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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2021年，郑惠连觉得喧闹极了。
自荣获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称号后，郑惠连的日历本上便多标注了一些行程，录制电视节目、来访接待、接受采访等活动一下子闯进了这位95岁老人的生活里。
对于喜欢安静的郑惠连来说，这些都是喧闹的事儿。面对来访者，她一遍一遍地讲述着和同伴们从上海来到重庆援建重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故事。属于一小部分人的西迁记忆，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生活中不喜欢喧闹的郑惠连，却偏偏从事了一份喧闹的职业。她是重慶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创建者之一、原儿童保健科主任，是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开拓者，和小孩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她这一生最爱的就是诊室里的喧闹，每次为患儿看诊时，总要耐心细致地讲上很久，一点也不腻烦。
过去的事情郑惠连已经不想再重复说了，但科学育儿的知识她却想反复讲下去。95岁并不老，郑惠连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仍在不辍耕耘，渴望能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的父母们。
随遇而安的适应力
2016年，在重庆医科大学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上，郑惠连作为西迁教师代表，做了一场10分钟左右的演讲，全程脱稿。台下观众都惊诧于这位耄耋老人惊人的记忆力，殊不知，过去一甲子的回忆，全都装在她的脑海里。
1955年，遵照中央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要分迁至重庆。从1955年4月开始，上海第一医学院陆续向重庆调派教师、医师等各类人才400多名，他们一直扎根重庆，陆续筹建了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
1956年2月，已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的郑惠连接受上级委派，来到重庆筹建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
那时，郑惠连29岁，刚结婚没多久，爱人尚在求学深造，她认为自己可以毫无负担地到重庆去。
“我当时既是主治医生，也是医疗秘书，对医疗工作和管理工作都非常熟悉，比较适合到重庆开展建院工作。西南地区医学事业既然需要我，那我就必须去。”郑惠连说。
来重庆前，郑惠连原本以为，这里应该已经有一所儿科医院的雏形了，但到了重庆她才发现，除了几栋空空的老房子，什么都没有。
当时，郑惠连不仅要克服生活和语言环境上的种种困难，还要解决医院在筹建过程中的一切难题。
面对没有医疗用房的问题，郑惠连带着筹备小组重新改建老房子，并对每个房间进行功能划分，再添置相应的设施设备。大家一点点用手搬、用肩扛，这才有了符合条件的病房、办公室和化验室。
为了摸清重庆儿科的发展情况，制订儿科医院的建设方案，郑惠连频繁拜访重庆范围内开设儿科的医院，收集儿科的建设资料，夜以继日地整理、思考，很快勾勒出儿科医院的发展轮廓。
1956年5月，郑惠连回到上海，向上级汇报儿科医院的筹建情况。随后，她又带着30余名医生、护士、化验员及后勤人员来到重庆，全面开展建院工作。
1956年6月1日，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顺利开诊，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作为创建者之一，郑惠连选择继续扎根于此，她穿梭在山城的坡坡坎坎间，开始了起起落落的人生。
攻坚克难的战斗力
不外出的时候，郑惠连很喜欢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她家就在医院附近，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足迹。
“过去几十年，我搬过十几次家，但从来没有离开过医院。”郑惠连凝视着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楼房说，“以前的许多楼都已经拆了，但我还记得它们的样子，也记得以前那些日子。”
医院开诊后，郑惠连非常忙碌。当时，她是医院唯一的主治医师，同时兼任医疗秘书，负责门诊、药剂、检验、放射等工作。
由于工作太忙，郑惠连根本无暇顾及女儿刘渝。刘渝从小就跟着上海来的护士一起生活，很早就学会了独立。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未停止过教学和临床工作。
1978年，52岁的郑惠连迎来人生的第二次转折。伴随着儿科医学事业的发展，医院要成立儿童保健科，院领导希望她能牵头这门学科的发展。
其时，儿童保健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更没有发展经验。不过，已经做了28年儿科医生的郑惠连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在她看来，这是一门“治未病”的学科，可以进一步改善儿童的整体发育和素质。
这一次，郑惠连再次选择服从组织安排，开始专业转向。
“早期开展儿保工作很不容易，我要负责这门学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慢慢摸索。”郑惠连说。
在研究过程中，郑惠连结合临床积累的大量经验，率先在全国探索编辑儿童保健学相关教材。从组织人员到编写教材，整整耗时两年，她牵头出版原卫生部（现国家卫健委）全国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儿童保健学》第一版，为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教材编写出来后，郑惠连又抓紧培养教学人才，构建教学体系，优化课程设置，成功推动儿童保健学的单独教学。
不仅如此，郑惠连还极具前瞻性地开展了小儿遗传病、儿童营养学、儿童心理学等问题的研究工作，为儿童保健学的学科发展规划了科学合理的方向。
从1978年开始，郑惠连一直深耕儿童保健学领域，为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2年，郑惠连荣获“全国儿童保健终身成就奖”。
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郑惠连在重庆医科大学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符州正是台下听众之一。
时隔几年，符州如今依然记得郑惠连在台上神采飞扬的样子。这个画面让他想起30多年前，那个戴着眼镜、手里夹本书，总是雷厉风行穿梭在医院里的郑惠连。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郑老师身上始终有一股强大的能量。”符州说。
1985年，符州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毕业，来到儿童医院儿保科工作。
在儿保科工作期间，符州被郑惠连的渊博学识所震撼。他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知识，于是报考了郑惠连的硕士研究生。
郑惠连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学生写论文，不仅要独立思考研究课题，还必须将所有参考文献给她过目。因此，符州常常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收集文献资料。
让符州感到苦恼的是，图书馆晚上9点就关门了，由于当时儿保科正处于艰难的发展阶段，大家没地方看书学习，也没地方开展实验。面对这种情况，郑惠连既不抱怨也不气馁，她多配了一把钥匙，学生们可以随时去她的办公室里看书学习。只要有学生开展实验，她一定会提前借来设备，想方设法为大家开辟一方小小天地。
1989年夏天，符州因病住院，医生要求他暂停学业，休息3个月。可那时符州就快毕业了，实验进展却很不顺利，他压力很大，意志逐渐消沉。
这段苦闷的日子里幸好有导师郑惠连的帮助。她常常来看望符州，并鼓励他：“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绝不能丧失信心，要学会在困难中磨炼意志。”
在郑惠连的鼓励和指导下，出院后，符州投入更多精力在学习上，并于次年顺利毕业。
郑惠连在医院鼓励符州的那番话，她也常常用来自勉。
20世纪80年代以前，郑惠连几乎都是一个人带着女儿在重庆生活。1981年，她的爱人才正式来到重庆，一家人分隔两地20多年后，终于团聚了。
在独自面对生活的岁月里，郑惠连曾多次陷入困境，有建院初期的艰难，有工作难以开展的绝望，也有专业转向的挑战。但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她总能凭借坚定的信念战胜它。
在刘渝眼里，母亲就像个超人，她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母亲一直都是向前看的。遇到困难时，她从未抱怨过，只是反复告诫我，不能丢了信心，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刘渝说。
有时刘渝会想，逆境中的母亲就真的没有压力或痛苦吗？
大致还是有的，只是郑惠连从不同旁人讲，而是靠强大的精神默默消化掉了。
刘渝记得，母亲患有胰腺炎，20世纪80年代以前每年都要犯病，严重的时候甚至还要住院，但80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犯过了。她猜测，以前也许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这份压力母亲从未说出口，却通过身体表现出来了。
提及这些往事，郑惠连摆摆手：“我把重庆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这一生就和这里高高低低的起伏、坡坡坎坎的曲折差不多。不过对我来说，起起落落的人生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能让人变得更强大。”
永不停息的学习力
“做人一定要保持信心，坚持笑到最后。”这是郑惠连常说的一句话。对她来说，“笑到最后”的最佳方式，便是学习和工作。
如今，郑惠连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吃完早饭后便回到卧室的书桌前，读读英文、练练毛笔字、看看报纸。
书桌旁放着一沓红格稿纸，上面是郑惠连做的数独题目。她习惯将报纸上每期的数独题目誊抄下来，然后再在稿纸上推理所有剩余空格的数字，以此来锻炼自己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
阅读是郑惠连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房间的书柜里整齐摆放着各个时期的专业书籍，以便随取随用。床边的柜子上放着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大都是外国文学作品。每天晚上，她都要打开台灯看看书。
新知识也是要不断学习的。每次看报，遇到醫学领域的报道，郑惠连都要把这部分内容剪下来仔细阅读研究。她还学会了做PPT，每次出去讲课的PPT都是自己做的。
“我母亲一直认为大脑是要时常训练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刘渝说。
作为一个95岁的老人，郑惠连还想再多发挥一些能量。时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伙伴，只有她顽强地抵御住了时间。如今，她最愿意做的事情，便是给年轻的家长们讲科学育儿的知识。
虽然1996年就退休了，但郑惠连一直以“退而不休”的状态活跃在专业领域里。她不仅坚持到医院坐诊，每月还要开展传授育儿知识的讲座。
2021年2月3日，是郑惠连春节前最后一次坐诊的日子。这天，她从早上9点开始看诊，一直到中午才结束，中途没有休息，也没喝一口水。每个患儿她至少要看半个小时，细致准确地作出诊断，并解答家长的一切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爱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郑惠连依然从事着钟爱一生的事业，追求着做一名平凡的儿科医生的梦想。
自荣获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称号后，郑惠连的日历本上便多标注了一些行程，录制电视节目、来访接待、接受采访等活动一下子闯进了这位95岁老人的生活里。
对于喜欢安静的郑惠连来说，这些都是喧闹的事儿。面对来访者，她一遍一遍地讲述着和同伴们从上海来到重庆援建重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的故事。属于一小部分人的西迁记忆，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生活中不喜欢喧闹的郑惠连，却偏偏从事了一份喧闹的职业。她是重慶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创建者之一、原儿童保健科主任，是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开拓者，和小孩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她这一生最爱的就是诊室里的喧闹，每次为患儿看诊时，总要耐心细致地讲上很久，一点也不腻烦。
过去的事情郑惠连已经不想再重复说了，但科学育儿的知识她却想反复讲下去。95岁并不老，郑惠连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仍在不辍耕耘，渴望能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的父母们。
随遇而安的适应力
2016年，在重庆医科大学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上，郑惠连作为西迁教师代表，做了一场10分钟左右的演讲，全程脱稿。台下观众都惊诧于这位耄耋老人惊人的记忆力，殊不知，过去一甲子的回忆，全都装在她的脑海里。
1955年，遵照中央关于沿海工厂学校内迁的指示，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要分迁至重庆。从1955年4月开始，上海第一医学院陆续向重庆调派教师、医师等各类人才400多名，他们一直扎根重庆，陆续筹建了重庆医学院（现重庆医科大学）及其附属医院。
1956年2月，已是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科主治医师的郑惠连接受上级委派，来到重庆筹建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
那时，郑惠连29岁，刚结婚没多久，爱人尚在求学深造，她认为自己可以毫无负担地到重庆去。
“我当时既是主治医生，也是医疗秘书，对医疗工作和管理工作都非常熟悉，比较适合到重庆开展建院工作。西南地区医学事业既然需要我，那我就必须去。”郑惠连说。
来重庆前，郑惠连原本以为，这里应该已经有一所儿科医院的雏形了，但到了重庆她才发现，除了几栋空空的老房子，什么都没有。
当时，郑惠连不仅要克服生活和语言环境上的种种困难，还要解决医院在筹建过程中的一切难题。
面对没有医疗用房的问题，郑惠连带着筹备小组重新改建老房子，并对每个房间进行功能划分，再添置相应的设施设备。大家一点点用手搬、用肩扛，这才有了符合条件的病房、办公室和化验室。
为了摸清重庆儿科的发展情况，制订儿科医院的建设方案，郑惠连频繁拜访重庆范围内开设儿科的医院，收集儿科的建设资料，夜以继日地整理、思考，很快勾勒出儿科医院的发展轮廓。
1956年5月，郑惠连回到上海，向上级汇报儿科医院的筹建情况。随后，她又带着30余名医生、护士、化验员及后勤人员来到重庆，全面开展建院工作。
1956年6月1日，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科医院顺利开诊，结束了重庆无儿科专科医院的历史。作为创建者之一，郑惠连选择继续扎根于此，她穿梭在山城的坡坡坎坎间，开始了起起落落的人生。
攻坚克难的战斗力
不外出的时候，郑惠连很喜欢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她家就在医院附近，站在阳台上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足迹。
“过去几十年，我搬过十几次家，但从来没有离开过医院。”郑惠连凝视着那些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楼房说，“以前的许多楼都已经拆了，但我还记得它们的样子，也记得以前那些日子。”
医院开诊后，郑惠连非常忙碌。当时，她是医院唯一的主治医师，同时兼任医疗秘书，负责门诊、药剂、检验、放射等工作。
由于工作太忙，郑惠连根本无暇顾及女儿刘渝。刘渝从小就跟着上海来的护士一起生活，很早就学会了独立。在她的记忆里，母亲总是早出晚归，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未停止过教学和临床工作。
1978年，52岁的郑惠连迎来人生的第二次转折。伴随着儿科医学事业的发展，医院要成立儿童保健科，院领导希望她能牵头这门学科的发展。
其时，儿童保健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教材，没有教师，更没有发展经验。不过，已经做了28年儿科医生的郑惠连意识到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在她看来，这是一门“治未病”的学科，可以进一步改善儿童的整体发育和素质。
这一次，郑惠连再次选择服从组织安排，开始专业转向。
“早期开展儿保工作很不容易，我要负责这门学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慢慢摸索。”郑惠连说。
在研究过程中，郑惠连结合临床积累的大量经验，率先在全国探索编辑儿童保健学相关教材。从组织人员到编写教材，整整耗时两年，她牵头出版原卫生部（现国家卫健委）全国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儿童保健学》第一版，为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基础。
教材编写出来后，郑惠连又抓紧培养教学人才，构建教学体系，优化课程设置，成功推动儿童保健学的单独教学。
不仅如此，郑惠连还极具前瞻性地开展了小儿遗传病、儿童营养学、儿童心理学等问题的研究工作，为儿童保健学的学科发展规划了科学合理的方向。
从1978年开始，郑惠连一直深耕儿童保健学领域，为我国儿童保健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2012年，郑惠连荣获“全国儿童保健终身成就奖”。
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郑惠连在重庆医科大学建校6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时，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符州正是台下听众之一。
时隔几年，符州如今依然记得郑惠连在台上神采飞扬的样子。这个画面让他想起30多年前，那个戴着眼镜、手里夹本书，总是雷厉风行穿梭在医院里的郑惠连。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郑老师身上始终有一股强大的能量。”符州说。
1985年，符州从重庆医科大学儿科系毕业，来到儿童医院儿保科工作。
在儿保科工作期间，符州被郑惠连的渊博学识所震撼。他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水平和专业知识，于是报考了郑惠连的硕士研究生。
郑惠连一向以治学严谨著称。学生写论文，不仅要独立思考研究课题，还必须将所有参考文献给她过目。因此，符州常常泡在图书馆里查阅、收集文献资料。
让符州感到苦恼的是，图书馆晚上9点就关门了，由于当时儿保科正处于艰难的发展阶段，大家没地方看书学习，也没地方开展实验。面对这种情况，郑惠连既不抱怨也不气馁，她多配了一把钥匙，学生们可以随时去她的办公室里看书学习。只要有学生开展实验，她一定会提前借来设备，想方设法为大家开辟一方小小天地。
1989年夏天，符州因病住院，医生要求他暂停学业，休息3个月。可那时符州就快毕业了，实验进展却很不顺利，他压力很大，意志逐渐消沉。
这段苦闷的日子里幸好有导师郑惠连的帮助。她常常来看望符州，并鼓励他：“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但绝不能丧失信心，要学会在困难中磨炼意志。”
在郑惠连的鼓励和指导下，出院后，符州投入更多精力在学习上，并于次年顺利毕业。
郑惠连在医院鼓励符州的那番话，她也常常用来自勉。
20世纪80年代以前，郑惠连几乎都是一个人带着女儿在重庆生活。1981年，她的爱人才正式来到重庆，一家人分隔两地20多年后，终于团聚了。
在独自面对生活的岁月里，郑惠连曾多次陷入困境，有建院初期的艰难，有工作难以开展的绝望，也有专业转向的挑战。但不管面对怎样的困难，她总能凭借坚定的信念战胜它。
在刘渝眼里，母亲就像个超人，她能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
“母亲一直都是向前看的。遇到困难时，她从未抱怨过，只是反复告诫我，不能丢了信心，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刘渝说。
有时刘渝会想，逆境中的母亲就真的没有压力或痛苦吗？
大致还是有的，只是郑惠连从不同旁人讲，而是靠强大的精神默默消化掉了。
刘渝记得，母亲患有胰腺炎，20世纪80年代以前每年都要犯病，严重的时候甚至还要住院，但80年代以后就再也没有犯过了。她猜测，以前也许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这份压力母亲从未说出口，却通过身体表现出来了。
提及这些往事，郑惠连摆摆手：“我把重庆当作我的第二故乡，我这一生就和这里高高低低的起伏、坡坡坎坎的曲折差不多。不过对我来说，起起落落的人生并不是一件坏事，它能让人变得更强大。”
永不停息的学习力
“做人一定要保持信心，坚持笑到最后。”这是郑惠连常说的一句话。对她来说，“笑到最后”的最佳方式，便是学习和工作。
如今，郑惠连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吃完早饭后便回到卧室的书桌前，读读英文、练练毛笔字、看看报纸。
书桌旁放着一沓红格稿纸，上面是郑惠连做的数独题目。她习惯将报纸上每期的数独题目誊抄下来，然后再在稿纸上推理所有剩余空格的数字，以此来锻炼自己的想象力、逻辑思维和创新能力。
阅读是郑惠连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房间的书柜里整齐摆放着各个时期的专业书籍，以便随取随用。床边的柜子上放着她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大都是外国文学作品。每天晚上，她都要打开台灯看看书。
新知识也是要不断学习的。每次看报，遇到醫学领域的报道，郑惠连都要把这部分内容剪下来仔细阅读研究。她还学会了做PPT，每次出去讲课的PPT都是自己做的。
“我母亲一直认为大脑是要时常训练的，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刘渝说。
作为一个95岁的老人，郑惠连还想再多发挥一些能量。时间带走了一个又一个伙伴，只有她顽强地抵御住了时间。如今，她最愿意做的事情，便是给年轻的家长们讲科学育儿的知识。
虽然1996年就退休了，但郑惠连一直以“退而不休”的状态活跃在专业领域里。她不仅坚持到医院坐诊，每月还要开展传授育儿知识的讲座。
2021年2月3日，是郑惠连春节前最后一次坐诊的日子。这天，她从早上9点开始看诊，一直到中午才结束，中途没有休息，也没喝一口水。每个患儿她至少要看半个小时，细致准确地作出诊断，并解答家长的一切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爱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郑惠连依然从事着钟爱一生的事业，追求着做一名平凡的儿科医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