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阶级斗争的烟云密布中华大地，上海市作协也不例外。刚刚三十岁的戴厚英因为工作积极，口齿伶俐，批判“毒草”时总是打冲锋，已经成为作协文学研究所的笔杆子，上海作协“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人称“小钢炮”。
　　而闻捷，1938年就参加革命，早已成为有名的诗人、高级干部，一轮又一轮的政治运动后，他开始怀疑和厌倦。为了脱离北京文艺界的政治斗争，主动要求南下上海京剧院工作。普天之下，哪有世外桃源?由于派系斗争，张春桥指示一定要查清他的历史问题。
　　所谓历史问题，是他16岁那年，和十几个同志不幸被国民党逮捕，按照上级传递的意思，为了保全地下党组织，大家集体写了一份“悔过书”，表示“误读不良书籍，结交不良人等”，就被放了出来，不料，这成了他一生都难以洗刷的污点。
　　于是戴厚英成为了闻捷群众办案组的成员，负责谈话和监视。革命的荷尔蒙让每一个人都失去了本来的模样，她对这个“变节分子”不假颜色，从不单独讲话。而才华横溢的诗人却天性不改，每次谈话总是滔滔不绝。
　　她对他的同情是从那一天开始：闻捷的妻子不堪批斗的压力，跳楼自杀。她负责把这个噩耗告诉他。当她看到泪水从他的指缝中落下，本性的善良攻破了阶级的壁垒，她开始同情这个专政对象。那时，她无法挽留发生外遇的丈夫，离了婚独自抚养女儿，闻捷的小女儿看望父亲时相对无言的痛苦，触动了做母亲的她，开始第一次反思革命的不近情理。
　　斗争的风潮起起落落，挖不出更多罪证的阔捷，成为可以放松的“死老虎”，心直口快、争强好胜的她。成为了被批判的“活老虎”。他们被下放到干校种菜，每天晚上两人往返六七里路去村长家汇报劳动的情况。星空下那一条长满野草花的小道，见证了两颗越走越近的心灵。她说：“我们牵手在一个雷雨之夜，那也许预示着这份爱情即将遭受的磨难。”
　　沉醉在幸福中的这一对，毫不避人，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说悄悄话，还相约去海边抓螃蟹，去镇上喝一碗豆腐汤，尽情享受苦到头的生活里来之不易的甘甜。或许是因为政治上的“幼稚”，他们兴奋地向亲友广发信件宣告相爱，还向军宣队上交了结婚申请。
　　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上级宣布：“戴厚英年底就调去吉林!谁让你们恋爱的?你是不是看上他的存款了?”
　　为了证明爱情的清白，闻捷写了一份报告，要求把所有的几千元存款作为党费上交。他安慰恋人：“我等你，你去十年我等你十年，去一辈子等你一辈子!”
　　然而，批判会开始了：“闻捷腐蚀造反派!”“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反扑!”“文艺黑线的死灰复燃!”斗争的声浪中，他们像两只等待宰割的无助羔羊。
　　甚至有人跟踪监视他们，“组织”的耳目无处不在。朋友说，这是张春桥批示的结果。他们彻底绝望了，两人抛头痛哭。他说：“这样的日子还有什么活头?不如学普希金为情自杀!t”“不行，你要活着等我回来”“好，我只是胡思乱想，他们不许我们爱，但我们总算爱过了，记住这个曾经爱过你的狗熊吧。”
　　第二天，闻捷在家中开煤气自杀。
　　那正是他们相爱的一百天，他们从幸福的云端跌入冰冷的海水，他是她的唯一，她是他的唯一。
　　她说，这一百天胜过一百年。爱情的闪电让她重生，当年批判人道主义思想的她，写下人道主义精神巨著《诗人之死》《人啊人》，她用余生来书写对爱人的怀念，对“革命”的反思。
　　距离第一次阅读戴厚英的著作，已经二十余年了。我依然记得当初他们的爱情流下的泪水，依然相信世间有最纯粹的爱情，足教人生死相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