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小说人物形象的背后反映着个人和群体的身份认同，美国少数族裔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具有被种族和性别双重压抑的共同特点，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的不同，各个族裔的身份认同也存在差异。本文试图运用文学人类学方法，从《土生子》、《芒果街上的小屋》、《喜福会》三部文本出发，分析其女性形象塑造的三个不同向度。
关键词：女性；身份认同；族裔文学；文学人类学
作者简介：周玮舒（1992-），女，汉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2014级硕士，研究方向：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文化身份认同一直是美国少数族裔所关注的共同问题，在白人主流文化下，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面临着对自己的身份、历史文化、归属地的反思。而处在“边缘之边缘”的女性，不仅要面临这种多重文化身份之间的困惑与抉择，还有西方和族群内部男权话语的压力，因此其身份认同更为复杂。她们对于身份认同的态度与思考，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形象表现与折射出来，分析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内涵，揭示其人物塑造手法，就能透视少数族裔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
一、顺从与同化：《土生子》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土生子》一反“汤姆叔叔”式的控诉与反抗，通过塑造别格这个不完美却真实的黑人青年形象，表达黑人的欲望和梦想，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制度与黑人残暴性格及犯罪活动间关系的思考，刷新了文学史中的黑人形象。
然而，不同于鲜明的主人公形象，其中的女性是模糊不清甚至被污名化了的，这主要体现在别格的母亲、妹妹维拉和女友蓓西身上。小说一开始的打老鼠事件就暗示了以母亲和妹妹为代表的女性同以别格和弟弟为代表的男性间的对立。母亲和妹妹是顺从和软弱的代言人，母亲整日抱怨自己的辛苦，动辄就咒骂别格不争气，最大愿望就是儿子接受救济署提供的工作，从而拯救整个家庭。妹妹则是母亲的忠实追随者，她醉心于缝纫课，希望能借此获得生存和糊口的机会，处处应和母亲，以“大人”的身份教训哥哥。母亲外表高大强壮，却是软弱无能的，面对老鼠，她只能尖叫和啜泣，面对更为强大的白人社会的规范与压迫，她只会抱怨，她无法承担家庭的重任，只能将压力转移到长子身上，她用宗教和唱歌来麻痹自己，只希望过上本分顺遂的生活。维拉虽然满嘴大道理，但却是个“傻姑娘”[1]，只会作母亲的应声虫。因此，别格“对她们采取铁一样的保留态度；他跟她们一起生活，但隔着一堵墙，一幅帷幕”[2]。
如果说在母亲强大的阴影下，维拉的懦弱在所难免，那另一个年轻黑人姑娘蓓西则更能体现出女性自身的迷失。她靠酗酒来麻醉自己，唆使别格偷盗，在逃亡路上只会抱怨哭泣，最终因此丧命。别格无法信任她，只是把她看作是可以“随时占有、拥抱”[3]的“物件”，甚至最终将其视作“累赘”。
这些女性身份认同并未觉醒，于是她们自觉地接受被压迫的宿命设定，遵循白人社会的价值规范，还自觉地敦促自家男人遵守白人世界的准则，这种麻木无知，让她们充当了不公社会制度的帮凶，被塑造成男性觉醒和反抗路上的累赘和阻碍。
《土生子》以局部人物聚焦来展现人物心理，人物形象透过主人公别格的视角置于激烈的事件中呈现。通过女性与男性的对立，批判女性宿命论，来表示和突显抗争的决心。但事实上，这种对于这些女性的削弱和贬低，恰恰反映出黑人男性对于女性的偏见，也反映出黑人男性身份认同的迷茫——他们一方面与白人霸权抗争，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接受了白人文化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偏见，将抗争的失败归罪于女性，在族裔内部延续了身份的不平等，使得父权和种族主义者的妇女仍处于“失声”状态。
二、“第三空间”的探索：《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芒果街上的小屋》从小女孩埃斯佩朗莎的视角出发，通过童真的眼光和诗化的语言讲述其成长故事，折射出族群所居社区的社会现实。
“我”的日记里记述了一系列女性，“本来可以出人头地”[4]却早早嫁人成为贤妻良母的母亲，“如同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当失去价值，便丧失了生存的意义”[5]的可怜姨妈，“等一个人改变她的生活”的坏女孩玛琳和“随时都有可能勾引异性或者被异性勾引”而被束缚的萨莉等。尽管是孩童平淡的叙述，读者却能体会到这些女性在男女对立中处于弱势，这些女性在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父权制对于自身的压抑与剥夺，尤其是那些年轻女性，她们极力在冲破这种框架，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这样的尝试并未成功。
幸而在“我”这儿，这种探索似乎能实现——“我”通过那些跳跃而又充满象征意蕴、杂糅了英语与西班牙语的童化语言，展现作为下层贫民、少数族裔和女性的一份子，面对着来自物质形态、种族意识和女性主义三重歧视与压迫。“我”是清醒而试图反抗的，“我决定不要长大变成像别人那么温顺的样子，把脖子搁在门槛上等待甜蜜的枷链”[6]，“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的人，不把椅子摆正过来，也不拾起碗筷来”[7]。面对三重的边缘身份，“我”是个“不想归属的女孩”[8]，试图构建一个新的独特精神的家园，这便是“房子”。它“不是小公寓，也不是阴面的大公寓，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9]。“房子”是突破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是超越阶级、性别和族裔的最终归属，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我”试图通过写作和“离开”来达到这种“第三空间”。这种离开既是“元神跃到半空中去俯察生活”，也是通过跳脱出语言和文化的界限，通过自由的流动和转换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这种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10]。通过章节和语言的流动展现“我”在成长中的认同构想与实践，即试图通过写作构建一个广阔而包容的空间，以多元文化的交融来抵抗单一主流文化的侵蚀，从而改善少数族裔女性所面临的生活与文化认同困境。 三、迷惘与寻“根”：《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喜福会》则通过讲述四对华人母女生活和情感经历，表现两代人的矛盾冲突和美国移民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的迷惘。
小说通过两代女性的生存境遇，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现代主流文化的冲突。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在故国风雨飘摇之时满怀期待来到美国，她们各自有曲折坎坷的命运，在封建中国的父权制度下历经磨难痛苦，只希望女儿们能“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11]。她们希望女儿“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12]，然而自己却“一半时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般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13]。她们希望与过去决裂，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又使她们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她们希望成为家乡亲人眼里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在女儿们眼里，她们却是迷信、专制的代表。
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女儿们，“咽下的可口可乐要多于悲伤”，她们的成长即是与母亲的博弈之路，她们极力摆脱母亲所传递的中国儒家伦理观念，渴望实现自由和个性的美国核心价值，对母亲的处世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地批判和嘲讽。但当她们从母亲地干涉和束缚中解脱出来，在生活中仍然遇到了挫折之时，母亲的中国智慧才是她们的良方，于是她们开始文化的“寻根”，薇弗莱“迫切想做个中国人，而今这是很时髦的”[14]，谭晶美在与姐姐们相见以后 “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部分中国血液了”[15]。
作品中女性角色一一登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华裔移民普遍的认同迷惘。母亲们远离家乡，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被置于全新的社会行为和准则中，作为女人，她们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弱者，干着廉价辛苦的工作，需要靠结婚获取公民身份——故土、语言、文化的丧失和边缘化，造成她们身份认同的分裂，一方面极力融入美国主流，另一方面始终难割舍与故国的羁绊。对于出生于美国的女儿们来说，她们从小沐浴着“美国梦”成长，在与母亲的矛盾中就面临着认同的选择，在成长后的社会生活中，她们愈发体会到到作为少数族裔、作为女性，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他者”身份，感受到处于权力与话语边缘的无助，这引起她们反思，试图找到自身认同归属。在找寻中，她们发现了中国文化之“根”所蕴藏的智慧，于是不再一味地排斥这种剪不断的根性，而试图在对文化血脉的寻找和归附中，得到能与强势话语抗衡的心灵力量，将文化根性与西方现代性融合，从而在双重文化和双重压抑中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而在小说的写作上，西方化的精神气质内核被熔铸于大量东方化的意象中，这也未尝不是作者在“寻根”后，对于自身身份构建的一种尝试。
通过对三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不难看出少数族裔女性在种族、阶级、性别、家庭的不同立场下形成的三个向度的身份认同，即“归顺与被同化”、“‘第三空间’的探索”和“迷惘与寻‘根’”。因为创作者的身份、诉求和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采取了不同的手法和侧重点。《土》出自男性作家，为了凸显“新黑人”男性形象的反抗性，对女性认同选择了遮蔽。而从《芒》和《喜》这两部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面对西方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和种族意识，要求恢复话语权，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试图在美国主流文化下发出独特声音。
从三部作品也能看出基于不同族裔的历史文化差异，各个族裔对于美国的身份认同也有不同特点，作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时间最长的非裔“土生子”来说，他们对于“美国梦”有更多的体认，试图将自己纳入其中。对于拉丁裔族群来说，因为混血的历史，她们更对于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试图通过主流文化和族裔文化的交融，重新构建“第三空间”。华裔移民长期处于离散状态，既努力融入美国主流，又难以割舍与母国的文化联系，因此在身份认同上迷惘，试图在寻“根”中找到答案。
注释：
[1]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2]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3]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4]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5]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6]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7]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8]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9]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10]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11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页。
[12]同上。
[13]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2页。
[14]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29页。
[15]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47页。
参考文献：
[1]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2]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3]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
关键词：女性；身份认同；族裔文学；文学人类学
作者简介：周玮舒（1992-），女，汉族，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学人类学2014级硕士，研究方向：民俗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1-0-02
文化身份认同一直是美国少数族裔所关注的共同问题，在白人主流文化下，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面临着对自己的身份、历史文化、归属地的反思。而处在“边缘之边缘”的女性，不仅要面临这种多重文化身份之间的困惑与抉择，还有西方和族群内部男权话语的压力，因此其身份认同更为复杂。她们对于身份认同的态度与思考，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形象表现与折射出来，分析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的内涵，揭示其人物塑造手法，就能透视少数族裔在身份认同上的差异。
一、顺从与同化：《土生子》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土生子》一反“汤姆叔叔”式的控诉与反抗，通过塑造别格这个不完美却真实的黑人青年形象，表达黑人的欲望和梦想，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制度与黑人残暴性格及犯罪活动间关系的思考，刷新了文学史中的黑人形象。
然而，不同于鲜明的主人公形象，其中的女性是模糊不清甚至被污名化了的，这主要体现在别格的母亲、妹妹维拉和女友蓓西身上。小说一开始的打老鼠事件就暗示了以母亲和妹妹为代表的女性同以别格和弟弟为代表的男性间的对立。母亲和妹妹是顺从和软弱的代言人，母亲整日抱怨自己的辛苦，动辄就咒骂别格不争气，最大愿望就是儿子接受救济署提供的工作，从而拯救整个家庭。妹妹则是母亲的忠实追随者，她醉心于缝纫课，希望能借此获得生存和糊口的机会，处处应和母亲，以“大人”的身份教训哥哥。母亲外表高大强壮，却是软弱无能的，面对老鼠，她只能尖叫和啜泣，面对更为强大的白人社会的规范与压迫，她只会抱怨，她无法承担家庭的重任，只能将压力转移到长子身上，她用宗教和唱歌来麻痹自己，只希望过上本分顺遂的生活。维拉虽然满嘴大道理，但却是个“傻姑娘”[1]，只会作母亲的应声虫。因此，别格“对她们采取铁一样的保留态度；他跟她们一起生活，但隔着一堵墙，一幅帷幕”[2]。
如果说在母亲强大的阴影下，维拉的懦弱在所难免，那另一个年轻黑人姑娘蓓西则更能体现出女性自身的迷失。她靠酗酒来麻醉自己，唆使别格偷盗，在逃亡路上只会抱怨哭泣，最终因此丧命。别格无法信任她，只是把她看作是可以“随时占有、拥抱”[3]的“物件”，甚至最终将其视作“累赘”。
这些女性身份认同并未觉醒，于是她们自觉地接受被压迫的宿命设定，遵循白人社会的价值规范，还自觉地敦促自家男人遵守白人世界的准则，这种麻木无知，让她们充当了不公社会制度的帮凶，被塑造成男性觉醒和反抗路上的累赘和阻碍。
《土生子》以局部人物聚焦来展现人物心理，人物形象透过主人公别格的视角置于激烈的事件中呈现。通过女性与男性的对立，批判女性宿命论，来表示和突显抗争的决心。但事实上，这种对于这些女性的削弱和贬低，恰恰反映出黑人男性对于女性的偏见，也反映出黑人男性身份认同的迷茫——他们一方面与白人霸权抗争，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接受了白人文化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的偏见，将抗争的失败归罪于女性，在族裔内部延续了身份的不平等，使得父权和种族主义者的妇女仍处于“失声”状态。
二、“第三空间”的探索：《芒果街上的小屋》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芒果街上的小屋》从小女孩埃斯佩朗莎的视角出发，通过童真的眼光和诗化的语言讲述其成长故事，折射出族群所居社区的社会现实。
“我”的日记里记述了一系列女性，“本来可以出人头地”[4]却早早嫁人成为贤妻良母的母亲，“如同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当失去价值，便丧失了生存的意义”[5]的可怜姨妈，“等一个人改变她的生活”的坏女孩玛琳和“随时都有可能勾引异性或者被异性勾引”而被束缚的萨莉等。尽管是孩童平淡的叙述，读者却能体会到这些女性在男女对立中处于弱势，这些女性在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父权制对于自身的压抑与剥夺，尤其是那些年轻女性，她们极力在冲破这种框架，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然而这样的尝试并未成功。
幸而在“我”这儿，这种探索似乎能实现——“我”通过那些跳跃而又充满象征意蕴、杂糅了英语与西班牙语的童化语言，展现作为下层贫民、少数族裔和女性的一份子，面对着来自物质形态、种族意识和女性主义三重歧视与压迫。“我”是清醒而试图反抗的，“我决定不要长大变成像别人那么温顺的样子，把脖子搁在门槛上等待甜蜜的枷链”[6]，“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的人，不把椅子摆正过来，也不拾起碗筷来”[7]。面对三重的边缘身份，“我”是个“不想归属的女孩”[8]，试图构建一个新的独特精神的家园，这便是“房子”。它“不是小公寓，也不是阴面的大公寓，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9]。“房子”是突破二元对立的“第三空间”，是超越阶级、性别和族裔的最终归属，是真正的独立和自由。
“我”试图通过写作和“离开”来达到这种“第三空间”。这种离开既是“元神跃到半空中去俯察生活”，也是通过跳脱出语言和文化的界限，通过自由的流动和转换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这种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法出去的人”[10]。通过章节和语言的流动展现“我”在成长中的认同构想与实践，即试图通过写作构建一个广阔而包容的空间，以多元文化的交融来抵抗单一主流文化的侵蚀，从而改善少数族裔女性所面临的生活与文化认同困境。 三、迷惘与寻“根”：《喜福会》中的女性形象塑造
《喜福会》则通过讲述四对华人母女生活和情感经历，表现两代人的矛盾冲突和美国移民在文化与身份认同上的迷惘。
小说通过两代女性的生存境遇，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现代主流文化的冲突。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们在故国风雨飘摇之时满怀期待来到美国，她们各自有曲折坎坷的命运，在封建中国的父权制度下历经磨难痛苦，只希望女儿们能“应有尽有，不会烦恼不会忧愁”[11]。她们希望女儿“讲上一口流利漂亮的美式英语”[12]，然而自己却“一半时洋不洋腔不腔的英文，一般是她们自己的中国方言”[13]。她们希望与过去决裂，但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又使她们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她们希望成为家乡亲人眼里真正的“美国人”，然而在女儿们眼里，她们却是迷信、专制的代表。
作为第二代移民的女儿们，“咽下的可口可乐要多于悲伤”，她们的成长即是与母亲的博弈之路，她们极力摆脱母亲所传递的中国儒家伦理观念，渴望实现自由和个性的美国核心价值，对母亲的处世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地批判和嘲讽。但当她们从母亲地干涉和束缚中解脱出来，在生活中仍然遇到了挫折之时，母亲的中国智慧才是她们的良方，于是她们开始文化的“寻根”，薇弗莱“迫切想做个中国人，而今这是很时髦的”[14]，谭晶美在与姐姐们相见以后 “终于看到属于我的那部分中国血液了”[15]。
作品中女性角色一一登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通过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现华裔移民普遍的认同迷惘。母亲们远离家乡，进入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环境，被置于全新的社会行为和准则中，作为女人，她们在任何文化中都是弱者，干着廉价辛苦的工作，需要靠结婚获取公民身份——故土、语言、文化的丧失和边缘化，造成她们身份认同的分裂，一方面极力融入美国主流，另一方面始终难割舍与故国的羁绊。对于出生于美国的女儿们来说，她们从小沐浴着“美国梦”成长，在与母亲的矛盾中就面临着认同的选择，在成长后的社会生活中，她们愈发体会到到作为少数族裔、作为女性，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他者”身份，感受到处于权力与话语边缘的无助，这引起她们反思，试图找到自身认同归属。在找寻中，她们发现了中国文化之“根”所蕴藏的智慧，于是不再一味地排斥这种剪不断的根性，而试图在对文化血脉的寻找和归附中，得到能与强势话语抗衡的心灵力量，将文化根性与西方现代性融合，从而在双重文化和双重压抑中完成自我身份的构建。而在小说的写作上，西方化的精神气质内核被熔铸于大量东方化的意象中，这也未尝不是作者在“寻根”后，对于自身身份构建的一种尝试。
通过对三部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不难看出少数族裔女性在种族、阶级、性别、家庭的不同立场下形成的三个向度的身份认同，即“归顺与被同化”、“‘第三空间’的探索”和“迷惘与寻‘根’”。因为创作者的身份、诉求和他们所处时代的不同，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采取了不同的手法和侧重点。《土》出自男性作家，为了凸显“新黑人”男性形象的反抗性，对女性认同选择了遮蔽。而从《芒》和《喜》这两部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的写作中，我们能看到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面对西方根深蒂固的男权意识和种族意识，要求恢复话语权，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试图在美国主流文化下发出独特声音。
从三部作品也能看出基于不同族裔的历史文化差异，各个族裔对于美国的身份认同也有不同特点，作为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时间最长的非裔“土生子”来说，他们对于“美国梦”有更多的体认，试图将自己纳入其中。对于拉丁裔族群来说，因为混血的历史，她们更对于身份认同具有流动性，试图通过主流文化和族裔文化的交融，重新构建“第三空间”。华裔移民长期处于离散状态，既努力融入美国主流，又难以割舍与母国的文化联系，因此在身份认同上迷惘，试图在寻“根”中找到答案。
注释：
[1]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
[2]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3]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页。
[4]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3页。
[5]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6]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7]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8]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9页。
[9]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页。
[10]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50页。
[]11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页。
[12]同上。
[13]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2页。
[14]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29页。
[15]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第147页。
参考文献：
[1]理查·赖特著，施咸荣译：《土生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2]桑德拉·希斯内罗丝著，潘帕译：《芒果街上的小屋》，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3]谭恩美著，程乃珊译：《喜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