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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未都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社会上有大量财富没去处,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会成为富人的心病。那时,人们对财富观念也应该更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给公益组织,投入文化事业。
离北京机场不远的大山子是一个老地名,名扬海内外的798艺术区就在这里,再往北进入金盏乡地界,在张万坟金南路这一带,沿街面在短短三四年里建起了许多红柱绿窗琉璃瓦的京派风格建筑,几乎是琉璃厂的翻版。“琉璃厂”尽头,就是马未都创建的观复博物馆,外观朴实无华。
四五年前,观复博物馆周边还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要说仿古建筑是看准了观复的影响力而麇集于此也不算错。但今天,这些一天也没有用过的房子正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民间资本打造的老北京风貌或古玩交易市场的梦想瞬间化为泡影。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房子被拆成一堆堆碎砖烂瓦了。据知情者说,这里很快将被夷为平地,由政府整成绿化,这是土地储备的通行做法。也因此,观复博物馆的命运如何,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新民周刊》的读者也希望知道这个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的命运将会如何演变。
马未都的收藏以陶瓷与家具为主,兼及书画、门窗及当代艺术等,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琢磨建一座私人博物馆。1992年起打报告申请,被毙了,再打,再毙,直到1996年才批下来。马未都给博物馆取名叫“观复”。
最早的观复博物馆坐落在琉璃厂西街,面积不大,展品铺不开。2000年搬到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胡同,内部的装修使用不少中国传统工艺,如手工雕刻、大漆髹饰等。过了几年马未都又嫌小了,想办法就搬到今天大山子这片地儿了。地方大了,马未都就将《道德经》第十六章中的一段文字以典雅的仿宋体书写在博物馆院内的一堵墙上,它提示观众,“观复”两字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把自己的收藏都捐出去
记者:这一片地儿拆平之前你这里还是要搬的吧?
马未都:我们得配合政府,本来我们也一直在考虑建一个永久性展馆,这一带的拆迁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记者:新址将会选在哪里?
马未都:地址一直没能定下来,我希望在三环内外,这样交通就能方便许多。但你也知道,这些年经过房地产开发,在城里已经没有多少空地了。
记者:我记得在四年前你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过,展馆偏远点,绝对不是问题,想来看的人照样会来。你还说日本有一个美秀博物馆,建在山里头,观众照样千里迢迢奔它而去,关键是你给人家看什么东西!
马未都:实在没地我也接受建在城乡接合部,不过我希望能再大一点,3万平方米是比较合适的面积,展览与办公的面积一半对一半,这比较合理。新馆建在城里或城外,都可以接受,但办馆理念与设计方案肯定会不一样。
记者:今天新闻你听说了吗: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从账面上看,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马未都:老二不好当啊!我们与长期积弱积贫的时代告别了,进入积富积强的时代,但如何正确看待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准备好了吗?
记者:听说你准备将自己的收藏品悉数捐给观复博物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自我炒作,观复博物馆是马未都建的,馆里的文物都是自己的,现在说捐,这不是自己捐给自己?
马未都:这里有一个误会,观复博物馆确实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但不是我马未都一个人的,它是由几个人一起建起来的,有一个五个发起人组成的董事会在运作,我是出面办事说话应付媒体的人,法人代表、馆长,时髦的说法就是CEO。
记者:你搞收藏少说也有30年了,这批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一下子捐出去,肯定有更深更长远的考虑吧。
马未都:我想说明的是,第一,我不是捐给国家博物馆,也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在建这个馆的时候就想过,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走出一条私人办博物馆的道路,如果到今天我将自己的藏品悉数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话,事情就简单了,但这样做等于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几十年来所做的事都白搭了。民间人士向国家博物馆捐物,这是觉悟之举,更是盛世之举,也是爱国情感的真诚表达。民间捐物是国家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事实证明是有效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私人博物馆一直不够正规,遑论强大,其中的原因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以为,私人与国家是对立的,大公无私嘛。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私人与国家不是对立的,没有人哪有社会,没有社会哪有国家?我们建私人博物馆就是想破除这种陈旧观念。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法制国家,在一个文化昌盛的环境里,私人的财富实际上也是国家财富的重要体现。那么涉及文物方面,也应该持同样观点。美国的博物馆有8000多家,私人与国家的比例为6比4,而目前中国的博物馆才2000家,私人博物馆占的比例极少。其实,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它是另一种更有活力、更有草根形态的文化表达。第二,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民间博物馆确实会出现向自己捐钱捐物的行为,比如大型国企办一个行业博物馆,把这方面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也算企业文化吧,但它靠的是行政补贴,而且数额巨大,那么它这个博物馆生存就比较容易。国家博物馆现在开始实行免票参观的制度了,因为它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博物馆,应该免票。而我们这个馆是赞助人合办的,我们根据另一套制度行事,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还给国家缴税,而且生存得非常好。当然也有些私人博物馆建得相当堂皇,相当气派,显示了快速崛起的经济实力。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收藏了一些东西,办了一个馆,三五年后就想办法将展品卖出去了。这里头有盈利目的,说到底属于一种经济行为,对文化不会有敬畏之心。而你看世界上历史悠久、口碑也不错的博物馆、艺术馆,它必定有一个基金会在运作,相对独立地行使着董事长赋予的权利,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很好的典范。我在理事会里不是说了算的,所有重大的事项都需要集体讨论决定。我今天捐东西给博物馆,不是右手转到左手那么逗人,而是给这个大家共有共管的博物馆,是这么个道理。
怕儿子形成不正确的财富观
记者:在做出决定之前是否与家里人商量过?
马未都:这事是我早就想好的,或许从收藏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它们的最终归宿,所以家里人都知道它们的去處,给予充分理解。
记者:从传统上看,中国的收藏家更多选择将宝物留给儿子。
马未都:儿子在英国留学7年,回国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搬出去单住了,独立地开始了“海归派”的新生活。我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留下一件就不算彻底了。
记者:留几件给儿子,既可作为纪念,又可在关键时候增强他创业的底气嘛。
马未都:我不想使儿子对财富产生错误的概念。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带着儿子逛古玩城,在一楼买到一件文玩,花了2400元。我们坐电梯上楼,半道上被一位朋友截住,问我捡到什么漏?我就向他展示了刚刚斩获的东西。朋友一看:好东西!请求我转让,愿意给3万元。我无意间看到儿子的表情,似乎有点惊喜,有点顿悟。这件玩意儿一上楼就翻了十几倍,盈利部分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这钱来得也太容易啦!这让我产生了警觉,我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特别是误以为收藏活动是一种轻易获利的行当,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所以这次你发愿捐出自己的藏品,可能也有这份考虑隐藏在其中吧。这份考虑,折射出一位父亲对爱子的拳拳之心啊。那么这次向博物馆捐物,总共有多少件?包括哪些几项大类?
马未都:我认为件数不是主要的。可以透露的是,这其中包括陶瓷、家具、文玩、门窗以及少量的字画。
记者:什么时候正式捐呢?
马未都:我想在新馆建成之日吧。现在我早早地放出这话,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许诺,也是为了让公众舆论监督我,看我马未都到底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说实在的,我的钱也够花了,再多也使不上,我也没有玩富人游戏的嗜好。文物给我的快乐也到头了,它不能让人延年益寿吧,那么这些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肯定比家里藏着更有意义。
大张旗鼓地行善实在丢人
记者:你如何评价这次捐物的意义,或者说你想得到社会怎样的评价?
马未都:我们这一代机遇比较好,受过苦,什么样的苦都能承受,遇到大事就不易犯糊涂。我爱上收藏,一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崇敬,对文物本身有审美与研究的兴趣,并不看重它的经济价值,从来没想到日后能涨个几百倍。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啊,就一点死工资钱,省吃俭用地花在这上面了,但当时东西真便宜,而且假东西不多。早十年、晚十年都不行,这个好时候被我赶上了。要是今天我刚刚入门玩收藏,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今天也有大款揣着大把钞票来玩收藏的,他可以疯狂砸钱,高举高打,但我们那时候披星戴月赶鬼市的那份乐趣,他能体会到吗?没钱可能会不幸福,但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
你看看海外华人中的富人,历代以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财产的问题,由此引起的家庭纠纷甚至手足反目还少吗?小甜甜、梅艳芳身后都是这个结局,很值得我们反思。
记者:这几天有报道说,美国华裔科学家陈颂雄,为响应盖茨与巴菲特等人的号召,决定将一半家产捐出来做慈善。陈在南非出生并长大,是靠生物制药致富的知识型人才,因为研究发明了治疗糖尿病药物和抗癌新药而蜚声业界。
马未都:一个人在年轻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业,为奠定生活与事业的基础,此时他一定会趋利。而从中年到老年阶段,在生活稳定、稍有经济积累以后,他考虑更多的就是社会评价,别人对他的看法,就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就是进入趋名的阶段了。而一旦进入老年以后,阅历丰富了,经历的喜怒哀乐也多了,看淡了一切,名利都不重要了,只求内心安定平静。所谓的境界,常常在这个时候实现。
人的一生应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第二重是精神上的,希望有所愉悦,有所寄托。第三重是灵魂,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还体现在一种献身精神上。前不久我去日本,在一座寺庙里,正好僧人做完功课出僧房,在佛号声中,70多个僧人鱼贯而出,每个人的脸上写着慈爱与安详。那种表情绝对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没有修炼,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的表情。他认为,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在宗教精神普遍匮乏的当下,有些中国人就将收藏艺术品当作一种修行。
记者:丰子恺在有篇文章里的三重境界与你说的相仿,他更通俗地把物质、精神与宗教生活比喻为三个楼层,而他谦逊地表示只是行进在二三楼之间的楼梯上,看得到属于宗教生活的三楼,但还没真正抵达。
马未都:是吗?那我也只是处于坐二望三的“二楼半”。
记者:我记得你曾对我讲过,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话对你的震动很大: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马未都:中国人为什么特别看重钱?有俩钱就赶紧存银行,要不就塞砖缝里,那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时间太长了,他老是有一种危机感。现在好了,中国人富了,空前地有钱了,但为什么内需还是拉动比较困难?还是想存钱。表现在慈善事业上,就有一种普遍心态,出于救济的目的才向社会捐钱。这几年中国天灾频繁,大家纷纷解囊,就是赈灾性质的集体行善。但我最反感的是,他捐钱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数额要写在大支票上,在台上高高举起,就怕人家不知道。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丢人的事!在西方国家,救灾是国家的事,大多依靠行政力量来完成,还有保险、基金会等机构的辅助,他们机制完善嘛。那么个人做什么呢?你可以向基金会捐钱,向艺术机构捐物,个人更多的是参与公益活动。而且告诉你,他们捐钱捐物,捐赠方与受与方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里,总是要求接受者表现出感恩之心,那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你捐钱是吗,他得审查你的财物是否干净?你还得居下临高。
记者:这种举大支票的做法也许是向社会倡导善行,强调他的示范意义。
马未都:“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你做了点善事,就迫不及待地让天下人知道,这就不是真善。还有一句话更狠:善欲人知便是恶,恶恐人知便是善。这里有辩证法!
让捐资人看到身后的荣耀
记者:前不久你这里成立了一个观复文化基金会,现在有人向基金会捐钱吗?
马未都:观复基金会是一个盈利不分配的机构,盈利多少都会用在博物馆的建设上。另一方面,它接受社会的捐赠,并借鉴国外同类艺术基金会的管理模式,打造自己的公益文化品牌,探索适合中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无论处于何种阶层,无论人种和国籍,他愿意捐,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接受。目前我们收到的最小一笔捐款是2000元。
不少民众是出于对观复博物馆的信任与肯定来捐钱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弘扬、宣传中华文明。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社会上有大量财富没去处,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会成为富人的心病。那时,人们对财富观念也应该更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给公益组织,投入文化事业。
记者:将自己的收藏都捐了之后,你会觉得失落吗?或者为了弥补这种失落,你会回归小说家的角色吗?
马未都:捐了之后我一点也不失落,反而踏实。至于写小说,有这个可能。我觉像我这样的人生,是两头倾向文艺,中间是需要哲学,这个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经营的、处世的哲学,年轻时,或者老了之后,才会非功利性地通过文学来倾诉,来想象,来寄托。我常常设想有一天,那时候我已是一头风霜,两袖清风,走在街上跟北京城里的老头儿没什么區别。我得了闲就来到观复博物馆,自己掏50元买一张门票,并瞅一眼门前的小牌子:“每个买票参观的观众,都是观复博物馆的赞助人”。进了馆,我混在观众中,听讲解员介绍一件清代康熙五彩象腿瓶的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心里不由得一乐:这玩意儿,当初从潘家园淘来时才不过区区几千元。
记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的,人们对荣誉的欲望也是正常的,你至少不能漠视捐赠者的这个需求啊。
马未都:是啊,所以我要让捐赠者看到自己身后的荣耀,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会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立几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铜人物塑像,你可以选择姿势,坐着站着靠着随你,自然地散落其间。我自己就坐在一张也是青铜浇铸的明代黄花梨大案上喝茶,对面留一把空着的官帽椅,谁来了都可以坐,跟我说说话。每人脚下有一块小铜牌,刻着人名、出生年月、捐赠时年。他们都是观复基金会的赞助人。我就要让赞助人活着看到自己身后的荣耀,活着看到人们对他的敬重与怀念。
离北京机场不远的大山子是一个老地名,名扬海内外的798艺术区就在这里,再往北进入金盏乡地界,在张万坟金南路这一带,沿街面在短短三四年里建起了许多红柱绿窗琉璃瓦的京派风格建筑,几乎是琉璃厂的翻版。“琉璃厂”尽头,就是马未都创建的观复博物馆,外观朴实无华。
四五年前,观复博物馆周边还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要说仿古建筑是看准了观复的影响力而麇集于此也不算错。但今天,这些一天也没有用过的房子正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民间资本打造的老北京风貌或古玩交易市场的梦想瞬间化为泡影。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房子被拆成一堆堆碎砖烂瓦了。据知情者说,这里很快将被夷为平地,由政府整成绿化,这是土地储备的通行做法。也因此,观复博物馆的命运如何,引起了媒体的关注。《新民周刊》的读者也希望知道这个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的命运将会如何演变。
马未都的收藏以陶瓷与家具为主,兼及书画、门窗及当代艺术等,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就开始琢磨建一座私人博物馆。1992年起打报告申请,被毙了,再打,再毙,直到1996年才批下来。马未都给博物馆取名叫“观复”。
最早的观复博物馆坐落在琉璃厂西街,面积不大,展品铺不开。2000年搬到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胡同,内部的装修使用不少中国传统工艺,如手工雕刻、大漆髹饰等。过了几年马未都又嫌小了,想办法就搬到今天大山子这片地儿了。地方大了,马未都就将《道德经》第十六章中的一段文字以典雅的仿宋体书写在博物馆院内的一堵墙上,它提示观众,“观复”两字其实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
把自己的收藏都捐出去
记者:这一片地儿拆平之前你这里还是要搬的吧?
马未都:我们得配合政府,本来我们也一直在考虑建一个永久性展馆,这一带的拆迁给我们提供了机会。
记者:新址将会选在哪里?
马未都:地址一直没能定下来,我希望在三环内外,这样交通就能方便许多。但你也知道,这些年经过房地产开发,在城里已经没有多少空地了。
记者:我记得在四年前你接受我们采访时说过,展馆偏远点,绝对不是问题,想来看的人照样会来。你还说日本有一个美秀博物馆,建在山里头,观众照样千里迢迢奔它而去,关键是你给人家看什么东西!
马未都:实在没地我也接受建在城乡接合部,不过我希望能再大一点,3万平方米是比较合适的面积,展览与办公的面积一半对一半,这比较合理。新馆建在城里或城外,都可以接受,但办馆理念与设计方案肯定会不一样。
记者:今天新闻你听说了吗: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从账面上看,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马未都:老二不好当啊!我们与长期积弱积贫的时代告别了,进入积富积强的时代,但如何正确看待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准备好了吗?
记者:听说你准备将自己的收藏品悉数捐给观复博物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自我炒作,观复博物馆是马未都建的,馆里的文物都是自己的,现在说捐,这不是自己捐给自己?
马未都:这里有一个误会,观复博物馆确实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但不是我马未都一个人的,它是由几个人一起建起来的,有一个五个发起人组成的董事会在运作,我是出面办事说话应付媒体的人,法人代表、馆长,时髦的说法就是CEO。
记者:你搞收藏少说也有30年了,这批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一下子捐出去,肯定有更深更长远的考虑吧。
马未都:我想说明的是,第一,我不是捐给国家博物馆,也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在建这个馆的时候就想过,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走出一条私人办博物馆的道路,如果到今天我将自己的藏品悉数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话,事情就简单了,但这样做等于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几十年来所做的事都白搭了。民间人士向国家博物馆捐物,这是觉悟之举,更是盛世之举,也是爱国情感的真诚表达。民间捐物是国家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事实证明是有效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私人博物馆一直不够正规,遑论强大,其中的原因就是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以为,私人与国家是对立的,大公无私嘛。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私人与国家不是对立的,没有人哪有社会,没有社会哪有国家?我们建私人博物馆就是想破除这种陈旧观念。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法制国家,在一个文化昌盛的环境里,私人的财富实际上也是国家财富的重要体现。那么涉及文物方面,也应该持同样观点。美国的博物馆有8000多家,私人与国家的比例为6比4,而目前中国的博物馆才2000家,私人博物馆占的比例极少。其实,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它是另一种更有活力、更有草根形态的文化表达。第二,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民间博物馆确实会出现向自己捐钱捐物的行为,比如大型国企办一个行业博物馆,把这方面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也算企业文化吧,但它靠的是行政补贴,而且数额巨大,那么它这个博物馆生存就比较容易。国家博物馆现在开始实行免票参观的制度了,因为它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博物馆,应该免票。而我们这个馆是赞助人合办的,我们根据另一套制度行事,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还给国家缴税,而且生存得非常好。当然也有些私人博物馆建得相当堂皇,相当气派,显示了快速崛起的经济实力。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收藏了一些东西,办了一个馆,三五年后就想办法将展品卖出去了。这里头有盈利目的,说到底属于一种经济行为,对文化不会有敬畏之心。而你看世界上历史悠久、口碑也不错的博物馆、艺术馆,它必定有一个基金会在运作,相对独立地行使着董事长赋予的权利,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很好的典范。我在理事会里不是说了算的,所有重大的事项都需要集体讨论决定。我今天捐东西给博物馆,不是右手转到左手那么逗人,而是给这个大家共有共管的博物馆,是这么个道理。
怕儿子形成不正确的财富观
记者:在做出决定之前是否与家里人商量过?
马未都:这事是我早就想好的,或许从收藏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它们的最终归宿,所以家里人都知道它们的去處,给予充分理解。
记者:从传统上看,中国的收藏家更多选择将宝物留给儿子。
马未都:儿子在英国留学7年,回国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搬出去单住了,独立地开始了“海归派”的新生活。我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留下一件就不算彻底了。
记者:留几件给儿子,既可作为纪念,又可在关键时候增强他创业的底气嘛。
马未都:我不想使儿子对财富产生错误的概念。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带着儿子逛古玩城,在一楼买到一件文玩,花了2400元。我们坐电梯上楼,半道上被一位朋友截住,问我捡到什么漏?我就向他展示了刚刚斩获的东西。朋友一看:好东西!请求我转让,愿意给3万元。我无意间看到儿子的表情,似乎有点惊喜,有点顿悟。这件玩意儿一上楼就翻了十几倍,盈利部分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这钱来得也太容易啦!这让我产生了警觉,我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特别是误以为收藏活动是一种轻易获利的行当,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记者:所以这次你发愿捐出自己的藏品,可能也有这份考虑隐藏在其中吧。这份考虑,折射出一位父亲对爱子的拳拳之心啊。那么这次向博物馆捐物,总共有多少件?包括哪些几项大类?
马未都:我认为件数不是主要的。可以透露的是,这其中包括陶瓷、家具、文玩、门窗以及少量的字画。
记者:什么时候正式捐呢?
马未都:我想在新馆建成之日吧。现在我早早地放出这话,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许诺,也是为了让公众舆论监督我,看我马未都到底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说实在的,我的钱也够花了,再多也使不上,我也没有玩富人游戏的嗜好。文物给我的快乐也到头了,它不能让人延年益寿吧,那么这些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肯定比家里藏着更有意义。
大张旗鼓地行善实在丢人
记者:你如何评价这次捐物的意义,或者说你想得到社会怎样的评价?
马未都:我们这一代机遇比较好,受过苦,什么样的苦都能承受,遇到大事就不易犯糊涂。我爱上收藏,一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崇敬,对文物本身有审美与研究的兴趣,并不看重它的经济价值,从来没想到日后能涨个几百倍。我那时才二十几岁啊,就一点死工资钱,省吃俭用地花在这上面了,但当时东西真便宜,而且假东西不多。早十年、晚十年都不行,这个好时候被我赶上了。要是今天我刚刚入门玩收藏,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今天也有大款揣着大把钞票来玩收藏的,他可以疯狂砸钱,高举高打,但我们那时候披星戴月赶鬼市的那份乐趣,他能体会到吗?没钱可能会不幸福,但有钱不一定能买到幸福!
你看看海外华人中的富人,历代以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财产的问题,由此引起的家庭纠纷甚至手足反目还少吗?小甜甜、梅艳芳身后都是这个结局,很值得我们反思。
记者:这几天有报道说,美国华裔科学家陈颂雄,为响应盖茨与巴菲特等人的号召,决定将一半家产捐出来做慈善。陈在南非出生并长大,是靠生物制药致富的知识型人才,因为研究发明了治疗糖尿病药物和抗癌新药而蜚声业界。
马未都:一个人在年轻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业,为奠定生活与事业的基础,此时他一定会趋利。而从中年到老年阶段,在生活稳定、稍有经济积累以后,他考虑更多的就是社会评价,别人对他的看法,就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就是进入趋名的阶段了。而一旦进入老年以后,阅历丰富了,经历的喜怒哀乐也多了,看淡了一切,名利都不重要了,只求内心安定平静。所谓的境界,常常在这个时候实现。
人的一生应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第二重是精神上的,希望有所愉悦,有所寄托。第三重是灵魂,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还体现在一种献身精神上。前不久我去日本,在一座寺庙里,正好僧人做完功课出僧房,在佛号声中,70多个僧人鱼贯而出,每个人的脸上写着慈爱与安详。那种表情绝对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没有修炼,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的表情。他认为,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在宗教精神普遍匮乏的当下,有些中国人就将收藏艺术品当作一种修行。
记者:丰子恺在有篇文章里的三重境界与你说的相仿,他更通俗地把物质、精神与宗教生活比喻为三个楼层,而他谦逊地表示只是行进在二三楼之间的楼梯上,看得到属于宗教生活的三楼,但还没真正抵达。
马未都:是吗?那我也只是处于坐二望三的“二楼半”。
记者:我记得你曾对我讲过,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话对你的震动很大: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马未都:中国人为什么特别看重钱?有俩钱就赶紧存银行,要不就塞砖缝里,那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时间太长了,他老是有一种危机感。现在好了,中国人富了,空前地有钱了,但为什么内需还是拉动比较困难?还是想存钱。表现在慈善事业上,就有一种普遍心态,出于救济的目的才向社会捐钱。这几年中国天灾频繁,大家纷纷解囊,就是赈灾性质的集体行善。但我最反感的是,他捐钱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数额要写在大支票上,在台上高高举起,就怕人家不知道。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丢人的事!在西方国家,救灾是国家的事,大多依靠行政力量来完成,还有保险、基金会等机构的辅助,他们机制完善嘛。那么个人做什么呢?你可以向基金会捐钱,向艺术机构捐物,个人更多的是参与公益活动。而且告诉你,他们捐钱捐物,捐赠方与受与方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里,总是要求接受者表现出感恩之心,那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你捐钱是吗,他得审查你的财物是否干净?你还得居下临高。
记者:这种举大支票的做法也许是向社会倡导善行,强调他的示范意义。
马未都:“善欲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你做了点善事,就迫不及待地让天下人知道,这就不是真善。还有一句话更狠:善欲人知便是恶,恶恐人知便是善。这里有辩证法!
让捐资人看到身后的荣耀
记者:前不久你这里成立了一个观复文化基金会,现在有人向基金会捐钱吗?
马未都:观复基金会是一个盈利不分配的机构,盈利多少都会用在博物馆的建设上。另一方面,它接受社会的捐赠,并借鉴国外同类艺术基金会的管理模式,打造自己的公益文化品牌,探索适合中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无论处于何种阶层,无论人种和国籍,他愿意捐,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接受。目前我们收到的最小一笔捐款是2000元。
不少民众是出于对观复博物馆的信任与肯定来捐钱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弘扬、宣传中华文明。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社会上有大量财富没去处,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会成为富人的心病。那时,人们对财富观念也应该更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给公益组织,投入文化事业。
记者:将自己的收藏都捐了之后,你会觉得失落吗?或者为了弥补这种失落,你会回归小说家的角色吗?
马未都:捐了之后我一点也不失落,反而踏实。至于写小说,有这个可能。我觉像我这样的人生,是两头倾向文艺,中间是需要哲学,这个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经营的、处世的哲学,年轻时,或者老了之后,才会非功利性地通过文学来倾诉,来想象,来寄托。我常常设想有一天,那时候我已是一头风霜,两袖清风,走在街上跟北京城里的老头儿没什么區别。我得了闲就来到观复博物馆,自己掏50元买一张门票,并瞅一眼门前的小牌子:“每个买票参观的观众,都是观复博物馆的赞助人”。进了馆,我混在观众中,听讲解员介绍一件清代康熙五彩象腿瓶的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心里不由得一乐:这玩意儿,当初从潘家园淘来时才不过区区几千元。
记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的,人们对荣誉的欲望也是正常的,你至少不能漠视捐赠者的这个需求啊。
马未都:是啊,所以我要让捐赠者看到自己身后的荣耀,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会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立几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铜人物塑像,你可以选择姿势,坐着站着靠着随你,自然地散落其间。我自己就坐在一张也是青铜浇铸的明代黄花梨大案上喝茶,对面留一把空着的官帽椅,谁来了都可以坐,跟我说说话。每人脚下有一块小铜牌,刻着人名、出生年月、捐赠时年。他们都是观复基金会的赞助人。我就要让赞助人活着看到自己身后的荣耀,活着看到人们对他的敬重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