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氏将伐颛臾》一文被多家中学语文教材收入，可见其经典性。关于这篇文章的论文和教学设计也是不可胜数，而文中的仁政思想更是阐释的焦点。然而，综观各文献，笔者发现这些文章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本文中孔子反对武力就认定孔子只提倡“修文德”而反“武力”，只尚文而不尚武。这是对孔子思想的狭隘化，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有的研究者自身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如刘芳在《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中发表的论文《一斑窥全貌 点滴见精神——从〈季氏将伐颛臾〉看孔子其人》。
　　于是乎，孔子的形象在很多教师那里就被定格为温良恭俭让，只讲仁义道德的好好先生。学生们也就错误地认为孔子只是一个满口仁义的懦弱之辈。甚至包括学者在内的多数国人将中国人丧失武勇归罪于孔子、儒教。
　　孔子真的是这样的吗？孔子的思想中只有以德服人、崇尚文治的一面吗？
　　事实并非如此。据《谷梁传·定公十年》）记载：“夏，公会齐侯于颊谷。公至自颊谷。离会不致，何为致也？危之也。危之，则以地致何也？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譟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因是以见虽有文事，必在武备，孔子于颊谷之会见之矣。”
　　仁义的孔子居然也曾下令杀人？对此，宋儒黄仲炎等许多儒士极力为孔子辩解，认为圣人不会这么残忍，甚至主张将它从文献中删去。笔者认为：仁义道德不是万能的，情有所原的适度杀伐是需要的，也是有益的。面对齐国优伶对鲁国国君的戏谑和挑衅，鲁国若不能当机立断，还以颜色，齐君就会认为鲁君胆小怕事，鲁国软弱无能，进而得寸进尺，要挟鲁君，对鲁国提出非分要求。届时，鲁国再针锋相对，很可能会伤了齐君和齐人颜面，加剧两国外交紧张局势，甚至兵戎相见。所以孔子当机立断，杀一优伶保鲁国颜面而不直接伤齐君和齐军颜面，可谓杀一生而取大义。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只知道德说教而不知变通之人。当个人触犯礼法底线之时，当舍一生而能取大义之时，孔圣人不再是温文尔雅，而是决断杀伐。
　　如果说，上一则史料只能证明孔子也不反对对僭越者诉诸武力，那么下则史料可证明孔子也不反对对强藩诉诸武力。
　　据《左传·定公十二年》记载：“仲由为季氏宰，将隳三都，于是叔孙氏隳郈。季氏将隳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隳费。”
　　孔子一反在《季氏将伐颛臾》中温和的反对武力者形象。面对依然是“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的“费”地，他不再主张“修文德以来之”，而是“谋动干戈于邦内”，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也就是对三都主动诉诸武力。不仅如此，他还直接参与领导了这次军事行动。“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一句，足见夫子在战场上的指挥若定，面对敌人时杀伐的果断和坚决。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是一味的以德服人。当“修文德”无法使强藩“来之”时，他能果断的采取武力使之臣服。文武兼用，不偏不倚。
　　如果说“隳三都”这一历史事件表明孔子不反对甚至主张以武力解决内政问题，那么下一材料表明他外交上也不反对用武。
　　据《春秋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甲午，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
　　公元前555年晋国帅鲁、宋、卫等十二家诸侯伐齐，打败齐国。自此齐国无力称霸。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当时的鲁国还是难以与失去霸主地位不久的齐国对抗的。正如材料中鲁哀公所言：“鲁国被齐国削弱已经很久了。”而孔子却斋戒三天，至少三次请求鲁哀公攻打齐国。这是为何？孔子为何要不顾个人的声誉、母国的安危、黎民的性命，执意要对强于祖国的他国用武？依笔者看，这绝不是孔子一时冲动。而是他国的行为触碰了他的政治信念的底线，而政治底线是不容触碰的。“是可忍，孰不可忍！”任何触碰者、触碰国都应受到严惩。而以“文德”来“谴责”这些触碰者是无济于事的，哪怕再“强烈”。陈恒者们是不会甘愿接受惩罚的，也不可能凭借“道德谴责”束手就范。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若能文争解决，历史上又何来战争？孔子深谙此理，深知此时已无法与陈恒者们谈论道德了，所以他毅然选择诉诸武力。
　　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似乎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一致。这其实与孔子和平思想是不矛盾的。《论语·八佾》有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孔子对武力的态度不是完全否定。“武”代表的武力虽然不如“韶”那样尽善，然而也是尽美的。正如大儒王阳明在《传习录·陆澄录》中所言：“问：‘孔子谓武王未尽善，恐亦有不满意。’先生曰：‘在武王自合如此。’”王阳明的学生在读到《论语·八佾》时，也以为孔子对周武王不满。王阳明指正道：周武王就应如此，即以武力统一天下。言下之意：使用文德还是武力解决问题，要因时而异，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另外，从孔子教授弟子的学业内容也可看出这一点。众所周知，孔子的教学内容包括‘六艺’。而其中射、御、礼、乐四项都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不论射礼与御车是春秋时代贵族从军作战的必修课，即便是文化性的礼乐，也包含战乐。因此尚武可以说也是孔子的一贯思想。
　　不仅如此，他还将这种思想传授给他的弟子们。孔子弟子冉求击败了齐国人来犯后，季康子问他军事之学何处学来？冉求回答乃是孔子教授。
　　综上所述，孔子并非只是一味崇尚文德而反对武力；而是主张先文后武，先礼后兵，以武备促文事，以军备促进政治和谈，文治武功兼用。这也符合“武”的本意。“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爲武，”《说文解字》如是说。由此可见，武的本意乃“止戈‘也，即制止战争。言下之意，为了制止战争是可以也需要使用武力。深谙此理的孔子自然也不会完全排斥用武。用武是孔子文治武功思想的重要一面。文德和武力可以说是孔子仁政思想的左膀右臂，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文德和武力可谓一阴一阳。孔子韦编三绝读《易》，岂能不知阴阳调和之理？岂会偏用文德？对此，王阳明也曾明确指出：“仲尼有文德，必然修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叨窃富贵，遇事临危而无以应对，此通儒之羞也。”
　　所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仁者不仅不应谈“武”色变，而且应认真研究武，积极用武，正确用武。正如孔子所言“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真正的仁者，不是老好人。假若“以德报怨”，以文德对待恶人，那么“何以报德”？如何区分善恶？因此孔子提倡“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所以，真正的仁者应是以德服好人，以武罚恶人。如此，方能赏善罚恶，激浊扬清，提升社会正气。如此，国家才能以刚正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为多家中学教材中都只选了体现孔子尚文思想的文章，而缺失反应其尚武思想的文章。所以，教师在教授《季氏将伐颛臾》时不仅要教教材，还要用教材教，拓展孔子思想中尚武的一面，方能使学生对孔子思想的理解更为全面，思想也更为辩证，更加深刻地认识我国内政外交政策。
　　苏志文，教师，现居江苏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