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英国传教士J.Edkins在上海最早系统地发表了他记录的上海话：“黄浦水大来野”，“买拉个米担（拿）来拨是（给了）穷人”。那时的上海归属松江府，上海话很像现在的松江话。
　　随着城区的扩展，大量迁入上海的移民带来了天南地北的方言。像上海话中的“阿是”来自苏州，“阿拉”来自宁波，“木佬佬”来自杭州，“小把戏”来自苏北。就拿上海的小吃来看，五方佳食的美名由于热闹的夜市开放而融入沪语词汇：宁波的“鸭膀”、“黄泥螺”，苏州的“甘草梅子”、“盐金花菜”，广东的“鱼生粥”，苏北的“麻油馓子”、“脆麻花”，山东的“大饼”，加上本地的“擂沙圆”、“熏肠肚子”、“五香茶叶蛋”等等，可谓五花八门。单说反映上海饼类的名词一下子就增加很多，如“面饼、大饼、羌饼、麻饼、蹋饼、葱油饼、香脆饼、香酥饼、老虎脚爪、蟹壳黄”等。“马路、洋房、自来水、卡车、黄包车、足球、高尔夫球、酒吧、报馆、书局、博物馆、幼稚园、影戏院、俱乐部、雪花膏、牛皮筋、拍纸簿”等等，上海话中一时面熟陌生的名词骤增。
　　西方现代文化的东渐也带来了许多新词，像“色拉、土司、白兰地、吉普卡、沙发、司的克、水门汀、派司”，形成了本世纪初外来词引进的高潮。与此同时，“十里洋场”上一些腐朽文化也曾污染过沪语，像“燕子窠”里“吹横箫”，“开门堂子”中“打野鸡”，一些黑行为带来了“打白客”、“剥田鸡”、“背娘舅”、“拉皮条”、“放白鸽”、“吃豆腐”等一批词语。上海还一度出现了闻名世界的“洋泾浜话”：“麦克麦克”形容钞票多，“毕的生司”则是身无分文了。在与洋人的交往中，洋人做过沪上店肆的“洋盘”，上海人也有过“吃外国火腿”（足踢）的经历。那些旧词语而今有的随旧事物的消亡成了过眼烟云，有的则一直话到现在，如洋泾浜语“chopsticks（筷子）”就留到英语词典里去了。
　　繁荣的经济文化和频繁的交往使上海话成为吴语中发展最快的方言，即使一些别的方言中很稳定的常用词也在上海150年里发生变迁。相当于普通话“很”的副词，沪语中就先后有“野、邪、邪气、交关、穷、老、瞎”好几个，现在“野、邪”都只留在了郊县，“穷”已传给了苏州，上海城区里“伊老好”的“老”占了优势，青年人又说起了“瞎”。“你吃饭没有？”开埠时说“侬饭吃啊末？”后来说：“侬饭阿曾吃？”现在是“侬饭吃了伐？”几经更迭。
　　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上海方言，积累了许多极为生动的词语，表达十分灵活。如形容圆有“的粒滚圆”，形容脆称“刮辣松脆”，形容青为“碧绿生青”。“额角头碰着天花板”极言侥幸之喜，“霉头触到印度国”极言倒霉之重，“门槛精到九十六”极言精明之盛。一大批惯用语如“插外快”、“轧苗头”、“牵头皮”、“打回票”、“触壁脚”、“收骨头”、“卖关子”、“吃空心汤团”等等，往往随口说来，言简意赅。青少年还在不断创造和使用新词，如表贬的“大兴”、“戆脱”，表褒的“乓乓响”、“一只鼎”、“瞎嗲”，海派风味隽永。本世纪末又掀起流行语的高潮，新词层出不穷，只好另文详说了。如今上海话已跟着上海人的足迹流传各地，不但在中国处处可闻，而且远播欧澳日美，传播着大上海的民风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