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去赴一场音乐盛宴，音乐响起，当一段段经典乐章在指挥棒下流淌的时候，有一种明亮锐利、特别富于英雄气概的声音深深打动了我，这就是小号。那些或激昂高亢，或抒情梦幻，或神秘莫测的旋律，不仅让演奏者陶醉，也让我陷入遐想，不由得回忆起我的短暂的号兵生涯。小号是西洋乐器，有100多个音阶，音色明朗辉煌、舒展悠扬。而号兵手里的小号是军号，战争的武器，只能吹奏1、3、5三个音阶，音色短促果断、质朴无华。总之，这是两种不同的小号，两类不同的號手，两件不搭界的事情。不过我的号兵经历却是我一生中值得骄傲的光荣时段。
　　1982年10月我光荣入伍成为一名边防军战士，3年后我超期服役从一线执勤分队调入政治部担任司号员（播音员）并兼任报道员。首长还专门安排我到沈阳军区某师（驻齐齐哈尔）集中进行业务学习。当时，我所在的师、团一级营区里起床号、开饭号、出操号、熄灯号都是统一播放的录音，使用司号员现场吹号的机会并不多，但这并不能妨碍我们练习号谱的热情。不管用上用不上，都要专心去练习，要掌握所有的号谱。这些号谱中，分别有“进入坑道”“已向你增援”“已送弹药”“要求增援”等分门别类的号谱，简直可以称之为一种公开的声音情报。当时号谱一共有90种。我们首先要把90种号谱熟练背诵下来，然后开始练习发声，加班加点练习，嘴皮磨破了也不停歇。要做到90种号谱熟稔在心，没什么特殊技巧，就是一遍遍练习，熟能生巧。
　　军号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在战争中，唯一能够把军队集结起来统一行动的工具就是军号。号声一响，全员行动。上千人、数万人的进攻、后撤、隐蔽、起床、吃饭等等等等，都被一把军号所指引。
　　2014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取道若尔盖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抵达腊子口，在当年红军战役现场接受一次灵魂的洗礼。
　　1935年9月16日的夜晚，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红一军团首长率红二师师长陈光、政委肖华，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冒雨抵达腊子口。
　　腊子口，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的腊子乡。“腊子”系藏语译音，意为“险绝的峡口”。这是红军进入陕甘、不再退回草地的唯一通道。两天前，红四团在旺藏寺受命“三日内抵达腊子口”。他们携带毛泽东赠送的用以“提神、解困”的一竹筐青辣椒，冒雨强行军两日，越过悬空的栈道，跨过一座座独木桥，穿越松涛呼啸的深山老林，如期抵达腊子口。呈现在红军面前的是驻守腊子口的国民党鲁大昌陆军新编第14师。其第一旅旅长梁应奎率重兵在腊子口重重设防，还在岷州大拆民房，以扫除障碍、扩大射界、增设碉堡，形成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而红军将士刚刚经过雪山、草地，体质虚弱，突破腊子口困难极大。这注定是一场恶战。
　　9月17日16点整，红四团的先头部队一营开始在腊子口接敌。嘹亮的号音骤然响起，战士们纵身跃起扑向对岸。经过两小时激战，腊子口被一举夺下。你知道是谁在此时此地吹响了史上最急迫、最绵长的号音吗？那是红四团各级建制的几十名号兵。当他们齐刷刷站在阵前昂首举号时，人们听到了一首气势恢宏的进行曲。有道是，千丈峡谷挡不住红军闯关的坚定步伐，腊子口天险拦不住勇士们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枪声炮声风声浪涛声更无法屏蔽高亢激越的号音。
　　如果说军号是战争的灵魂（拿破仑语），那么，当灵魂沸腾的时候，号兵就是战争之魂的守护神。登高一啸，撼人心魄，要的就是这气场。号兵用军号迸发满腔的忠诚，令每一名战士发竖须裂、热血沸腾，即使负伤倒下的人也会挣扎着重新站起，怒吼着冲向魂飞魄散的敌人。号兵用号音凝聚行动的共识，让官兵们建立起明确的方向感，即使面对巨大牺牲，也会毫不犹豫冲向既定的目标。号兵用若断若续的呜咽表达极尽的悲壮，让音律寄托绵延不尽的哀伤，即使目睹最血腥的死亡，幸存的人们还是坚定不移勇往直前。
　　战斗中使用军号，除了振奋己方士气之外还有震撼和迷惑敌人的作用。在侵朝美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李奇微的《朝鲜战争回忆录》里，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号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
　　在朝鲜战场，中美两军曾经在此迎头相撞。那是一场装备差异极大的战争，陆海空三军全部现代化装备的美军，对阵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美军无线电通信可一直到达排和班，已经没有号兵这一编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无线电电台刚刚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依然靠军号、哨子等传统手段。美军的攻势几乎都发生在白天，因为能够清晰地审视目标，能够获得航空兵火力的大力支援。志愿军则将攻势放在夜晚——主要是为了避开占绝对优势的美军空中火力。半个多世纪过去，到过朝鲜战场的美军军官撰写的回忆录记下那一幕：“月圆之夜，突然响起‘尖利刺耳的哨子声’和‘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志愿军发起排山倒海的冲锋。”
　　在这里，军号化为一支劣势装备军队坚韧顽强、奋勇冲杀、不惧牺牲的英勇写照。
　　一把军号，几乎可以说就是军队的象征、军人的象征、胜利的象征。甚至成为一支特定军队之特定形象的象征。我军最早的司号兵是八一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在连以上都编有号兵。红军时期我军司号兵的编设基本上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变化也不大。连编有司号兵，也称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设号目（班长）；团和师编有司号排，设号长（排长）。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军、军团、方面军）司令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另外还有司号大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红军通信学校都曾设有司号大队，专门培训部队的司号员。每逢师、团举行阅兵式，全师、全团的司号兵都要集中起来，号长们带领上百名号兵列阵吹奏，其场面之壮观、旋律之齐整，与现在室内演奏的音乐会相比，完全是另外一番感觉。百十把军号发出的雄壮之声，在方圆十里或几十里的山谷间、平原上回荡，成为军旅独特的一道亮丽景观。
　　军号号谱就是军号不同号目的乐谱，是军号发出正确指令的依据。军号号谱分为战斗、勤务、名目和仪式几类。战斗号谱用于指挥战斗，勤务号谱用于起居作息，名目号谱用于表示部队单位或指挥员职务等，仪式号谱用于部队各种仪式活动。可以说号谱是“听得见的密码”，是部队生活的“镜子”。常用的军号号谱约20种，如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集合号、紧急集合号、上课号、下课号、休息号、开饭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号、熄灯号、防空号、解除警报号、冲锋号等等。但全部军号远不止这些。
　　在福建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静静地躺着一册《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本号谱，是一位红军失散司号员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1930年初，红四军从古田出发途经长汀时，年仅十五岁的小青年罗广茂毅然告别父母，踏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个头不大，说话却中气很足。部队领导发现了罗广茂的特点后，把他调到红四军第三纵队任司号员，之后又送他到中央军事学校陆地作战司号大队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训练，罗广茂便掌握了所有军号的吹奏。毕业时，部队领导把一本厚厚的红军军号谱郑重地交到罗广茂手中，说道：“小鬼，别小看这本军号谱，这可是红军的‘密码本’，你的责任可大了，要好好保护它啊！”
　　罗广茂听完，激动万分，“啪”地敬了个军礼：“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回到红四军后，罗广茂被安排到朱德军长身边任司号员。随后，他在红十二军101团任司号员，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又调到红五军团43师师部当号长。1934年，罗广茂在福建连城作战时背部中枪负伤，被安置在当地群众家中养伤。
　　伤好后的罗广茂与队伍失去了联系。在白色恐怖中，为逃脱反动派的追捕，罗广茂躲进深山，但想起组织的嘱托，担心自己万一被抓军用号谱落入敌人手里，于是悄悄潜回老家，将号谱交给母亲，并再三交待一定要妥善保管。母亲左思右想，将号谱用油纸包好，钉在家里谷仓底的木板上。
　　解放后，罗广茂想找回号谱，可时隔多年，母亲年事已高，早已想不起号谱的藏身之地。直到1974年，花甲之年的罗广茂在拆建家中谷仓时，发现了被油纸布包裹的号谱，当罗广茂小心翼翼翻开纸页已经发黄变脆却依旧保存完好的号谱时，沉寂了四十年的音符仿佛腾入云天，拖着长长的一缕尾音，化成一曲如泣如诉的号兵悲歌。
　　哒哒嘀哒滴，哒哒嘀哒滴……前不久，一声嘹亮的军号，在福建宁化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再次吹响。它穿越时空，把人们带回到八十多年前的峥嵘岁月。那一阵悠远绵长穿越战火硝烟的号音啊！
　　军号讲述的是忠诚、勇气、牺牲、信仰和胜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