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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野火集》的文化和社会批判在政治体制内发难，认为人的精神建设在社会整体建设中处于根本地位，训示社会问题，刺激个体责己精神、抗争激情和力量觉醒，呼唤具有道德反省力与自信的现代公民意识，要求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龙应台着眼于不容忽视的民间生命力，倡扬创构一种熔台湾本土经验和民主价值为一炉的自主性的文化心理空间，从现实危局、文化危机与历史境遇出发进行社会批判，始终与人和社会改造的理想相联系，试图追寻、复原一种沉落的文化与生命精神，其终极目的是对人的关怀。
关键词： 《野火集》 责己精神 文化传统
只有一个酷爱精神自由的人，才能推己及物，只有精神上真正的自由才能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探询其深沉境地。这一点上龙应台与晋人相通，她有着魏晋名士的狷介之操，正直坦言，并以纯净宽仁的胸怀和深厚的感识、新鲜活泼的生气、自由的心灵体认文化、风俗、学艺、政治、道德，省思其中病理症候，引起疗救。
不苟合他人的声音使龙应允《野火集》的“火种”在荒原上破土而出，以长虹贯日之势风靡台湾，当初使很多人震动、愤怒、讶异、醍醐灌顶的观念随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演进逐渐具有了普适性，虽世殊事异，但历数当下情状，倡扬的与现实呈现的仍有很大距离，原有的未见改善且变本加厉，新问题层出不穷。
民主法治社会中，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应是一种蓬勃的民间力量。但在当时文化衰堕的台湾乃至现今大陆地区，来自民间的声音是萎靡微弱的，隐伏于种种问题之下的固然是社会文化、精神素质的浸漫，但民众话语的虚弱直接导致公共传媒壅塞。尤其今日，视频网站、通讯软件等各种新媒体的衍生，其唯点击率、传播量的特点使文化资源更商业化、娱乐化、同质化，平庸、浅薄、恶俗的文化派生物充斥于满目污浊与疮痍之今日庙堂、学府、院所、媒体种种，妖异鬼魅、沉渣烂滓，世风乖戾。传媒的失范与泛滥造成文化气候鼓噪喧沸，随意的拼凑、含混的价值、倒置的本末，掀起一场场视听漩涡，又引发更多焦灼、迷乱、疲惫的耳目欲求，文化反复落入线性窠臼，个体的操守、情志趋向往往面对两难境地。
社会文化环境和风气本应是给人能量的精神资源，传媒本应冲破陈规，提供人们对可能性的想象，而现实场域里民众观望，文化话语贫乏，即使是民意，也“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因为当民主时代的社会责任转到个体肩上时，个人的胜利和个性价值尤为重要，个体必须树立独立的意志、人格和自由精神，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真实而纯粹的‘在野’之声”不是没有，但是微弱喑哑，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做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
中国人往往畏人言，唯唯诺诺，迷信权威，附和顺从，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因“向国际求好的心态”汲汲于“‘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置人文精神、人道关怀于不顾。将几卷中国画馈赠外国人，以宣扬中华服章之美，着力在“宣扬”、“宣传”文化，浑浑噩噩地避讳、遮盖文化病痛。这种迫切要求别人注意，亟待外界认可的心态正是内里浮泛空洞心虚、文化失落、自信缺乏的体现。
梁启超启蒙思想给人的一个重要启思是文化创构中开放的文化视阈与坚定的民族立场、自信间的关系。他身处的时代西学东渐、旧学蜕变、古今交替，正值青黄不接的过渡期，指出当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之虞并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表现出更辩证、理性的姿态：“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赜也，他界复如此其灿烂而蓬勃也，非竭数十年之力，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汇而贯通焉。”与盲目排外或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全盘西化的思维相比，他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危机：“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将求新求变的视线主要投向西方，但反对“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的民族虚无主义，斥欲举民族文化悉数付之一炬的人只配做洋奴买办。如今这个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时代，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理解和真正的认识，且丧失自身文化的记忆和经验，同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困境”与“文化精神分裂的困境”。抑或是《正眼看西方》里那种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挣扎于崇洋和排外两种心态间，面对社会问题不正视自身缺陷，而是直觉地反问：“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为情绪化役使，始终走不出“西方巨大的阴影”。
“野蛮与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奸商诈欺、贪污腐化、生态破坏、道德沦丧、治安不宁弥漫现代社会，褊狭、保守、封闭、自私、自卑、麻木、自欺的批判的陈规恶习就如同嘴边的痈疽、没有泄气孔的压力锅，不舔舐、不触及也许短近里不会发作，但隐埋日久的痼疾积弊流毒甚深，变成了阻碍生机的桎梏，终酿成种种让人扼腕、心恸神伤的悲剧和惨祸。
目的在培养“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的教育，缺乏创造性而重在管制，民间话语为政治阴影笼罩，民众意志可以为威权僭越操纵，安定是封锁式、压抑式、暗流汹涌的安定。尤以独立性和创造精神为生命的艺术，被政治侵染、控制，教育与资讯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作维护政权、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僵化、陈腐、教条，重形式俯拾皆是，徒有口号标语蔚为大观，庸俗、折中、妥协、苟安心理弥漫，社会道德堕落，权者假借名目以便其私，生活环境满目疮痍，吊诡、混乱每天都在发生……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化传统确实是在更深地解组。价值的衡量标准已日渐由权力、声威、身份转向财富”，种种都在滑向不可控的失范状态。龙应台杂文所针砭的诸般社会问题，根本上植因于中国文化传统在变迁过程中承续的断层、零落，片面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责任践行，或是政府的疏导规诫显然是不够的。在体制内发难，以民间疾苦为出发点，将批判转向社会个体，指出正因每个人在道德上的怯懦和未尽义务，才使罪恶遂行。提出每一个公民都承担未竟的文化责任，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争取，没有人有权利做一个旁观者，必须打破沉默，以智能、良心和热忱加以拥抱，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梁启超将文化比作饮茶：“茶叶倒去了，洗得干干净净，表面上看来什么都没有，然而茶的‘精’渍在茶壶，第二次再泡新茶，前次渍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活动的起灭，渍下的茶精便是业。”一国文化的特质犹如茶精之积淬，日渍日多，历史的沉淀、民族文化自身的承续与绵续性不能轻易割断，因此“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历之而增长之”。文化精神于社会的各个面向：政治、教育、思想等，如空气如菽麦，避不得避，是人情人性与社会风貌的总根源，发展的根本性要素。文化质素如文学、藏术、建筑等传统遗产，这些大可在形式上或内涵上透过创造的心灵及政府与民间财富的投资，使之滋养、敷设中国社会的精神与面貌。
如今，无论大陆地区还是台湾，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物质文化均日渐为西方和现代的思想物质所浸染。收看任何一个节目，翻阅任何一张报刊，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民间的和精英的质素，都或融洽或生硬地交糅，西方的、现代的价值发生重大作用。龙应台将在西方社会生活的视阈、体验和台湾市井民众的本土经验沟通起来，通过社会生活具体的面引导、催化台湾人潜在的公民意识，疾呼家国情怀、乡土情怀及个体价值和尊严的紧密扣合，冀求在民间社会与文化精神传统土壤上耕耘出批判的“火种”，即建立起有特色的受全体认同的自主的文化心理——“台湾意识”，而非暂时的“复兴基地”。以责己、深省精神创构开放、尊重人性的文化心理空间，在此之上实现真正健康的、免于恐惧的民主与自由，公正合理而焕发新机的社会生活。
《野火集》谈论的多是现代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常识，抨击另辟蹊径，看似百无禁忌实际上还是走在体制的边缘，其社会、文化批判虽有着不彻底性，但影响一大批市井民众和年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初步的反对权威、自由主义的思想。语言介于清明理性和丰沛感性之间，抗辩、训诫、警示张弛有度，时而情感激扬充溢，热气逼人。没有佶曲艰涩的援引、论述，通过故事、人物传达急需的价值理念，气盛言宜。《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中，针对深文周纳的指责，态度中没有丝毫妥协让步，直言痛恶，说理透辟，洋溢着自由骄矜的人格，有力反击间胸怀磊落，态度恢廓，大有“振衣千仞岗”的气魄与豪情。此外，她更兼疏朗蔼然的气度，《目送》中，用一片朗澄情思记录时代的色彩与空气，以简劲恬然的笔墨，爱美、爱赏自然的生活态度勾勒生命感觉和意趣，一篇篇生活实景的写生道尽人世哀乐、死生和幽微，洗尽尘渣，独存孤迴。
真挚、仁爱的同情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龙应台以“盗火”、“播火”的启蒙角色，经深省而奋笔抒胸中块垒，用真性情、真血性的一支笔揭破诸般社会暗疾，在文化衰堕时期冒险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道德勇气凛然呼告诘问，为生民苦乐牵系。播散着一把“野火”的她兼具柔肠与侠情，直率的性情使她罔顾威权，谏诤敢言，字里行间坦荡谆至，这是《野火集》见嫉于执政者、当权者，为民众激赏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龙应台.野火集[M].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1.
[2]龙应台.目送[M].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3.
[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法律出版社，2010.8.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
关键词： 《野火集》 责己精神 文化传统
只有一个酷爱精神自由的人，才能推己及物，只有精神上真正的自由才能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探询其深沉境地。这一点上龙应台与晋人相通，她有着魏晋名士的狷介之操，正直坦言，并以纯净宽仁的胸怀和深厚的感识、新鲜活泼的生气、自由的心灵体认文化、风俗、学艺、政治、道德，省思其中病理症候，引起疗救。
不苟合他人的声音使龙应允《野火集》的“火种”在荒原上破土而出，以长虹贯日之势风靡台湾，当初使很多人震动、愤怒、讶异、醍醐灌顶的观念随着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演进逐渐具有了普适性，虽世殊事异，但历数当下情状，倡扬的与现实呈现的仍有很大距离，原有的未见改善且变本加厉，新问题层出不穷。
民主法治社会中，风起云涌、蔚为大观的应是一种蓬勃的民间力量。但在当时文化衰堕的台湾乃至现今大陆地区，来自民间的声音是萎靡微弱的，隐伏于种种问题之下的固然是社会文化、精神素质的浸漫，但民众话语的虚弱直接导致公共传媒壅塞。尤其今日，视频网站、通讯软件等各种新媒体的衍生，其唯点击率、传播量的特点使文化资源更商业化、娱乐化、同质化，平庸、浅薄、恶俗的文化派生物充斥于满目污浊与疮痍之今日庙堂、学府、院所、媒体种种，妖异鬼魅、沉渣烂滓，世风乖戾。传媒的失范与泛滥造成文化气候鼓噪喧沸，随意的拼凑、含混的价值、倒置的本末，掀起一场场视听漩涡，又引发更多焦灼、迷乱、疲惫的耳目欲求，文化反复落入线性窠臼，个体的操守、情志趋向往往面对两难境地。
社会文化环境和风气本应是给人能量的精神资源，传媒本应冲破陈规，提供人们对可能性的想象，而现实场域里民众观望，文化话语贫乏，即使是民意，也“可能恶质化成一种多数的、平庸者的暴力，限制个人的发展……当集平庸之大成而形成的民意越来越是社会主流的时候，制衡这个趋势就得让更多的思想顶尖的个人出头……一个社会中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因为当民主时代的社会责任转到个体肩上时，个人的胜利和个性价值尤为重要，个体必须树立独立的意志、人格和自由精神，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真实而纯粹的‘在野’之声”不是没有，但是微弱喑哑，知识分子“或者受制于强权而不敢作声，或者屈服于做官的私欲而婉转歌唱，或者受挫于尝试的失败而灰心隐退；仍旧在努力中的，只能支支吾吾、避重就轻”。
中国人往往畏人言，唯唯诺诺，迷信权威，附和顺从，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因“向国际求好的心态”汲汲于“‘国际形象’、‘文化遗产’、‘慎终追远’”，置人文精神、人道关怀于不顾。将几卷中国画馈赠外国人，以宣扬中华服章之美，着力在“宣扬”、“宣传”文化，浑浑噩噩地避讳、遮盖文化病痛。这种迫切要求别人注意，亟待外界认可的心态正是内里浮泛空洞心虚、文化失落、自信缺乏的体现。
梁启超启蒙思想给人的一个重要启思是文化创构中开放的文化视阈与坚定的民族立场、自信间的关系。他身处的时代西学东渐、旧学蜕变、古今交替，正值青黄不接的过渡期，指出当世所称好学深思之士之虞并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表现出更辩证、理性的姿态：“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赜也，他界复如此其灿烂而蓬勃也，非竭数十年之力，于彼乎，于此乎，一一撷其实，咀其华，融汇而贯通焉。”与盲目排外或为外国学术思想所眩，全盘西化的思维相比，他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危机：“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将求新求变的视线主要投向西方，但反对“于本国者不屑一厝其意”的民族虚无主义，斥欲举民族文化悉数付之一炬的人只配做洋奴买办。如今这个最光明也最黑暗的时代，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理解和真正的认识，且丧失自身文化的记忆和经验，同是一种“独立思考的困境”与“文化精神分裂的困境”。抑或是《正眼看西方》里那种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挣扎于崇洋和排外两种心态间，面对社会问题不正视自身缺陷，而是直觉地反问：“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为情绪化役使，始终走不出“西方巨大的阴影”。
“野蛮与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奸商诈欺、贪污腐化、生态破坏、道德沦丧、治安不宁弥漫现代社会，褊狭、保守、封闭、自私、自卑、麻木、自欺的批判的陈规恶习就如同嘴边的痈疽、没有泄气孔的压力锅，不舔舐、不触及也许短近里不会发作，但隐埋日久的痼疾积弊流毒甚深，变成了阻碍生机的桎梏，终酿成种种让人扼腕、心恸神伤的悲剧和惨祸。
目的在培养“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的教育，缺乏创造性而重在管制，民间话语为政治阴影笼罩，民众意志可以为威权僭越操纵，安定是封锁式、压抑式、暗流汹涌的安定。尤以独立性和创造精神为生命的艺术，被政治侵染、控制，教育与资讯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作维护政权、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僵化、陈腐、教条，重形式俯拾皆是，徒有口号标语蔚为大观，庸俗、折中、妥协、苟安心理弥漫，社会道德堕落，权者假借名目以便其私，生活环境满目疮痍，吊诡、混乱每天都在发生……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中国的文化传统确实是在更深地解组。价值的衡量标准已日渐由权力、声威、身份转向财富”，种种都在滑向不可控的失范状态。龙应台杂文所针砭的诸般社会问题，根本上植因于中国文化传统在变迁过程中承续的断层、零落，片面寄希望于知识分子的责任践行，或是政府的疏导规诫显然是不够的。在体制内发难，以民间疾苦为出发点，将批判转向社会个体，指出正因每个人在道德上的怯懦和未尽义务，才使罪恶遂行。提出每一个公民都承担未竟的文化责任，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争取，没有人有权利做一个旁观者，必须打破沉默，以智能、良心和热忱加以拥抱，强调个体的社会责任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梁启超将文化比作饮茶：“茶叶倒去了，洗得干干净净，表面上看来什么都没有，然而茶的‘精’渍在茶壶，第二次再泡新茶，前次渍下的茶精便起一番作用，能令茶味更好。茶之随泡随倒随洗，便是活动的起灭，渍下的茶精便是业。”一国文化的特质犹如茶精之积淬，日渍日多，历史的沉淀、民族文化自身的承续与绵续性不能轻易割断，因此“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历之而增长之”。文化精神于社会的各个面向：政治、教育、思想等，如空气如菽麦，避不得避，是人情人性与社会风貌的总根源，发展的根本性要素。文化质素如文学、藏术、建筑等传统遗产，这些大可在形式上或内涵上透过创造的心灵及政府与民间财富的投资，使之滋养、敷设中国社会的精神与面貌。
如今，无论大陆地区还是台湾，传统的思想观念与物质文化均日渐为西方和现代的思想物质所浸染。收看任何一个节目，翻阅任何一张报刊，走在任何一条街道，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民间的和精英的质素，都或融洽或生硬地交糅，西方的、现代的价值发生重大作用。龙应台将在西方社会生活的视阈、体验和台湾市井民众的本土经验沟通起来，通过社会生活具体的面引导、催化台湾人潜在的公民意识，疾呼家国情怀、乡土情怀及个体价值和尊严的紧密扣合，冀求在民间社会与文化精神传统土壤上耕耘出批判的“火种”，即建立起有特色的受全体认同的自主的文化心理——“台湾意识”，而非暂时的“复兴基地”。以责己、深省精神创构开放、尊重人性的文化心理空间，在此之上实现真正健康的、免于恐惧的民主与自由，公正合理而焕发新机的社会生活。
《野火集》谈论的多是现代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常识，抨击另辟蹊径，看似百无禁忌实际上还是走在体制的边缘，其社会、文化批判虽有着不彻底性，但影响一大批市井民众和年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初步的反对权威、自由主义的思想。语言介于清明理性和丰沛感性之间，抗辩、训诫、警示张弛有度，时而情感激扬充溢，热气逼人。没有佶曲艰涩的援引、论述，通过故事、人物传达急需的价值理念，气盛言宜。《容忍我的火把——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中，针对深文周纳的指责，态度中没有丝毫妥协让步，直言痛恶，说理透辟，洋溢着自由骄矜的人格，有力反击间胸怀磊落，态度恢廓，大有“振衣千仞岗”的气魄与豪情。此外，她更兼疏朗蔼然的气度，《目送》中，用一片朗澄情思记录时代的色彩与空气，以简劲恬然的笔墨，爱美、爱赏自然的生活态度勾勒生命感觉和意趣，一篇篇生活实景的写生道尽人世哀乐、死生和幽微，洗尽尘渣，独存孤迴。
真挚、仁爱的同情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道德的精神在于诚，在于真性情，真血性，所谓赤子之心。扩而充之，就是所谓‘仁’”。龙应台以“盗火”、“播火”的启蒙角色，经深省而奋笔抒胸中块垒，用真性情、真血性的一支笔揭破诸般社会暗疾，在文化衰堕时期冒险为争取自由、民主、人权、道德勇气凛然呼告诘问，为生民苦乐牵系。播散着一把“野火”的她兼具柔肠与侠情，直率的性情使她罔顾威权，谏诤敢言，字里行间坦荡谆至，这是《野火集》见嫉于执政者、当权者，为民众激赏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龙应台.野火集[M].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1.
[2]龙应台.目送[M].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3.
[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法律出版社，2010.8.
[4]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