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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告诉他真实病情
主持人 很多时候，一个人得了癌症，他的家人和医生往往是千方百计地隐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教授 众所周知，许多肿瘤患者之所以难以康复，很大程度缘自错误的“癌症等于死亡”观念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心理恐惧、抑郁、悲哀或焦虑等。如何缓解或改善肿瘤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就成了横亘在人们面前颇难克服的障碍。
有关医学调查表明，癌症患者中约有66％患抑郁症，10％患精神衰弱症，8％患强迫症。所以肿瘤患者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厌食症、疼痛、恶心、呕吐等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最高。据统计，因精神崩溃导致1／4的癌症患者治疗后转移复发。
早期，人们采取了回避方法，隐瞒、虚报病情，尽可能让当事人不知晓，美其名曰保密性(保护性)医疗。然而，多数情况下，纸终究包不住火的，面对残酷且几乎无休止的放化疗，大多数人很快就明白了一切。于是乎，我们强调，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当事人)适当的部分。这较之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或一味隐瞒，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能解决癌症患者真正的心理情结。
主持人 以适当方式告诉他以后，还要做什么工作呢?
何教授 由于对心身医学感兴趣，我早年的研究生论文，写的就是心身医学。因此，80年代末以来，我也试图借助心身医学或心理疏导等的方式方法，开导患者，疏解其情结，转移其注意焦点，不能说没有效果。但面对日益增多的患者求治，这显然是事倍功半!这次说得好好的，回去以后，又摆脱不了“癌魔”的阴影，复归于旧。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我曾为此十分苦恼，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找不到破解的钥匙。
有一次，一位患者的话，深深触动了我。那是90年代初，一位中年乳腺癌患者，情绪太低落了。每次复诊，我都苦口婆心地劝她，又给她举了很多例证，又给她看了不少资料。最后，有一次，她告诉我：“教授，我不是不相信您，您说的话我全信，但又有什么用呢?您是医生，您没生病：您在岸上，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我一回到家，我想到自己的病，我没法摆脱。除非您让我看到活生生康复了的实例，让我浮起这些阴影时就可以和她们电话聊聊。”是啊!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落难的时候，最希望得到的帮助不是其他，而是曾经有过与他们同样经历，却已走出了苦海的人的指点和帮助。那时，我已有患者群了，有的康复了多年，为什么不可以借助他们，以一种特定形式，让他们相互开导，相互帮助呢?心理学不是有集体治疗模式吗?
圆桌诊疗——消解心理障碍的“佳径”
主持人 是不是要组成一个“场”，气功练习中经常有这种方式。
何教授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这主要还是从心身医学治疗的角度考虑的，我们称之为“圆桌诊疗”。
有了这个方案后，很快，我便付诸实施。所有求治者，围着大圆桌排排坐，我挨次问诊，解答、指导，圆桌中谁都可以提问，相互间也可窃窃私语、相互交流。这一形式还真管用，因为我的患者中，80％～90％是老患者，其中50％～60％是康复了3～5年的，活得挺不错的。还没等到看病，新患者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老患者的心理指导。“您这病不用担心，我来的时候比您更糟，比您更灰心。”“一段时间治疗下来，您看，我不是恢复得很好吗?”“我已经5年了。”“我已经8年了。”而且，10多年的“圆桌诊疗”，我们患者中相互间还交上了许多对好朋友，相互鼓励、相互倾诉、相互支持。圆桌，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校。有不少患友这样和我说，2～3周来坐一坐，相互聊一聊，改改方，回去心情就好多了，至少能心理坦荡10多日。
圆桌诊疗，除了中医学诊疗法外，其实还融汇了现代心身医学的许多有效疗法在内。至少，比较好地贯彻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之模式，并实施了心理治疗的倾听、支持、保证三原则，融合了集体治疗、心理疏导、示范疗法、情境疗法、认知疗法、交友疗法等的精髓。因此，现已成为我们与患者携手应对癌症的重要法宝之一。
他不出席，怎么办?
主持人 很多癌症病人都会出现忧虑、孤独、抑郁，甚至自闭倾向，会不会他不接受“圆桌诊疗”呢?
何教授 当然，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上海籍患者，男性，20多年前去海外，不久前确诊为胃印戒细胞癌，只做了姑息手术，没法实施化疗，回到国内，找我诊治。看到这么多人围坐一桌，悄悄地对我提了个要求，能否单独诊疗。因为在国外，病情绝对是个体最大的隐私。这种方法公开讨论个人隐私，那是无法容忍的。我深表理解，同意单独诊疗。不过给他了个建议，让他和他妻子(正好陪同他求诊)不妨找个位置，后排坐下，静静地听，做个旁观者。他同意了，连续2次求诊，他都认真地听别人的交流。第三次他提出，不需单独就诊了，他愿意坐在大家中间，与别的患者交流。此先生来时愁容满脸，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医师断定他寿限不超过4～6个月，我再作疏导解释均无济于事。在“圆桌诊疗”中，他结识了邱先生，一个同样患胃印戒细胞癌只化疗过1次的同病种患者，已较健康地生活了5年。事实胜过了一箩筐的说教。在那以后，他的脸上又绽放出笑容。
无独有偶，不久前我注意到洪昭光教授曾指出：“美国人治癌症，一个一个地治，患者死得快，怎么治呢?小组治疗。癌症患者每个星期，7～8个人来一下，座谈，大家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心理什么难受，尽管说出来，互相鼓励鼓励，这么个小组疗法一来，大家心理很好。结果呢，化疗副作用很少，死亡率很低，成活率很高。”这些，单用生物科学是难以作出任何解释的，只能归之为人文关爱、人文沟通因素在起作用。
如何面对病友的逝去
主持人 这样看，圆桌诊疗的效果真是显著。我有个疑问，如果其中的一位病友因癌故去了，会不会破坏掉“圆桌疗法”，或者对其他病友造成严重心理冲击呢?
何教授 圆桌诊疗有个病程和疗程的问题，每次圆桌诊疗针对的老患友基本是固定的，大家相互非常了解。如果其中一位病友去世，圆桌诊疗中必然会给其他患者带来一定不利影响。这时，我们的对策是加强引导和疏导，不用避讳，总结经验教训。病人的故去总是有原因的，也许是病情太重，也许是综合治疗的手段有偏差，也许是没有忌口等等。圆桌诊疗中必然进行分析、讨论，以便使其他患友少走弯路，凡事悠着点。
主持人 很多时候，一个人得了癌症，他的家人和医生往往是千方百计地隐瞒。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何教授 众所周知，许多肿瘤患者之所以难以康复，很大程度缘自错误的“癌症等于死亡”观念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心理恐惧、抑郁、悲哀或焦虑等。如何缓解或改善肿瘤患者的不良情绪状态，就成了横亘在人们面前颇难克服的障碍。
有关医学调查表明，癌症患者中约有66％患抑郁症，10％患精神衰弱症，8％患强迫症。所以肿瘤患者常出现抑郁、焦虑、精神错乱、厌食症、疼痛、恶心、呕吐等问题。其中，抑郁症和焦虑症发病率最高。据统计，因精神崩溃导致1／4的癌症患者治疗后转移复发。
早期，人们采取了回避方法，隐瞒、虚报病情，尽可能让当事人不知晓，美其名曰保密性(保护性)医疗。然而，多数情况下，纸终究包不住火的，面对残酷且几乎无休止的放化疗，大多数人很快就明白了一切。于是乎，我们强调，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当事人)适当的部分。这较之直截了当地和盘托出或一味隐瞒，是一种进步，但这并不能解决癌症患者真正的心理情结。
主持人 以适当方式告诉他以后，还要做什么工作呢?
何教授 由于对心身医学感兴趣，我早年的研究生论文，写的就是心身医学。因此，80年代末以来，我也试图借助心身医学或心理疏导等的方式方法，开导患者，疏解其情结，转移其注意焦点，不能说没有效果。但面对日益增多的患者求治，这显然是事倍功半!这次说得好好的，回去以后，又摆脱不了“癌魔”的阴影，复归于旧。为此，很长一段时间我曾为此十分苦恼，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找不到破解的钥匙。
有一次，一位患者的话，深深触动了我。那是90年代初，一位中年乳腺癌患者，情绪太低落了。每次复诊，我都苦口婆心地劝她，又给她举了很多例证，又给她看了不少资料。最后，有一次，她告诉我：“教授，我不是不相信您，您说的话我全信，但又有什么用呢?您是医生，您没生病：您在岸上，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我一回到家，我想到自己的病，我没法摆脱。除非您让我看到活生生康复了的实例，让我浮起这些阴影时就可以和她们电话聊聊。”是啊!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落难的时候，最希望得到的帮助不是其他，而是曾经有过与他们同样经历，却已走出了苦海的人的指点和帮助。那时，我已有患者群了，有的康复了多年，为什么不可以借助他们，以一种特定形式，让他们相互开导，相互帮助呢?心理学不是有集体治疗模式吗?
圆桌诊疗——消解心理障碍的“佳径”
主持人 是不是要组成一个“场”，气功练习中经常有这种方式。
何教授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这主要还是从心身医学治疗的角度考虑的，我们称之为“圆桌诊疗”。
有了这个方案后，很快，我便付诸实施。所有求治者，围着大圆桌排排坐，我挨次问诊，解答、指导，圆桌中谁都可以提问，相互间也可窃窃私语、相互交流。这一形式还真管用，因为我的患者中，80％～90％是老患者，其中50％～60％是康复了3～5年的，活得挺不错的。还没等到看病，新患者就会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老患者的心理指导。“您这病不用担心，我来的时候比您更糟，比您更灰心。”“一段时间治疗下来，您看，我不是恢复得很好吗?”“我已经5年了。”“我已经8年了。”而且，10多年的“圆桌诊疗”，我们患者中相互间还交上了许多对好朋友，相互鼓励、相互倾诉、相互支持。圆桌，成了一个特殊的学校。有不少患友这样和我说，2～3周来坐一坐，相互聊一聊，改改方，回去心情就好多了，至少能心理坦荡10多日。
圆桌诊疗，除了中医学诊疗法外，其实还融汇了现代心身医学的许多有效疗法在内。至少，比较好地贯彻了社会－心理－生物医学之模式，并实施了心理治疗的倾听、支持、保证三原则，融合了集体治疗、心理疏导、示范疗法、情境疗法、认知疗法、交友疗法等的精髓。因此，现已成为我们与患者携手应对癌症的重要法宝之一。
他不出席，怎么办?
主持人 很多癌症病人都会出现忧虑、孤独、抑郁，甚至自闭倾向，会不会他不接受“圆桌诊疗”呢?
何教授 当然，在实施过程中，也不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上海籍患者，男性，20多年前去海外，不久前确诊为胃印戒细胞癌，只做了姑息手术，没法实施化疗，回到国内，找我诊治。看到这么多人围坐一桌，悄悄地对我提了个要求，能否单独诊疗。因为在国外，病情绝对是个体最大的隐私。这种方法公开讨论个人隐私，那是无法容忍的。我深表理解，同意单独诊疗。不过给他了个建议，让他和他妻子(正好陪同他求诊)不妨找个位置，后排坐下，静静地听，做个旁观者。他同意了，连续2次求诊，他都认真地听别人的交流。第三次他提出，不需单独就诊了，他愿意坐在大家中间，与别的患者交流。此先生来时愁容满脸，第一句话就告诉我说：加拿大医师断定他寿限不超过4～6个月，我再作疏导解释均无济于事。在“圆桌诊疗”中，他结识了邱先生，一个同样患胃印戒细胞癌只化疗过1次的同病种患者，已较健康地生活了5年。事实胜过了一箩筐的说教。在那以后，他的脸上又绽放出笑容。
无独有偶，不久前我注意到洪昭光教授曾指出：“美国人治癌症，一个一个地治，患者死得快，怎么治呢?小组治疗。癌症患者每个星期，7～8个人来一下，座谈，大家一起聊聊天，说说话，心理什么难受，尽管说出来，互相鼓励鼓励，这么个小组疗法一来，大家心理很好。结果呢，化疗副作用很少，死亡率很低，成活率很高。”这些，单用生物科学是难以作出任何解释的，只能归之为人文关爱、人文沟通因素在起作用。
如何面对病友的逝去
主持人 这样看，圆桌诊疗的效果真是显著。我有个疑问，如果其中的一位病友因癌故去了，会不会破坏掉“圆桌疗法”，或者对其他病友造成严重心理冲击呢?
何教授 圆桌诊疗有个病程和疗程的问题，每次圆桌诊疗针对的老患友基本是固定的，大家相互非常了解。如果其中一位病友去世，圆桌诊疗中必然会给其他患者带来一定不利影响。这时，我们的对策是加强引导和疏导，不用避讳，总结经验教训。病人的故去总是有原因的，也许是病情太重，也许是综合治疗的手段有偏差，也许是没有忌口等等。圆桌诊疗中必然进行分析、讨论，以便使其他患友少走弯路，凡事悠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