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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率飚高必然牵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而群体性事件的井喷,既为犯罪培养了看客,也为犯罪培植了土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守住了社会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守住社会的安全。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从数据上来看确实不乐观: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2009年都超过了90000起。
维权是要钱,不是要命
这几年我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我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农民发生了什么,工人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根据我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整理,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土地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财政问题。地方政府慢慢意识到,只要大兴土木,不仅能够显示政绩,而且能够财源滚滚,何乐而不为?于是政府打起了土地的主意。
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
农民土地问题一般有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另一方面,今天中国80%以上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市委书记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我曾经去访问他,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我:“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只是那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
工人问题与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
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为什么?怕打死。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权力意识。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是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第三,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
中国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
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有着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制约住了。
中国要改革,怎么改?包括中国政权怎么改?我最近也提出一个想法,大改改不了,中央动不了,我们能不能从基层做起?因为直接关系民众的利益主要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从这两个开始行不行?我们不叫司法独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用垂直的司法来制衡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它直接面对民众的利益。
中国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靠法律。我们脱离一切意识形态,不要再回想当年毛泽东时代怎么样,也不要说邓小平时代怎么样,我们就去守住我们的宪法。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东西可守了,我们在一节一节的败退,我们的最后底线能不能守住?中国社会是不是会发生动荡?将来会发生多大的问题?就看我们最后的底线能不能守住。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未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摘选自他在2009年12月于财政部的演讲)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但从数据上来看确实不乐观: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起,2007年、2008年、2009年都超过了90000起。
维权是要钱,不是要命
这几年我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我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农民发生了什么,工人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根据我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整理,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土地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财政问题。地方政府慢慢意识到,只要大兴土木,不仅能够显示政绩,而且能够财源滚滚,何乐而不为?于是政府打起了土地的主意。
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
农民土地问题一般有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另一方面,今天中国80%以上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市委书记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我曾经去访问他,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我:“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只是那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
工人问题与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
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为什么?怕打死。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根据这些学者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权力意识。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是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第三,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
中国必须守住法律的底线
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有着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制约住了。
中国要改革,怎么改?包括中国政权怎么改?我最近也提出一个想法,大改改不了,中央动不了,我们能不能从基层做起?因为直接关系民众的利益主要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从这两个开始行不行?我们不叫司法独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们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用垂直的司法来制衡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它直接面对民众的利益。
中国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靠法律。我们脱离一切意识形态,不要再回想当年毛泽东时代怎么样,也不要说邓小平时代怎么样,我们就去守住我们的宪法。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东西可守了,我们在一节一节的败退,我们的最后底线能不能守住?中国社会是不是会发生动荡?将来会发生多大的问题?就看我们最后的底线能不能守住。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未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摘选自他在2009年12月于财政部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