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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80、90年代之交亚裔女权主义学者突然高调回击被人尊称为“亚裔文学之父”的赵健秀对她们力捧的亚裔女性作家汤亭亭、谭恩美等的攻讦，由此拉开“赵汤之争”笔战的序幕，甚至中国学者也卷入此辩战。中美学界至今都没有学者细致检视亚裔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观点，而她们的观点漏洞明显。本文通过将亚裔女权主义学者观点的产生放回历史语境，分析其明显漏洞，指出她们突然以笔战形式参与“赵汤之争”的文化表演和生存策略之本质。
[关键词]赵汤之争；文化表演；亚裔女权主义学者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1 — 0112 — 03
旧金山州立大学亚美研究系前系主任谭雅伦2008年给国内知名赵健秀研究者徐颖果的专著《跨文化视野下的华裔文学：赵健秀作品研究》作序时说，“他〔赵健秀〕是被边缘化的华裔作家。”在被支持他的学者推崇为“亚裔美国文学之父”的赵健秀本人看来，他遭受的打压始作俑者是亚裔文学批评家金惠经，“亚裔美国文学官方话语权掌握者是元老级人物《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作者金惠经。无可否认，赵健秀等所谓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其于1991年出版的第二部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大哎呀！美国华裔与日裔文集》（以下称作。《大哎呀！》中由赵健秀撰写的长篇声讨檄文式序言“真真假假的亚裔美国作家，你们一起来吧！”自然就成为引爆1990年前后亚裔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扫射的导火索。但如此简单分析貌似能解释这亚裔文化界两大阵营的相互攻讦的缘由，但细究之后又发现疑窦丛生。本文将主要围绕此两点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辨析亚裔女权主义学者突然高调参与这场争论的历史动因。
一、亚裔女权主义学者发起笔战的历史语境
金惠经1982年出版了亚裔文学发展中的第一部理论专著《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北京介绍》，在这本专著中第6章“唐人街牛仔及女勇士：寻找新的自我形象”探讨了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汤亭亭的作品，虽然金惠经极力为当时已经开始的“赵汤之争”汤亭亭一方进行辩护，但她没有像其后来那样公然标榜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书中对赵健秀的作品分析比较公允。首先她对赵健秀70年代初期与亚裔文化运动杂志《桥》的主编秦家骢为华裔概念是否应该包括华人新移民进行激烈争辩时，将华人新移民排斥在“亚裔感性”建构主体之外进行了历史语境化解读，她认为，“赵健秀区分华人和华裔美国人身份为的是使华裔美国人被接受为美国人。”由此观察生发金惠经很有洞见地论定，“汤亭亭与赵健秀相同之处很多，只不过赵健秀不愿意承认罢了。”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金惠经在该章分析赵健秀作品后得出结论说，“赵健秀猛烈抨击种族压迫的种种阉割恶果，但他接受了他的压迫者‘男性气质’的定义。”这个结论后来成为亚裔女权主义者分析赵健秀作品时几乎不假思索地反复引用的观点。金惠经对赵健秀的态度急转直下集中体现在她1990年发表的“‘这对冤家对头’：亚裔美国文学中的男男女女”一文中。她对赵健秀最尖锐的责难是：
随着金惠经的发难，诸多亚裔美国文学女学者也加入声讨赵健秀的战团，包括亚裔美国文学学术界大腕级人物张敬珏、林英敏、林玉玲和黄秀玲，她们纷纷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专著、亚裔女性文学选集以发掘亚裔文学另一传统。但十分吊诡的是，自1975年汤亭亭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女勇士》清样送给赵健秀评阅始“赵汤之争”就拉开序幕，却为何直到1990年亚裔女权主义者才爆发抗议赵健秀等的浪潮？笔者认为此现象的历史成因十分复杂。首先，以亚裔研究学界女权主义者为首的反对赵健秀的学者中不少人是新移民，他们中不少人最早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博士毕业后才在当时设有“亚裔美国文学”课程或亚美研究中心的大学逐渐站稳脚跟，所以之前的“赵汤之争”他们不可能参与。这批亚裔学界精英因为自我身份普遍对赵健秀70年代坚持的应以土生土长的亚裔为主体建构亚裔感性的主张持反对立场，而赵健秀的这一文化身份建构主张也因为1965年美国新的移民法颁布之后大量新亚洲移民的涌入导致其占亚裔群体总人口比例迅速超过土生土长的亚裔而无法坚持。
相较于赵健秀“亚裔感性”的漏洞，我们考查亚裔女权主义者1990年掀起以女性和同性恋关怀的文学文化批评浪潮的成因时不应该忽视当年亚裔人口构成变化后导致涌入大学接受教育的亚裔年轻女性人口的成长、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引发亚美研究学术界思考学术生存策略这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知识生产力量，对赵健秀等秉持的文化民族主义建构理论必然形成很大的冲击。80年代亚裔女权主义发展使美国大学校园成了重要的左派文化阵地，80年代以及之后教授亚裔美国研究课程的大学教师中女性占多数，亚裔女性教师和女性学生两股力量共同催生了大量女权主义亚美研究课程的开设和亚裔女权主义文化/文学研究。80年代的亚美研究学科急切需要解决其在大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合法性”危机是指相对于其他传统学科而言该新建交叉学科学术研究和课程教学明显缺乏理论性而主要依赖经验性和社区为中心的研究。出于获得难得的终身教职职位的个人学术发展需要和对所从事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感，亚美研究者急于寻找理论突破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亚裔文学批评家批评视角发生急剧转变，也是在此背景下1989年和1990年两部亚裔美国女性作家作品选集和一部有关华裔女性作家作品的女权主义论著的出版表明亚裔文学研究的女权主义视角的粉墨登场，自此以后出版和发表的女权主义文集、论著和论文不计其数。毋庸置疑，正是这些女权主义话语的干预和挑战行动激起赵健秀写下1991年出版的《大哎呀！美国华裔与日裔文集》中长篇序言“真真假假的亚裔美国作家，你们一起来吧！”作出激烈回应，这篇檄文反过来又点燃了女权主义学者的怒火。
亚裔美国文学研究急于找到新的突破口以为学科正名、为自己的生存计，她们敏感地觉察到针对赵健秀所代表的亚裔美国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发起“内斗”是方便之举也是有效策略， 而赵健秀一直攻击汤亭亭等女权主义作家更加让她们觉得师出有名。有趣的是，金惠经原来一直总体肯定赵健秀的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策略，她本人也是积极参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文化运动，正是因为她的观点前后矛盾，所以后来她觉得有必要专门著文为自己突然向女权主义转变辩说。此外，如果一叶遮目地说因为亚裔女权主义学者群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起对赵建秀的笔战攻击导致亚美研究领域女权主义盛行显然也是一种误解，女权主义亚美研究是当年美国大学妇女研究和族裔研究突破传统英语文学文化研究辖制努力的必然组成部分，早在“赵汤之争”之前亚美研究女性学者就加入主流和其他族裔女权主义学者阵营以图学科和自身发展。比如1987年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先驱人物林英敏（Amy Ling）曾受邀对主流妇女研究学者艾伦·梅瑟-达维多（Ellen Messer-Davidow）的纲领性长篇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檄文“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撰文评述。该文中提及作者后来于1990年出版的继金惠经之后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第二本专著《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的研究进展，作为赵健秀的死对头，汤亭亭的密友林英敏在该专著中和其论文中一样没有对赵健秀的功绩一笔抹杀，而是做了很公正的评价。透过刊发林英敏论文的《新文学史》1987年秋季号乃一期专门刊登受邀回应艾伦·梅瑟-达维多长文的评论文章可知，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实为风头正劲之时，林英敏的论文中细述了亚裔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关怀，但显然亚裔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从属于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寻找突破的大潮。 二、亚裔女权主义学者观点的显见漏洞和文化表演维度
如果细致分析一下“赵汤之争”双方观点，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有明显的漏洞但双方却并不揭穿，此节笔者将着重分析亚裔女权主义学者观点的明显漏洞。首先，她们对赵健秀的“自传不是中国文学传统，它是基督教忏悔文体，亚裔作家采用自传文类写作就是对白人文化的臣服，是认同了白人主流社会的同化理论”显然错误的观点令人惊讶地集体沉默。也许赵健秀不懂中文加之阅读到的有关中国文学传统的英文书籍数量有限，或者更准确地讲他是故意而为之。几乎是常识，中国传记和自传的兴起不但远比西方为早（西方以4～5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正式自传之始），而且确实形成了一个传统”。据刘桂鑫考证，魏晋时期的葛洪的《抱朴子·自叙》标志着书籍自序式自传的成熟，而东汉末年蔡琰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悲愤诗》初具自传诗性质，嵇康的《幽愤诗》则是第一首真正的自传诗，陶渊明的诸多作品标志着自传诗歌的成熟。再及唐代众多别开生面的自传散文，及至清代落魄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堪称中国自传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更不用说后来梁启超的《三十自述》、胡适的《四十自述》等，这些充分说明中国有悠久的自传文学传统，且中国自传中没有西方自传中基于“原罪”感的宗教忏悔。其实也许以上中国文学知识可能对赵健秀而言超出其涉猎能力之外，但他本人极为推崇的亚裔美国文学鼻祖水仙花姐妹二人都写过或出版过自传且没有任何忏悔踪迹，此点在前述《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中也有专节交代， 这个显然亚美学界共有知识被赵建秀和其他亚裔女权主义学者忽视是件很蹊跷的事，如此只有一个讲得通的解释，那就是他们双方其实是在表演。
亚裔女权主义者对赵健秀的指责归纳起来是，赵健秀声称要建构亚裔男性英雄主义传统但不知不觉中却跌入他反对的白人男权主义之窠臼，由此他的作品中总是缺少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从而强化了亚裔内部的父权制/男权制文化。此观点肇始于金惠经并被亚裔女权主义批评者不加分析地直接反复引用，但特别诡异的是，标志着金惠经从赞同赵健秀以反种族歧视建构亚裔文化的观点转向女权主义差异政治的论文“‘这些冤家对头’：亚裔美国文学男女作家们”前部作者对1965年新移民法通过之前的亚裔社区中为数极少的女性的地位作了历史性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与女权主义坚称的亚裔族群内部女性受到普遍歧视观点正好相反，反而证实了赵建秀坚持的华裔社会并非男权主义社会，当今华裔社会更非如此。如此一来，亚裔女权主义者对赵健秀的长期指责被亚裔女权主义者领袖自己驳回，这个现象十分耐人寻味。金惠经调研后发现，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关进战时集中营后，反而日裔妇女“首次被从她们的传统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能够互相联系、学习、发展个人爱好、关注自身。”金惠经发现，种族政策限制了亚裔男子的社会能力，使得在美国复制父权制变得很困难。“在一个父亲身份收到尊重家庭数量极少的社区，女儿经常备受宠爱。”“此外，身边尽是想结婚的光棍，也没有家人亲友劝阻，一位早期亚裔移民妇女如果不满意于自己的丈夫和婚姻可以考虑比同时期的亚洲妇女多的选择。”
金惠经本应去回答赵健秀对汤亭亭等作品是否强化了主流社会的亚裔刻板形象理解，却只“关注于社会性别而置其他族群归属维度于不顾”，将亚裔女权主义与赵健秀等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立，辩称亚裔妇女获得的提高了的有限选择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亚裔父权制受到抵制或者说被美国父权制替代，而这种新的父权制因为种族主义原因并未惠及亚裔男子。所以，赵健秀等人“试图重申对文化领域和妇女的权威，将女权主义从属于文化主义关注之下。”奇怪的是，金惠经对文化民族主义指控的证据就是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塑造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显然的事实是这些作家作品情节基本都是放置于新移民法通过之前的单身汉唐人街，况且当时的社会和家庭氛围中倘若产生超时代的女权主义人物连金惠经本人也不会相信。离奇的是，金惠经在指责赵健秀等人作品中缺少女性人物形象的同时却不质疑为何她们力捧的华裔女权主义作家汤亭亭和谭恩美作品中没有男性人物形象；更为离奇的是，赵健秀等人也从未反过来质疑女权主义者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由此再次证明赵健秀和亚裔女权主义者是在进行着一场文化表演。
1990年赵健秀与金惠经、张敬珏针尖对麦芒的三篇著名文章同时发表是亚裔文学批评史上发生在女权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一件奇事，而有关亚裔历史学家罗纳德·高木是否有资格以其著作《从彼岸来的陌生人：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参加“亚美研究协会图书奖”评奖一事是发生在双方之间更为吊诡的事。赵健秀在该年《亚美学刊》第2期上发表的“谁管理着亚美研究协会？”为高木该书受到同行陈素贞攻击打抱不平，说高木并非如陈素贞声称抄袭了黄秀玲分析汤亭亭作品时发现的“必须与奢侈”文本结构，这种结构安排在中国神话故事比如哪吒或伊索寓言中早就加以运用了。赵健秀提议高木针对陈素贞等人的诽谤提起诉讼，且由于陈素珍的无知应褫夺其荣誉、头衔和学位，并责其回炉重修文学和写作两门大学基础课程。此外，亚美研究协会应该先行解散然后再在严谨的学术和实证基础上重新成立。赵健秀认为陈素贞领导下的亚美研究协会是个笑话和耻辱，如果亚美研究不是真正的亚美研究，亚美研究图书奖不是由真正睿智懂行的人评选出来的话并像孙行者和贝尔兔一样火眼金睛能辨别真伪的话，他就不愿与亚美研究协会图书奖发生任何关系。赵文末明确提请亚美研究协会拒绝考虑他次年即将出版的《大哎呀！》和《唐老亚》两本书参加该协会的任何图书奖评选，俨然一副与女权主义者不共戴天的架势。除了以上三位外，金惠经也卷入该争议，此时已基本放弃文化民族主义批评角度转型为女权主义者的金惠经在加入陈素贞等女权主义战团对高木的专著从女权主义和学术规范角度进行超常审读。高木本人采取克制的态度据理力争，但赵健秀的高调打抱不平俨然一副与女权主义者势不两立的架势，然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竟同意将他的《大哎呀！》序言节选与女权主义者金惠经、陈素贞、张敬珏的论文一同收录于2005年肯特·A·小野（Kent A. Ono）主编的《亚美研究导读》论文集中。这些论文的排列十分有趣，有关高木的4篇论文放在第一部分的“历史”分类中，先是王灵智、陈素贞、金惠经有关高木著作的批评文章，最后是高木的回应；而赵健秀的收录文章并非“谁管理着亚美研究协会？”而是比之晚一年发表在他和《哎呀！》编辑原班人马新编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大哎呀！》中的长篇序言节选，这篇序言比“谁管理着亚美研究协会？”针对女权主义者的火药味更浓，但却跟张敬珏完全支持汤亭亭女权主义文学风格的“女勇士对西海岸中国佬：华裔美国批评家需要在女权主义和英雄主义之间抉择吗？”论文一起放在“文学与女权主义”一章中，该章中仅仅收录了这两篇论文。从这两章论文收录和排列可以看出亚裔文化界内部纷争之隐秘端倪，即女权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的是争鸣而不是真正的决裂，这种争鸣和表演是为实现“从边缘发声”这一共同目标的策略运用。
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与《亚美研究导读》论文集同时收录亚美研究界争论双方对立观点文章相比，1999年黄秀玲主编的专论汤亭亭作品的论文集《汤亭亭的<女勇士>：一份案卷》将赵健秀早前发表的讽刺挖苦汤亭亭的戏仿《女勇士》的短篇小说“中国最受欢迎的书”一并收录其中，再次暴露了“赵汤之争”乃双方文化表演以进行大规模亚裔知识生产之实质。
综上观之，亚裔女权主义学者在面临着新兴学科发展和个人学术生存的挑战面前，选择高调回应赵建秀的“挑衅”是显然的文化表演之举，争论双方既有争执又有合作和默契，从笔战至今过去的20多年间亚裔美国文学发展蓬勃态势可知，“赵汤之争”极大刺激了亚裔文学和文学批评知识生产，亚裔女权主义学者的学科发展和个人学术生存的初衷早已实现。
〔参 考 文 献〕
〔1〕 Chin，Frank. “A Chinaman Meets His Chinese Critics： Frank Chin Responds to Detractors in Asia.” Kui Xing： The Journal of Asian/Diasporic and Aboriginal Literature 1.2 （2005）：1-32.
〔2〕 Nakanishi， Don. “Why I Fought.”？Amerasia Journal？35.3 （2009）： 191-208.
〔责任编辑：谭 蕊〕
[关键词]赵汤之争；文化表演；亚裔女权主义学者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11 — 0112 — 03
旧金山州立大学亚美研究系前系主任谭雅伦2008年给国内知名赵健秀研究者徐颖果的专著《跨文化视野下的华裔文学：赵健秀作品研究》作序时说，“他〔赵健秀〕是被边缘化的华裔作家。”在被支持他的学者推崇为“亚裔美国文学之父”的赵健秀本人看来，他遭受的打压始作俑者是亚裔文学批评家金惠经，“亚裔美国文学官方话语权掌握者是元老级人物《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背景介绍》作者金惠经。无可否认，赵健秀等所谓文化民族主义者在其于1991年出版的第二部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大哎呀！美国华裔与日裔文集》（以下称作。《大哎呀！》中由赵健秀撰写的长篇声讨檄文式序言“真真假假的亚裔美国作家，你们一起来吧！”自然就成为引爆1990年前后亚裔女权主义者的猛烈扫射的导火索。但如此简单分析貌似能解释这亚裔文化界两大阵营的相互攻讦的缘由，但细究之后又发现疑窦丛生。本文将主要围绕此两点以一位中国学者的视角辨析亚裔女权主义学者突然高调参与这场争论的历史动因。
一、亚裔女权主义学者发起笔战的历史语境
金惠经1982年出版了亚裔文学发展中的第一部理论专著《亚裔美国文学：作品及社会北京介绍》，在这本专著中第6章“唐人街牛仔及女勇士：寻找新的自我形象”探讨了赵健秀、陈耀光、徐忠雄和汤亭亭的作品，虽然金惠经极力为当时已经开始的“赵汤之争”汤亭亭一方进行辩护，但她没有像其后来那样公然标榜自己为女权主义者，书中对赵健秀的作品分析比较公允。首先她对赵健秀70年代初期与亚裔文化运动杂志《桥》的主编秦家骢为华裔概念是否应该包括华人新移民进行激烈争辩时，将华人新移民排斥在“亚裔感性”建构主体之外进行了历史语境化解读，她认为，“赵健秀区分华人和华裔美国人身份为的是使华裔美国人被接受为美国人。”由此观察生发金惠经很有洞见地论定，“汤亭亭与赵健秀相同之处很多，只不过赵健秀不愿意承认罢了。”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金惠经在该章分析赵健秀作品后得出结论说，“赵健秀猛烈抨击种族压迫的种种阉割恶果，但他接受了他的压迫者‘男性气质’的定义。”这个结论后来成为亚裔女权主义者分析赵健秀作品时几乎不假思索地反复引用的观点。金惠经对赵健秀的态度急转直下集中体现在她1990年发表的“‘这对冤家对头’：亚裔美国文学中的男男女女”一文中。她对赵健秀最尖锐的责难是：
随着金惠经的发难，诸多亚裔美国文学女学者也加入声讨赵健秀的战团，包括亚裔美国文学学术界大腕级人物张敬珏、林英敏、林玉玲和黄秀玲，她们纷纷发表学术论文和出版专著、亚裔女性文学选集以发掘亚裔文学另一传统。但十分吊诡的是，自1975年汤亭亭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女勇士》清样送给赵健秀评阅始“赵汤之争”就拉开序幕，却为何直到1990年亚裔女权主义者才爆发抗议赵健秀等的浪潮？笔者认为此现象的历史成因十分复杂。首先，以亚裔研究学界女权主义者为首的反对赵健秀的学者中不少人是新移民，他们中不少人最早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博士毕业后才在当时设有“亚裔美国文学”课程或亚美研究中心的大学逐渐站稳脚跟，所以之前的“赵汤之争”他们不可能参与。这批亚裔学界精英因为自我身份普遍对赵健秀70年代坚持的应以土生土长的亚裔为主体建构亚裔感性的主张持反对立场，而赵健秀的这一文化身份建构主张也因为1965年美国新的移民法颁布之后大量新亚洲移民的涌入导致其占亚裔群体总人口比例迅速超过土生土长的亚裔而无法坚持。
相较于赵健秀“亚裔感性”的漏洞，我们考查亚裔女权主义者1990年掀起以女性和同性恋关怀的文学文化批评浪潮的成因时不应该忽视当年亚裔人口构成变化后导致涌入大学接受教育的亚裔年轻女性人口的成长、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发展引发亚美研究学术界思考学术生存策略这两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因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知识生产力量，对赵健秀等秉持的文化民族主义建构理论必然形成很大的冲击。80年代亚裔女权主义发展使美国大学校园成了重要的左派文化阵地，80年代以及之后教授亚裔美国研究课程的大学教师中女性占多数，亚裔女性教师和女性学生两股力量共同催生了大量女权主义亚美研究课程的开设和亚裔女权主义文化/文学研究。80年代的亚美研究学科急切需要解决其在大学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这个“合法性”危机是指相对于其他传统学科而言该新建交叉学科学术研究和课程教学明显缺乏理论性而主要依赖经验性和社区为中心的研究。出于获得难得的终身教职职位的个人学术发展需要和对所从事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感，亚美研究者急于寻找理论突破口。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亚裔文学批评家批评视角发生急剧转变，也是在此背景下1989年和1990年两部亚裔美国女性作家作品选集和一部有关华裔女性作家作品的女权主义论著的出版表明亚裔文学研究的女权主义视角的粉墨登场，自此以后出版和发表的女权主义文集、论著和论文不计其数。毋庸置疑，正是这些女权主义话语的干预和挑战行动激起赵健秀写下1991年出版的《大哎呀！美国华裔与日裔文集》中长篇序言“真真假假的亚裔美国作家，你们一起来吧！”作出激烈回应，这篇檄文反过来又点燃了女权主义学者的怒火。
亚裔美国文学研究急于找到新的突破口以为学科正名、为自己的生存计，她们敏感地觉察到针对赵健秀所代表的亚裔美国文化民族主义理论发起“内斗”是方便之举也是有效策略， 而赵健秀一直攻击汤亭亭等女权主义作家更加让她们觉得师出有名。有趣的是，金惠经原来一直总体肯定赵健秀的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策略，她本人也是积极参与反对种族歧视的文化运动，正是因为她的观点前后矛盾，所以后来她觉得有必要专门著文为自己突然向女权主义转变辩说。此外，如果一叶遮目地说因为亚裔女权主义学者群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发起对赵建秀的笔战攻击导致亚美研究领域女权主义盛行显然也是一种误解，女权主义亚美研究是当年美国大学妇女研究和族裔研究突破传统英语文学文化研究辖制努力的必然组成部分，早在“赵汤之争”之前亚美研究女性学者就加入主流和其他族裔女权主义学者阵营以图学科和自身发展。比如1987年亚裔美国文学研究先驱人物林英敏（Amy Ling）曾受邀对主流妇女研究学者艾伦·梅瑟-达维多（Ellen Messer-Davidow）的纲领性长篇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檄文“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撰文评述。该文中提及作者后来于1990年出版的继金惠经之后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的第二本专著《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的研究进展，作为赵健秀的死对头，汤亭亭的密友林英敏在该专著中和其论文中一样没有对赵健秀的功绩一笔抹杀，而是做了很公正的评价。透过刊发林英敏论文的《新文学史》1987年秋季号乃一期专门刊登受邀回应艾伦·梅瑟-达维多长文的评论文章可知，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实为风头正劲之时，林英敏的论文中细述了亚裔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关怀，但显然亚裔女权主义文学批评从属于当时的美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寻找突破的大潮。 二、亚裔女权主义学者观点的显见漏洞和文化表演维度
如果细致分析一下“赵汤之争”双方观点，我们很容易发现他们的观点都有明显的漏洞但双方却并不揭穿，此节笔者将着重分析亚裔女权主义学者观点的明显漏洞。首先，她们对赵健秀的“自传不是中国文学传统，它是基督教忏悔文体，亚裔作家采用自传文类写作就是对白人文化的臣服，是认同了白人主流社会的同化理论”显然错误的观点令人惊讶地集体沉默。也许赵健秀不懂中文加之阅读到的有关中国文学传统的英文书籍数量有限，或者更准确地讲他是故意而为之。几乎是常识，中国传记和自传的兴起不但远比西方为早（西方以4～5世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为正式自传之始），而且确实形成了一个传统”。据刘桂鑫考证，魏晋时期的葛洪的《抱朴子·自叙》标志着书籍自序式自传的成熟，而东汉末年蔡琰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悲愤诗》初具自传诗性质，嵇康的《幽愤诗》则是第一首真正的自传诗，陶渊明的诸多作品标志着自传诗歌的成熟。再及唐代众多别开生面的自传散文，及至清代落魄文人沈复的《浮生六记》堪称中国自传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更不用说后来梁启超的《三十自述》、胡适的《四十自述》等，这些充分说明中国有悠久的自传文学传统，且中国自传中没有西方自传中基于“原罪”感的宗教忏悔。其实也许以上中国文学知识可能对赵健秀而言超出其涉猎能力之外，但他本人极为推崇的亚裔美国文学鼻祖水仙花姐妹二人都写过或出版过自传且没有任何忏悔踪迹，此点在前述《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研究》中也有专节交代， 这个显然亚美学界共有知识被赵建秀和其他亚裔女权主义学者忽视是件很蹊跷的事，如此只有一个讲得通的解释，那就是他们双方其实是在表演。
亚裔女权主义者对赵健秀的指责归纳起来是，赵健秀声称要建构亚裔男性英雄主义传统但不知不觉中却跌入他反对的白人男权主义之窠臼，由此他的作品中总是缺少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从而强化了亚裔内部的父权制/男权制文化。此观点肇始于金惠经并被亚裔女权主义批评者不加分析地直接反复引用，但特别诡异的是，标志着金惠经从赞同赵健秀以反种族歧视建构亚裔文化的观点转向女权主义差异政治的论文“‘这些冤家对头’：亚裔美国文学男女作家们”前部作者对1965年新移民法通过之前的亚裔社区中为数极少的女性的地位作了历史性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与女权主义坚称的亚裔族群内部女性受到普遍歧视观点正好相反，反而证实了赵建秀坚持的华裔社会并非男权主义社会，当今华裔社会更非如此。如此一来，亚裔女权主义者对赵健秀的长期指责被亚裔女权主义者领袖自己驳回，这个现象十分耐人寻味。金惠经调研后发现，二战期间日裔美国人被关进战时集中营后，反而日裔妇女“首次被从她们的传统家庭责任中解放出来，能够互相联系、学习、发展个人爱好、关注自身。”金惠经发现，种族政策限制了亚裔男子的社会能力，使得在美国复制父权制变得很困难。“在一个父亲身份收到尊重家庭数量极少的社区，女儿经常备受宠爱。”“此外，身边尽是想结婚的光棍，也没有家人亲友劝阻，一位早期亚裔移民妇女如果不满意于自己的丈夫和婚姻可以考虑比同时期的亚洲妇女多的选择。”
金惠经本应去回答赵健秀对汤亭亭等作品是否强化了主流社会的亚裔刻板形象理解，却只“关注于社会性别而置其他族群归属维度于不顾”，将亚裔女权主义与赵健秀等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立，辩称亚裔妇女获得的提高了的有限选择权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亚裔父权制受到抵制或者说被美国父权制替代，而这种新的父权制因为种族主义原因并未惠及亚裔男子。所以，赵健秀等人“试图重申对文化领域和妇女的权威，将女权主义从属于文化主义关注之下。”奇怪的是，金惠经对文化民族主义指控的证据就是他们的作品中没有塑造丰满的女性人物形象，而显然的事实是这些作家作品情节基本都是放置于新移民法通过之前的单身汉唐人街，况且当时的社会和家庭氛围中倘若产生超时代的女权主义人物连金惠经本人也不会相信。离奇的是，金惠经在指责赵健秀等人作品中缺少女性人物形象的同时却不质疑为何她们力捧的华裔女权主义作家汤亭亭和谭恩美作品中没有男性人物形象；更为离奇的是，赵健秀等人也从未反过来质疑女权主义者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由此再次证明赵健秀和亚裔女权主义者是在进行着一场文化表演。
1990年赵健秀与金惠经、张敬珏针尖对麦芒的三篇著名文章同时发表是亚裔文学批评史上发生在女权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之间的一件奇事，而有关亚裔历史学家罗纳德·高木是否有资格以其著作《从彼岸来的陌生人：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参加“亚美研究协会图书奖”评奖一事是发生在双方之间更为吊诡的事。赵健秀在该年《亚美学刊》第2期上发表的“谁管理着亚美研究协会？”为高木该书受到同行陈素贞攻击打抱不平，说高木并非如陈素贞声称抄袭了黄秀玲分析汤亭亭作品时发现的“必须与奢侈”文本结构，这种结构安排在中国神话故事比如哪吒或伊索寓言中早就加以运用了。赵健秀提议高木针对陈素贞等人的诽谤提起诉讼，且由于陈素珍的无知应褫夺其荣誉、头衔和学位，并责其回炉重修文学和写作两门大学基础课程。此外，亚美研究协会应该先行解散然后再在严谨的学术和实证基础上重新成立。赵健秀认为陈素贞领导下的亚美研究协会是个笑话和耻辱，如果亚美研究不是真正的亚美研究，亚美研究图书奖不是由真正睿智懂行的人评选出来的话并像孙行者和贝尔兔一样火眼金睛能辨别真伪的话，他就不愿与亚美研究协会图书奖发生任何关系。赵文末明确提请亚美研究协会拒绝考虑他次年即将出版的《大哎呀！》和《唐老亚》两本书参加该协会的任何图书奖评选，俨然一副与女权主义者不共戴天的架势。除了以上三位外，金惠经也卷入该争议，此时已基本放弃文化民族主义批评角度转型为女权主义者的金惠经在加入陈素贞等女权主义战团对高木的专著从女权主义和学术规范角度进行超常审读。高木本人采取克制的态度据理力争，但赵健秀的高调打抱不平俨然一副与女权主义者势不两立的架势，然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竟同意将他的《大哎呀！》序言节选与女权主义者金惠经、陈素贞、张敬珏的论文一同收录于2005年肯特·A·小野（Kent A. Ono）主编的《亚美研究导读》论文集中。这些论文的排列十分有趣，有关高木的4篇论文放在第一部分的“历史”分类中，先是王灵智、陈素贞、金惠经有关高木著作的批评文章，最后是高木的回应；而赵健秀的收录文章并非“谁管理着亚美研究协会？”而是比之晚一年发表在他和《哎呀！》编辑原班人马新编的亚裔美国文学选集《大哎呀！》中的长篇序言节选，这篇序言比“谁管理着亚美研究协会？”针对女权主义者的火药味更浓，但却跟张敬珏完全支持汤亭亭女权主义文学风格的“女勇士对西海岸中国佬：华裔美国批评家需要在女权主义和英雄主义之间抉择吗？”论文一起放在“文学与女权主义”一章中，该章中仅仅收录了这两篇论文。从这两章论文收录和排列可以看出亚裔文化界内部纷争之隐秘端倪，即女权主义者和文化民族主义者之间发生的是争鸣而不是真正的决裂，这种争鸣和表演是为实现“从边缘发声”这一共同目标的策略运用。
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与《亚美研究导读》论文集同时收录亚美研究界争论双方对立观点文章相比，1999年黄秀玲主编的专论汤亭亭作品的论文集《汤亭亭的<女勇士>：一份案卷》将赵健秀早前发表的讽刺挖苦汤亭亭的戏仿《女勇士》的短篇小说“中国最受欢迎的书”一并收录其中，再次暴露了“赵汤之争”乃双方文化表演以进行大规模亚裔知识生产之实质。
综上观之，亚裔女权主义学者在面临着新兴学科发展和个人学术生存的挑战面前，选择高调回应赵建秀的“挑衅”是显然的文化表演之举，争论双方既有争执又有合作和默契，从笔战至今过去的20多年间亚裔美国文学发展蓬勃态势可知，“赵汤之争”极大刺激了亚裔文学和文学批评知识生产，亚裔女权主义学者的学科发展和个人学术生存的初衷早已实现。
〔参 考 文 献〕
〔1〕 Chin，Frank. “A Chinaman Meets His Chinese Critics： Frank Chin Responds to Detractors in Asia.” Kui Xing： The Journal of Asian/Diasporic and Aboriginal Literature 1.2 （2005）：1-32.
〔2〕 Nakanishi， Don. “Why I Fought.”？Amerasia Journal？35.3 （2009）： 191-208.
〔责任编辑：谭 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