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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可轩、刘含初、魏野畴、李子洲、常士杰、许权中、王懋廷烈士材料
1967年8月25日
七烈士的历史，每人几万字，只能写个要点。现在只能像点名册子一样，先点将般地点一点，留待他日有暇再写。
1、史可轩，陕西，原籍兴平（？）。为反袁世凯帝制，与郭坚、胡景翼，同举义旗。郭率部北上陕北，连克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名城。胜利后，部队奸淫抢劫，郭本人被部下刺杀，部众四散，后只留得楊虎城一支。胡在关中、西安反陈树藩（袁氏走狗），陈倒，他人继代，胡率部出潼关，反袁在河南之爪牙，史同之，得大发展，形成在豫之陕军集团，声威雄壮。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更加扩大。直系许多军阀被曹吴在各次大战中输光，或归入他系，胡得发展赶上冯玉祥，于1923、1924年竟成曹吴后台依柱，故国民一、二、三军旗号一出，倒戈通电一发，曹吴慌忙下台，不敢恋栈。史在1921年左右，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早期最早下级军官入党之一。（史在1921、1922年为连营级军官。1923、1924年为营团级。1924至1926年为旅师级军衔。）从1922、1923、1924年党中央、北方局，把上海大学、黄埔一二期学生之中共党团员，给冯部及胡、孙三部调派百数十人，其中冯部最多，胡部以史部为多，孙部最少。到1923、1924、1925年，冯孙两部一致，尤以冯部齐一，孙部人马枪不多。胡部在胡生前已分数派，胡死（日医治死。胡为留日士官学生，陕人第二批留日生。首批为张祥初等）部下分为樊钟秀、史可轩、岳维峻、郑思成、高桂滋、孙良诚（？）方振武（？）梁冠英（？）邓宝珊，八九部。其中以史部人马最多，精锐，政治方面最优秀，共产党员最多，由中共领导，用马列主义武装，军风纪可与冯部争第一第二（在全国）。实际二、三两军与冯合作，以史为中心，为主。在未打出“国民一、二、三军”旗号之前，冯部之政工人员，史部以史为首之军官，首先提出“由于孙中山常败北。学苏联，学列宁，我们应举红旗，称中国红军的问题。”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认为不能，不许可。李大钊的北方局得陈不准，决定用“国民军”。时，南方尚无“国民革命军”出现，蒋介石尚未到黄埔军校。（见廖党代表仲恺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之讲话。——“蒋某不来也开学，来也开学……”）史为大革命西安中心人物之一。1927年夏秋，被朋友田生春（外号田虎儿）出卖，诱杀。烈士殉难，中共陕甘区党委专有纪念文件及遇难始末通告。
2、刘含初烈士，中部人（今黄陵县）。大革命国共两党中心要人之一。途中被杨衮派人用土匪抢人形式刺杀于1927年“反共潮流”到陕之时。中山学院院长。……。
3、魏野畴，陕西兴平人。北京大学中国历史系毕业。1922年至1924年在陕北榆林中学任史地教员。1925年到西安任陕甘区党委宣传部长。1926年至1927年任杨虎城17路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甘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山学院政治教官。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委。“西安政变”，专任杨虎城17路政治部主任，不久随部队离开陕西，到安徽。1928、29年，由杨部到高桂滋部，专成立一个教导团，吸收革命青年、中共党团员。在“阜阳”时，举起“红旗”，搞“阜阳暴动”，利用蒋冯阎战争，计划在安徽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渭华暴动”及豫皖军运工作，他付出许多血汗。到“阜阳兵暴”转战各地时，战争中牺牲。时日，地点，我未记。能查出。
五四运动，魏是北大学生中活动分子之一。可能比子洲小三二岁，低一二年级。可查出。
4、李子洲烈士。有子洲县。子洲陵园。1950年51年，西安，《群众日报》有子洲略传，由杨明轩、我，三人署名。实为我的稿子。可查找。子洲的传，我拟另写，今先点出。因非三二万字可写出。他的求学，教学，尚待查找资料。我只知他还曾派人到东北，沈阳，师范大学教书。（1925年前）。他自己曾在渭北中学、咸林中学也教过书。
5、常士杰，字汉三。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在南洋中学教书。精网球。精心理学。1924年至1926年春夏，任四师训育主任。1926年至1927年任四师校长。1926年参加中共。为李子洲、杨明轩心腹、助手。1927年，反革命封闭四师，一人担承，自己受敌三年言行不自由之限制，使敌一、二日即封校了事，教职员学生星散，无人受害受损伤，只受一时惶恐。二三百人，无一人向敌承认或坦白或自首或叛变，人人安全离绥，对党与团之秘密，没有只字片纸或丝毫泄露。1930年后，一直伴随杨明轩。1933年到北京，参加抗日同盟军，因已失败，未果。与我商议，又与杨同行动。1946年前，穷病殁于西安，杨明轩等葬之，为立石，有小传不详。
6、许权中，史可轩殁，继之。渭华暴动任司令员。唐澍任总指挥。1933年，抗日同盟军中，任第18师师长。1949年前，殁于关中，不详。可查出。
7、王懋廷，云南人。1924至1925年为四师教员。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赴京代表团主任。1925年至1927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专讲列宁《帝国主义论大纲》。“四一二”蒋介石“反共”，黄埔清党，被害牺牲。略传须另写。
关于徐梦周、钱青泉、刘维东、陶新畲材料
1967年8月25日
一、徐、钱、刘、陶，四人皆1925年前之上海大学学生。徐、陶为安徽人。刘为山东人。钱为江苏人。四人接踵相继由冯玉祥部来绥德四师，任教一时期。徐、刘同来，执教之日较多，近半年，1925年秋末来，1926年春初去。钱、陶晚来，时日颇短，执教才三两月。1926年春夏即离开四师。都是1922年由上海大学到河南冯玉祥部，参加过冯玉祥之倒戈曹（锟）吴（佩孚）。参加过迎孙中山北上。参加过首都革命。参加过冯部由北京退出，到察哈尔兵工筑路，修成张库汽车路。参加过冯部由察入外蒙，到苏联。他们都在北京亲见亲聆李大钊教益。亲给冯及其部下作政治工作，订定军风纪，改造军阀军队的旧习恶习劣习及改革旧军队规章制度。他们在部队入苏境，随冯到苏京，会见斯大林（列宁已逝）后，先史可轩返回，到库伦，经今“集二路”先来陕北，给史、冯作先行前锋。 二、徐、刘、陶、钱皆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个短时期。多者三四个月，少者一二月。四人中，刘、钱年纪较大，四师走时近三十岁。徐、陶年纪较少，才二十三四岁。徐之相貌最漂亮，乍视人皆疑为美姣女青年。虽女子多不及。徐专作《国民一军之分析》。钱青泉专作《冯玉祥自幼及今与其部队之改进简要报告》。刘作《革命成功后苏蒙见闻》。陶作《苏蒙中过去、现在、将来之关系》，附带将上海，北京，上海大学，上海党中央，北方局，党，团，中国革命，世界革命，马列主义，世界革命史，中苏将来，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建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第四国际，向奸细、叛徒、敌探反革命作斗争，在党地委、团地委的常委会、执委会议上，屡为讲解，介绍。关于第三国际，党中央从第一次至第三次大会的纲领、党章、宣言、决议、指示，讲述尤多尤细尤确。关于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各国革命运动之成败，第二国际的叛卖，工贼，世界反共产主义之反革命组织及活动，谆谆告诫，不遗余力。白日教书，在国文课中，讲授马列经典著作。夜晚同我们党团员开会，半夜鸡叫，夜以继日，十数夜，二三十夜不得休息、睡眠，席不暇暖，衣不解带，枕寝不安，疲劳挣扎，不倦不厌。
三、据他们谈，河南倒戈之前，已争论“举红旗，称红军问题”，各种争论之后，始定“国民军”之名称。但，也为“要去苏联，看看红军到底怎个样，奠下基础”。尤其给改造部队及兵工筑路，打稳思想、行动、言行一致开端。冯部原为正派北洋支源，从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曾亲教练之一。不过，早年不及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曹（锟，为第三师，段徐、冯为一、二师），吴为亲信、嫡系、直属而已。胡、孙（国民二、三军）二部则为反袁（1915年）而起的“土匪”（民间因其攻城，掠地），军风纪在当时不及北洋正规军。攻城胜，则抢劫奸淫，任意横行，无所不为。攻城败，则窜流四野，打家劫舍，绑票苛索。（二军余支，河南之败，根由源此。）去苏联，为学苏联，看苏联，“学唐僧取真经”，亲聆列、斯教导，参观亲睹苏联实境，了解真况，看真样子，活学实学，照样做，照样来，“借样”。求援求助，得援得助，只是“学苏”的产品、结果、收获而已。东北的“郭松龄倒戈”，事先，争论“称中国红军不？”更甚于河南。因日本助奉张，苏联助郭稍迟缓，致为日军压败。西北党内，议论中国何时何地如何“举红旗”，“称红军”，最早开始于四人来绥德之介绍“河南倒戈”。实际行动之争执，开始于党内讨论“中山舰事件”“北伐出师”（为什么北伐军不用红军名义？）、“冯部五原誓师”（从苏联回国，得苏助，有顾问，还如何不用“红军”名义？别于蒋？）。到1927春，武汉政府出现，“四一二”恶讯传到陕北，绥德地委内两条路线争论正式开始。四人虽已不在四师半年多了，但，实四人传播马列主义种苗，开始同右倾机会主义纷争之发端。李子洲烈士与四人研究，加上他从“五四”实践，所以，他在得到“四一二”恶讯，立即开始布置防止反革命逆流突袭之活动，成为运筹帷幄，指挥千里外之“清涧”及百里外之“渭华”起义，秘密领导者（党内），举起“红旗”，开始工农革命在西北的先导。绥德地委讨论“中山舰事件”，子洲尚在四师，亲身参加争论。欢送史可轩南下，子洲还参加地委中争论“为何还不用红旗？”之议论。欢送杨虎城南下，地委研究，杨为靖国军余支，余流，“土匪”多年，能改进、幸存，对刘镇华、北洋余孽之统治，起点破坏作用，即为对革命之最大供献。将来为“冯”“蒋”吞并、洗刷、淘汰之对象。史部为中共主力，给“红军”作奠基柱石。杨部能有点滴留到归入史部，便是万幸。两次议论，子洲烈士，身预其事。陕北，西北，“何时，何地，如何用‘红军’之名，进行革命”，子洲烈士，是早就“胸有成竹”的。四烈士是启发、引起议论的起头人，点火者。
四、徐从1926年秋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专到延安，聆教于毛主席。不幸在日机炸西安时，炸汉中时，被日机炸死于途中。
刘为山东潍县人。1926年至1927年，公开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常委，甘肃国民日报社长，主笔，编辑。秘密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长，中共甘肃国民党省党部“党团”书记（党组，机关党委书记，领导国民党省党部的）。1927年夏末秋初，甘肃国民日报社改组，省党部改组，他还打入，仍隐留在报社当编辑，党省部作执委，潜伏活动。后不闻下落。多年，未见到他叛变消息，极大可能为敌人从1930年至1936年间所杀害。
钱在兰州公开办一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三五十人一班，三月、六月一期。为冯部补充政工人员。至少招收了二三百名青年学生。公开为甘肃国民党省党委之一。（但，始终未太露锋芒。人多以左派国民党目之。秘密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1927年秋冬，甘肃国民党改组，他未再参加国民党省党部，也未被指出为“赤色”分子。）1927年至1930年尚在甘境，秘密为中共甘肃省委工作。后无音信。可能1931年至1936年间为敌杀害。
陶在1926、27年，往来陕甘，冯部政工工作为多。秘密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公开也用国民党左派人士掩护，但未出风头，未多露面，未甚暴露，也未出名。從1931年起，无消息。下落不明。估计，此人不会“坏了”。也做不出“恶事”“恶行”来。在绥德四师之日，言谈不及前三人爽利，举动周慎谨稳。
四人对冯部政工，对冯部士兵之改造，风纪之改良，对西北党、团，对西北革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与供献。
草草简述，只备他日有暇详记作备忘耳。
徐与中山学院优秀女生崔文玉（党员）结婚，生有、留有子女。
徐、崔及后代，知者西安有人。
关于周自封、惠金瑞、霍建德（？）国（？）惨案材料
1967年8月24日
一、周自封，清涧店子沟人。榆林中学1926年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店子沟高小校教员，做农民运动。担任党在店子沟的支部书记。由于店子沟在黄河岸之万山丛中，地极偏僻，敌人尚未注意到。1928年29年任店子沟高小校长，参加党店子沟区委委员工作。1929年，高克林到店子沟学校任教，担任区委书记，他们本地干部数人，参加党与团区委，接受陕北特委及清涧县委关于全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后，因外来干部，不易在清涧立足，清涧县委及各区区委，完全由本地干部充任。烈士参加党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1931年白明善烈士惨案后，团县委书记王希勃自杀殉白，周自封烈士同霍建德（？）国？（弟兄二人，皆为党员，一为榆中学生，一为延安四中学生，为兄者牺牲，被敌杀害。我记不清，故用？号。）、惠金瑞等组成党与团县委，继续坚持全县党与团之领导工作，与反革命敌人作殊死斗争。从1931年后，井岳秀、高双城部之左协中团，驻在清涧，勾结本地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大肆迫害，搜捕清涧共产党团员。继白明善被捕之后，1932年又有县委委员王人吉（榆中毕业），被捕由榆林法院判刑（二年半，1943年我见其判决书。）。城郊不少党团员及负责工作同志被迫不能存在或被捕被害。 烈士以县第一高小校校长，掩护县委，任县委书记，惠金瑞任团县委书记，霍任县委委员。1933（？）、34（？）年农五月（可向烈士家属调查，三十多年，我记不太的确），周、惠、霍三烈士被捕，被敌枪杀。这是我确知的左协中屠杀中共党团员，破坏中共党与团清涧县委的一次最巨大血案。陕北的党与团，从1924年至1934年，十年之内，23县的县委中，以这一血案及破坏为最重最大。其他各县，多在1934年被敌搜捕、自首、瓦解、溃乱、逃乱，未有如此一下被枪杀数人，搜捕受迫害数十者。
1950年之时，竟有学孙绍山叛徒称左协中为“善人”者。烈士们的鲜血，教训了清涧、陕北、西北的千千万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继续用二百万人，二十年的流汗、流泪、流血，同全国人民一道抗日救国，共同战胜美日蒋胡的蹂躏陕北，屠杀陕北，赢得全国胜利，屠杀烈士的刽子手、凶手左协中，反被称为“善人”，当着被左等用“电刑”伤损了我，使人闻之如坐针毯，如万锥刺心。我在北平敌区，听到烈士们牺牲的恶讯，哀痛无可用言语形容。1950年在解放了的西安，百万雄师解放江南，驱蒋贼如秋风扫落叶之际，听到把左协中称“善人”。烈士有知，同呼同哭！
二、惠金瑞，清涧南门外南乡××村人。1927年，在清涧县立第一高小校加入共青团。1928年任小组长。1929年任支部书记，区委委员，城区团区委书记。1929年我教他们时，暑假毕业，参加团县委工作，任团县委委员。记不清他是否在1929年秋或1930年去榆林或绥德，去升中学（向烈士家中调查可知）。同周自封一起被枪杀。被害时任清涧团县委书记。他同王希勃为同班同学，年龄比王大三、四岁。王任团县委书记时，惠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在学校中是优秀学生。学习成绩为甲等。
三、霍建德（？）国（？）清涧县城西门外，秀延河西岸的芦儿砭（？）沟？（村名）人。家距县城不及十里。榆林中学学生，记不清毕业了没？从他任教，可能未毕业。年纪比周自封小五六岁。为先后同学，周在早。可能是1926、27年才考入榆中。我记得，他在1928年任清涧县城内的初级小学校长（一高而外，又专有一初小）。1929年我在清涧时，仍任校长。党员。1929年为城区区委组织部长，县委候补委员。接受过六大决议的全部文件。这三烈士，都受过六大决议全部文件的教育。我离清涧后，他同师应三、周自封、刘耀三、刘益三……继我坚持。烈士的详细情况，可问师应三（西安）及王俊（真名霍建国？德）为烈士之胞弟、堂弟（？）两人名字各占一字，我记不清谁为“德”谁为“国”了。
关于杨其贤、王希勃的材料
1967年8月24日
一、杨其贤，延川北塬人。绥德四师第五班学生。1925年秋季入校。他接受中共绥德地委1925、26、27年春夏之半公开、公开教育，身经陕北大革命高潮的洪流。目睹耳闻，1921年到1927年，六年多，石谦的辛苦经营，由1924年到1927年，三年中到了中共手中的三四千支步枪的武力，从1927年9月到1928年5月，丢了尽光。唐澍殉战，谢子长、白明善，负伤回陕北。已因全国有蒋汪叛变，陈独秀右倾，大革命失败，一再使他伤心，悲观，恐惧。1929年，马家河及后九天，又经1928、29，一年多努力的四五百支枪的武力，又在杨国栋的错误路线，杨庚午的错误行动下失败，使他认为，陕北革命，无望了！因而，在得到失败的消息之后，竟自己一人，用剃刀自杀。多次查究，别无原因。1926年的党员，1927、28、29年任延川的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及书记。
二、王希勃，清涧城内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前后毕业于清涧第一高小校（我正在该校教书，我手毕业）。清涧共青团县委书记。从1929年到1931年，担任两年多团县委书记。一贯工作积极认真。1931年正月，白明善被捕，被敌县政府解送榆林。王希勃侦知详细后，认为“白明善必被敌杀害，革命将难再有人起”，自己自尽，表示殉白，留有遗书，其同学传我。
这两人在革命遭挫折时，自杀，殉难。算不算烈士？
关于刘国梁的材料
1967年8月24日
刘乔桢，佳县人。1924年考入绥德四师第三班。改名刘国梁。大个子，圆脸，会自己缝做衣服。寡言笑，如妇女。演话剧妆中年妇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努力，诚恳，积极。任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1927年暑假毕业回家后，任过小学教员。1927年秋，佳县县委成立，任过第一届佳县县委组织部长。1930年结合同志，西到三边及宁夏、甘肃，打入甘军中做士兵工作，迄无消息和下落。
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我在敌牢，叛徒牛营清劝降和监视我，才向我坦白出他的结局。据谈：刘国梁在甘军中做士兵工作，当了排长，活动到将有两三个排，快要拉兵变到陕甘红军中去了。他的连长向他说：“由于蒋冯阎战争，我们扩军，招收你们。现在大战结束，要裁军，先要裁你们学生出身的。”刘问连长说：“半年未发饷，饷怎办呢？”连长说：“问营长去吧！”他又去找营长，向营长说：“我们离开数千里外，抛父母，別妻子，来当兵，月月欠饷不发。此时回家，讨乞回去？”营长说：“您去向团长说，我不知道。我看您早走为是，越往上的官，越是喝人血的。半年的饷您丢下嫑要，他们发了财，您可一路平安回家。就是把钱给了您，半道又派‘土匪’来抢去，还是到了他们腰包。甘肃人的‘当官’，是凭吃下级的血汗长大的。”初入世途的刘国栋，还不懂“世道人心”，认为自己的辛苦流汗应得“军饷”，不应被军阀大鱼吃小鱼的险诈豪夺弄去。他便又去找团长诉说：“远道家穷，路费艰难……”不幸，他便由此离开人世了。在他被枪杀之前，还有一位反革命走狗指责他说：“劝您舍钱逃命，不信，您还再有一条命来要债？”
可是，从1942年起，谷莲舫为首的甘军走卒，居然散布“邓宝珊未杀共产党”。真的吗？甘军一共有鲁大昌、蒋云台、杨子恒三个师，石英秀、谷莲舫、王子元三个旅。谭士林一个陇东司令。邓宝珊在1923年、1924年，在河南时，只是胡笠僧部一个营还不足额。冯胡倒吴佩孚戈，改称国民一、二、三军。冯为一军军长（原只一个混成旅，在民国七、八年入陕时），胡为二军，孙岳为三军。二军主力为史可轩部。邓在1926年由豫入陕时，才不过一个营多点。于右任利用他守门，站岗。于任驻陕总司令，拉邓作副司令，才抬高了一下他的政治地位。连杨虎城、甄寿山、段茂公、耿庄、李云龙、刘治洲、邓宝珊、吴新田、井岳秀都是1926年秋至1927年夏，冯玉祥要整编、洗刷、淘汰、吞并、消灭的对象。“西安清共”，邓宝珊当了滑头，冯、于出面，连冯系心腹都未出头露面，当然轮不到他显什么身手。但，当他乘机回了甘肃，扩编部队，把上述三师三旅的旗号打起，当了甘肃省政府主席时（由于右任拉他到南京投拜在蒋介石门下，1929、30年初），便显出了他的“狼”性来了。刘国梁不论牺牲在上述六部的哪一部队中，当时，皆属他的部下。谭士林是“抄”刘志丹烈士家的凶手。带兵不只抄毁志丹烈士家中，把志丹祖坟都给“刨”了。 谷莲舫的“狼”不吃人论，刘文卿（安边人，1944、45、46年安边县长，民主人士，老知识分子）相信，刘于1947被谷出卖到榆林邓宝珊名下。1949年、50年、51年，谷又吹嘘“邓宝珊好！”加上另外二、三人的吹嘘“左善人”，又信之。从1949年到1953年，“邓左”友好形成，“赵通儒何用？要不得……”，这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怪你赵通儒不信从邓左，才挨‘电刑’之惩，活该！我邓左等友好，既不遭‘电刑’，又可互捧互拍，同甘苦，你能怎？你想怎？”
1926年冬至1927年夏，兰州、甘肃各县，在西安中山学院的男女学生，在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二百人吧？1927年到1947年，出现几人？1927年到1967年，存在几人？
钱青泉在兰州，专办了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吧？从1927年到1967年，出现几人？这些人，哪里去了？
甘肃的中共党团员，没有陕西的多，是事实。但，至少有陕西的四分之一吧？全陕从1924年到1927年，至少以六千人计算（工、农、兵、学、店员）。甘肃从1925年26年到1930年，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吧？（1927年西安清共，兰州未搞）。这一千五百人到1950年，出现几人？现存几人？这些人都自杀了？命尽了？
谷莲舫，王子元，陕北人，小军阀（旅长），1932年后，不容于甘宁，解甲回家。到邓宝珊1937年把11旅刘宝堂部（原石英秀，石死刘继）赖在安边、宁条梁，原先企图赖在盐池、定边不走，一赖赖了近十年。我们不搞“安边起义”“宁条梁战争”，还不会改变，谁能相信“狼不吃人”？陕北青年到甘军中，被草菅性命时刘乔桢、刘国梁烈士，只是叛徒向我坦白了的一个头绪，线索。
叛徒向我坦白了说：“蒋得日美之助，有不告人之秘密技术与武器惩人。”美帝也公开宣布：“科学，技术，在破坏人之视力、听力、脑力……。”还有人替人家辩解说：“榆林，怎会有科学设备？……”
邓宝珊从1946年到1954年，开口“伤脑筋”，闭口“伤脑筋”，西北的一小撮当权派为了“统一战线”，“友好”，为了巴结邓左之流，如何能不等同于左协中而仇恨我呢？刘国梁应为一个做士兵工作，拉兵变而牺牲的烈士。
为革命，从陕北，跑到数千里外之甘肃，连“马革裹尸还家”也做不到，牺牲十多年后，经我由敌牢敌人口中，才得到一点音讯。
关于毕维周、王兆卿、高庆云、常××、崔××五烈士惨案材料
1967年8月29日
中共陕北特委，从1928年春，第一次全陕北党代表大会诞生之后，1928年农历中秋节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会，米脂的豪绅地主反革命，勾结县长，密谋造谣“土匪攻城”，调兵调将（原来米脂县城不驻军队）向我们大举进攻。我们也已事先得到了敌人的消息，而且见到了敌人所调兵力，由于杜衡的主观主义，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不采纳移时移地的主张，不听从劝告迅速出走，以致杜及焦维炽烈士、贾拓夫三人被敌捕去。焦因与杜同住，行止视杜而定。拓夫是去催令迅速出走，冯文江、杨国栋（当时尚未叛）听劝出走，已脱险了。唯因杜之执迷不悟，致三人同难。（杜若答以你们走，我先不走，两人可能不遇难。冯、杨听贾言即走，走了。）由于当时，党在教界力量尚大，未及三、四月，便由安定、神木、佳县三县的教育局长向县长（非国民党员，老官僚）保释，恢复自由，仍然工作。
特委内部又为驻城市，驻乡村，屡生争议。1931年，白明善被捕，牺牲，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首先遭屠杀的开始。自此，再无人坚持要驻在城市了。坚持在乡镇建立领导机关的路线被肯定，获得党内思想行动统一的胜利。盲动主义路线猖狂时代，竟至合并党与团，取消党的组织机构和系统，用行动委员会，统治党与团，并以之发号施令于一切群众，甚至用强迫手段，命令主义，企图使革命于旦夕成功胜利。经过党内正确同志耐心纠正后，又恢复党与团特委组织，由毕维周、王兆卿、高庆云、崔××、常××、马明方、马文瑞、鲁学曾、安芳洪、窦增荣、刘振芳、谢子长、刘志丹……在陕北分工负责，坚持工作。毕维周又自命名为毕洪波。毕王高崔常五人同行动。1932年秋（？）1933年春（？）（时间因年久，我记不确了，向烈属调查而知。）我记得1932年暑假，我由北京往返陕北，给特委捎带转送的一份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切决议、命令、条例、法令、指示，毛主席的文告，交特委妥收之后，他们还向我说，已来两份，一由上海、西安陕西省委转来了一份，另由其他同志从北方局、太原转送来一份，连此已有三份了。我告诉他们还在印制，可能至少还要送来两份，怕遗失，怕不全，怕不真。还未得到过特委受损害消息。记得似乎在1933年冬（腊下旬至1934年正月）至1934年正月往返的一次，才得到绥德、安定党团员、县委及群众中反映，及最后由北京从鲁学曾送报告更证实的。五烈士遇难殉难，未使特委遭到牵连。五人中，王兆卿是1926、27年农运积极分子之一，组织过绥德及神木南乡的不少村、乡、区农民协会。是组织青年同农民密切结合，深得农民信仰的干部。是神木南区一带苏区的奠基工作者的主要分子之一，苏区的群众工作基础，是他从1926、27、28年直至牺牲前辛苦扎根的。毕洪波是1927、28、29、30年，四年多团特委继焦维炽、贾耀祖，坚持工作，在白明善牺牲之后，杨国栋动摇，冯文江消极，周发源陷于绥德城内商号机关事务纠缠之泥坑中时，他撇开家庭，继承职业革命前人之“为公忘私”作风，“只手擎天”“中流砥柱”地奋勇勤劳，苦撑苦干，获得王、高、崔、常之协力同心，为开始把秘密领导机关同游击队、游击战争，在游击区配合，结合起来，开辟途径。改变过去党与团领导机关，处在绝密、隐蔽、夜间、潜伏活动的做法。自己也参加游击队、游击战争，在游击区活动。因此，虽然烈士等因开始游击为敌所侦所害，但，给继承革命事业的后继人，开出一条“武装战争”的道路来了。烈士们惨案之前，人们的思想还大多沉迷于“战争是红军、游击队、游击队员们的事”。白明善惨案及五烈士惨案之后，党内较多的人觉悟到，反革命敌人杀开了，不只杀了一次、二次，敌人的凶残，不能允许我们找到武器或結合到多少人才干。必须空手也干，一人也干，干起再说，干的人找干的干，带动广大党团员、干部，和群众干。敌人不许可我们有了人马枪，有了阵地，摆开阵势，拉开架势，备好作战的一切。敌人逼迫我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统治阶级反革命，蒋介石之流之类从1927年4月已开了刀。我们因自己内部的条件，一再遭受失败，挫折。枪多、人多、钱多的时候，被“南下”“集中”“硬拼”“打天下”“不能立足”……一再弄光。毛主席的实际范例，从“秋收”到“井冈山”到“瑞金”，和文告，向人们教导：武装斗争！（参加打仗，战争，不要只发议论，说空话）搞根据地，由赤手空拳的无到有，由小到大，艰苦奋斗，向着工农兵苏维埃的道路、目标前进。烈士们的牺牲，使党与团，损失了优秀的战斗骨干。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千千万万人们的心，染红了百里千里的广大地区，敌人的惊惧，慌恐，不安，防搜，促起了人们的觉悟。烈士们的牺牲，催动、激动了许多“留恋家庭”“和平生活”“幻想职业”“稳健”“缓进”“等待他人”“等待红军”“等待游击队”“等待英雄”“等待领袖”“等待群众”“等待上级”“等待下级”……对革命的犹豫，观望。烈士们牺牲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反革命，由屠杀而凶恶、虚弱暴露，革命由反革命之疯狂暴虐而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终底于成功，胜利。
在反美反修的1967年，人们百倍思念烈士们的壮烈无私！
关于霍世英、韩××、马云程、刘申甫四烈士材料
1967年8月30日
四烈士材料，尚须搜集，另写。兹据所知，扼要略记如下，作为引起。
一、霍世英，绥德义合镇附近之“桥儿村”人。霍祝三的儿子。霍世杰烈士的弟弟。1928年前，在义合高小校上学。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30年入四师。1930年后，应党的号召，出外，做士兵工作。1933年冬初，在北京又与我接上关系。1935夏秋，被高景尚告密（1938年查知，1950年西南解放，捕获，镇反中镇压了）遇害。霍祝三，1935年亲赴北京，收尸，还葬。（霍祝三亲向我叙述被害前后经过）。殉难前在25师教导团，排级学员。
二、韩××，府谷人。黄埔五、六期学生。1935年前已任蒋介石嫡系第25师的营长。1926年，中共党员。1927年蒋介石血洗黄埔时，他已离校，在敌军中初以“学兵”“见习”（相当于副班长、副排长）任用，未被发觉。（关麟征任师长，陕人。杜聿明任副师长，陕北人，关为三期，杜为四期。[此处有误，关、杜均为黄埔一期。——编者）同乡。故能存在。]高景尚，米脂人，原非党员，非国民党员，在杜聿明同时或稍晚去黄埔学习。毕业后，也随杜混于军队中。1934、35年，高景尚为了想“升官发财”，夺韩之“营长”，向关、杜及其他特务告密。将韩、霍、刘三人“一网打尽”，并株连将北京大学的马云程同殉难于1935年夏秋。
三、刘申甫，神木人。年龄比霍世英大二三岁。住黄埔比韩晚点。在陕北是1927年入党。给韩担任营部副官，为韩“亲信”。为韩、霍、马三人间之联络员。霍不在韩营。马在北京大学复学。平时韩、刘同在一起。韩与地方党发生关系，经刘。比韩小三四岁。比马也小。1934年初冬同我往来时，给我印象，刘比我稍小些（年龄）。霍最小。因我腊月已准备回西北，再未见。我1935年二月底宿于霍祝三家，世英还无恙。
四、马云程，名飞鹏，榆中早期学生。年岁，班次，同马济川、张光远们相距不远。1926、27年，已考入北京大学。因家贫，半工半读。住半年或一年学校。出外当一年或半年中学教员，以得到工资，继续求学。我知1927年已为党员。任过榆林地委、山西运城地委书记……。1934年秋复学北京大学，为争取把所学毕业，了解日寇鲸吞华北时，如何全国抗日。株连遇害。
关于白雪山、惠泽人、崔玉瑚、白锡龄材料
1967年8月30日
一、白雪山，清涧东区白李家河人。1925年秋，考入绥德四师第五班，入党。1926年秋，被绥德地委介绍北方局，上海中央，到武汉，参加武汉政府工作。给武汉政府苏兆征部长搞交通联络工作。宁汉合流，失败。1927年秋回陕北。担任清涧党东区区委书记及县委委员等工作。住过武汉政治军事学校（1926年）三个月。1931年开始参加陕北游击战争。1932、33、34年，任清涧游击支队二支队队长、政委诸职。1934年作战牺牲。
二、惠泽人，祖籍清涧，移居瓦窑堡。因穷苦无以为生，泽人的父亲，幼学吹手。自学，识字，读书不少。写字能赶上“秀才”的笔墨。给泽人幼年手抄小学读物，字很秀雅。因已两代住瓦市，泽人生于瓦市，对清涧没义务，也没权利，更没负担，只留一概念。但对安定，也无负担。不过，旧社会，吹手是72行中的最下贱职业，多受人轻视，贱视，不在眼，瞧不起。在四师补习两次。参加过1924年冬之寒假补习学校（我创办于瓦市平民学校内）及1925年之暑期补习学校（在瓦市二高校内，也是我创办），考入四师第×班。1930年，同强龙光、赵仰轨、谢绍安、强世清等随谢子长烈士赴三边、宁夏、甘肃作军事活动。谢于1930年冬，赴华北清算盲动路线，惠与龙光、强世清、赵仰轨等分两批，一批到陕甘红26军中去，以龙光为首。一批到陕北，以泽人、世清为首，仰轨、李仲英等为附。待接谢回西北。泽人先后任红军主力的某支队政委，陕北安定游击支队政委。为接子长烈士，率队战于安定西区一带。作战中英勇牺牲。殁年才20余岁。小我两岁。
三、崔玉瑚，清涧人，绥德四师五（？）六班学生，党员。担任过四师党支部书记，清涧东区区委书记，清涧县委委员。1931年，白明善惨案后，同白雪山等搞游击战争，反抗敌人的野蛮屠杀、搜捕。1932、33年，任清涧游击支队政委。作战牺牲。
四、白锡龄，清涧人，党员。1927年清涧起义之前，任李象九连之班长。参加清涧、渭华失败后，1928年夏秋回陕北，又结合原来石部同失败回来的景阳春、吴锡昌、师宣三、师治贵、刘廷瑞……十多个任过班排长的党团员，重新独立自主，依托午城岭山区，在汾西公路及同蒲路南段（由太原至风陵渡）两条汽车路及轻便铁路两侧“游击”，企图割据汾西南，沿黄河地区。从1929年到1933年，坚持五年，屡败屡起，终因十余位骨干先后牺牲，致搞起的游击队也失散，师助杰部为其余部扩大为师助杰领去之一支也。
尚须另写。
关于鲁学曾烈士的行踪材料
1967年9月20日
现在把鲁贲夫妇对华北、西北、中央间的关系，简要提出，供大家研究。
一、华北、东北的党和团，在大革命时代，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所受损失，最大的是1924年冬的“迎孙北上”“召开国民会议”“首都革命”，虽然北洋残余的“段执政政府”和“曹吴残局”接踵坍了，冯玉祥被迫走了，孙中山被病死了，群众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奉张”的“大元帅”府，统治了北京，奉系得了直、鲁、豫、江、浙、皖数省地盘。这种军事、政治胜利，被奉张得去，各省的中共党团员，却没有多大损失。党与团的组织，还在逐月逐年扩大，增长。1925年末1926年初，郭松龄在东北“倒奉张之戈”，被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而失败，苦了参加“倒戈”的中共党团员，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极少数逃出危险的百千人中留得一二人，重新找党，党才知梗概。地方党，因和“倒戈”部队无配合，无关系，受的损失并不太大。地方党和团的力量，基本在教育界，农村中，只有极少数的受到摧残，最大多数由于基本上是隐秘活动，敌人发现的并不多。1927年，李大钊等惨案（公）4月，是华北、东北、半个中国中，最大的惨案。也是最高领导机关，被敌摧毁最大的一次损失。一切反革命在“四二八”惨案发生后，“反赤”“反共”宣传最甚。但，东北、华北的党提高了警惕。又鉴于南方蒋介石叛变屠杀，汪精卫也与蒋合流，西北冯、于也与蒋合流，晋阎更由投机而“反共”。因而，1927年秋至1928、1929年，华北、东北，晋、冀、鲁、豫、內蒙（热察绥）的地方党、团，完全用秘密地下活动为主，武装起义，只是在一些党团员人多、力强、有武装的地区，开始作试验性的发动。敌人忙于军阀混战，蒋奉之间，蒋冯阎之间，一战未止，一战又起。军人横行，政治混乱，反动统治，风雨飘摇。先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抓“军权”“政权”，继是主观主义的盲动路线或教条主义，不具体针对敌我条件，以致1927年前积蓄下的许多力量，差不多被1928、1929、1930年的错误领导所弄光。1931年“九一八”后，日寇灭华阴谋已全暴露，超过“廿一条”，实现“田中奏折”都告成功了。日寇并未停留在东北三省。热河沦亡，华北危急，日寇用“共同防共”“敦睦邦交”作灭亡全中国烟幕。从1927年5月3日“济南惨案”起，日寇对华北、东北的蚕食并未时止，中国人民的抗日反日也年年不断。1930年到1935年的华北党是一年不及一年，损失一年比一年多，大。 我只知1934年，来了一位“要人”，行止绝密，同党的高级干部都往来不易，对工农群众，根本不接触。完全是在“世外”的境界生活着。
二、鲁学曾，秘密工作的代名叫鲁贲。1927年秋冬，我在米脂三民二中考察过。1928年同我有过往来。家是横山人。爱人安芳洪，米脂人。夫妇两人都是三民二中学生。1928、1929年，初开始给陕北团特委当交通，送文件，继当巡视员，到各地巡视工作。1930年起参加团特委，在焦维炽、贾耀祖离开陕北后，同毕维周、高庆云、刘秉钧（神木，病死）、赵景隆（米脂，病死，安边女校）、周自岐、马文瑞……同党特委一起搞陕北党与团的领导工作。1931年，最迟1932年，除做陕北团特委工作外，又专任陕北特委同陕西省委及北方局之间的交通、联络、巡视员工作。夫妇两人，女的通称“小安”，伪装给北方局经千危万险，送钱，送报告，送人。或带人，带文件、指示、各种决议给陕北、西北、西安。白色恐怖下，“行路”已“难”，他夫妇经的“文昭关”，出入虎口之险，笔难描绘。
三、1932年，陕北“鼠疫”流行。乡城死人无数。晨活午死，午病夕死。国民党反革命，束手无策，横征暴敛人员，不敢到老百姓家去，怕传染。老绅士，老知识分子，“送瘟神”、“祭瘟神”求幸免。城内人民，向四乡逃散，父母妻子儿女，各不相顾。市民有一家只9口而却死了11人。原因是一位医生，一位“阴阳”在死第8、9人时，同时陪伴而死了。横山一带，“鼠疫”更甚。“没有多少日子，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相继死了。只死的丢下我自己和一位未出嫁的小姑母……”（鲁贲亲自向我诉说的原话）。“两个年幼不懂事的男女，草草经亲友帮助，埋了死人之后，自找生路。我跑到米脂岳父家，找小安商量……”（鲁贲烈士原话）。“家中没有任何牵挂，好干革命工作了。一心防敌对敌，没有后顾之忧……”（鲁贲烈士原话）。1933、34、35、36年，四年之中，鲁贲夫妇，每人至少一年要往来于陕北、西安、北京、天津之间三四次。大致一季度可有一次往还。1935年端阳节，鲁贲同朱理治等同到永坪。不久，同李铁轮先后返回天津。（公5月大捷之后。）冬，毛主席、中央到瓦窑堡后，魯贲由瓦市我家缝制衣服又出外，张浩（林育英）回来。（东征前后，周、张延安会谈前后），农五月底六月上半月，从定边（1936年）又将鲁贲、李向富经蒙地、包头到天津、北京（一二九前半年）。西北战场，释俘已近三万人了。1935年，延长解放，名传中外。我从延长利用邮局寄一上下皆不具姓名，简条，内只写“谁愿回来，回来”数字，住在北平延安会馆的马子明烈士和孙峻一两同志接信，冬，便冒险到了瓦窑堡，距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全体达到，不太久远，赶上毛主席的抗日救国方针报告。有朱理治、陕北特委、李铁轮、鲁贲……专给北方局送报告，送钱，送人。从公历红5月，释84师俘虏800多，近千人。农历五、六月释晋（慕家塬战斗日月等可查出）俘虏在6千人以上。（三个军的三个主力师旅。其军长为孙楚、杨爱源、王靖国）。解放靖边，释86师俘300多（一个主力步兵营。伤亡不及百。参加红军者不多）。解放延长，释俘数十人，骑兵士兵，有延长煤油矿的工程师、技师，有伪南京资源委员会的探勘队技师技工数十人，皆东北、华北、天津、南京的地质人员。8、9月到1936年冬，释东北军的俘虏也在数千人，万人上下。1936年春，东征，震动世界，天津岂不知？岂无消息？（红军距太原四十里。晋祠）。
四、回延安开七大，偏偏把个冀中区党委书记鲁学曾死于中途。鲁贲作了烈士，安芳洪还在，虽不全知，可知大部和重要。希能向“小安”处，多多调查。为什么，鲁贲死的也奇怪，突然。即使鲁贲牺牲属于意外，鲁贲的日记和记录等必然有些。不能连一点痕迹也没。冀中区党委书记，当时的省级首要干部，牺牲了也竟暗暗流传一点蛛丝马迹消息。延安追悼马本斋，也无人提及一句（华北干部），难道一个近二十年（1927年到1942年）的省委书记级干部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冀中当时近千万人口）竟不值得谈一谈？使人莫名其妙。
（全文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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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8月25日
七烈士的历史，每人几万字，只能写个要点。现在只能像点名册子一样，先点将般地点一点，留待他日有暇再写。
1、史可轩，陕西，原籍兴平（？）。为反袁世凯帝制，与郭坚、胡景翼，同举义旗。郭率部北上陕北，连克瓦窑堡、清涧、绥德等名城。胜利后，部队奸淫抢劫，郭本人被部下刺杀，部众四散，后只留得楊虎城一支。胡在关中、西安反陈树藩（袁氏走狗），陈倒，他人继代，胡率部出潼关，反袁在河南之爪牙，史同之，得大发展，形成在豫之陕军集团，声威雄壮。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更加扩大。直系许多军阀被曹吴在各次大战中输光，或归入他系，胡得发展赶上冯玉祥，于1923、1924年竟成曹吴后台依柱，故国民一、二、三军旗号一出，倒戈通电一发，曹吴慌忙下台，不敢恋栈。史在1921年左右，参加中国共产党。为中共早期最早下级军官入党之一。（史在1921、1922年为连营级军官。1923、1924年为营团级。1924至1926年为旅师级军衔。）从1922、1923、1924年党中央、北方局，把上海大学、黄埔一二期学生之中共党团员，给冯部及胡、孙三部调派百数十人，其中冯部最多，胡部以史部为多，孙部最少。到1923、1924、1925年，冯孙两部一致，尤以冯部齐一，孙部人马枪不多。胡部在胡生前已分数派，胡死（日医治死。胡为留日士官学生，陕人第二批留日生。首批为张祥初等）部下分为樊钟秀、史可轩、岳维峻、郑思成、高桂滋、孙良诚（？）方振武（？）梁冠英（？）邓宝珊，八九部。其中以史部人马最多，精锐，政治方面最优秀，共产党员最多，由中共领导，用马列主义武装，军风纪可与冯部争第一第二（在全国）。实际二、三两军与冯合作，以史为中心，为主。在未打出“国民一、二、三军”旗号之前，冯部之政工人员，史部以史为首之军官，首先提出“由于孙中山常败北。学苏联，学列宁，我们应举红旗，称中国红军的问题。”陈独秀的中央总书记，认为不能，不许可。李大钊的北方局得陈不准，决定用“国民军”。时，南方尚无“国民革命军”出现，蒋介石尚未到黄埔军校。（见廖党代表仲恺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开学典礼之讲话。——“蒋某不来也开学，来也开学……”）史为大革命西安中心人物之一。1927年夏秋，被朋友田生春（外号田虎儿）出卖，诱杀。烈士殉难，中共陕甘区党委专有纪念文件及遇难始末通告。
2、刘含初烈士，中部人（今黄陵县）。大革命国共两党中心要人之一。途中被杨衮派人用土匪抢人形式刺杀于1927年“反共潮流”到陕之时。中山学院院长。……。
3、魏野畴，陕西兴平人。北京大学中国历史系毕业。1922年至1924年在陕北榆林中学任史地教员。1925年到西安任陕甘区党委宣传部长。1926年至1927年任杨虎城17路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西安市委书记。中共陕甘区党委宣传部长。中山学院政治教官。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常委。“西安政变”，专任杨虎城17路政治部主任，不久随部队离开陕西，到安徽。1928、29年，由杨部到高桂滋部，专成立一个教导团，吸收革命青年、中共党团员。在“阜阳”时，举起“红旗”，搞“阜阳暴动”，利用蒋冯阎战争，计划在安徽建立革命根据地。在“渭华暴动”及豫皖军运工作，他付出许多血汗。到“阜阳兵暴”转战各地时，战争中牺牲。时日，地点，我未记。能查出。
五四运动，魏是北大学生中活动分子之一。可能比子洲小三二岁，低一二年级。可查出。
4、李子洲烈士。有子洲县。子洲陵园。1950年51年，西安，《群众日报》有子洲略传，由杨明轩、我，三人署名。实为我的稿子。可查找。子洲的传，我拟另写，今先点出。因非三二万字可写出。他的求学，教学，尚待查找资料。我只知他还曾派人到东北，沈阳，师范大学教书。（1925年前）。他自己曾在渭北中学、咸林中学也教过书。
5、常士杰，字汉三。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曾在南洋中学教书。精网球。精心理学。1924年至1926年春夏，任四师训育主任。1926年至1927年任四师校长。1926年参加中共。为李子洲、杨明轩心腹、助手。1927年，反革命封闭四师，一人担承，自己受敌三年言行不自由之限制，使敌一、二日即封校了事，教职员学生星散，无人受害受损伤，只受一时惶恐。二三百人，无一人向敌承认或坦白或自首或叛变，人人安全离绥，对党与团之秘密，没有只字片纸或丝毫泄露。1930年后，一直伴随杨明轩。1933年到北京，参加抗日同盟军，因已失败，未果。与我商议，又与杨同行动。1946年前，穷病殁于西安，杨明轩等葬之，为立石，有小传不详。
6、许权中，史可轩殁，继之。渭华暴动任司令员。唐澍任总指挥。1933年，抗日同盟军中，任第18师师长。1949年前，殁于关中，不详。可查出。
7、王懋廷，云南人。1924至1925年为四师教员。陕北国民会议促成会赴京代表团主任。1925年至1927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专讲列宁《帝国主义论大纲》。“四一二”蒋介石“反共”，黄埔清党，被害牺牲。略传须另写。
关于徐梦周、钱青泉、刘维东、陶新畲材料
1967年8月25日
一、徐、钱、刘、陶，四人皆1925年前之上海大学学生。徐、陶为安徽人。刘为山东人。钱为江苏人。四人接踵相继由冯玉祥部来绥德四师，任教一时期。徐、刘同来，执教之日较多，近半年，1925年秋末来，1926年春初去。钱、陶晚来，时日颇短，执教才三两月。1926年春夏即离开四师。都是1922年由上海大学到河南冯玉祥部，参加过冯玉祥之倒戈曹（锟）吴（佩孚）。参加过迎孙中山北上。参加过首都革命。参加过冯部由北京退出，到察哈尔兵工筑路，修成张库汽车路。参加过冯部由察入外蒙，到苏联。他们都在北京亲见亲聆李大钊教益。亲给冯及其部下作政治工作，订定军风纪，改造军阀军队的旧习恶习劣习及改革旧军队规章制度。他们在部队入苏境，随冯到苏京，会见斯大林（列宁已逝）后，先史可轩返回，到库伦，经今“集二路”先来陕北，给史、冯作先行前锋。 二、徐、刘、陶、钱皆担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个短时期。多者三四个月，少者一二月。四人中，刘、钱年纪较大，四师走时近三十岁。徐、陶年纪较少，才二十三四岁。徐之相貌最漂亮，乍视人皆疑为美姣女青年。虽女子多不及。徐专作《国民一军之分析》。钱青泉专作《冯玉祥自幼及今与其部队之改进简要报告》。刘作《革命成功后苏蒙见闻》。陶作《苏蒙中过去、现在、将来之关系》，附带将上海，北京，上海大学，上海党中央，北方局，党，团，中国革命，世界革命，马列主义，世界革命史，中苏将来，反帝反封建，社会主义建设，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第二半国际，第四国际，向奸细、叛徒、敌探反革命作斗争，在党地委、团地委的常委会、执委会议上，屡为讲解，介绍。关于第三国际，党中央从第一次至第三次大会的纲领、党章、宣言、决议、指示，讲述尤多尤细尤确。关于世界各国，尤其欧美各国革命运动之成败，第二国际的叛卖，工贼，世界反共产主义之反革命组织及活动，谆谆告诫，不遗余力。白日教书，在国文课中，讲授马列经典著作。夜晚同我们党团员开会，半夜鸡叫，夜以继日，十数夜，二三十夜不得休息、睡眠，席不暇暖，衣不解带，枕寝不安，疲劳挣扎，不倦不厌。
三、据他们谈，河南倒戈之前，已争论“举红旗，称红军问题”，各种争论之后，始定“国民军”之名称。但，也为“要去苏联，看看红军到底怎个样，奠下基础”。尤其给改造部队及兵工筑路，打稳思想、行动、言行一致开端。冯部原为正派北洋支源，从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曾亲教练之一。不过，早年不及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曹（锟，为第三师，段徐、冯为一、二师），吴为亲信、嫡系、直属而已。胡、孙（国民二、三军）二部则为反袁（1915年）而起的“土匪”（民间因其攻城，掠地），军风纪在当时不及北洋正规军。攻城胜，则抢劫奸淫，任意横行，无所不为。攻城败，则窜流四野，打家劫舍，绑票苛索。（二军余支，河南之败，根由源此。）去苏联，为学苏联，看苏联，“学唐僧取真经”，亲聆列、斯教导，参观亲睹苏联实境，了解真况，看真样子，活学实学，照样做，照样来，“借样”。求援求助，得援得助，只是“学苏”的产品、结果、收获而已。东北的“郭松龄倒戈”，事先，争论“称中国红军不？”更甚于河南。因日本助奉张，苏联助郭稍迟缓，致为日军压败。西北党内，议论中国何时何地如何“举红旗”，“称红军”，最早开始于四人来绥德之介绍“河南倒戈”。实际行动之争执，开始于党内讨论“中山舰事件”“北伐出师”（为什么北伐军不用红军名义？）、“冯部五原誓师”（从苏联回国，得苏助，有顾问，还如何不用“红军”名义？别于蒋？）。到1927春，武汉政府出现，“四一二”恶讯传到陕北，绥德地委内两条路线争论正式开始。四人虽已不在四师半年多了，但，实四人传播马列主义种苗，开始同右倾机会主义纷争之发端。李子洲烈士与四人研究，加上他从“五四”实践，所以，他在得到“四一二”恶讯，立即开始布置防止反革命逆流突袭之活动，成为运筹帷幄，指挥千里外之“清涧”及百里外之“渭华”起义，秘密领导者（党内），举起“红旗”，开始工农革命在西北的先导。绥德地委讨论“中山舰事件”，子洲尚在四师，亲身参加争论。欢送史可轩南下，子洲还参加地委中争论“为何还不用红旗？”之议论。欢送杨虎城南下，地委研究，杨为靖国军余支，余流，“土匪”多年，能改进、幸存，对刘镇华、北洋余孽之统治，起点破坏作用，即为对革命之最大供献。将来为“冯”“蒋”吞并、洗刷、淘汰之对象。史部为中共主力，给“红军”作奠基柱石。杨部能有点滴留到归入史部，便是万幸。两次议论，子洲烈士，身预其事。陕北，西北，“何时，何地，如何用‘红军’之名，进行革命”，子洲烈士，是早就“胸有成竹”的。四烈士是启发、引起议论的起头人，点火者。
四、徐从1926年秋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抗战时专到延安，聆教于毛主席。不幸在日机炸西安时，炸汉中时，被日机炸死于途中。
刘为山东潍县人。1926年至1927年，公开任国民党甘肃省党部常委，甘肃国民日报社长，主笔，编辑。秘密任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长，中共甘肃国民党省党部“党团”书记（党组，机关党委书记，领导国民党省党部的）。1927年夏末秋初，甘肃国民日报社改组，省党部改组，他还打入，仍隐留在报社当编辑，党省部作执委，潜伏活动。后不闻下落。多年，未见到他叛变消息，极大可能为敌人从1930年至1936年间所杀害。
钱在兰州公开办一处“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三五十人一班，三月、六月一期。为冯部补充政工人员。至少招收了二三百名青年学生。公开为甘肃国民党省党委之一。（但，始终未太露锋芒。人多以左派国民党目之。秘密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1927年秋冬，甘肃国民党改组，他未再参加国民党省党部，也未被指出为“赤色”分子。）1927年至1930年尚在甘境，秘密为中共甘肃省委工作。后无音信。可能1931年至1936年间为敌杀害。
陶在1926、27年，往来陕甘，冯部政工工作为多。秘密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公开也用国民党左派人士掩护，但未出风头，未多露面，未甚暴露，也未出名。從1931年起，无消息。下落不明。估计，此人不会“坏了”。也做不出“恶事”“恶行”来。在绥德四师之日，言谈不及前三人爽利，举动周慎谨稳。
四人对冯部政工，对冯部士兵之改造，风纪之改良，对西北党、团，对西北革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与供献。
草草简述，只备他日有暇详记作备忘耳。
徐与中山学院优秀女生崔文玉（党员）结婚，生有、留有子女。
徐、崔及后代，知者西安有人。
关于周自封、惠金瑞、霍建德（？）国（？）惨案材料
1967年8月24日
一、周自封，清涧店子沟人。榆林中学1926年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店子沟高小校教员，做农民运动。担任党在店子沟的支部书记。由于店子沟在黄河岸之万山丛中，地极偏僻，敌人尚未注意到。1928年29年任店子沟高小校长，参加党店子沟区委委员工作。1929年，高克林到店子沟学校任教，担任区委书记，他们本地干部数人，参加党与团区委，接受陕北特委及清涧县委关于全国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30年后，因外来干部，不易在清涧立足，清涧县委及各区区委，完全由本地干部充任。烈士参加党县委工作，任县委委员。1931年白明善烈士惨案后，团县委书记王希勃自杀殉白，周自封烈士同霍建德（？）国？（弟兄二人，皆为党员，一为榆中学生，一为延安四中学生，为兄者牺牲，被敌杀害。我记不清，故用？号。）、惠金瑞等组成党与团县委，继续坚持全县党与团之领导工作，与反革命敌人作殊死斗争。从1931年后，井岳秀、高双城部之左协中团，驻在清涧，勾结本地土豪劣绅及贪官污吏，大肆迫害，搜捕清涧共产党团员。继白明善被捕之后，1932年又有县委委员王人吉（榆中毕业），被捕由榆林法院判刑（二年半，1943年我见其判决书。）。城郊不少党团员及负责工作同志被迫不能存在或被捕被害。 烈士以县第一高小校校长，掩护县委，任县委书记，惠金瑞任团县委书记，霍任县委委员。1933（？）、34（？）年农五月（可向烈士家属调查，三十多年，我记不太的确），周、惠、霍三烈士被捕，被敌枪杀。这是我确知的左协中屠杀中共党团员，破坏中共党与团清涧县委的一次最巨大血案。陕北的党与团，从1924年至1934年，十年之内，23县的县委中，以这一血案及破坏为最重最大。其他各县，多在1934年被敌搜捕、自首、瓦解、溃乱、逃乱，未有如此一下被枪杀数人，搜捕受迫害数十者。
1950年之时，竟有学孙绍山叛徒称左协中为“善人”者。烈士们的鲜血，教训了清涧、陕北、西北的千千万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继续用二百万人，二十年的流汗、流泪、流血，同全国人民一道抗日救国，共同战胜美日蒋胡的蹂躏陕北，屠杀陕北，赢得全国胜利，屠杀烈士的刽子手、凶手左协中，反被称为“善人”，当着被左等用“电刑”伤损了我，使人闻之如坐针毯，如万锥刺心。我在北平敌区，听到烈士们牺牲的恶讯，哀痛无可用言语形容。1950年在解放了的西安，百万雄师解放江南，驱蒋贼如秋风扫落叶之际，听到把左协中称“善人”。烈士有知，同呼同哭！
二、惠金瑞，清涧南门外南乡××村人。1927年，在清涧县立第一高小校加入共青团。1928年任小组长。1929年任支部书记，区委委员，城区团区委书记。1929年我教他们时，暑假毕业，参加团县委工作，任团县委委员。记不清他是否在1929年秋或1930年去榆林或绥德，去升中学（向烈士家中调查可知）。同周自封一起被枪杀。被害时任清涧团县委书记。他同王希勃为同班同学，年龄比王大三、四岁。王任团县委书记时，惠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在学校中是优秀学生。学习成绩为甲等。
三、霍建德（？）国（？）清涧县城西门外，秀延河西岸的芦儿砭（？）沟？（村名）人。家距县城不及十里。榆林中学学生，记不清毕业了没？从他任教，可能未毕业。年纪比周自封小五六岁。为先后同学，周在早。可能是1926、27年才考入榆中。我记得，他在1928年任清涧县城内的初级小学校长（一高而外，又专有一初小）。1929年我在清涧时，仍任校长。党员。1929年为城区区委组织部长，县委候补委员。接受过六大决议的全部文件。这三烈士，都受过六大决议全部文件的教育。我离清涧后，他同师应三、周自封、刘耀三、刘益三……继我坚持。烈士的详细情况，可问师应三（西安）及王俊（真名霍建国？德）为烈士之胞弟、堂弟（？）两人名字各占一字，我记不清谁为“德”谁为“国”了。
关于杨其贤、王希勃的材料
1967年8月24日
一、杨其贤，延川北塬人。绥德四师第五班学生。1925年秋季入校。他接受中共绥德地委1925、26、27年春夏之半公开、公开教育，身经陕北大革命高潮的洪流。目睹耳闻，1921年到1927年，六年多，石谦的辛苦经营，由1924年到1927年，三年中到了中共手中的三四千支步枪的武力，从1927年9月到1928年5月，丢了尽光。唐澍殉战，谢子长、白明善，负伤回陕北。已因全国有蒋汪叛变，陈独秀右倾，大革命失败，一再使他伤心，悲观，恐惧。1929年，马家河及后九天，又经1928、29，一年多努力的四五百支枪的武力，又在杨国栋的错误路线，杨庚午的错误行动下失败，使他认为，陕北革命，无望了！因而，在得到失败的消息之后，竟自己一人，用剃刀自杀。多次查究，别无原因。1926年的党员，1927、28、29年任延川的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及书记。
二、王希勃，清涧城内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年前后毕业于清涧第一高小校（我正在该校教书，我手毕业）。清涧共青团县委书记。从1929年到1931年，担任两年多团县委书记。一贯工作积极认真。1931年正月，白明善被捕，被敌县政府解送榆林。王希勃侦知详细后，认为“白明善必被敌杀害，革命将难再有人起”，自己自尽，表示殉白，留有遗书，其同学传我。
这两人在革命遭挫折时，自杀，殉难。算不算烈士？
关于刘国梁的材料
1967年8月24日
刘乔桢，佳县人。1924年考入绥德四师第三班。改名刘国梁。大个子，圆脸，会自己缝做衣服。寡言笑，如妇女。演话剧妆中年妇女。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工作努力，诚恳，积极。任过支部书记、区委书记。1927年暑假毕业回家后，任过小学教员。1927年秋，佳县县委成立，任过第一届佳县县委组织部长。1930年结合同志，西到三边及宁夏、甘肃，打入甘军中做士兵工作，迄无消息和下落。
1946年10月至1947年2月，我在敌牢，叛徒牛营清劝降和监视我，才向我坦白出他的结局。据谈：刘国梁在甘军中做士兵工作，当了排长，活动到将有两三个排，快要拉兵变到陕甘红军中去了。他的连长向他说：“由于蒋冯阎战争，我们扩军，招收你们。现在大战结束，要裁军，先要裁你们学生出身的。”刘问连长说：“半年未发饷，饷怎办呢？”连长说：“问营长去吧！”他又去找营长，向营长说：“我们离开数千里外，抛父母，別妻子，来当兵，月月欠饷不发。此时回家，讨乞回去？”营长说：“您去向团长说，我不知道。我看您早走为是，越往上的官，越是喝人血的。半年的饷您丢下嫑要，他们发了财，您可一路平安回家。就是把钱给了您，半道又派‘土匪’来抢去，还是到了他们腰包。甘肃人的‘当官’，是凭吃下级的血汗长大的。”初入世途的刘国栋，还不懂“世道人心”，认为自己的辛苦流汗应得“军饷”，不应被军阀大鱼吃小鱼的险诈豪夺弄去。他便又去找团长诉说：“远道家穷，路费艰难……”不幸，他便由此离开人世了。在他被枪杀之前，还有一位反革命走狗指责他说：“劝您舍钱逃命，不信，您还再有一条命来要债？”
可是，从1942年起，谷莲舫为首的甘军走卒，居然散布“邓宝珊未杀共产党”。真的吗？甘军一共有鲁大昌、蒋云台、杨子恒三个师，石英秀、谷莲舫、王子元三个旅。谭士林一个陇东司令。邓宝珊在1923年、1924年，在河南时，只是胡笠僧部一个营还不足额。冯胡倒吴佩孚戈，改称国民一、二、三军。冯为一军军长（原只一个混成旅，在民国七、八年入陕时），胡为二军，孙岳为三军。二军主力为史可轩部。邓在1926年由豫入陕时，才不过一个营多点。于右任利用他守门，站岗。于任驻陕总司令，拉邓作副司令，才抬高了一下他的政治地位。连杨虎城、甄寿山、段茂公、耿庄、李云龙、刘治洲、邓宝珊、吴新田、井岳秀都是1926年秋至1927年夏，冯玉祥要整编、洗刷、淘汰、吞并、消灭的对象。“西安清共”，邓宝珊当了滑头，冯、于出面，连冯系心腹都未出头露面，当然轮不到他显什么身手。但，当他乘机回了甘肃，扩编部队，把上述三师三旅的旗号打起，当了甘肃省政府主席时（由于右任拉他到南京投拜在蒋介石门下，1929、30年初），便显出了他的“狼”性来了。刘国梁不论牺牲在上述六部的哪一部队中，当时，皆属他的部下。谭士林是“抄”刘志丹烈士家的凶手。带兵不只抄毁志丹烈士家中，把志丹祖坟都给“刨”了。 谷莲舫的“狼”不吃人论，刘文卿（安边人，1944、45、46年安边县长，民主人士，老知识分子）相信，刘于1947被谷出卖到榆林邓宝珊名下。1949年、50年、51年，谷又吹嘘“邓宝珊好！”加上另外二、三人的吹嘘“左善人”，又信之。从1949年到1953年，“邓左”友好形成，“赵通儒何用？要不得……”，这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怪你赵通儒不信从邓左，才挨‘电刑’之惩，活该！我邓左等友好，既不遭‘电刑’，又可互捧互拍，同甘苦，你能怎？你想怎？”
1926年冬至1927年夏，兰州、甘肃各县，在西安中山学院的男女学生，在中山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二百人吧？1927年到1947年，出现几人？1927年到1967年，存在几人？
钱青泉在兰州，专办了一个“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少说，也有五六十人吧？从1927年到1967年，出现几人？这些人，哪里去了？
甘肃的中共党团员，没有陕西的多，是事实。但，至少有陕西的四分之一吧？全陕从1924年到1927年，至少以六千人计算（工、农、兵、学、店员）。甘肃从1925年26年到1930年，至少有一千五百人吧？（1927年西安清共，兰州未搞）。这一千五百人到1950年，出现几人？现存几人？这些人都自杀了？命尽了？
谷莲舫，王子元，陕北人，小军阀（旅长），1932年后，不容于甘宁，解甲回家。到邓宝珊1937年把11旅刘宝堂部（原石英秀，石死刘继）赖在安边、宁条梁，原先企图赖在盐池、定边不走，一赖赖了近十年。我们不搞“安边起义”“宁条梁战争”，还不会改变，谁能相信“狼不吃人”？陕北青年到甘军中，被草菅性命时刘乔桢、刘国梁烈士，只是叛徒向我坦白了的一个头绪，线索。
叛徒向我坦白了说：“蒋得日美之助，有不告人之秘密技术与武器惩人。”美帝也公开宣布：“科学，技术，在破坏人之视力、听力、脑力……。”还有人替人家辩解说：“榆林，怎会有科学设备？……”
邓宝珊从1946年到1954年，开口“伤脑筋”，闭口“伤脑筋”，西北的一小撮当权派为了“统一战线”，“友好”，为了巴结邓左之流，如何能不等同于左协中而仇恨我呢？刘国梁应为一个做士兵工作，拉兵变而牺牲的烈士。
为革命，从陕北，跑到数千里外之甘肃，连“马革裹尸还家”也做不到，牺牲十多年后，经我由敌牢敌人口中，才得到一点音讯。
关于毕维周、王兆卿、高庆云、常××、崔××五烈士惨案材料
1967年8月29日
中共陕北特委，从1928年春，第一次全陕北党代表大会诞生之后，1928年农历中秋节米脂召开第二次代表会，米脂的豪绅地主反革命，勾结县长，密谋造谣“土匪攻城”，调兵调将（原来米脂县城不驻军队）向我们大举进攻。我们也已事先得到了敌人的消息，而且见到了敌人所调兵力，由于杜衡的主观主义，小资产阶级狂妄自大，不采纳移时移地的主张，不听从劝告迅速出走，以致杜及焦维炽烈士、贾拓夫三人被敌捕去。焦因与杜同住，行止视杜而定。拓夫是去催令迅速出走，冯文江、杨国栋（当时尚未叛）听劝出走，已脱险了。唯因杜之执迷不悟，致三人同难。（杜若答以你们走，我先不走，两人可能不遇难。冯、杨听贾言即走，走了。）由于当时，党在教界力量尚大，未及三、四月，便由安定、神木、佳县三县的教育局长向县长（非国民党员，老官僚）保释，恢复自由，仍然工作。
特委内部又为驻城市，驻乡村，屡生争议。1931年，白明善被捕，牺牲，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首先遭屠杀的开始。自此，再无人坚持要驻在城市了。坚持在乡镇建立领导机关的路线被肯定，获得党内思想行动统一的胜利。盲动主义路线猖狂时代，竟至合并党与团，取消党的组织机构和系统，用行动委员会，统治党与团，并以之发号施令于一切群众，甚至用强迫手段，命令主义，企图使革命于旦夕成功胜利。经过党内正确同志耐心纠正后，又恢复党与团特委组织，由毕维周、王兆卿、高庆云、崔××、常××、马明方、马文瑞、鲁学曾、安芳洪、窦增荣、刘振芳、谢子长、刘志丹……在陕北分工负责，坚持工作。毕维周又自命名为毕洪波。毕王高崔常五人同行动。1932年秋（？）1933年春（？）（时间因年久，我记不确了，向烈属调查而知。）我记得1932年暑假，我由北京往返陕北，给特委捎带转送的一份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切决议、命令、条例、法令、指示，毛主席的文告，交特委妥收之后，他们还向我说，已来两份，一由上海、西安陕西省委转来了一份，另由其他同志从北方局、太原转送来一份，连此已有三份了。我告诉他们还在印制，可能至少还要送来两份，怕遗失，怕不全，怕不真。还未得到过特委受损害消息。记得似乎在1933年冬（腊下旬至1934年正月）至1934年正月往返的一次，才得到绥德、安定党团员、县委及群众中反映，及最后由北京从鲁学曾送报告更证实的。五烈士遇难殉难，未使特委遭到牵连。五人中，王兆卿是1926、27年农运积极分子之一，组织过绥德及神木南乡的不少村、乡、区农民协会。是组织青年同农民密切结合，深得农民信仰的干部。是神木南区一带苏区的奠基工作者的主要分子之一，苏区的群众工作基础，是他从1926、27、28年直至牺牲前辛苦扎根的。毕洪波是1927、28、29、30年，四年多团特委继焦维炽、贾耀祖，坚持工作，在白明善牺牲之后，杨国栋动摇，冯文江消极，周发源陷于绥德城内商号机关事务纠缠之泥坑中时，他撇开家庭，继承职业革命前人之“为公忘私”作风，“只手擎天”“中流砥柱”地奋勇勤劳，苦撑苦干，获得王、高、崔、常之协力同心，为开始把秘密领导机关同游击队、游击战争，在游击区配合，结合起来，开辟途径。改变过去党与团领导机关，处在绝密、隐蔽、夜间、潜伏活动的做法。自己也参加游击队、游击战争，在游击区活动。因此，虽然烈士等因开始游击为敌所侦所害，但，给继承革命事业的后继人，开出一条“武装战争”的道路来了。烈士们惨案之前，人们的思想还大多沉迷于“战争是红军、游击队、游击队员们的事”。白明善惨案及五烈士惨案之后，党内较多的人觉悟到，反革命敌人杀开了，不只杀了一次、二次，敌人的凶残，不能允许我们找到武器或結合到多少人才干。必须空手也干，一人也干，干起再说，干的人找干的干，带动广大党团员、干部，和群众干。敌人不许可我们有了人马枪，有了阵地，摆开阵势，拉开架势，备好作战的一切。敌人逼迫我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统治阶级反革命，蒋介石之流之类从1927年4月已开了刀。我们因自己内部的条件，一再遭受失败，挫折。枪多、人多、钱多的时候，被“南下”“集中”“硬拼”“打天下”“不能立足”……一再弄光。毛主席的实际范例，从“秋收”到“井冈山”到“瑞金”，和文告，向人们教导：武装斗争！（参加打仗，战争，不要只发议论，说空话）搞根据地，由赤手空拳的无到有，由小到大，艰苦奋斗，向着工农兵苏维埃的道路、目标前进。烈士们的牺牲，使党与团，损失了优秀的战斗骨干。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千千万万人们的心，染红了百里千里的广大地区，敌人的惊惧，慌恐，不安，防搜，促起了人们的觉悟。烈士们的牺牲，催动、激动了许多“留恋家庭”“和平生活”“幻想职业”“稳健”“缓进”“等待他人”“等待红军”“等待游击队”“等待英雄”“等待领袖”“等待群众”“等待上级”“等待下级”……对革命的犹豫，观望。烈士们牺牲之后，继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反革命，由屠杀而凶恶、虚弱暴露，革命由反革命之疯狂暴虐而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终底于成功，胜利。
在反美反修的1967年，人们百倍思念烈士们的壮烈无私！
关于霍世英、韩××、马云程、刘申甫四烈士材料
1967年8月30日
四烈士材料，尚须搜集，另写。兹据所知，扼要略记如下，作为引起。
一、霍世英，绥德义合镇附近之“桥儿村”人。霍祝三的儿子。霍世杰烈士的弟弟。1928年前，在义合高小校上学。1927年加入共青团。1929、30年入四师。1930年后，应党的号召，出外，做士兵工作。1933年冬初，在北京又与我接上关系。1935夏秋，被高景尚告密（1938年查知，1950年西南解放，捕获，镇反中镇压了）遇害。霍祝三，1935年亲赴北京，收尸，还葬。（霍祝三亲向我叙述被害前后经过）。殉难前在25师教导团，排级学员。
二、韩××，府谷人。黄埔五、六期学生。1935年前已任蒋介石嫡系第25师的营长。1926年，中共党员。1927年蒋介石血洗黄埔时，他已离校，在敌军中初以“学兵”“见习”（相当于副班长、副排长）任用，未被发觉。（关麟征任师长，陕人。杜聿明任副师长，陕北人，关为三期，杜为四期。[此处有误，关、杜均为黄埔一期。——编者）同乡。故能存在。]高景尚，米脂人，原非党员，非国民党员，在杜聿明同时或稍晚去黄埔学习。毕业后，也随杜混于军队中。1934、35年，高景尚为了想“升官发财”，夺韩之“营长”，向关、杜及其他特务告密。将韩、霍、刘三人“一网打尽”，并株连将北京大学的马云程同殉难于1935年夏秋。
三、刘申甫，神木人。年龄比霍世英大二三岁。住黄埔比韩晚点。在陕北是1927年入党。给韩担任营部副官，为韩“亲信”。为韩、霍、马三人间之联络员。霍不在韩营。马在北京大学复学。平时韩、刘同在一起。韩与地方党发生关系，经刘。比韩小三四岁。比马也小。1934年初冬同我往来时，给我印象，刘比我稍小些（年龄）。霍最小。因我腊月已准备回西北，再未见。我1935年二月底宿于霍祝三家，世英还无恙。
四、马云程，名飞鹏，榆中早期学生。年岁，班次，同马济川、张光远们相距不远。1926、27年，已考入北京大学。因家贫，半工半读。住半年或一年学校。出外当一年或半年中学教员，以得到工资，继续求学。我知1927年已为党员。任过榆林地委、山西运城地委书记……。1934年秋复学北京大学，为争取把所学毕业，了解日寇鲸吞华北时，如何全国抗日。株连遇害。
关于白雪山、惠泽人、崔玉瑚、白锡龄材料
1967年8月30日
一、白雪山，清涧东区白李家河人。1925年秋，考入绥德四师第五班，入党。1926年秋，被绥德地委介绍北方局，上海中央，到武汉，参加武汉政府工作。给武汉政府苏兆征部长搞交通联络工作。宁汉合流，失败。1927年秋回陕北。担任清涧党东区区委书记及县委委员等工作。住过武汉政治军事学校（1926年）三个月。1931年开始参加陕北游击战争。1932、33、34年，任清涧游击支队二支队队长、政委诸职。1934年作战牺牲。
二、惠泽人，祖籍清涧，移居瓦窑堡。因穷苦无以为生，泽人的父亲，幼学吹手。自学，识字，读书不少。写字能赶上“秀才”的笔墨。给泽人幼年手抄小学读物，字很秀雅。因已两代住瓦市，泽人生于瓦市，对清涧没义务，也没权利，更没负担，只留一概念。但对安定，也无负担。不过，旧社会，吹手是72行中的最下贱职业，多受人轻视，贱视，不在眼，瞧不起。在四师补习两次。参加过1924年冬之寒假补习学校（我创办于瓦市平民学校内）及1925年之暑期补习学校（在瓦市二高校内，也是我创办），考入四师第×班。1930年，同强龙光、赵仰轨、谢绍安、强世清等随谢子长烈士赴三边、宁夏、甘肃作军事活动。谢于1930年冬，赴华北清算盲动路线，惠与龙光、强世清、赵仰轨等分两批，一批到陕甘红26军中去，以龙光为首。一批到陕北，以泽人、世清为首，仰轨、李仲英等为附。待接谢回西北。泽人先后任红军主力的某支队政委，陕北安定游击支队政委。为接子长烈士，率队战于安定西区一带。作战中英勇牺牲。殁年才20余岁。小我两岁。
三、崔玉瑚，清涧人，绥德四师五（？）六班学生，党员。担任过四师党支部书记，清涧东区区委书记，清涧县委委员。1931年，白明善惨案后，同白雪山等搞游击战争，反抗敌人的野蛮屠杀、搜捕。1932、33年，任清涧游击支队政委。作战牺牲。
四、白锡龄，清涧人，党员。1927年清涧起义之前，任李象九连之班长。参加清涧、渭华失败后，1928年夏秋回陕北，又结合原来石部同失败回来的景阳春、吴锡昌、师宣三、师治贵、刘廷瑞……十多个任过班排长的党团员，重新独立自主，依托午城岭山区，在汾西公路及同蒲路南段（由太原至风陵渡）两条汽车路及轻便铁路两侧“游击”，企图割据汾西南，沿黄河地区。从1929年到1933年，坚持五年，屡败屡起，终因十余位骨干先后牺牲，致搞起的游击队也失散，师助杰部为其余部扩大为师助杰领去之一支也。
尚须另写。
关于鲁学曾烈士的行踪材料
1967年9月20日
现在把鲁贲夫妇对华北、西北、中央间的关系，简要提出，供大家研究。
一、华北、东北的党和团，在大革命时代，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所受损失，最大的是1924年冬的“迎孙北上”“召开国民会议”“首都革命”，虽然北洋残余的“段执政政府”和“曹吴残局”接踵坍了，冯玉祥被迫走了，孙中山被病死了，群众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奉张”的“大元帅”府，统治了北京，奉系得了直、鲁、豫、江、浙、皖数省地盘。这种军事、政治胜利，被奉张得去，各省的中共党团员，却没有多大损失。党与团的组织，还在逐月逐年扩大，增长。1925年末1926年初，郭松龄在东北“倒奉张之戈”，被日本帝国主义干涉而失败，苦了参加“倒戈”的中共党团员，死的死了，伤的伤了，极少数逃出危险的百千人中留得一二人，重新找党，党才知梗概。地方党，因和“倒戈”部队无配合，无关系，受的损失并不太大。地方党和团的力量，基本在教育界，农村中，只有极少数的受到摧残，最大多数由于基本上是隐秘活动，敌人发现的并不多。1927年，李大钊等惨案（公）4月，是华北、东北、半个中国中，最大的惨案。也是最高领导机关，被敌摧毁最大的一次损失。一切反革命在“四二八”惨案发生后，“反赤”“反共”宣传最甚。但，东北、华北的党提高了警惕。又鉴于南方蒋介石叛变屠杀，汪精卫也与蒋合流，西北冯、于也与蒋合流，晋阎更由投机而“反共”。因而，1927年秋至1928、1929年，华北、东北，晋、冀、鲁、豫、內蒙（热察绥）的地方党、团，完全用秘密地下活动为主，武装起义，只是在一些党团员人多、力强、有武装的地区，开始作试验性的发动。敌人忙于军阀混战，蒋奉之间，蒋冯阎之间，一战未止，一战又起。军人横行，政治混乱，反动统治，风雨飘摇。先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抓“军权”“政权”，继是主观主义的盲动路线或教条主义，不具体针对敌我条件，以致1927年前积蓄下的许多力量，差不多被1928、1929、1930年的错误领导所弄光。1931年“九一八”后，日寇灭华阴谋已全暴露，超过“廿一条”，实现“田中奏折”都告成功了。日寇并未停留在东北三省。热河沦亡，华北危急，日寇用“共同防共”“敦睦邦交”作灭亡全中国烟幕。从1927年5月3日“济南惨案”起，日寇对华北、东北的蚕食并未时止，中国人民的抗日反日也年年不断。1930年到1935年的华北党是一年不及一年，损失一年比一年多，大。 我只知1934年，来了一位“要人”，行止绝密，同党的高级干部都往来不易，对工农群众，根本不接触。完全是在“世外”的境界生活着。
二、鲁学曾，秘密工作的代名叫鲁贲。1927年秋冬，我在米脂三民二中考察过。1928年同我有过往来。家是横山人。爱人安芳洪，米脂人。夫妇两人都是三民二中学生。1928、1929年，初开始给陕北团特委当交通，送文件，继当巡视员，到各地巡视工作。1930年起参加团特委，在焦维炽、贾耀祖离开陕北后，同毕维周、高庆云、刘秉钧（神木，病死）、赵景隆（米脂，病死，安边女校）、周自岐、马文瑞……同党特委一起搞陕北党与团的领导工作。1931年，最迟1932年，除做陕北团特委工作外，又专任陕北特委同陕西省委及北方局之间的交通、联络、巡视员工作。夫妇两人，女的通称“小安”，伪装给北方局经千危万险，送钱，送报告，送人。或带人，带文件、指示、各种决议给陕北、西北、西安。白色恐怖下，“行路”已“难”，他夫妇经的“文昭关”，出入虎口之险，笔难描绘。
三、1932年，陕北“鼠疫”流行。乡城死人无数。晨活午死，午病夕死。国民党反革命，束手无策，横征暴敛人员，不敢到老百姓家去，怕传染。老绅士，老知识分子，“送瘟神”、“祭瘟神”求幸免。城内人民，向四乡逃散，父母妻子儿女，各不相顾。市民有一家只9口而却死了11人。原因是一位医生，一位“阴阳”在死第8、9人时，同时陪伴而死了。横山一带，“鼠疫”更甚。“没有多少日子，祖父、祖母、父亲、母亲……相继死了。只死的丢下我自己和一位未出嫁的小姑母……”（鲁贲亲自向我诉说的原话）。“两个年幼不懂事的男女，草草经亲友帮助，埋了死人之后，自找生路。我跑到米脂岳父家，找小安商量……”（鲁贲烈士原话）。“家中没有任何牵挂，好干革命工作了。一心防敌对敌，没有后顾之忧……”（鲁贲烈士原话）。1933、34、35、36年，四年之中，鲁贲夫妇，每人至少一年要往来于陕北、西安、北京、天津之间三四次。大致一季度可有一次往还。1935年端阳节，鲁贲同朱理治等同到永坪。不久，同李铁轮先后返回天津。（公5月大捷之后。）冬，毛主席、中央到瓦窑堡后，魯贲由瓦市我家缝制衣服又出外，张浩（林育英）回来。（东征前后，周、张延安会谈前后），农五月底六月上半月，从定边（1936年）又将鲁贲、李向富经蒙地、包头到天津、北京（一二九前半年）。西北战场，释俘已近三万人了。1935年，延长解放，名传中外。我从延长利用邮局寄一上下皆不具姓名，简条，内只写“谁愿回来，回来”数字，住在北平延安会馆的马子明烈士和孙峻一两同志接信，冬，便冒险到了瓦窑堡，距毛主席和中央长征全体达到，不太久远，赶上毛主席的抗日救国方针报告。有朱理治、陕北特委、李铁轮、鲁贲……专给北方局送报告，送钱，送人。从公历红5月，释84师俘虏800多，近千人。农历五、六月释晋（慕家塬战斗日月等可查出）俘虏在6千人以上。（三个军的三个主力师旅。其军长为孙楚、杨爱源、王靖国）。解放靖边，释86师俘300多（一个主力步兵营。伤亡不及百。参加红军者不多）。解放延长，释俘数十人，骑兵士兵，有延长煤油矿的工程师、技师，有伪南京资源委员会的探勘队技师技工数十人，皆东北、华北、天津、南京的地质人员。8、9月到1936年冬，释东北军的俘虏也在数千人，万人上下。1936年春，东征，震动世界，天津岂不知？岂无消息？（红军距太原四十里。晋祠）。
四、回延安开七大，偏偏把个冀中区党委书记鲁学曾死于中途。鲁贲作了烈士，安芳洪还在，虽不全知，可知大部和重要。希能向“小安”处，多多调查。为什么，鲁贲死的也奇怪，突然。即使鲁贲牺牲属于意外，鲁贲的日记和记录等必然有些。不能连一点痕迹也没。冀中区党委书记，当时的省级首要干部，牺牲了也竟暗暗流传一点蛛丝马迹消息。延安追悼马本斋，也无人提及一句（华北干部），难道一个近二十年（1927年到1942年）的省委书记级干部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冀中当时近千万人口）竟不值得谈一谈？使人莫名其妙。
（全文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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