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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恢复到常识状态”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做一个唤起人们对重大历史题材记忆的展览？
策展人：重大历史题材是近些年艺术创作的热点。一个民族要前进，它必须要有一个足够丰厚的社会记忆来解决它的伦理道德问题。很多伦理道德不正常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对社会记忆的有意抹杀、歪曲和遮蔽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将充满怨恨。要改变这种怨恨的状态，除了吃喝住行，还要在精神上解决压抑、痛苦。我们的艺术家、历史学家或者普通公民把对历史的回忆讲出来，就会构成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讲得越多，人们的认识就越清楚，就越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作为抵抗遗忘的一种有力的手段，把历史解救出来，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其中的。所以我们展览的命名叫做“公众历史频道”，希望所有的公民都能在这个频道里面提供、发现和分享历史材料。
南都周刊：展览中涉及的题材很多样，其中甚至出现以“美院师生”为创作对象的作品，如何界定重大历史题材？
策展人：历史题材的认定是比较明确的，但重大题材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由当局来界定的，这种定义往往会指向对它有利的东西。所以，重大题材的概念是要质疑和批判的，我们这次展览对此就充满了质疑和批判。当代艺术对重大题材并没有回避，无论他们怎么荒诞地表达这些题材，都不能说这些被表达的题材是游离于重大事件的，因为荒诞的本来就是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荒诞给人的感觉是缺乏重大性，有人可能就觉得这是泡沫，没有灵魂，投机的艺术，但我觉得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肯定会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表达，而且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显示出这种表达是有根据的。
南都周刊：“文革”等敏感领域在本次展览中均有相关作品，当代艺术是否倾向于对敏感题材的发掘？
策展人：我们这次的展览从题材和策展理念上都会涉及人们认为的“敏感”，比如说大饥荒、“文革”，但这些“敏感”其实都是常识，是历史研究和回忆的多种立场。我们往往是把常识列为了“敏感”，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到常识状态。
“到了揪出历史创作画中的
‘周老虎’的时候了”
南都周刊：当代艺术家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参与度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策展人：在主流美术里，去年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今年的“纪念共和国六十年”都是需要大力宣扬的主题，而当代艺术则有它另外纪念的题目，比如“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又比如前几年对85美术新潮的回顾。现在当代艺术和主流美术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队伍。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的题目，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主流的，当代艺术家如果参与其中会觉得是丢脸的事情。这不是简单的流派问题，而是事关他是属于什么圈子的、站队的问题。因此，对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当代艺术家参与度不高，他会觉得这些历史题材跟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所获得的回报也比较模糊，对于美协体制的主流美术家名利方面的回报则是巨大的，而且当代艺术家即使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在表达手法和观念方面也不容易被主流美术接纳。
南都周刊：相比之下，本次展览的民间立场表现在哪些方面？
策展人：公众历史频道强调的是作为个体对历史的观感，这其中既有跟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一面，也有相背离的一面。但是，这种多面的取向在官方组织的活动中肯定是被抹杀掉的。官方组织的活动首先会有预设的构想，包括选题和创作形式都有固定的模式，然后参与创作的人很明确地知道要迎合怎样的构想，这就达成一个共谋的状态。可以看到现在网上公布的部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看上去跟以前红色经典那些都差不多。
现在很多艺术创作、展览、教科书、图文出版物可能都是经过篡改的，其实这个问题就像“周老虎事件”一样，是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从来没有人起诉我们教科书里插图的创作者，编者。所以，我们现在到了揪出历史创作画中的“周老虎”的时候了，但这里没有一个预设的权威机构来区分“周老虎”，只能从来自民间立场的充分讨论中鉴别出来。
人们期待不回避任何真实记忆
南都周刊：25位参展艺术家大部分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如何保证样本的科学性？
策展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民间操作，在资金和人力上都很难参照当代艺术的一般操作方式，展览作品远不能辐射中国现当代的宏大历史图景，参展艺术家梯次也不够充分。但是，在艺术界对主流美术和当代艺术“两个江湖”都质疑不断的今天，我们在艺术江湖的“边区”来这样一场活动，不论是杂音还是游戏，是严肃还是戏谑，只要不囿于那些“江湖规矩”、基于真实的个体经验去表述，那么即使从社会学采样角度来说也是有价值的案例。
南都周刊：对于未来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可以怀有什么样的合理期待？
策展人：首先是人们能逐步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去选择历史题材和挖掘历史事件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回避任何真实的哪怕是痛苦的记忆。从原来那一套虚假的、僵硬的对待历史的看法里解放出来，批判性地看待历史。另一个方面期待艺术家能在艺术创作形式上有所突破和进步。毕竟我们经过三十多年来的艺术发展，无论是形象创作还是技法选择都应该远远超越过去。
（李公明、胡斌作为联合策展人共同接受记者采访）
南都周刊：为什么要做一个唤起人们对重大历史题材记忆的展览？
策展人：重大历史题材是近些年艺术创作的热点。一个民族要前进，它必须要有一个足够丰厚的社会记忆来解决它的伦理道德问题。很多伦理道德不正常的事情都是发生在对社会记忆的有意抹杀、歪曲和遮蔽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将充满怨恨。要改变这种怨恨的状态，除了吃喝住行，还要在精神上解决压抑、痛苦。我们的艺术家、历史学家或者普通公民把对历史的回忆讲出来，就会构成丰富的历史记忆。这些历史记忆讲得越多，人们的认识就越清楚，就越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文化作为抵抗遗忘的一种有力的手段，把历史解救出来，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每一个公民都能参与其中的。所以我们展览的命名叫做“公众历史频道”，希望所有的公民都能在这个频道里面提供、发现和分享历史材料。
南都周刊：展览中涉及的题材很多样，其中甚至出现以“美院师生”为创作对象的作品，如何界定重大历史题材？
策展人：历史题材的认定是比较明确的，但重大题材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是由当局来界定的，这种定义往往会指向对它有利的东西。所以，重大题材的概念是要质疑和批判的，我们这次展览对此就充满了质疑和批判。当代艺术对重大题材并没有回避，无论他们怎么荒诞地表达这些题材，都不能说这些被表达的题材是游离于重大事件的，因为荒诞的本来就是现实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荒诞给人的感觉是缺乏重大性，有人可能就觉得这是泡沫，没有灵魂，投机的艺术，但我觉得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肯定会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表达，而且随着时间过去，他们会显示出这种表达是有根据的。
南都周刊：“文革”等敏感领域在本次展览中均有相关作品，当代艺术是否倾向于对敏感题材的发掘？
策展人：我们这次的展览从题材和策展理念上都会涉及人们认为的“敏感”，比如说大饥荒、“文革”，但这些“敏感”其实都是常识，是历史研究和回忆的多种立场。我们往往是把常识列为了“敏感”，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到常识状态。
“到了揪出历史创作画中的
‘周老虎’的时候了”
南都周刊：当代艺术家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参与度不高的原因是什么？
策展人：在主流美术里，去年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今年的“纪念共和国六十年”都是需要大力宣扬的主题，而当代艺术则有它另外纪念的题目，比如“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又比如前几年对85美术新潮的回顾。现在当代艺术和主流美术变成两个完全不同的队伍。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的题目，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主流的，当代艺术家如果参与其中会觉得是丢脸的事情。这不是简单的流派问题，而是事关他是属于什么圈子的、站队的问题。因此，对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当代艺术家参与度不高，他会觉得这些历史题材跟他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参与这样的活动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所获得的回报也比较模糊，对于美协体制的主流美术家名利方面的回报则是巨大的，而且当代艺术家即使想要参与这样的活动，在表达手法和观念方面也不容易被主流美术接纳。
南都周刊：相比之下，本次展览的民间立场表现在哪些方面？
策展人：公众历史频道强调的是作为个体对历史的观感，这其中既有跟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的一面，也有相背离的一面。但是，这种多面的取向在官方组织的活动中肯定是被抹杀掉的。官方组织的活动首先会有预设的构想，包括选题和创作形式都有固定的模式，然后参与创作的人很明确地知道要迎合怎样的构想，这就达成一个共谋的状态。可以看到现在网上公布的部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看上去跟以前红色经典那些都差不多。
现在很多艺术创作、展览、教科书、图文出版物可能都是经过篡改的，其实这个问题就像“周老虎事件”一样，是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但从来没有人起诉我们教科书里插图的创作者，编者。所以，我们现在到了揪出历史创作画中的“周老虎”的时候了，但这里没有一个预设的权威机构来区分“周老虎”，只能从来自民间立场的充分讨论中鉴别出来。
人们期待不回避任何真实记忆
南都周刊：25位参展艺术家大部分来自于广州美术学院，如何保证样本的科学性？
策展人：确实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民间操作，在资金和人力上都很难参照当代艺术的一般操作方式，展览作品远不能辐射中国现当代的宏大历史图景，参展艺术家梯次也不够充分。但是，在艺术界对主流美术和当代艺术“两个江湖”都质疑不断的今天，我们在艺术江湖的“边区”来这样一场活动，不论是杂音还是游戏，是严肃还是戏谑，只要不囿于那些“江湖规矩”、基于真实的个体经验去表述，那么即使从社会学采样角度来说也是有价值的案例。
南都周刊：对于未来重大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可以怀有什么样的合理期待？
策展人：首先是人们能逐步面对自己真实的内心，以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去选择历史题材和挖掘历史事件里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回避任何真实的哪怕是痛苦的记忆。从原来那一套虚假的、僵硬的对待历史的看法里解放出来，批判性地看待历史。另一个方面期待艺术家能在艺术创作形式上有所突破和进步。毕竟我们经过三十多年来的艺术发展，无论是形象创作还是技法选择都应该远远超越过去。
（李公明、胡斌作为联合策展人共同接受记者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