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态度是先天决定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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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再遇到一个政治狂人或者网络交际花,你就不用太过惊讶了,他们只是大脑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罢了。
  近几年来,社交网络越来越火,微博成为大众表达个人意见的重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发生了很多次大规模争吵,其中尤以“左右之争”最为激烈。左和右所代表的政治态度在东西方文化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所以我们还是按照传统定义,将“左右之争”改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冲突。
  在西方,凡是由两个政党轮流执政的国家,其两党之间的差别都可以简化为自由和保守这两大类别,几无例外。几乎所有的政治辩论也大都围绕着这个冲突做文章。若干年前,英国BBC有一档名为“今天”的广播节目请来两位重量级嘉宾举行政治辩论,两人分别代表自由和保守两大派别。担任这档节日临时编辑的是一位神经生物学爱好者,名叫科林·费斯(ColinFirth),他突发奇想,请来一位名叫杰兰特·里斯(GeraintRees)的神经生物学家,用核磁共振仪扫描了这两位嘉宾的脑组织结构,果然发现有很多区别。
  此事引起了费斯极大的兴趣,但只有两个样本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费斯自掏腰包,委托里斯教授进行一次严格的科学研究。里斯和他的团队找来90名年轻的志愿者,用核磁共振仪对他们的脑部进行扫描,并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进行对比,发现两派的脑部结构有一些非常显著的差别。自由派人士的脑部前扣带皮层的灰质容量较多,而保守派人士的右侧杏仁核的体积更大些。
  里斯教授将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去年4月出版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杂志上,费斯的名字位列第三,也就是倒数第二位。按惯例这属于最不重要的角色,但就在那篇文章发表前不久,费斯因为在电影《国王的演讲》中的精彩表演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于是这篇论文迅速被媒体炒热,而那个听上去有些玄妙的结论引起了诸多猜测,难道一个人的政治态度真的是先天决定的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那个实验结果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科学家们早就知道,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存在相当明显的生物学基础。这个结论看似深奥,其实也很容易理解。自由和保守这两种态度在成为“主义”之前,完全可以归结为简单的神经冲动,即对不同情境的不同反应。
  比如,心理学家很早就知道,持有保守心态的人对于恐惧或者不确定的事件往往更加敏感,思想较为自由的人则正相反,对与常规相冲突的事件有更强的应变能力。这个能力说起来复杂,其实完全属于—种简单的生理性反应,与脑部结构有着非常直接的对应关系。
  具体来说,此前的研究早就发现,人脑前扣带皮层的灰质部分与大脑应对冲突事件的能力有关,这部分体积越大,说明该人应对冲突的能力就越强。而杏仁核则和面对恐怖情境时的敏感度有着直接的关联,杏仁核体积越大越敏感。此前曾有研究称,癫痫病患者的一个典型的脑部特征就是右侧杏仁核比左侧的大。
  话虽如此,科学家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直接研究一下左右两派的大脑结构,这就要感谢影帝费斯的大力支持了,如果没有他,这项研究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研究的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而是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此前的猜测,即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思维方式与大脑结构直接相关。里斯教授甚至进行了反向的研究,发现从一个人的脑部结构完全可以推断出他的政治态度,准确性大约为71.6%,相当高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政治态度真的是天生的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里斯的那篇论文中我们不能得出任何结论,因为人脑的可塑性极强,里斯观察到的现象只是一种对应关系而已,不能证明两者具有因果关系。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从遗传学角度着手。曾经有研究发现,在不同家庭养大的同卵双胞胎更倾向于持有相同的政治倾向,但那个研究存在样本量过小等诸多问题,还有待科学家们进—步完善。
  不过,这件事告诉我们,人类心理学研究已经进入了追根溯源的阶段,很多看似微妙的差别都可以用核磁共振的方法找到生物学基础。比如,里斯教授和他的团队刚刚在今年1月9日出版的《英国皇家科学院院报B卷》(Proceedings Of the RoyalSocieWB)上发表了一篇新论文,研究了一个人在社交网络上好友人数的多寡与大脑结构的关系,发现两者确实存在显著的关联。
  下回再遇到一个政治狂人或者网络交际花,你就不用太过惊讶了,他们只是大脑跟别人有点不一样罢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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