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清代前期，陶瓷鉴藏格局因朝政更迭而产生“南器北迁”的相应变化。帝王对历代名瓷的赏藏，使市场流通珍品更为稀缺。清中晚期，国势虽衰，但市肆古物交易勃兴，宋、明、清三代名窑瓷器与高古陶器各领风骚，名品被珍同拱璧，购求者花费万金在所不惜。清末，来华的欧美、日本等国收藏者也投身于中国陶瓷交易，逞强竞胜、推波助澜，京城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的陶瓷鉴藏交易中心，声名远播。
[关键词] 清代 陶瓷 鉴藏 交易
清朝建立后，天下一统，但局部地区战乱频仍，特别是三藩之乱，使南方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包括陶瓷在内的艺术品鉴藏无复晚明旧观。帝王及其他上层统治者，无力顾及艺术品鉴藏。自康熙平定叛乱后，政局稳定，朝廷开“博学鸿词科”笼络文人，清朝文化整体上趋于繁荣。陶瓷鉴藏逐步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深受汉文化熏陶，对鉴藏也格外热衷，特别是乾隆帝嗜古成癖，将包括陶瓷器在内的古物鉴藏推向高峰。
一
清初统治者虽来自关外，但不似元初蒙古族君主排斥瓷器，而继承明代传统，将瓷器纳入礼器范畴。清人入关后，沿用明制，宗庙祭器皆用瓷[1]，是瓷器受到珍重的重要原因。康雍乾时期，在“南画北渡”[2]的同时，青铜器、玉器、陶瓷漆器等也“南器北迁”[3]。清廷通过各种方式汇聚天下古物珍玩，内府蓄藏丰厚，涉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名物重器及仿品，所藏历代名窑瓷器更是纷繁多样、数量庞大，从宋代定、汝、官、哥、钧、龙泉等古窑器到明代永、宣、成、嘉、万诸窑名品无所不包。与此同时，还大量仿造宋、元、明各朝瓷器，并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帝王的鉴藏需求。
清顺治及康熙初年，景德镇窑业不甚景气[4]，自康熙十九年（1680）始，朝廷派遣督窑官赴景德镇督造瓷器，景德镇官窑生产方逐步复兴。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御窑厂管理有方，督窑官为提高官窑瓷器的技艺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清代出现了以督陶官姓氏命名的臧窑、郎窑、年窑、唐窑。其中，唐窑器备受后世推崇。窑名的产生利于瓷器的品鉴与流通，这与陶瓷鉴藏、交易的发展以及陶瓷鉴藏知识体系的建立有极大关系。清盛期御窑厂承继明代，制瓷技艺更胜一筹，艺术上标新立异、雅俗共赏。康熙时还有刘源等名臣参与设计御用瓷器的器型和纹饰[5]，康、雍、乾时御窑厂因此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如《景德镇陶录》中所言“所造俱精莹纯全……萃工逞能，无不盛备”[6]。因此清盛期的御窑瓷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高的收藏价值，成为继宋、明瓷器之后的又一范本。
鉴藏者将清盛期的陶瓷名品视若瑰宝，后世无论官窑、民窑均频频仿烧。景德镇以及宜兴、德化、石湾等民间窑场，也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推出顺应鉴藏需求的产品部分入藏宫廷。举国上下赏鉴窑器蔚然成风。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江淮商贾阶层迅速崛起，带动了南方地区陶瓷鉴藏与交易。陶瓷生产与鉴藏、交易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至晚清时期，京沪两地均为艺术品交易中心。但是，民间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终究无法与皇家比肩，重要的名窑瓷器仍大量集中于宫廷。
二
清盛期，关心陶瓷鉴藏的帝王中，乾隆帝首屈一指，他对宋代定、汝、官、哥、钧窑器物分外重视，在御制诗中感慨“宋瓷方是瓷”。晚明文人鉴藏古窑器“以汝为冠”，清代依旧。乾隆帝尤爱汝窑瓷器，他曾令御窑厂仿烧，却感叹“仿汝不似汝”。乾隆帝一生创作诸多与瓷器相关的御制诗，数量仅次于其所写的咏玉器诗，其中关于宋代名窑的占较大比重。一件宋汝窑圆洗底足上刻有：
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
独缘世远称稀见，髻垦仍多入市求。
从末句可见其知晓定窑、汝窑的历史，认识到“官窑秘器”“稀见”，且对宋代名窑瓷器的市场流通状况有所了解，而该器上镌刻与玉相关的“比德”“朗润”印章，也体现出乾隆帝对汝瓷的珍重。汝窑瓷器绝大多数藏于清宫，在清中期的市场上已如吉光片羽，至晚期更加稀缺，而宋名窑中定窑、官窑、哥窑、钧窑、龙泉窑等名窑瓷器则比汝窑瓷器多见。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领衔的英国使团来华访问期间，乾隆帝赠送、赏赐英国王及其使团全体成员礼品130种，约3000件，含金银锦缎及各类奇珍异宝，其中仅有1件汝釉器物，而且是专赠英国王的，[7]可见其珍稀。不仅宋瓷被清代皇家奉为圭臬，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嘉靖等官窑瓷器亦得到帝王贵胄的垂青。清宫珍藏着数以千计的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瓷器精品。在清代档案中也有明确记载，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十八日，太监交各式玉器、瓷器15件，乾隆帝传旨：
俱入百什件，重华宫现设碗琰集百什件匣一件，着照样配做一件，将此玉器磁器装入，如不足用将先交出入，百什件器皿装用，先做样呈览。
其中包括三件宋、明瓷器：“成窑青花白地小碟一件（木座），宣窑小碟一件（木座口磕）……定窑撇口小罐一件（木座）。”[8]从一个侧面透露乾隆时期宫中收藏名窑瓷器的品种、陈设方式、场所等方面的信息。
明代御器厂瓷器在清代被视为瓷器仿烧的范本，乾隆后，嘉、道等朝又将康、雍、乾瓷器奉为楷模。[9]雍正、乾隆时期，御窑厂仿古瓷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谓“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10]。清宫旧藏的宋代至清代瓷器有力说明了清代统治者的鉴藏趣味和审美取向，从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档案中可知，雍正和乾隆皇帝不断将宋代及明代名窑瓷器原物发往景德镇，或将清宫制作的木样或画样发去，并令“依样烧造”。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宣德青花锦纹壮罐[11]，雍正时配烧新盖，乾隆时期又对该罐加以仿烧，这足以说明雍、乾二帝对于宣德瓷器的喜爱。据档案记载，不仅在皇帝所居住的宫殿、書房和所经之处常摆放名窑瓷器，还会大量制作多宝格、百什件以收纳各类器物供皇帝赏玩，这在帝王后妃像及描绘宫廷生活的绘画中也得到反映，如《康熙帝读书像》《雍正十二美人图》《是一是二图》《乾隆吉服像》[12]等。这些作品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所绘瓷器颇为细致写实，易于辨识，有的可与传世实物相印证。如《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所见的汝窑水仙盆、三足洗、钧窑花盆[13]、宣德红釉僧帽壶[14]等，实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
清盛期文人对陶瓷器鉴藏较之以往更加专注。雍、乾时期，思想桎梏尤为严酷，文字狱不断，令人心有余悸，为避免祸患，文人多谨言慎行，不敢涉及时事，对功名心灰意冷，而将精力转向考据和古物器玩鉴藏，“因器知政”[17]。在文人士大夫的帶动下，以铜器、陶瓷器为代表的古器物鉴藏自清中叶更为兴盛。据清代《河南汝州直隶州历代统属考》记乾隆十八年（1753）河南提督学政孙灏诗：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
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孙灏将汝窑与元明以来颇受关注的定窑相比较，一方面凸显当时汝瓷声价之高，另一方面说明官、哥、汝、定窑均受推崇，而定窑仍然是当时鉴藏与交易的标尺。乾隆时期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中也论及名窑瓷器，说到彭窑“效古定器……不甚值钱”，因藏家对定瓷的追捧，“市肆卖骨董者，竟称（彭窑器）为定器，非真赏家，尝以重价收之”，与《新增格古要论》中“彭窑”一节的内容大体相类，进一步说明定窑瓷器在古窑器购藏中的地位。其中，“真赏家”这一称谓值得关注，该称谓早在晚明便出现在书画鉴藏中[18]，反映文人士大夫对陶瓷鉴藏者身份的认同，体现出古陶瓷鉴藏、交易的进一步成熟。
嘉庆、道光时期，文人对陶瓷鉴藏的热忱有增无减。与之前年希尧、唐英等督陶官奉命行事有所作为不同，文人不仅从赏玩、鉴别、交易环节间接影响陶瓷发展，还在陶瓷器生产中发挥作用。陈鸿寿在任溧阳县令期间，常赴临县宜兴，在紫砂茶壶设计制作方面主动作为，直接推动了当时及后世宜兴紫砂陶的生产、鉴藏及交易。这部分文人雅士认识到陶瓷器是“劳心”与“劳力”的共同成果，良工名匠既要心灵，又需手巧。他们提升了陶瓷的文化品质与艺术格调，使之更能满足文人的精神需求，更易于进入上流社会的鉴藏视野。紫砂“曼生壶”[19]闻名遐迩，与宋“东坡壶”、明“供春壶”“大彬壶”及清初的“鸣远壶”等均成范式，盛传至今，意义非凡。清末藏家吴大澂等文人士大夫也曾参与设计、制作紫砂壶，无疑有助于打破士、工的隔膜，改变“贱工贵士”的观念。
三
嘉庆、道光以降，清王朝由盛转衰，艺术品交易却日趋兴盛，陶瓷赏鉴、收藏也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瓷器成为晚清古玩市场中交易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品种。这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其中崇古之风盛行及外来收藏者的推动使陶瓷鉴藏、交易较之书画，铜器等更为令人瞩目。自咸丰年间，陶瓷器鉴藏已出现“素”“华”并重的趋势。清代前期即承袭晚明风尚，但一般鉴藏者相对偏爱颜色釉和彩绘瓷，文人士大夫仍珍重高古陶瓷，不仅限于收藏宋元的瓷器，对上古陶器乃至秦汉瓦当等与古字、古代礼仪制度等相关的物品也尽力搜求，这类陶器也现身北京琉璃厂等地的市肆，甚至出现大量伪品。晚清市场交易的陶瓷品种总体上呈现出五光十色、纷纭璀璨的景象。高古器物与新品、仿品共存，名窑遗珍、缸瓦之器乃至残瓷断瓦皆备，国内鉴藏者最爱重的仍是汝、官、哥、定窑器，但名器基本上藏于内府和权贵之家，市肆上殊不易见，但钧瓷在元明时不似汝、定等窑器受推崇，而在清代却颇受追捧。宋代名窑器物在古玩市场中的地位最高，其中，定窑、官窑、哥窑的流通数量均多于汝窑。这与元明两代的交易品种、数量有相近之处，但钧窑、龙泉窑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相应增加，与清代鉴藏趣味的变化有关。因列强入侵，圆明园内府藏品外流，来华洋人热衷收藏瓷器，中国陶瓷鉴藏、交易的影响不再限于国内，也波及海外。清末，中国古陶瓷广泛流通于国际艺术市场，并跃升为最受欢迎的中国艺术品。清代陶瓷鉴藏、交易不仅集中于京城，还蔓延到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扬州、广州、景德镇等商业较为繁荣的城市及陶瓷产区。由于国内外多方力量的共同驱动，中国的陶瓷鉴藏及交易终致形成新旧杂糅、中西兼容的格局。
在国内，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古器物收藏的参与者增多。晚清缙绅士人深感国势日衰但无力回天，只能借收藏古物而寄情遣性，排解胸中抑郁。因古玩市肆的勃兴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包括布衣文人在内的普通民众也能借古玩鉴藏聊以自娱，他们多无力购藏金玉珍玩，却可拣选瓦缶之器。总之，上至名臣权宦，下至士绅商贾，均喜爱古陶瓷鉴藏。如陈介祺、吴大澂等大藏家所藏古物均有陶器，直隶总督端方也是晚清大藏家之一，号“陶斋”。而京城高官贵胄在闲暇时出入琉璃厂淘宝在晚清渐成风尚。在金石学、考据学的影响下，三代至秦汉陶器上的文字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成为其购藏高古陶瓷的主要动机之一，有关古陶瓷鉴藏的奇闻逸事也出现在清末民初文人笔记中。如光绪年间，张之洞曾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一古董店见一巨型古陶瓮，误以为真，因对瓮上铭文极感兴趣，遂以二千金购得，回府后“立招鄂官吏之博雅者来相参考”，且请“名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幕僚”[20]，可见当时士大夫对高古器物铭文的重视，也足见晚清权贵对陶瓷鉴藏的热衷已近于痴迷。
因受到欧美和日本等国鉴藏趣味的影响，适应洋人购藏需求的品种增多，导致晚清陶瓷交易品种变化明显。西洋人总体上“贵华贱素”，热衷于收购色彩鲜明、装饰性强的瓷器。早在嘉庆时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就已记载，景德镇瓷器多被“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25]。而日本人更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欣赏趣味与元明士大夫更为接近。洋人也颇重宋代名窑瓷器，因此在琉璃厂曾流传“钧窑无对，窑变无双”，还有“钧窑片瓦值千金”的说法，虽是夸大其词，但也反映了钧窑瓷器的价格甚高，即便是钧窑瓷片也被购藏，甚至被镶嵌在紫檀或金丝楠木挂屏上，或将其做成各种古器物形象，易于清供把玩。国外藏家亦偏爱钧窑，英、法、美、日等国购藏者的购买力是国人难以匹敌的，加之自17世纪起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物离乡贵”等多重因素导致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达到高潮，“欧美斐澳，恐后争先，一金之值，腾涌千百，茗瓯酒盏，叹为不世之珍；尺瓶寸盂，视为无上之品”，直接影响此后的国际艺术市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外购藏者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依然十分旺盛，他们的鉴藏趣味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晚清时古玩商界流传着“英国、美国人爱钧窑瓷器，法国人爱法花釉，日本人爱龙泉窑瓷器”[26]的说法。除宋名窑瓷器畅销，明清官窑瓷器在市场中也受到国内外藏家的重视，明永乐、宣德青花，成化斗彩，雍正、乾隆粉彩是当时较受瞩目的品类。如加拿大人福开森于1886年来华，在中国居住六十年。光绪二十年（1896）前后，他在琉璃厂收购文物运往美国，交易时多不还价，但因国内商人不知国外行情，要价亦不敢出格。由于英、美、日等国藏家及文博机构对中国古陶瓷有相对深入的研究，能够充分认识到宋代名窑瓷器的艺术价值，因此频出高价购藏官窑、龙泉窑、钧窑等名窑瓷器。晚清以来，外国藏家在北京琉璃厂等地购藏宋名窑瓷器的故事层出不穷，一件瓷器价格可高达上万银圆，能在北京东郊平原购得数百亩良田。洋人所购名窑瓷器最终多流入各国公立博物馆或大资本家手中，在国外的成交价更高于中国境内。
由于欧美藏家格外爱重工艺精湛的清代官窑彩绘瓷，清朝康、雍、乾官窑瓷器名品声誉日隆，身价陡增，在市场上逐渐超越了明代官窑瓷器的价格。据当时人记载，“至于瓷器，康熙十倍宣成，雍乾又倍康熙”。这种现象令国人感慨，震钧《天咫偶闻》中述及珐琅彩瓷器“以料石为胎，画折枝花卉，绝无巨者，瓶高三寸，索值五百金，真瓷妖矣”。《饮流斋说瓷》中记录珐琅彩瓷“所绘乃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以人物为最难得，即绘杏林春燕，声价亦腾噪寰区，疏柳野凫亦殊绝也”“同时仿者，值亦相等也”。清代其他瓷器名品也为西方人所重，价格甚高，“素三彩……西人嗜此，声价极高，一瓶之值辄及万金。以怪兽最为奇特，人物次之，若花鸟价亦不赀也”[27]，甚至“故有明知新制者，亦出重价以购之。闻某西人以数百金定制瓶一对，即此类也”[28]。深谙制瓷之道的文人鉴藏家许之衡对清末瓷器交易品种、价格等方面的记述甚详，足见这类交易在当时受瞩目的程度。 五
随着陶瓷鉴藏、交易的进一步发展，有关著作相继问世，这对陶瓷研究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古代艺术品鉴藏的角度看，陶瓷鉴藏晚于书画、青铜器，瓷学的产生也远远滞后于书学和画学。从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看，瓷学也远逊于书学和画学，但较之漆器、玉器、金银器等古代名物的鉴藏与研究则更胜一筹。这源自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贱工贵士”的观念，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无关联。自宋以来，涉及陶瓷賞鉴、收藏、交易的记载日渐增多，但相关内容均散见于诗文笔记中，篇幅有限。有的仅存只言片语，而未形成知识体系，鲜见独立成篇的与瓷学相关的著述。但入清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书画著录也出现了对陶瓷装饰的记录，如清代王原祁等人所辑《佩文斋书画谱》论述：“明代嘉靖官窑花彩有五十多种之多，其彩画之诡奇，绘事之伟丽，几于不可方物。”[29]瓷器画样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一方面说明瓷绘艺术水平颇高，另一方面反映了清代文人对瓷画的鉴赏及其审美偏好。清中期，因陶瓷鉴藏活动的兴盛，亦得益于金石学与考据学的带动，部分文人在赏鉴陶瓷之余还潜心研究，致使专论陶瓷的著作开始出现，如，雍乾时的《南窑笔记》、唐英的《陶人心语》《陶冶图说》，乾隆时吴骞的《阳羡茗陶录》、朱琰的《陶说》，嘉庆时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光绪末期陈浏的《匋雅》（初名《瓷学》），清末民国初期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刘子芬《竹园陶说》等。其中《饮流斋说瓷》堪谓清末瓷学集大成之作。该书条理分明，内容较为完备，在总结前人知识与个人见闻的基础上，博览约取，叙述翔实，而且收集了大量专门的陶瓷学名和俗称，为后人保留下众多的历史名词与古董术语，至今仍为中外博物馆及文物界相沿使用，甚至当作国际通用名，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在现代陶瓷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0]《饮流斋说瓷》中提及“‘柴、汝、官、哥、定’一语为瓷学家之恒言”，体现出清末陶瓷研究者对于瓷学的形成达成一定共识，且将相关研究者称为瓷学家。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儒家“重道轻器”的观念发生改变，“实业救国”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变法维新后，知识阶层开始“重实学”，既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和文化使命感，又为时势所驱动。曾留学日本、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许之衡成为瓷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建构者，在以他为代表的学人们的推动下，陶瓷研究逐步被纳入近代学术体系之中，所处的从属地位也得到相应改变，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甚至蜚声海外，被国外学界所重。如朱琰《陶说》传至日本，被盐田力耕翻译成日文于1944年出版。瓷学的发展促进了近代陶瓷研究与教育的进步，民国前期瓷学界并称“南张北叶”的张浩与叶麟趾最早于国内兴办陶瓷学校、在高等院校内开设陶瓷课程[31]，致力于培养新型陶瓷人才。陶瓷研究和教育体系的建立推动了近现代中国陶瓷生产，对陶瓷器鉴藏、交易也不无裨益。
结 语
中国古陶瓷鉴藏、交易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陶瓷器相对于金银、玉、铜器等价格低廉，大多为平民百姓可望亦可及的物品，具有普适性。清代，陶瓷鉴藏者众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清高宗等帝王，又有陈鸿寿、吴大澂、张之洞等士大夫，还有杨彭年、杨凤年等工匠，乃至陈浏一类底层文人。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也使得陶瓷鉴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有益于古窑器的保存。古代陶瓷交易也促进了相关人才的培养，从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中涌现出来的古陶瓷经营、鉴定者为近现代陶瓷研究的开展及陶瓷学科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从市肆走向故宫博物院及其他文博机构的行家里手成为现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管理等方面的领军人物。清代古代陶瓷鉴藏、交易在长期发展过程积累的知识、经验弥足珍贵，其价值毋庸置疑，至今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吴明娣、常乃青/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注 释
[1] 王戈，《清代瓷制礼记：礼制的归附与传承》，载于《紫禁城》2006年第1期，66—67页。
[2] 刘金库，《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3] 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掠夺江南私家收藏，其中包括项元汴等藏家的书画器玩，后多归于内府，古窑器理应包含古窑器。参见梁江，《中国美术鉴藏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4] 顺治十一年（1654），景德镇建御窑厂，奉造龙缸，顺治十六年（1659），奉造栏板一次，均未成。参见傅振伦著、孙彦整理，《景德镇陶录详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4页。
[5] 清代御窑瓷器基本上都是遵照内廷所颁样式进行生产的。康熙十九年（1680）后，御窑厂窑工们所遵的样式由内府颁发，原稿出自河南开封祥符人刘源之手，且是在进呈皇帝得到认可后才发往江西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载：“刑部主事伴阮兄，河南祥符人。一一在内廷供奉时，呈瓷样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近日所用之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而总不知出自刘伴阮者。”参见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180页。
[6] 同注[4]，68页。
[7] 这件瓷器名为汝釉八方瓶，其他名窑瓷器包括钧釉花觚、官釉双管瓶，未必是宋瓷，可能为清代仿烧之物。参见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121页。
[8] 张荣，《乾隆朝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7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版，254页。
[9] 冯先铭，《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12页。 [10] （清）蓝浦、（清）郑廷桂著，连冕编注，《景德镇陶录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141页。
[1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112—113页。
[12] 刘伟，《帝王与宮廷瓷器（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392页。
[13] 刘涛，《宋瓷笔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4页、19页。
[14] 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129页。
[15]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第四十回：“……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参见（清）曹雪芹、（清）高鹗著，《红楼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6] （明）刘侗、（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40页。
[17] 出自清乾隆刑部尚书裘日修的《陶说》序：“后之视今，因器以知政，故不独为博雅君子讨论之资矣。”参见陆建初，《古陶瓷识鉴讲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85页。
[18] 如《赵荣禄松竹草堂图咏跋》言：“不识真赏家何以命我。时崇祯辛未岁重阳日。”参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422页。
[19] 曼生壶形制古雅，吸收了铜器、瓦当等古器物造型元素，融诗、书、画、印于一器。是经陈曼生亲自设计，再由杨家彭年、宝年、凤年兄妹等名工制作而成。
[20] 易宗夔《新世说》、卓从乾《杏轩偶录》、葛庵《清代名人遗事》均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参见唐浩明《张之洞》，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1109—1111页。
[21] 吴明娣、范俊卿，《清代北京古玩市场考略》，收录于吴明娣主编，《艺术市场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34页。
[2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32页。
[23] 许之衡著，叶喆民译注，《饮流斋说瓷译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77页。
[24] 同注[25]，159页。
[25] 同注[4]，30—31页。
[26] 郭豫斌主编，《大师鉴宝：陈重远鉴宝掌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108页。
[27] 同注[25]，71页。
[28] 同注[25]，159页。
[29] 同注[25]，18页。
[30] 同注[25]，9页。
[31] 张浩与叶麟趾均曾于光绪年间留学日本，宣统二年（1910），张浩与御窑厂的康达在江西省鄱阳县高门共同筹办中国陶业学堂（今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讲授《应用陶瓷》，后在北平国立艺专陶瓷科担任主任教授。
[关键词] 清代 陶瓷 鉴藏 交易
清朝建立后，天下一统，但局部地区战乱频仍，特别是三藩之乱，使南方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包括陶瓷在内的艺术品鉴藏无复晚明旧观。帝王及其他上层统治者，无力顾及艺术品鉴藏。自康熙平定叛乱后，政局稳定，朝廷开“博学鸿词科”笼络文人，清朝文化整体上趋于繁荣。陶瓷鉴藏逐步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深受汉文化熏陶，对鉴藏也格外热衷，特别是乾隆帝嗜古成癖，将包括陶瓷器在内的古物鉴藏推向高峰。
一
清初统治者虽来自关外，但不似元初蒙古族君主排斥瓷器，而继承明代传统，将瓷器纳入礼器范畴。清人入关后，沿用明制，宗庙祭器皆用瓷[1]，是瓷器受到珍重的重要原因。康雍乾时期，在“南画北渡”[2]的同时，青铜器、玉器、陶瓷漆器等也“南器北迁”[3]。清廷通过各种方式汇聚天下古物珍玩，内府蓄藏丰厚，涉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名物重器及仿品，所藏历代名窑瓷器更是纷繁多样、数量庞大，从宋代定、汝、官、哥、钧、龙泉等古窑器到明代永、宣、成、嘉、万诸窑名品无所不包。与此同时，还大量仿造宋、元、明各朝瓷器，并不断推陈出新，以满足帝王的鉴藏需求。
清顺治及康熙初年，景德镇窑业不甚景气[4]，自康熙十九年（1680）始，朝廷派遣督窑官赴景德镇督造瓷器，景德镇官窑生产方逐步复兴。康、雍、乾时期统治者对御窑厂管理有方，督窑官为提高官窑瓷器的技艺水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清代出现了以督陶官姓氏命名的臧窑、郎窑、年窑、唐窑。其中，唐窑器备受后世推崇。窑名的产生利于瓷器的品鉴与流通，这与陶瓷鉴藏、交易的发展以及陶瓷鉴藏知识体系的建立有极大关系。清盛期御窑厂承继明代，制瓷技艺更胜一筹，艺术上标新立异、雅俗共赏。康熙时还有刘源等名臣参与设计御用瓷器的器型和纹饰[5]，康、雍、乾时御窑厂因此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如《景德镇陶录》中所言“所造俱精莹纯全……萃工逞能，无不盛备”[6]。因此清盛期的御窑瓷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很高的收藏价值，成为继宋、明瓷器之后的又一范本。
鉴藏者将清盛期的陶瓷名品视若瑰宝，后世无论官窑、民窑均频频仿烧。景德镇以及宜兴、德化、石湾等民间窑场，也在时代风尚的影响下，推出顺应鉴藏需求的产品部分入藏宫廷。举国上下赏鉴窑器蔚然成风。以扬州盐商为代表的江淮商贾阶层迅速崛起，带动了南方地区陶瓷鉴藏与交易。陶瓷生产与鉴藏、交易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增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至晚清时期，京沪两地均为艺术品交易中心。但是，民间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终究无法与皇家比肩，重要的名窑瓷器仍大量集中于宫廷。
二
清盛期，关心陶瓷鉴藏的帝王中，乾隆帝首屈一指，他对宋代定、汝、官、哥、钧窑器物分外重视，在御制诗中感慨“宋瓷方是瓷”。晚明文人鉴藏古窑器“以汝为冠”，清代依旧。乾隆帝尤爱汝窑瓷器，他曾令御窑厂仿烧，却感叹“仿汝不似汝”。乾隆帝一生创作诸多与瓷器相关的御制诗，数量仅次于其所写的咏玉器诗，其中关于宋代名窑的占较大比重。一件宋汝窑圆洗底足上刻有：
只以光芒嫌定州，官窑秘器作珍留。
独缘世远称稀见，髻垦仍多入市求。
从末句可见其知晓定窑、汝窑的历史，认识到“官窑秘器”“稀见”，且对宋代名窑瓷器的市场流通状况有所了解，而该器上镌刻与玉相关的“比德”“朗润”印章，也体现出乾隆帝对汝瓷的珍重。汝窑瓷器绝大多数藏于清宫，在清中期的市场上已如吉光片羽，至晚期更加稀缺，而宋名窑中定窑、官窑、哥窑、钧窑、龙泉窑等名窑瓷器则比汝窑瓷器多见。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领衔的英国使团来华访问期间，乾隆帝赠送、赏赐英国王及其使团全体成员礼品130种，约3000件，含金银锦缎及各类奇珍异宝，其中仅有1件汝釉器物，而且是专赠英国王的，[7]可见其珍稀。不仅宋瓷被清代皇家奉为圭臬，明代的永乐、宣德、成化、嘉靖等官窑瓷器亦得到帝王贵胄的垂青。清宫珍藏着数以千计的明代景德镇御器厂生产的瓷器精品。在清代档案中也有明确记载，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五月十八日，太监交各式玉器、瓷器15件，乾隆帝传旨：
俱入百什件，重华宫现设碗琰集百什件匣一件，着照样配做一件，将此玉器磁器装入，如不足用将先交出入，百什件器皿装用，先做样呈览。
其中包括三件宋、明瓷器：“成窑青花白地小碟一件（木座），宣窑小碟一件（木座口磕）……定窑撇口小罐一件（木座）。”[8]从一个侧面透露乾隆时期宫中收藏名窑瓷器的品种、陈设方式、场所等方面的信息。
明代御器厂瓷器在清代被视为瓷器仿烧的范本，乾隆后，嘉、道等朝又将康、雍、乾瓷器奉为楷模。[9]雍正、乾隆时期，御窑厂仿古瓷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可谓“仿肖古名窑诸器，无不媲美；仿各种名釉，无不巧合”[10]。清宫旧藏的宋代至清代瓷器有力说明了清代统治者的鉴藏趣味和审美取向，从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档案中可知，雍正和乾隆皇帝不断将宋代及明代名窑瓷器原物发往景德镇，或将清宫制作的木样或画样发去，并令“依样烧造”。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宣德青花锦纹壮罐[11]，雍正时配烧新盖，乾隆时期又对该罐加以仿烧，这足以说明雍、乾二帝对于宣德瓷器的喜爱。据档案记载，不仅在皇帝所居住的宫殿、書房和所经之处常摆放名窑瓷器，还会大量制作多宝格、百什件以收纳各类器物供皇帝赏玩，这在帝王后妃像及描绘宫廷生活的绘画中也得到反映，如《康熙帝读书像》《雍正十二美人图》《是一是二图》《乾隆吉服像》[12]等。这些作品出自宫廷画师之手，所绘瓷器颇为细致写实，易于辨识，有的可与传世实物相印证。如《雍正十二美人图》中所见的汝窑水仙盆、三足洗、钧窑花盆[13]、宣德红釉僧帽壶[14]等，实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
清盛期文人对陶瓷器鉴藏较之以往更加专注。雍、乾时期，思想桎梏尤为严酷，文字狱不断，令人心有余悸，为避免祸患，文人多谨言慎行，不敢涉及时事，对功名心灰意冷，而将精力转向考据和古物器玩鉴藏，“因器知政”[17]。在文人士大夫的帶动下，以铜器、陶瓷器为代表的古器物鉴藏自清中叶更为兴盛。据清代《河南汝州直隶州历代统属考》记乾隆十八年（1753）河南提督学政孙灏诗：
官哥配汝非汝俦，声价当时压定州。
皿虫为蛊物之蠹，人巧久绝天难留。
孙灏将汝窑与元明以来颇受关注的定窑相比较，一方面凸显当时汝瓷声价之高，另一方面说明官、哥、汝、定窑均受推崇，而定窑仍然是当时鉴藏与交易的标尺。乾隆时期唐秉钧《文房肆考》卷三中也论及名窑瓷器，说到彭窑“效古定器……不甚值钱”，因藏家对定瓷的追捧，“市肆卖骨董者，竟称（彭窑器）为定器，非真赏家，尝以重价收之”，与《新增格古要论》中“彭窑”一节的内容大体相类，进一步说明定窑瓷器在古窑器购藏中的地位。其中，“真赏家”这一称谓值得关注，该称谓早在晚明便出现在书画鉴藏中[18]，反映文人士大夫对陶瓷鉴藏者身份的认同，体现出古陶瓷鉴藏、交易的进一步成熟。
嘉庆、道光时期，文人对陶瓷鉴藏的热忱有增无减。与之前年希尧、唐英等督陶官奉命行事有所作为不同，文人不仅从赏玩、鉴别、交易环节间接影响陶瓷发展，还在陶瓷器生产中发挥作用。陈鸿寿在任溧阳县令期间，常赴临县宜兴，在紫砂茶壶设计制作方面主动作为，直接推动了当时及后世宜兴紫砂陶的生产、鉴藏及交易。这部分文人雅士认识到陶瓷器是“劳心”与“劳力”的共同成果，良工名匠既要心灵，又需手巧。他们提升了陶瓷的文化品质与艺术格调，使之更能满足文人的精神需求，更易于进入上流社会的鉴藏视野。紫砂“曼生壶”[19]闻名遐迩，与宋“东坡壶”、明“供春壶”“大彬壶”及清初的“鸣远壶”等均成范式，盛传至今，意义非凡。清末藏家吴大澂等文人士大夫也曾参与设计、制作紫砂壶，无疑有助于打破士、工的隔膜，改变“贱工贵士”的观念。
三
嘉庆、道光以降，清王朝由盛转衰，艺术品交易却日趋兴盛，陶瓷赏鉴、收藏也较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瓷器成为晚清古玩市场中交易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品种。这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其中崇古之风盛行及外来收藏者的推动使陶瓷鉴藏、交易较之书画，铜器等更为令人瞩目。自咸丰年间，陶瓷器鉴藏已出现“素”“华”并重的趋势。清代前期即承袭晚明风尚，但一般鉴藏者相对偏爱颜色釉和彩绘瓷，文人士大夫仍珍重高古陶瓷，不仅限于收藏宋元的瓷器，对上古陶器乃至秦汉瓦当等与古字、古代礼仪制度等相关的物品也尽力搜求，这类陶器也现身北京琉璃厂等地的市肆，甚至出现大量伪品。晚清市场交易的陶瓷品种总体上呈现出五光十色、纷纭璀璨的景象。高古器物与新品、仿品共存，名窑遗珍、缸瓦之器乃至残瓷断瓦皆备，国内鉴藏者最爱重的仍是汝、官、哥、定窑器，但名器基本上藏于内府和权贵之家，市肆上殊不易见，但钧瓷在元明时不似汝、定等窑器受推崇，而在清代却颇受追捧。宋代名窑器物在古玩市场中的地位最高，其中，定窑、官窑、哥窑的流通数量均多于汝窑。这与元明两代的交易品种、数量有相近之处，但钧窑、龙泉窑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相应增加，与清代鉴藏趣味的变化有关。因列强入侵，圆明园内府藏品外流，来华洋人热衷收藏瓷器，中国陶瓷鉴藏、交易的影响不再限于国内，也波及海外。清末，中国古陶瓷广泛流通于国际艺术市场，并跃升为最受欢迎的中国艺术品。清代陶瓷鉴藏、交易不仅集中于京城，还蔓延到天津、南京、上海、苏州、扬州、广州、景德镇等商业较为繁荣的城市及陶瓷产区。由于国内外多方力量的共同驱动，中国的陶瓷鉴藏及交易终致形成新旧杂糅、中西兼容的格局。
在国内，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中，古器物收藏的参与者增多。晚清缙绅士人深感国势日衰但无力回天，只能借收藏古物而寄情遣性，排解胸中抑郁。因古玩市肆的勃兴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包括布衣文人在内的普通民众也能借古玩鉴藏聊以自娱，他们多无力购藏金玉珍玩，却可拣选瓦缶之器。总之，上至名臣权宦，下至士绅商贾，均喜爱古陶瓷鉴藏。如陈介祺、吴大澂等大藏家所藏古物均有陶器，直隶总督端方也是晚清大藏家之一，号“陶斋”。而京城高官贵胄在闲暇时出入琉璃厂淘宝在晚清渐成风尚。在金石学、考据学的影响下，三代至秦汉陶器上的文字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成为其购藏高古陶瓷的主要动机之一，有关古陶瓷鉴藏的奇闻逸事也出现在清末民初文人笔记中。如光绪年间，张之洞曾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一古董店见一巨型古陶瓮，误以为真，因对瓮上铭文极感兴趣，遂以二千金购得，回府后“立招鄂官吏之博雅者来相参考”，且请“名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幕僚”[20]，可见当时士大夫对高古器物铭文的重视，也足见晚清权贵对陶瓷鉴藏的热衷已近于痴迷。
因受到欧美和日本等国鉴藏趣味的影响，适应洋人购藏需求的品种增多，导致晚清陶瓷交易品种变化明显。西洋人总体上“贵华贱素”，热衷于收购色彩鲜明、装饰性强的瓷器。早在嘉庆时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就已记载，景德镇瓷器多被“粤东人”“贩去与洋鬼子载市，式多奇巧，岁无定样”[25]。而日本人更多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欣赏趣味与元明士大夫更为接近。洋人也颇重宋代名窑瓷器，因此在琉璃厂曾流传“钧窑无对，窑变无双”，还有“钧窑片瓦值千金”的说法，虽是夸大其词，但也反映了钧窑瓷器的价格甚高，即便是钧窑瓷片也被购藏，甚至被镶嵌在紫檀或金丝楠木挂屏上，或将其做成各种古器物形象，易于清供把玩。国外藏家亦偏爱钧窑，英、法、美、日等国购藏者的购买力是国人难以匹敌的，加之自17世纪起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物离乡贵”等多重因素导致欧洲的中国瓷器收藏达到高潮，“欧美斐澳，恐后争先，一金之值，腾涌千百，茗瓯酒盏，叹为不世之珍；尺瓶寸盂，视为无上之品”，直接影响此后的国际艺术市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国外购藏者对中国瓷器的需求依然十分旺盛，他们的鉴藏趣味有共性，也存在差异。晚清时古玩商界流传着“英国、美国人爱钧窑瓷器，法国人爱法花釉，日本人爱龙泉窑瓷器”[26]的说法。除宋名窑瓷器畅销，明清官窑瓷器在市场中也受到国内外藏家的重视，明永乐、宣德青花，成化斗彩，雍正、乾隆粉彩是当时较受瞩目的品类。如加拿大人福开森于1886年来华，在中国居住六十年。光绪二十年（1896）前后，他在琉璃厂收购文物运往美国，交易时多不还价，但因国内商人不知国外行情，要价亦不敢出格。由于英、美、日等国藏家及文博机构对中国古陶瓷有相对深入的研究，能够充分认识到宋代名窑瓷器的艺术价值，因此频出高价购藏官窑、龙泉窑、钧窑等名窑瓷器。晚清以来，外国藏家在北京琉璃厂等地购藏宋名窑瓷器的故事层出不穷，一件瓷器价格可高达上万银圆，能在北京东郊平原购得数百亩良田。洋人所购名窑瓷器最终多流入各国公立博物馆或大资本家手中，在国外的成交价更高于中国境内。
由于欧美藏家格外爱重工艺精湛的清代官窑彩绘瓷，清朝康、雍、乾官窑瓷器名品声誉日隆，身价陡增，在市场上逐渐超越了明代官窑瓷器的价格。据当时人记载，“至于瓷器，康熙十倍宣成，雍乾又倍康熙”。这种现象令国人感慨，震钧《天咫偶闻》中述及珐琅彩瓷器“以料石为胎，画折枝花卉，绝无巨者，瓶高三寸，索值五百金，真瓷妖矣”。《饮流斋说瓷》中记录珐琅彩瓷“所绘乃于极工致中饶极清韵之致，以人物为最难得，即绘杏林春燕，声价亦腾噪寰区，疏柳野凫亦殊绝也”“同时仿者，值亦相等也”。清代其他瓷器名品也为西方人所重，价格甚高，“素三彩……西人嗜此，声价极高，一瓶之值辄及万金。以怪兽最为奇特，人物次之，若花鸟价亦不赀也”[27]，甚至“故有明知新制者，亦出重价以购之。闻某西人以数百金定制瓶一对，即此类也”[28]。深谙制瓷之道的文人鉴藏家许之衡对清末瓷器交易品种、价格等方面的记述甚详，足见这类交易在当时受瞩目的程度。 五
随着陶瓷鉴藏、交易的进一步发展，有关著作相继问世，这对陶瓷研究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从中国古代艺术品鉴藏的角度看，陶瓷鉴藏晚于书画、青铜器，瓷学的产生也远远滞后于书学和画学。从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知识体系的完整性看，瓷学也远逊于书学和画学，但较之漆器、玉器、金银器等古代名物的鉴藏与研究则更胜一筹。这源自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器”“贱工贵士”的观念，也与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无关联。自宋以来，涉及陶瓷賞鉴、收藏、交易的记载日渐增多，但相关内容均散见于诗文笔记中，篇幅有限。有的仅存只言片语，而未形成知识体系，鲜见独立成篇的与瓷学相关的著述。但入清后有了明显的变化，书画著录也出现了对陶瓷装饰的记录，如清代王原祁等人所辑《佩文斋书画谱》论述：“明代嘉靖官窑花彩有五十多种之多，其彩画之诡奇，绘事之伟丽，几于不可方物。”[29]瓷器画样引起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一方面说明瓷绘艺术水平颇高，另一方面反映了清代文人对瓷画的鉴赏及其审美偏好。清中期，因陶瓷鉴藏活动的兴盛，亦得益于金石学与考据学的带动，部分文人在赏鉴陶瓷之余还潜心研究，致使专论陶瓷的著作开始出现，如，雍乾时的《南窑笔记》、唐英的《陶人心语》《陶冶图说》，乾隆时吴骞的《阳羡茗陶录》、朱琰的《陶说》，嘉庆时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光绪末期陈浏的《匋雅》（初名《瓷学》），清末民国初期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刘子芬《竹园陶说》等。其中《饮流斋说瓷》堪谓清末瓷学集大成之作。该书条理分明，内容较为完备，在总结前人知识与个人见闻的基础上，博览约取，叙述翔实，而且收集了大量专门的陶瓷学名和俗称，为后人保留下众多的历史名词与古董术语，至今仍为中外博物馆及文物界相沿使用，甚至当作国际通用名，有助于中外文化交流和学术研究，在现代陶瓷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0]《饮流斋说瓷》中提及“‘柴、汝、官、哥、定’一语为瓷学家之恒言”，体现出清末陶瓷研究者对于瓷学的形成达成一定共识，且将相关研究者称为瓷学家。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救亡图存的巨大压力下，儒家“重道轻器”的观念发生改变，“实业救国”的思想逐步深入人心。变法维新后，知识阶层开始“重实学”，既出于个人的远见卓识和文化使命感，又为时势所驱动。曾留学日本、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许之衡成为瓷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建构者，在以他为代表的学人们的推动下，陶瓷研究逐步被纳入近代学术体系之中，所处的从属地位也得到相应改变，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甚至蜚声海外，被国外学界所重。如朱琰《陶说》传至日本，被盐田力耕翻译成日文于1944年出版。瓷学的发展促进了近代陶瓷研究与教育的进步，民国前期瓷学界并称“南张北叶”的张浩与叶麟趾最早于国内兴办陶瓷学校、在高等院校内开设陶瓷课程[31]，致力于培养新型陶瓷人才。陶瓷研究和教育体系的建立推动了近现代中国陶瓷生产，对陶瓷器鉴藏、交易也不无裨益。
结 语
中国古陶瓷鉴藏、交易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陶瓷器相对于金银、玉、铜器等价格低廉，大多为平民百姓可望亦可及的物品，具有普适性。清代，陶瓷鉴藏者众多，涉及社会各个阶层，既有清高宗等帝王，又有陈鸿寿、吴大澂、张之洞等士大夫，还有杨彭年、杨凤年等工匠，乃至陈浏一类底层文人。不同社会群体的参与也使得陶瓷鉴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有益于古窑器的保存。古代陶瓷交易也促进了相关人才的培养，从清末民初琉璃厂古玩铺中涌现出来的古陶瓷经营、鉴定者为近现代陶瓷研究的开展及陶瓷学科的建立做出了贡献。从市肆走向故宫博物院及其他文博机构的行家里手成为现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管理等方面的领军人物。清代古代陶瓷鉴藏、交易在长期发展过程积累的知识、经验弥足珍贵，其价值毋庸置疑，至今仍发挥着积极作用。
（吴明娣、常乃青/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注 释
[1] 王戈，《清代瓷制礼记：礼制的归附与传承》，载于《紫禁城》2006年第1期，66—67页。
[2] 刘金库，《南画北渡：清代书画鉴藏中心研究》，台湾石头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3] 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掠夺江南私家收藏，其中包括项元汴等藏家的书画器玩，后多归于内府，古窑器理应包含古窑器。参见梁江，《中国美术鉴藏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
[4] 顺治十一年（1654），景德镇建御窑厂，奉造龙缸，顺治十六年（1659），奉造栏板一次，均未成。参见傅振伦著、孙彦整理，《景德镇陶录详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24页。
[5] 清代御窑瓷器基本上都是遵照内廷所颁样式进行生产的。康熙十九年（1680）后，御窑厂窑工们所遵的样式由内府颁发，原稿出自河南开封祥符人刘源之手，且是在进呈皇帝得到认可后才发往江西的。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一载：“刑部主事伴阮兄，河南祥符人。一一在内廷供奉时，呈瓷样数百种，烧成绝佳，即民间所谓御窑者是也……近日所用之及磁器、木器、漆器，仍遵其旧式，而总不知出自刘伴阮者。”参见王光尧，《中国古代官窑制度》，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180页。
[6] 同注[4]，68页。
[7] 这件瓷器名为汝釉八方瓶，其他名窑瓷器包括钧釉花觚、官釉双管瓶，未必是宋瓷，可能为清代仿烧之物。参见秦国经、高换婷，《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英国首次遣使访华实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121页。
[8] 张荣，《乾隆朝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7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6年版，254页。
[9] 冯先铭，《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载于《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1期，12页。 [10] （清）蓝浦、（清）郑廷桂著，连冕编注，《景德镇陶录图说》，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141页。
[11]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藏传世瓷器真赝对比历代古窑址标本图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版，112—113页。
[12] 刘伟，《帝王与宮廷瓷器（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392页。
[13] 刘涛，《宋瓷笔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4页、19页。
[14] 吴明娣，《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版，129页。
[15]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第四十回：“……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儿的白菊。”参见（清）曹雪芹、（清）高鹗著，《红楼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16] （明）刘侗、（明）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40页。
[17] 出自清乾隆刑部尚书裘日修的《陶说》序：“后之视今，因器以知政，故不独为博雅君子讨论之资矣。”参见陆建初，《古陶瓷识鉴讲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85页。
[18] 如《赵荣禄松竹草堂图咏跋》言：“不识真赏家何以命我。时崇祯辛未岁重阳日。”参见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422页。
[19] 曼生壶形制古雅，吸收了铜器、瓦当等古器物造型元素，融诗、书、画、印于一器。是经陈曼生亲自设计，再由杨家彭年、宝年、凤年兄妹等名工制作而成。
[20] 易宗夔《新世说》、卓从乾《杏轩偶录》、葛庵《清代名人遗事》均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参见唐浩明《张之洞》，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1109—1111页。
[21] 吴明娣、范俊卿，《清代北京古玩市场考略》，收录于吴明娣主编，《艺术市场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334页。
[22]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32页。
[23] 许之衡著，叶喆民译注，《饮流斋说瓷译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77页。
[24] 同注[25]，159页。
[25] 同注[4]，30—31页。
[26] 郭豫斌主编，《大师鉴宝：陈重远鉴宝掌故》，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108页。
[27] 同注[25]，71页。
[28] 同注[25]，159页。
[29] 同注[25]，18页。
[30] 同注[25]，9页。
[31] 张浩与叶麟趾均曾于光绪年间留学日本，宣统二年（1910），张浩与御窑厂的康达在江西省鄱阳县高门共同筹办中国陶业学堂（今景德镇陶瓷大学前身）。20世纪30年代，叶麟趾在北平大学工学院讲授《应用陶瓷》，后在北平国立艺专陶瓷科担任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