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郭沫若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失事求似”原则。所谓“求似”，指的是作者要尽可能地在作品中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历史的精神；而所谓“失事”，则是允许作者可以发挥历史的想象力，根据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需要，虚构一些“和史事尽可以出入”的情节。正因如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马振方说，“长篇历史小说不是故事的河，而是生活的海，内容必须大量虚构”，同时又必须“特别正视历史，熟悉历史，注重‘似史’真实性”，只有这样，“才可能写出既像历史又超越历史的优秀作品”。
　　著名作家巴根先生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忽必烈大帝》（见本刊2017年第1至5期），显而易见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为忽必烈大帝立传，但巴根却从大蒙古汗国第一任大汗、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写起，在广阔的空间挪移和数十年的时间跨度中，历经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等四任大汗，而后落笔到智勇双全的大蒙古汗国第五任大汗、元朝帝国的缔造者——忽必烈大帝，浓墨重彩地展现了忽必烈纵横捭阖、征伐智取，扫除所有强敌，使中国南北统一，肇启大元百年基业的辉煌历程。小说内容厚重，情节跌宕，具有“生活的海”的特征，堪称新世纪长篇历史小说的重要收获，是一部“既像历史又超越历史的优秀作品”。
　　《忽必烈大帝》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传统，契合了中国读者深层的审美心理，所以符合习总书记所倡导的“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的优秀作品的特征。毋庸置疑，章回体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艺术结构形式，是和西方小说相比，中国传统小说最为外显的突出标志。《忽必烈大帝》化用了章回体的结构体式，而又略加改造，首先带给读者中国风的民族化特征。全书分为五十个部分，每部分以“回目”为纲，揭示主要内容。“回目”精练概括，对仗押韵，如“铁木真战场归西 高丽国背信弃义”等等，读来朗朗上口，而又纲举目张，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情节是人物性格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忽必烈大帝》采取的是单线发展、纵深式情节结构，主要讲述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大帝忽必烈的人生传奇。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忽必烈大帝》纳入“成长小说”的范畴，因为小说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忽必烈展开，意在突出人物的性格成长和发展。这种单线发展、纵深式情节结构，正是中国古典小说最常见的情节结构模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忽必烈大帝》虽是长篇小说的格局与规模，但巴根并没有因此而啰里啰唆，任意挥霍文字，而是惜墨如金，运笔极为俭省。比如，“没过多久，一场大雪突然降临，鹅毛般漫天飞舞，草原沉浸在一片混沌之中”。寥寥几笔，便把广袤草原万里雪飘的壮观奇景表现出来，深得中国古典小说白描艺术之三味。所有这些，可以看出巴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如何处理好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关系到长篇历史叙事的成败。小说中的人物之所以和历史人物不同，就在于其是文学形象。新世纪长篇历史小说叙事之所以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的叙事策略，就是将历史人物塑造为文学形象。《忽必烈大帝》人物众多，从帝王将相到贩夫走卒，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阶层，而且各有个性，栩栩如生。尤其是忽必烈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笔力沉雄，力透纸背，血肉丰满，大气磅礴，与其大帝身份深刻契合，具有史诗品格。
　　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骁勇善战，所向披靡，被欧洲人惧之为“上帝的鞭子”。但在灭国四十的长年征战中，成吉思汗认识到只有“随其俗”“柔其人”，才能“夺其志”“统其心”。忽必烈从小便宅心仁厚，富有悲悯情怀，因而成吉思汗预言：“长生天作证，将来得一统天下者”，必将是忽必烈。《忽必烈大帝》正是艺术地呈现了忽必烈以“柔”一统天下的宏伟历程，展示了他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而又广纳贤才、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气魄。灭金之后，忽必烈欣赏金国美轮美奂的建筑群时，曾有感而发：“建了如此巍峨的宫殿，高厚的城墙，如果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离心离德，众叛亲离，骨肉相残，这些石砖之物，犹如一堆羊毛，禁不住风吹呀！”所以，他深知“杀人容易，活人难”的至理，宣讲“佛教的佛祖是释迦牟尼，道教教宗是老子，回回教教主是穆罕默德，基督上帝是耶稣，萨满教信奉长生天。我都尊敬他们，全世界也都应该尊敬他们。这些圣人都以行善救世为本”，主张兼容并包、行善救世，以仁德治天下。为了力避昏庸，兼听则明，忽必烈招贤纳士，“将才用将，相才用相。有驭马驾车之技的也用其力”，唯才是举，人尽其才，而又善于纳谏，从善如流，宽厚待人，爱护百姓，终成绝代明君。同时也才有了忽必烈大帝“自金莲川幕府开始，总理漠南汉地，使中原大地得到肃清，百姓安居乐业，后又尊帝师，安抚治理吐蕃，率军万里灭大理，尤其是灭南宋，使南北一统”，可谓是功业与日月同辉的文治武功；也才有了“疆域之大前无古人，万族归一前无古人，人口众多前无古人，食货之富前无古人，国力强大前无古人”的大元王朝的盛世图景。
　　《忽必烈大帝》中的忽必烈，既是历史人物，更是文学形象。文学是人学，只有直抵人心，写出人性的深度，方能使文學形象立得住、传得开。巴根在塑造忽必烈形象时，特别注意通过人性的揭示，使得人物的性格具有多样性与丰富性。为此他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从多个角度、不同侧面写出了忽必烈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的情感波澜，巨笔如椽而又运斤如风，使忽必烈这一历史人物和文学形象具有了人性的深度。比如，忽必烈惊闻大臣郝经离世，“大吃一惊，停住舞剑，仰天长叹”；看到姚枢去世的讣告，则“茫然四顾”；赵良弼在江浙行省任上病故，消息传来，忽必烈“停下脚步，愣在那里，仰天长叹”。窥一斑而知全豹，仅从忽必烈对于手下能臣故去的震惊悲伤，痛苦异常的情感流露，即可见出忽必烈的至情至性，爱才惜才的道德品格，其人性之美得以纤毫毕现，从而产生了极大的艺术冲击力和感染力。
　　进入新世纪，长篇历史小说数量众多，空前繁荣，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和缺陷。有学者指出，“价值失范”“满纸荒唐”“遍体硬伤”等，是长篇历史小说的主要病象。巴根的《忽必烈大帝》很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承续中国古典小说的优长，紧贴人物铺展开来，由人物引出故事，在情节发展中揭示人物性格，凸显人物的人性之美，从而避免了长篇历史小说的种种病象，最终打造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