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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前爆发于湘赣边的秋收暴动,战略意义是积极向上的,而在战术行动上陷入了失败。值此紧要关头,受命领导这一起义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毅然决然地两次放弃原定的战略计划。这两次行动赋予了遭到失败的秋收起义新的意义,使起义有了辉煌的结果,成为一种改变了中国革命命运的伟大战略创新。
摒弃再打浏阳直攻长沙的方针避免了全军覆没之虞,文家市前委会议的决策,是退向湘南汝城,占据湘粤大道
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很多人决然没有想到,爆发于1927年9月9日的湘赣边秋收暴动,仅在6天后就呈现出失利的局势。整个暴动就像陡涨的洪水那样,汹涌澎湃地滚过去,其浩荡的声势消失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军事上迭遭失利的工农革命军,尚处在四面而至的敌军包围中。是按计划继续攻打浏阳县城?还是撤出战斗区域以保1500人枪的实力?
9月16日下午,在浏阳上坪的陈锡虞家,毛泽东先是面壁而坐,又在屋里吸烟踱步,沉头不语。一个多小时后,他到屋外,对第三团团长苏先俊说:“而今已成这个局面,我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退到浏阳的文家市再作计议吧。”他见苏先俊犹疑,又道:“文市处在湘赣边境,倘若敌人打来,我们进退自如。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摆脱强敌。”苏先俊听到这儿,点首赞同,毛泽东又对他吩咐:“我们在这儿等一两天,你派第三营长张子清带人先行,任务是打掉文家市的团防队,备办粮食。”
毛泽东和第三团在上坪等了一天半,9月17日下午才见第一团与师部赶到。原来师长余洒度执意要再打长寿藉以振奋军心,但被总指挥卢德铭劝住了。前委的信由联络员带过去后,余洒度看了心里老大不悦,倒是卢德铭爽快地说:“退到文家市也好,免得再吃败仗。”
9月19日,工农革命军师部与第一团、第三团,先后到达浏阳的文家市。让毛泽东、余洒度悲中有喜的是,在浏阳被敌打散的第二团,还剩有爆破队在内的百余人,由杨明带领闻讯后赶来文家市。起义部队尚有1500余人。
当天晚上,在里仁学校的一间教室里,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所剩的5名委员聚在一起开会。这支刚刚诞生不久的工农革命军的前途就要由他们来决定。
余洒度首先报告暴动以来的战况。毛泽东听了后,带着检讨的口吻说:“这次暴动的军事布置,是不该分散了兵力,一个团打一个地方,结果平江没能打下,浏阳也守不住,各路部队都损失不小。下一步当怎样行动?由大家定夺吧。”
众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沉默了几分钟,余洒度鼓起信心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按原计划干吧,再打浏阳直攻长沙!”
待余洒度说完,苏先俊接上说:“余兄所言有理。如今兵合一处,当再攻浏阳,目前要挽回败局,只有复攻浏阳,舍此别无良策。兵贵神速,明日就开始行动!”
毛泽东以湖南口音说道:“余师长、苏团长同言反攻浏阳,不晓得想过没有?我们还剩有多少人枪?参谋处的统计是,包括伤兵在内才1500余人。而浏阳的敌人呢?张国威屯兵两个团在那里固守,另外还有一个团在宁乡,这还不包括各乡清乡局、团防队的千余人。我们这点人马打得下浏阳城?我看再打浏阳危险得很,会把这点人马全部断送!”
余洒度带着咄咄逼人的口气反问:“这次秋暴,省委以及中央制定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怎样执行?”他说到这里,声量有所提高:“难道我们打了几个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军队不敢进攻,不敢打仗,还叫什么军队?”
苏先俊也附和说:“是啊,打了败仗就一退而去,放弃进攻,这叫什么革命军队?气只可鼓不可泄,浏阳的敌军怕不到哪儿去,白天打不下城池,还可以夜袭嘛。”
苏先俊话音刚落,毛泽东严肃地说:“向敌人进攻,要看怎么个攻法!知已知彼,这是起码的用兵之道。浏阳城就这么容易打下来么?既然明摆打不了,做么子要蛮干下去?”
苏先俊一时无以对答。
久经战阵的卢德铭听了毛泽东所言,心里打了个激灵,暗自赞叹:这毛委员不是军人出身,却很懂用兵之道呀!“想到这里,他说道:毛委员所言值得考虑。我们就剩这么一点人枪,再打浏阳很难取胜,弄不好要吃大亏!”

余洒度、苏先俊听了卢德铭所说的,肚里窝着一股火。余洒度端起腔调对毛泽东问:“浏阳打不得,长沙更不用说,下一步怎样打算?”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回道:“下一步嘛,当退到湘南的汝城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激动地继续说道:“为保存实力,只有撤出这四面受敌的浏阳,退到湘南汝城去占据湘粤大道,策应贺叶北出广东。”
“省委乃至中央那里,我们怎样交代呢?”余洒度没有忘记自己所负的军事责任。
毛泽东爽快作答:“前委有权临时处置,这个责任由我来负!”接着,他语态坚决地说道:“今天是什么日子?省委命令限于16日会攻长沙,而今天是19日了。其他各路农军,我们没有一路打得进长沙。省委的暴动大纲,是8月中旬我与王一飞几人制定的,现在看起来,这个计划欠妥,不应该盲目攻打长沙。而在湘南汝城一带实行割据,建立四五县的革命政权,形成一政治气候,是省委有过计划的,我们正好去实行这一计划。”
毛泽东的话,不但让卢德铭、余贲民听得心头震动,就连余洒度、苏先俊也觉得耳目一新,不由地认真思考起来。
余贲民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叫化子不与龙王比宝,说得好啊!我们在城市搞不过人家,就到乡村去伸展手脚嘛。浏阳反攻不得,长沙更不必打,就退到湘南去吧,割据湘粤大道,也好策应贺龙、叶挺的部队北出广东。”
卢德铭也表示说:“我同意退往湘南。”
毛泽东又问各有心思的余、苏二人:“二位的意见如何?”
余洒度回道:“就这么定吧,省委方面的报告,须由毛同志负责。”
毛泽东点头“嗯”了一声。
身负领导秋收起义重任的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对敌我形势洞若观火,审时度势,以非凡的胆略与气魄,更改了省委和中央的既定计划。此举挽救了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避免了再打浏阳,可能导致的全军覆灭之虞。
军至莲花县城,宋韵琴(宋任穷)携来江西省委的密信,信示“毛部应退赣西宁冈。”毛泽东向地方党问明“金刚山”就是井冈山,毅然决定再弃退向湘南的方针
9月20日早饭过后,工农革命军1500多人集中在里仁学校操场上,余洒度、毛泽东讲话之后,部队离开文家市向江西萍乡方向开进。师部对于退往湘南的路线是假道湘赣边界,因为这一带多是山地,敌人的正规军少。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不时地找干部、战士们聊谈,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尤其注意与前委的委员们沟通思想,寻求支持。
前委仅存的别外4名委员中,卢德铭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文家市的前委会议上,卢德铭赞成放弃打长沙的原定计划退往湘南,与余贲民的表态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没有他俩的态度鲜明的支持,毛泽东虽然可用党内决策作为拍板,但那样就缺乏一种民主的气度了。毛泽东还在内心感觉到,卢德铭对部队所处环境的认识,不像余洒度和苏先俊那么固执,或者说不那么机械。毛泽东了解到:要不是卢德铭的一再阻止,余洒度带领部队不是反攻长寿,就是再打浏阳县城去了。通过这件事,毛泽东更是感觉到卢德铭在战略上的理智。
9月22日,部队到达萍乡所属的上栗,打算由此去安源,既可收集在浏阳溃散回乡的战士,又可带走一部分工人继续南进。而到了上栗镇后,闻知萍乡有赣敌朱士桂旅重兵把守,毛泽东与余洒度等人经过计议,决定假道芦溪向莲花前进。
23日清晨,工农革命军从更田拔营出发,向12里外的山口岩赶去。就在前卫部队进入山脚之时,与从萍乡赶来的朱士桂部特务营及第四保安团相遇。工农革命军仓促应战,伤亡很大。卢德铭骑马从后面赶下来,指挥部队抢占白泥岭高地,用机枪扫射敌人,掩护部队进入山口岩。卢德铭骑着大白马在战场上驰来奔去,不幸被流弹击中而牺牲。这场激战下来,工农革命军损失了500余人,连以上军官阵亡7个。
工农革命军一气疾行40余里,途经张佳坊,于午后到达芦溪的边陲之地杂溪,算是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部队连打败仗,只剩下千人不到,且不断有人逃去,军需辎重失散殆尽,这样能够到得了湘南吗?毛泽东想到这里,不觉生出一种寒意。
毛泽东得知此去十多里就是莲花县境,不觉想到了他在今年1月考察醴陵农民运动期间,认识的一个叫王佐的莲花青年党员,于是萌生了找到他的念头。
工农革命军当中有莲花县的农军战士,一个多小时后,王庆生和王志福奉命去莲花高滩寻找王佐,他俩正好是高滩人。
24日清晨,被找到的王佐赶来杂溪,与毛泽东见面。交谈之后,王佐提议说:“部队开到莲花去,打下县城再说。”
工农革命军开到王佐的家乡高滩,在土豪家,王佐布置农民杀猪捞鱼,部队吃了丰盛的午餐。饭后,毛泽东在村前的晒谷坪召开了“行军会议”,他说:“革命不能在高滩散摊。”他的讲话,初步稳定部队的军心。下午,部队由王佐带路开到甘家宿营。
甘家有党的支部,党员们纷纷赶来见毛泽东,大家一再请求工农革命军攻打县城,救出在“九一八”扑城时被捕的100多党员群众,其中有23人是甘家的。毛泽东与余洒度听说城里的驻军只有百余人的保安队,同意攻打莲花县城。
9月25日下午2时,工农革命军轻取莲花县城。救出在“九一八”秋暴扑城中被捕的100多名党员、群众。
工农革命军师部驻在城南的“宾兴馆”,那是过去为县试考生们提供食宿的会馆。26日上午10时,莲花的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刘仁堪、朱义祖三人从上西区赶到“宾兴馆”。看到地方党的同志前来接头,毛泽东的心情有所好转,与他们交谈,询问莲花党组织和群众斗争的情形。
毛泽东与他们谈了不到半个小时,何长工领着个商人打扮的年轻人进来,说道:“毛委员,这个人找你。”
来人操着浏阳口音说:“我叫宋韵琴(即为后来改名的宋任穷)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派来找你的。”
“哦,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宋韵琴说,他原是浏阳工农义勇队第三中队的党代表。8月下旬在铜鼓的时候,县委书记潘心源派他与交通员去南昌向江西省委请示行动。他们在南昌好不容易找到省委机关,见到了书记汪泽楷。
对于汪泽楷,毛泽东是知道的,于是又问:“泽楷同志带来什么话?”
“他对我说,听说秋暴的队伍正向赣西移动,你赶上去告诉毛泽东,要他们开到赣西的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宋韵琴说到这里,从身上取出一摺纸条交给毛泽东:“这是写给你的密信。”
不长的时间,在脸盆水里看完药水密信的毛泽东回到会馆,对在场的余贲民等人说:“江西省委的信上写到,要我们开到宁冈去,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
“宁冈,是个什么地方?”余贲民茫然地问。
毛泽东也不知道,便问朱亦岳“你知道吗?”
朱亦岳回道:“知道哇,那是湘赣边界的一个小县,多为山地。要讲党的武装,恐怕是指袁文才。”
“宁冈,袁文才……”毛泽东沉吟着,又问:“有个金刚山,你们知道吗?”
“金刚山?倒是有井冈山这么个地方,就是宁冈和大小五井一带。”
听了朱亦岳的回答,毛泽东自语般说道:“哦,这就是了,金刚山应该就是井冈山。”
此时在毛泽东的脑里,一些被忘却的往事,一些过去有过思维意识但尚未成熟的想法,突然地映现出来。
原来早在2月上旬,毛泽东赴湘乡、湘潭、衡山等五县开展农运调查。他来到衡阳北区,区委为他组织了座谈会。座谈快要结束时,区委书记陈佑魁要他报告当前形势。毛泽东讲了很多,最后这么讲道:“我看统一战线总有一天要破裂的,到时候形势恶化,靠山的上山,沿湖的下湖,不可放弃武装斗争。我打算带人到安源山去。”
毛泽东说完,有个叫李少山的工人说:“你去安源山做么子?江西有座更好的山叫金刚山,何不到哪里去?”李少山又讲道:“我有个表兄早些年做下了人命,逃到金刚山当锤子兵(土匪),干些打富济贫的勾当,土豪搬来官军抄剿他们,剿了半年,表兄他们连汗毛也没有伤着,倒把官军打得大败而逃。何故呢?那山大得很,树林子又密,像捉迷藏那样,官军当然没得咒念。”
毛泽东感兴趣地问:“这地方怎么去?”
“听说从安源翻过一座大山,再经莲花走上百把里就到了。”
毛泽东朝李少山点点头:“你讲的那个金刚山,以后说不定我会去那儿的。”
毛泽东回忆这段往事后,又向众人讲到:“对了,王新亚不是讲到过井冈山和袁文才吗?他说那地方高山大岭,藏得下千军万马。”稍待片刻,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说:“江西省委是了解情况的,我们就到那地方去!”接着他吩咐何长工:“去请余师长、苏团长过来,研究一下省委的来信。”
前委几个委员又在一起召开会议。毛泽东将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和自己的想法说了,主张再弃退向湘南的方针,转向井冈山进发。
毛泽东的出人意料的主张,余洒度和苏先俊都不赞同,他们认为这样的决策简直是朝秦暮楚,毫无定见,叫人无可适从。毛泽东没有计较对方的态度,而是耐心地加以解释,用他在大革命失败后深思熟虚的“上山”思想说服他们。所提出的转兵理由有三个:一是接到了江西省委的明确信示,现在已是进入江西地面,前委应该接受江西省委的指令;二是在文家市提出退向湘南,按照湖南省委制订的计划应有一个师的兵力,现在工农革命军只剩下八九百人,又处于“溃不成军”的地步,形势和军力都起了变化;三是通过轻取莲花县城,了解到湘赣边界的各县均没有敌人的正规驻军,这很有利于工农革命军的的休养生息。
余洒度和苏先俊,是被毛泽东耐心诚挚的劝说所感动,还是被他实实在在的道理所折服,抑或是二者兼有。不管他们心里有多少愤懑的情绪,会议还是作出了转兵井冈的决定。
莲花“宾兴”会馆的前委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写下了这样的一页:将秋收起义部队的退却终点由湘南汝城改为井冈山,是毛泽东在这里决策的。
震惊全国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在战略上有着震慑敌人,鼓舞广大民众革命斗志的积极意义,而在战术却是整体性的失败了。以毛泽东为主的前委接连两次摒弃原定的战略计划,成功地引兵井冈山。这一壮举对失败了的秋收暴动赋予了新的意义,得到了战略上的创新。正是这一战略创新很大程度地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曾宪文: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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