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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与传统美术有许多差异，就如同中药与西药的差异，这种差异表现在时空的变迁与交错向前追溯。
医术艺术同根生
人类祖先们的思考是极为相似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彼此都认为疾病源于人灵魂问题的出现，为了治愈这些疾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灵魂问题。如何解决灵魂问题？舞蹈、音乐、图画、诗歌、雕刻等是普遍使用的方法。因为祖先们认为，这些方法可以承载沟通天地人神的信息，通过它们作用于魂灵来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不过那时的舞蹈、音乐、图画、诗歌、雕刻都不叫艺术，而叫巫术。
中国古文字中的“毉”（医）和“藥”（药）与艺术（巫术）的联系就十分紧密，如“毉”中有“巫”，“藥”中有“樂（乐）”。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世俗权力的膨胀，神秘灵魂被不断肢解，艺术与药，与治病，与人的灵魂的联系也开始变得疏远。人的灵魂归属到宗教和哲学的范畴，舞蹈、音乐、图画、诗歌、雕刻则归属到工艺、美术、娱乐的范畴，疾病归属到科学和医学的范畴。
艺术走进治疗室
对于这些人为划分，开始人们并未意识到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才发现以往医学手段已难以解决突然爆发的许多精神疾病。也就在这时，艺术作为一种原始的治疗手段被重新激活。现代精神病医学与现代艺术，也正是随着人们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异常而浮出水面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不仅对精神病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艺术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许多精神科医生与弗洛伊德、雅斯贝尔斯一样，经常将视角触及到艺术领域，在他们看来艺术家与精神病人之间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间担任过军医的普林茨霍恩，1919年在欧洲各国精神病医院收集到大量精神病人艺术作品，并于1922年编辑成《精神病人艺术作品选》出版，该书迅速在德国和法国现代艺术家中流行。布列东原来是医生和心理学家，1924年他给许多精神病院院长写信要求释放精神病人，理由是“精神病人是自身敏感的受害者”。同年，他写下了载入艺术史册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第二年他在巴黎策划了首次超现实主义画展，这时，人们已忘掉他的医学身份而视他为艺术评论家。1929年，巴黎马克斯藤画廊展出的大型精神病患艺术展览（“病房里的艺术家展览”）在艺术家中引起震荡。艺术家杜布菲1948年与布列东共同创立了“原生艺术协会”，他收藏的数以万计的原生艺术作品，已成为今天认识精神病人艺术的重要文献。奥地利艺术家席勒、德国艺术家恩斯特也常常深入精神病院，从精神病人的表现中获得灵感。
甜美的心灵药剂
用艺术来表达心灵的创伤，在艺术与人的灵魂、自然世界之间找到某种联系，是20世纪艺术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加剧了世人的精神危机。与现代艺术家相比，当代艺术家的表现已不再局限于架上绘画，自由地运用一切材料和手段与自己和他人互动，已成为西方当代艺术家们的主要选择。与此同时，“艺术治疗”也被引入到临床实践中，甚至已成为今天西方精神康复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代艺术进入中国与西医进入中国的情形极为相似，因为当代艺术对人精神的作用如同西医一样，有着疗效迅速和方便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传统中医所不具备的。中国传统艺术也同样不具备这些特点，它与中医缓慢、复杂的治疗过程，已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迫切希望解决自己精神问题的需要。尤其面对过去不曾经历过的精神挑战，传统文化更是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中国人在不得不引进西药之后，又不得不引入西方当代艺术。这种引进已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警惕副作用
但艺术对人精神灵魂的作用，比化学药物作用于人的肉体要复杂许多。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当代艺术时要比接受西药艰难许多。尽管如此，对生活在如此快节奏变化中的中国人而言，当代艺术的确具有许多优势，如当代艺术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它更开放，也更看重精神的自由。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在受到几千年精神束缚之后，突然接受如此自由的当代艺术，自然会感到许多不适应。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治病的原理就是“以毒攻毒”，作为治病的艺术也同样如此。所以，在我们对待艺术的方式方法中，同样应当参考借鉴对待化学药物的某些方式，如要看一看说明书中的“批准文号”“药品名称”“成分”“适应症”“不良反应”“禁忌”、药理毒理”“用法用量”等。
既然当代艺术与其他药物一样都具有某种毒性，那么，这种毒性比起传统艺术来就显得更直接。如果传统艺术和中医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话，当代艺术与西药对人的作用就是立竿见影，迅速见效。这种区别也许并非源于药性的大小，而可能是作用于人的机制不同。正如中国人学国画要从握笔、坐姿、研墨、临帖开始，真正的创作还未开始，药性就已经在这些准备过程中渐渐发挥了作用。当代艺术不同，它没有太多规矩和玄机，一切都是直来直去。正因为这种“直来直去”，才直指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质；正因为这种“直来直去”，才立竿见影，迅速见效。但若没有必要的心理准备，这种“直来直去”就极有可能会对习惯于含蓄、隐藏的中国人构成伤害。
（摘自《我病故我在》新星出版社）
医术艺术同根生
人类祖先们的思考是极为相似的，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彼此都认为疾病源于人灵魂问题的出现，为了治愈这些疾病，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灵魂问题。如何解决灵魂问题？舞蹈、音乐、图画、诗歌、雕刻等是普遍使用的方法。因为祖先们认为，这些方法可以承载沟通天地人神的信息，通过它们作用于魂灵来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不过那时的舞蹈、音乐、图画、诗歌、雕刻都不叫艺术，而叫巫术。
中国古文字中的“毉”（医）和“藥”（药）与艺术（巫术）的联系就十分紧密，如“毉”中有“巫”，“藥”中有“樂（乐）”。但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世俗权力的膨胀，神秘灵魂被不断肢解，艺术与药，与治病，与人的灵魂的联系也开始变得疏远。人的灵魂归属到宗教和哲学的范畴，舞蹈、音乐、图画、诗歌、雕刻则归属到工艺、美术、娱乐的范畴，疾病归属到科学和医学的范畴。
艺术走进治疗室
对于这些人为划分，开始人们并未意识到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到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人们才发现以往医学手段已难以解决突然爆发的许多精神疾病。也就在这时，艺术作为一种原始的治疗手段被重新激活。现代精神病医学与现代艺术，也正是随着人们出现越来越多的精神异常而浮出水面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雅斯贝尔斯的精神病理学，不仅对精神病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对现代艺术产生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许多精神科医生与弗洛伊德、雅斯贝尔斯一样，经常将视角触及到艺术领域，在他们看来艺术家与精神病人之间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间担任过军医的普林茨霍恩，1919年在欧洲各国精神病医院收集到大量精神病人艺术作品，并于1922年编辑成《精神病人艺术作品选》出版，该书迅速在德国和法国现代艺术家中流行。布列东原来是医生和心理学家，1924年他给许多精神病院院长写信要求释放精神病人，理由是“精神病人是自身敏感的受害者”。同年，他写下了载入艺术史册的《超现实主义宣言》。第二年他在巴黎策划了首次超现实主义画展，这时，人们已忘掉他的医学身份而视他为艺术评论家。1929年，巴黎马克斯藤画廊展出的大型精神病患艺术展览（“病房里的艺术家展览”）在艺术家中引起震荡。艺术家杜布菲1948年与布列东共同创立了“原生艺术协会”，他收藏的数以万计的原生艺术作品，已成为今天认识精神病人艺术的重要文献。奥地利艺术家席勒、德国艺术家恩斯特也常常深入精神病院，从精神病人的表现中获得灵感。
甜美的心灵药剂
用艺术来表达心灵的创伤，在艺术与人的灵魂、自然世界之间找到某种联系，是20世纪艺术家和精神病学家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进入后工业社会，社会竞争的激烈与残酷加剧了世人的精神危机。与现代艺术家相比，当代艺术家的表现已不再局限于架上绘画，自由地运用一切材料和手段与自己和他人互动，已成为西方当代艺术家们的主要选择。与此同时，“艺术治疗”也被引入到临床实践中，甚至已成为今天西方精神康复治疗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当代艺术进入中国与西医进入中国的情形极为相似，因为当代艺术对人精神的作用如同西医一样，有着疗效迅速和方便等特点，这些特点是传统中医所不具备的。中国传统艺术也同样不具备这些特点，它与中医缓慢、复杂的治疗过程，已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迫切希望解决自己精神问题的需要。尤其面对过去不曾经历过的精神挑战，传统文化更是显得力不从心。这时，中国人在不得不引进西药之后，又不得不引入西方当代艺术。这种引进已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警惕副作用
但艺术对人精神灵魂的作用，比化学药物作用于人的肉体要复杂许多。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当代艺术时要比接受西药艰难许多。尽管如此，对生活在如此快节奏变化中的中国人而言，当代艺术的确具有许多优势，如当代艺术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它更开放，也更看重精神的自由。不过，对于中国人而言，在受到几千年精神束缚之后，突然接受如此自由的当代艺术，自然会感到许多不适应。大家都知道“是药三分毒”，治病的原理就是“以毒攻毒”，作为治病的艺术也同样如此。所以，在我们对待艺术的方式方法中，同样应当参考借鉴对待化学药物的某些方式，如要看一看说明书中的“批准文号”“药品名称”“成分”“适应症”“不良反应”“禁忌”、药理毒理”“用法用量”等。
既然当代艺术与其他药物一样都具有某种毒性，那么，这种毒性比起传统艺术来就显得更直接。如果传统艺术和中医对人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话，当代艺术与西药对人的作用就是立竿见影，迅速见效。这种区别也许并非源于药性的大小，而可能是作用于人的机制不同。正如中国人学国画要从握笔、坐姿、研墨、临帖开始，真正的创作还未开始，药性就已经在这些准备过程中渐渐发挥了作用。当代艺术不同，它没有太多规矩和玄机，一切都是直来直去。正因为这种“直来直去”，才直指人的本性和事物的本质；正因为这种“直来直去”，才立竿见影，迅速见效。但若没有必要的心理准备，这种“直来直去”就极有可能会对习惯于含蓄、隐藏的中国人构成伤害。
（摘自《我病故我在》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