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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候外交和中国的应对》称：“全球变暖已成为人类迄今为止面临最为严重、规模最为广泛、影响最为深远的问题之一，也是影响未来国际体系、重塑全球政治和发展格局的因素之一。”
图瓦卢总理埃内莱·索波阿加叹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会生存下去，还是消失于海洋之下。图瓦卢能否拥有明天，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让我长时间夜不能寐。”
英国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近日在《独立报》上撰文题为：“气候问题不是赶时髦，它事关领导力”。
随着气候问题越来越严峻，它已成为各国利益和国际关系角逐、博弈、合作、领导力和话语争夺的重要场域！
2014年12月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COP20）暨《京都议定书》第10次缔约方会议（CMP10）（以下简称“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
如果说《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是一栋大楼，《京都议定书》是根顶梁柱，那么2015年的《巴黎协议》将是下一根顶梁柱，而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就是巴黎气候大会的重要基石。因此，它吸引了共来自190多个国家、利益相关方的国际组织、民间社团，私营部门和一些大众媒体的约一万五千人，济济一堂、共商气候治理问题。
唇枪舌劍多方博弈
“没有不延期的气候大会”——此次大会依然没有逃脱这样的魔咒，会议“拖堂”长达32个小时！
环保组织“气候保护联盟”的主要创办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人类在利马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一条通向正确的方向，亦即明年在巴黎达成一份新的气候协议，再从巴黎协议到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另一条则通往错误的方向。”
正因为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具有这样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各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都不愿意妥协，谈判的进程缓慢而艰难。总体而言，主要分化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透明化”，接受国际监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拿出资金。因为谁也不愿意让步，分歧难以消弭，导致会议第一阶段进展缓慢、第二阶段由于新计划迟迟未得到各方认可而吵成一锅粥，进入“加时赛”。
“加时赛”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新文本争执不休。中国认为新文本“很不平衡”，没有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印度认为文本对资金的描述含糊不清;同时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国际监控”的概念，认为这是对国家自主权的侵犯。巴西代表马尔孔德斯说：“我们同意国家事务应该有透明度，但我们认为对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都进行审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尽管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不存在异议，但就责任分配却各执一词：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但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前的环境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发达国家先发的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污染，理应由发达国家多承担;同时，在全球贸易下，发达国家将产生污染源的制造业和工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这些产品最终依然是销往发达国家，为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导致了环境恶化，需要承担责任的“大头”，秘鲁环境部长普尔加·维达尔就强调：“秘鲁希望发达国家在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上能够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
同时，利马气候变化大会要求各国在明年3月前提交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简称INDC）”。中、美、欧盟在会前做了很好的示范：上个月，中美元首共同宣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公布了各自的碳减排计划;欧盟也在会前一周做出了“到203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40%”的声明。会议期间，德国还率先提高了自己的减排雄心，宣布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对此，潘基文对中国、美国、欧盟近期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的联合声明表示赞赏，并称之为达成2015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重要动力。
然而，潘基文先生似乎言之过早、过于乐观了。
会议期间，一方面是一些发达国家和高碳排放国家的抵触。由于此前核泄漏事故的影响，日本推迟了减排计划的制定工作。澳大利亚作为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反复无常。去年，阿博特政府还取消了碳税机制，导致国内碳排放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连正常的用电都无法保障，因此在INDC就更显尴尬。同时，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监控”的概念相当不满，认为侵犯了国家自主权。相对于发达国家，协议草案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对贫穷和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太多压力。
伴随着INDC的另一个问题是技术转让。“气候问题和发展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看。”潘基文强调，抗击气候变化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可分割，否则，“过去几十年在发展上所取得的进展将有可能丧失殆尽”。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上表示：“发达国家应发挥领导力，尽早提出2020年后减排及出资和转让技术的贡献！”但发达国家却怀抱“技术”以各种理由搪塞和推脱。
此外，根据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减排和减少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乐施会国际联会执行总干事拜安伊玛说：“我们需要关于气候资金的明确承诺，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模糊的承诺不能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恶劣影响，也不能帮助各国走向清洁发展之路。”
但到利马大会举行之前，启动基金目前仅筹集93亿美元;在大会期间，尽管德国增加了5000万欧元，此前一直拒捐的澳大利亚也表示将出资2亿澳元（约合1.66亿美元），以及比利时、秘鲁等也表示出资，但也只是勉强超过了100亿美元，显然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埋怨发达国家迟迟不兑现“诺言”，而发达国家则摊手表示“我们无法预计十年后的财政状况”，因为“未来事，谁知道”而不愿意更多出资。 上述的种种矛盾，导致各国在为期两周的会议，要么进展缓慢，讨论九个小时依然在18页协议的第二页上，要么就是唇枪舌剑丝毫不愿意让步。“加时赛”的32个小时里，新协议几度易稿，神奇的是最后一稿却在一个小时内被各国迅速通过。但无疑，经过数次“脱胎换骨”后的协议文本，已经“面目全非”——换句话说，原有的各种分歧依然存在，只等明年的巴黎会议——“来年再战”了。
共赢是王道
解振华说：“大会的最初决议草案因为没有平衡反映发展中国家要求而未获批准，但在大会主席和各方努力下，最终还是通过了一个比较平衡的、达到中国代表团预期的成果文件。尽管对成果不十分满意，但这个决定基本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要求。”
利马气候变化大会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大的飞跃，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但总体看还是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坚持”下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还算是“站住了脚”。困难重重之下，也看到中国在气候问题上越来越重要的领导力和话语权。
解振华谈到：“在气候变化领域，我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在讨论跟气候有关的所有问题时，很多国家都提出来愿意听听中国的意见，了解中国是怎么想的、中国赞成不赞成。”此次大会“拖堂”，甚至有西方媒体将箭头指向中美两国出现分歧，谈判陷入僵局，责怪中国不公布“峰值水平”。在以中国为首的努力下，新协议的最终版才得以“基本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要求”。
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在反复协商后，达成了以下共识：
继续推动“德班平台”谈判达成共识，进一步明确并强化2015年新协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基本政治共识;明确了2020年后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INDC”所涉及的信息，在自主贡献预案中，将“适应”提到了与“减缓”相似的重要位置;产出了一份巴黎协议草案，作为2015年谈判起草巴黎协议文案的基础;加速落实2020年前“巴厘路线图”成果。
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前景如何？从目前的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上看，可以预料到未来的路依然困难重重。气候问题作为全球问题，在各国博弈中，我们必须看到“共赢才是王道”。
大国的示范作用和模范作用，不可低估。对于中美上月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2月4日表示赞赏，表示该声明是达成2015年全球气候協议的重大动力。潘基文称，这是“令人鼓舞的进展”，其将有力推动世界各国努力形成进一步保护地球的协议草案。潘基文说，中美两国为解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树立了典范。
同时，中国应积极发挥其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力作用。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如何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避免“不平衡”的局势，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自身在行动力上“以德服人”，赢得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处理问题上的认可;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上有更多“筹码”和底气，能够在举步不前或者“不平等”的协议上，站出来替发展中国家谋取公正和权利。因此，未来的全球气候问题，中国在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上，可以说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创始人马丁·里斯说：“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领导者。南南合作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因为转型速度快、自身表现好，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对其他国家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从这点上讲，中国应毫不谦虚地发挥在气候问题领域的领导力和增强话语权。打好这张“外交牌”，从气候治理的角度上看，它能促进中国国内从粗放型城镇化向集约型城镇化的转轨;也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被动”地替发达国家“埋单”历史问题和“背黑锅”上争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支持。同时，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形象塑造上，显示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中国，打破“中国威胁论”，扩大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为中国在将来更多的国际问题上，争取话语权和领导力铺路。
由此看来，“气候问题不是赶时髦，事关领导力”，它所关乎的问题和背后各国的利益与关系，远比台面上来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
图瓦卢总理埃内莱·索波阿加叹道：“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会面临这个问题：我们会生存下去，还是消失于海洋之下。图瓦卢能否拥有明天，是一个巨大的问题，这让我长时间夜不能寐。”
英国工党领袖米利班德近日在《独立报》上撰文题为：“气候问题不是赶时髦，它事关领导力”。
随着气候问题越来越严峻，它已成为各国利益和国际关系角逐、博弈、合作、领导力和话语争夺的重要场域！
2014年12月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0次缔约方会议（COP20）暨《京都议定书》第10次缔约方会议（CMP10）（以下简称“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
如果说《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是一栋大楼，《京都议定书》是根顶梁柱，那么2015年的《巴黎协议》将是下一根顶梁柱，而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就是巴黎气候大会的重要基石。因此，它吸引了共来自190多个国家、利益相关方的国际组织、民间社团，私营部门和一些大众媒体的约一万五千人，济济一堂、共商气候治理问题。
唇枪舌劍多方博弈
“没有不延期的气候大会”——此次大会依然没有逃脱这样的魔咒，会议“拖堂”长达32个小时！
环保组织“气候保护联盟”的主要创办者、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说：“人类在利马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一条通向正确的方向，亦即明年在巴黎达成一份新的气候协议，再从巴黎协议到达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另一条则通往错误的方向。”
正因为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具有这样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各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都不愿意妥协，谈判的进程缓慢而艰难。总体而言，主要分化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透明化”，接受国际监控;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拿出资金。因为谁也不愿意让步，分歧难以消弭，导致会议第一阶段进展缓慢、第二阶段由于新计划迟迟未得到各方认可而吵成一锅粥，进入“加时赛”。
“加时赛”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新文本争执不休。中国认为新文本“很不平衡”，没有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印度认为文本对资金的描述含糊不清;同时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国际监控”的概念，认为这是对国家自主权的侵犯。巴西代表马尔孔德斯说：“我们同意国家事务应该有透明度，但我们认为对每个国家的减排目标都进行审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尽管各方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不存在异议，但就责任分配却各执一词：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承担更多责任;但发展中国家认为，当前的环境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是发达国家先发的工业革命造成的环境污染，理应由发达国家多承担;同时，在全球贸易下，发达国家将产生污染源的制造业和工业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这些产品最终依然是销往发达国家，为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的消费导致了环境恶化，需要承担责任的“大头”，秘鲁环境部长普尔加·维达尔就强调：“秘鲁希望发达国家在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上能够承担更多的环保责任。”
同时，利马气候变化大会要求各国在明年3月前提交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简称INDC）”。中、美、欧盟在会前做了很好的示范：上个月，中美元首共同宣布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公布了各自的碳减排计划;欧盟也在会前一周做出了“到203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将国内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40%”的声明。会议期间，德国还率先提高了自己的减排雄心，宣布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0%的目标。对此，潘基文对中国、美国、欧盟近期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的联合声明表示赞赏，并称之为达成2015年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重要动力。
然而，潘基文先生似乎言之过早、过于乐观了。
会议期间，一方面是一些发达国家和高碳排放国家的抵触。由于此前核泄漏事故的影响，日本推迟了减排计划的制定工作。澳大利亚作为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最高的国家之一，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表现反复无常。去年，阿博特政府还取消了碳税机制，导致国内碳排放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而言，连正常的用电都无法保障，因此在INDC就更显尴尬。同时，主要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际监控”的概念相当不满，认为侵犯了国家自主权。相对于发达国家，协议草案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上对贫穷和发展中国家施加了太多压力。
伴随着INDC的另一个问题是技术转让。“气候问题和发展问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能分开看。”潘基文强调，抗击气候变化是保障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不可分割，否则，“过去几十年在发展上所取得的进展将有可能丧失殆尽”。联合国气候变化利马会议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上表示：“发达国家应发挥领导力，尽早提出2020年后减排及出资和转让技术的贡献！”但发达国家却怀抱“技术”以各种理由搪塞和推脱。
此外，根据2009年《哥本哈根协议》和《坎昆协议》的要求，发达国家要在2010年至2012年间出资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在2013年至2020年间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减排和减少气候变化的破坏性影响。乐施会国际联会执行总干事拜安伊玛说：“我们需要关于气候资金的明确承诺，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模糊的承诺不能帮助人们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恶劣影响，也不能帮助各国走向清洁发展之路。”
但到利马大会举行之前，启动基金目前仅筹集93亿美元;在大会期间，尽管德国增加了5000万欧元，此前一直拒捐的澳大利亚也表示将出资2亿澳元（约合1.66亿美元），以及比利时、秘鲁等也表示出资，但也只是勉强超过了100亿美元，显然杯水车薪。发展中国家埋怨发达国家迟迟不兑现“诺言”，而发达国家则摊手表示“我们无法预计十年后的财政状况”，因为“未来事，谁知道”而不愿意更多出资。 上述的种种矛盾，导致各国在为期两周的会议，要么进展缓慢，讨论九个小时依然在18页协议的第二页上，要么就是唇枪舌剑丝毫不愿意让步。“加时赛”的32个小时里，新协议几度易稿，神奇的是最后一稿却在一个小时内被各国迅速通过。但无疑，经过数次“脱胎换骨”后的协议文本，已经“面目全非”——换句话说，原有的各种分歧依然存在，只等明年的巴黎会议——“来年再战”了。
共赢是王道
解振华说：“大会的最初决议草案因为没有平衡反映发展中国家要求而未获批准，但在大会主席和各方努力下，最终还是通过了一个比较平衡的、达到中国代表团预期的成果文件。尽管对成果不十分满意，但这个决定基本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要求。”
利马气候变化大会的最终结果并没有大的飞跃，可以说是乏善可陈，但总体看还是取得了“进展”，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坚持”下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还算是“站住了脚”。困难重重之下，也看到中国在气候问题上越来越重要的领导力和话语权。
解振华谈到：“在气候变化领域，我们的话语权越来越多。在讨论跟气候有关的所有问题时，很多国家都提出来愿意听听中国的意见，了解中国是怎么想的、中国赞成不赞成。”此次大会“拖堂”，甚至有西方媒体将箭头指向中美两国出现分歧，谈判陷入僵局，责怪中国不公布“峰值水平”。在以中国为首的努力下，新协议的最终版才得以“基本满足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要求”。
利马气候变化大会在反复协商后，达成了以下共识：
继续推动“德班平台”谈判达成共识，进一步明确并强化2015年新协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等基本政治共识;明确了2020年后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INDC”所涉及的信息，在自主贡献预案中，将“适应”提到了与“减缓”相似的重要位置;产出了一份巴黎协议草案，作为2015年谈判起草巴黎协议文案的基础;加速落实2020年前“巴厘路线图”成果。
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前景如何？从目前的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上看，可以预料到未来的路依然困难重重。气候问题作为全球问题，在各国博弈中，我们必须看到“共赢才是王道”。
大国的示范作用和模范作用，不可低估。对于中美上月达成的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2月4日表示赞赏，表示该声明是达成2015年全球气候協议的重大动力。潘基文称，这是“令人鼓舞的进展”，其将有力推动世界各国努力形成进一步保护地球的协议草案。潘基文说，中美两国为解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问题树立了典范。
同时，中国应积极发挥其在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力作用。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如何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避免“不平衡”的局势，中国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中国自身在行动力上“以德服人”，赢得了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处理问题上的认可;另一方面，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上有更多“筹码”和底气，能够在举步不前或者“不平等”的协议上，站出来替发展中国家谋取公正和权利。因此，未来的全球气候问题，中国在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上，可以说是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创始人马丁·里斯说：“毫无疑问，中国已经成为领导者。南南合作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因为转型速度快、自身表现好，成为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对其他国家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
从这点上讲，中国应毫不谦虚地发挥在气候问题领域的领导力和增强话语权。打好这张“外交牌”，从气候治理的角度上看，它能促进中国国内从粗放型城镇化向集约型城镇化的转轨;也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问题上“被动”地替发达国家“埋单”历史问题和“背黑锅”上争取更多资金援助和支持。同时，在国际关系和大国形象塑造上，显示了正在崛起的中国是和平崛起的中国，打破“中国威胁论”，扩大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提升国际形象和地位，为中国在将来更多的国际问题上，争取话语权和领导力铺路。
由此看来，“气候问题不是赶时髦，事关领导力”，它所关乎的问题和背后各国的利益与关系，远比台面上来得错综复杂、扑朔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