讲道德情操，所有依赖合作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东西，婚姻、教育、医疗等等，统统不可能出现。
相反，人人皆无约束地利己，会因“公地悲剧”而毁灭世界。
“私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但私欲必须得用道德情操来引导和规范——唯有如此，人类才能永恒延续。”亚当·斯密说。
这个道德情操，就是核心价值观。
一场及时雨
1969年，美国心理学家辛巴杜做了一个实验。
他找来两辆一样的车，第一辆停在平民街区，第二辆摘掉车牌，停在中产街区。
结果，第二辆车很快就被偷走，第一辆车摆放一周仍完好无损。
辛巴杜找来锤子，将第一辆车窗子砸个大洞。结果，这辆车转眼也被偷走。
犯罪学家凯琳根据这个实验，提出了“破窗效应”理论——一扇窗户被打破，若没有及时修复，会导致更多窗户被打破。
“不良环境或氛围会产生强烈暗示，诱使人们作恶或效仿。”凯琳说。
近年，中国社会出现道德、信任、信仰危机，正源于私欲泛滥引发的“破窗效应”。
如何破解这三大危机？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纽约无处不抢、无日不杀，弄得人人自危。
警察拼命打击犯罪，可收效甚微。 这时，犯罪学家建议——先改善诱人犯罪的环境，遏制“破窗效应”，使人不易犯罪，再慢慢缉凶。
于是，纽约市政府开始大力整治“诱人作恶”的环境。
这个做法，引来很多人嘲笑：“船都要沉了还在洗甲板。”
但几年后，纽约成了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
要破解道德、信任、信仰危机，中国就该如此遏制“破窗效应”——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诱发危机的环境氛围。
英国社会大转型时期，靠的是绅士精神来引导和规范国民行为；美国社会大转型时期，靠的是美国梦来引导和规范国民行为……
每一个大国的崛起，皆与其培育核心价值观有关，就像《大国崛起》里说的，大国的兴衰绝不仅仅奠基于物质上，一定要有精神的支撐。
社会越变革，价值观念越多样，就越需要核心价值观在多元多样中建立主导，形成鲜明价值导向，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现在，中国迎来社会大转型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像一场及时雨——以统领和整合社会多元价值，释放最深厚的精神力量。”德国政治学家阿勒曼说。
你塑造他人
每个人对自己的认知，往往是通过与环境的互动而获得的。
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做过一个实验——让一群士兵去一所军校接受训练。
把士兵交给教官前，卡尼曼告诉教官：“这些士兵已进行过测试，以判断其潜在指挥能力，成绩分为‘高’‘一般’‘不确定’三类。”
实际上，这些士兵根本没做过测试。
三个月后，这群士兵进行结业考试——潜在指挥能力被随机赋予“高”的学员，平均得分为79分；潜在指挥能力被赋予“不确定”与“一般”的学员，平均得分为72分与65分。
成绩差异源自于教官——当他拿到测试成绩时，就在潜意识中给每位士兵贴了标签。在后面的训练中，他就以不同方式对待不同成绩的受训者。
受训者也接受了这一暗示，慢慢变成了教官潜意识中所认为的那个样子。
卡尼曼通过大量实验得出结论：当一个人被周围人打上某种烙印或标签后，他就很容易接受这种心理暗示，成为周围人认为的那种人。
你就是他人的环境——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同时在塑造他人；我们对社会的看法，同时也在塑造社会。当我们用善意看待他人时，他人会回敬以善意；当我们用阴暗心理看待社会时，社会就会越来越阴暗。
很多人以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政府的事情，跟我们普通人没有关系。
其实不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谁都不能成为局外人——因为“你就是他人的环境”。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再大的社会，亦由个人组成。每个人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涓流汇海、积土成山，集小气候为大气候，塑造一个国家的时代气质。
我们每个人都是价值出口。
做你之所盼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应当做什么？
一位父亲在准备演讲稿，小儿子却吵闹不休。
父亲把一张世界地图撕碎，对儿子说：“你能拼好地图，我给你100元。”
父亲以为这会花费儿子半天时间，但儿子只用十分钟就拼好了。
父亲惊呆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儿子说：“地图另一面是一个人，我把这个人拼好就行了。如果这个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世界就是正确的。”
不错，如果一个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就是正确的。改变世界很难，但改变自己却较为容易。当你自己改变后，世界也就跟着改变了。
今年2月某天，我从单位打车回家，坐上“渝B1T792”。
一上车，我就发现这辆车很温馨，里面挂着香包和装饰。
我刚坐下，司机就问：“您冷不冷？我备有暖手宝。”
车一启动，司机又问：“您饿不饿？我备有零食。”
遇到堵车，司机又递上几本杂志：“您翻翻。”
这样的服务让我大吃一惊：“你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服务的？”
司机说：“从我觉醒的那一刻。”
以前，他是个喜欢抱怨的人，抱怨政府无能，抱怨路况不好，抱怨孩子不听话……
有一天，他听一档广播节目说，如果你想改变生活，首先就应改变自己。如果你觉得日子不顺心，那么所有发生的事都会让你不开心。
“于是我决定停止抱怨，善待每一位客人。我自己改变后，世界真的变得美好起来，遇到的每个人仿佛都是我的贵人。”司机说。
这个司机，叫陈周礼。
人生就像驾车，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司机，迎来送往生命中的过客。当我们总是期待别人改变时，其实是交出了手中的方向盘。
要想改变生活，先从改变自己开始吧！
怎么开始呢？很简单，就像甘地所说：“你成为你希望看到的改变就可。”
前不久，在广东经商的巴西青年路遇扒手行窃，一冲而上，头破血流也不退缩。
“我有个妹妹，如果她遇到这种情况，我也希望有人帮她。但在此之前，我应该先帮别人。”他说。
你希望看到别人微笑，就先将微笑给人；你希望城市整洁，自己就先行环保；你希望别人诚信，就先诚信待人……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这么简单。
我们每个人的改变，也许不能让社会立马发生巨大变化，但它至少会改变一点点。持续多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改变”对这个国家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