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高达摄氏39度多，毒日烤得路面冒烟了，出门便汗流浃背，谁都害怕这个时辰出门，但一连几天，“理工男”出身的王健都在为数字出版而四处奔波。他名片上的头衔是华东师大出版社编审、副社长，分管社里的信息中心、数字产品部以及电子音像出版分社，工作的常态是一个“忙”字，记者好不容易，才约定了在他出差前一天进行采访。
　　像王健这样的“奔波族”，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着一大拨，正因为他们干起活来很拼、很玩命，人人都成为坚实的“砖”，才垒砌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巍峨大厦的根基。
　　图书出版，是一份需要潜心投身才能有所收获的职业，依赖于对于文化和知识服务于人类的信仰，也依赖于精益求精的专业厚度，以及日积月累的心血付出。时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创社60周年之际，我们数次走进这一仍属中年少壮的出版社，深入接触上自社长、总编辑、副社长、副总编，下至编辑、发行经理、行政人员等等，对于他们身上散发的热爱书、敬畏书、出好书的“沉静的力量”而油然产生敬意。他们刚刚获评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他们是当今中国出版行业富有朝气的领跑者，他们怀着“给您一个智慧的人生”的使命，坚持文化理想和办社方向，思想和灵魂在路上风雨兼程，磨炼砥砺，在创新和求实相融合的道路上奋力前行。他们坚持以改革促发展，出版了一批又一批“双效”兼佳的出版物，颇负盛名。
　　图书作品最有说服力，他们每年有一堆图书获奖，一口气简直报不完书名，一批中青年学者、作家随之脱颖而出。销售数据更具信服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新书和重版书4000多种，销售码洋超10亿元。在互联网严重冲击纸媒的当下，他们鹤立鸡群。如果将出版业视作“书城”，华东师大出版社无疑是这座“书城”天际线上一座耀眼的高峰。
　　市场意识如何觉醒的
　　从出版规模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堪称中国出版丛林里的“小巨人”了。它拥有300多名员工，11个分社，2016年的出版种数在各单体出版社中名列第一梯队，其中新书多达上千种，参加上海书展时，两三百平方米的展位根本无法容纳动销图书。但他们并非天生硕大的体格，回顾60年成长史，也有着“波澜起伏”的经历。60年前，它刚刚诞生的时候，规模很小，才过2年多便因国家政策调整被关闭，但那时似乎已经有了一家创业公司的成功迹象，出版了80多种图书和包括《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物理教学》在内的6种学术期刊。1980年复社时是白手起家，仅仅在教工宿舍区师大一村拥有几间简陋的矮平房，地板一被踩上就吱吱嘎嘎响，办公桌椅是七拼八凑的破旧货。复社初期的出版社，人人兼任几个角色，记不清有多少次，随着一声“快来搬书”，从社长、总编辑到一众员工“倾巢出动”，人人参与装卸，在一卡车书卸完而等待下一辆车的间隙，饥饿的员工们狼吞虎咽地啃着馒头……那时就有一股顽强的拼搏劲儿。
　　复社之初，百废待兴，部门设置简而又简，主要是依托学校的知名度和教师资源，编辑出版高校教材。彼时的图书大多是“坐等”校内外知名教授、骨干教师自行投稿，也有少量书稿属于编辑主动出击联系参编教材的骨干教师所得，经过10多年艰辛爬坡，至1992年，员工队伍壮大到80人，年出新书130种，重印书近100种，实现销售码洋近千万元。当年深得口碑的出版物是《大学语文》《英语听力入门》以及自考教材，教育部有关司局确定他们为全国文科教材出版基地，以及全国自考教材的五大出版单位之一，华东师大出版社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在复社后花了10年左右慢慢积累了起来。
　　市场化改革的元年，是在1992年。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激励，在时任社长万中一和总支书记王世云的带领下，大伙儿思考着如何“胆子大一些，办法多一些”。那年暑假，华东师大出版社在苏州东山召开科室干部和全体编辑会议，学校分管出版社的副校长王铁仙也来了，激荡与会者头脑的话题是：如何建立激励机制，提高编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须知，当时全国多数出版社仍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悠然自得地徘徊”，恰恰这个时候，华东师大出版社已经反复讨论和酝酿，提出建立选题经济指标考核，打破“大锅饭”式分配体制，让编辑按绩效提成。“东山会议”代表了这个集体的市场意识觉醒，员工向往多劳多得的创造欲得以激发，三天的头脑风暴会上，有人兴致勃勃地提出：争取在一两年内，使得社里产生工资奖金等各种收入加起来达1万元的“万元户”，如此畅想，令与会者激情澎湃。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东山会议”的发令枪一响，编辑们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撒腿快跑，人人变得活跃，四处出击，绞尽脑汁投身于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当年，像《上海十大名校试题精选》等优秀教材教辅图书层出不穷，销售线急剧上升，所出图书的“双效益”同步增长，年销售码洋首次突破1000万元，随后几年都以20%的增幅赢得发展。
　　勇做“首个吃蟹”的改革者
　　任何改革不是一劳永逸的。尝到“改革”甜头的华东师大出版社，从此主动思考“改革”，根据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目标，锐意创新。一次又一次“自我革命”，促使他们不断顺应形势变化而调整战略。
　　1997年至2008年，是華东师大出版社的高速成长期，即他们的“第二次创业”。这段时期，他们几乎每年搞头脑激荡，平时大小策划会也体现了“不改不可活”的忧思和进取。在巩固老基地的同时，开始在“大教育”的出版道路上飞奔。

　　时任社长朱杰人，抓住契机，率领员工深化改革。先是确立“以教材保证利润，以教辅保证码洋，以社科保证学术高端品位”的产品格局；后来进一步尝试“立体化转型”，以“大教育”出版物作为核心产品，确保全社的角色定位和产品特色；同时，将业务的触角伸向更大范围，尤其在社科、少儿、泛文化等领域，探索高端原创的出版路子。2001年，他们敏锐地抓住国家教材出版改革的契机，继1990年代大胆投标上海“一期课改”教材以后，又一次果断地斥巨资参与教材竞标，一举拿下初中数学、科学、历史、体育与健康等四个科目，深度切入“教育出版”的殿堂，“国标教材”很快销售码洋过了亿元，成为继《大学语文》《英语听力入门》之后，该社在教材领域又一“超级图书”。他们的产品无论广度、深度也得到进一步开掘。譬如，以往的教育心理类图书试图以“史、论、资料、译著”为主，但译著方面始终是“短腿”，经过多方齐心协力，相继开发出五套教育心理译著，解决了以往的“短腿”问题，使得教育心理图书出版的架构变得立体而丰富。2000年，他们举行“大连会议”，改革编辑分工，让策划编辑成为“尖兵连”，从审读等事务中得以脱身。这一改革，使得图书种类大幅度增加，成套成系列的图书源源不断地推出。2002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开辟北京办事处（今北京分社前身），以别人见所未见的眼光和魄力，开垦当时市场尚不受重视的教师用书以及教师读物，天遂人愿，随着一套套“大夏书系”产品的开发出版，他们开创了教师人文写作与阅读的新风气，渐渐声名远播，到了2007年，中小学教师培训需求增长迅速，躬逢其盛的“大夏书系”在教育界“风头无二”，迄今在教师用书及教师读物领域保持了优势。此外，人文社科与少儿图书的出版态势也呈现良好势头，“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堪称巨制，《清代通史》《法国文化史》“尼采注疏集”等高端学术著作的出版，赢得了同行尊重。而原创的少儿读物凭着精良的品质，连续两年获得“冰心儿童图书奖”，版权输出到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