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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是金融精英为他们的投资者赚了钱，在主要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通过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是通过掠夺其他玩家的价值来实现的。
2006年，就在金融体系几乎要解体的时候，妮娜·蒙克在《名利场》上撰文，讲述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时兴的豪宅建设狂潮。她强调，在20世纪初期，格林威治已经成为大亨们最喜欢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建造出“能与欧洲豪华宫殿和城堡媲美的豪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很少有人买得起一栋有25个房间的住宅。渐渐地，大片的地产被分割后出售了。
接着就该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出场了。
当然，大部分的金融产业都集中在华尔街(英国伦敦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然而对冲基金(基本上是以借款进行投机和想要从经理人那里获得内幕从而大赚一笔的投资者)却集中在距曼哈顿大约45分钟火车车程的格林威治。即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基金经理人的收入仍然不亚于昔日的强盗大亨。2006年，收入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总收入高达140亿美元，是纽约8万名中小学教师工资总和的3倍。
当这些人决定在格林威治买房时，房价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很高兴地买下了老镀金时代的建筑，只为了把它们推倒重建起更大的宫殿。有多大呢?按蒙克的说法，每个基金经理人买下的新房子平均面积大约是1.5万平方英尺。奥克合伙人公司专注于医疗行业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拉里·费因博格花2000万美元买下一座房子，然后拆了它，计划建一座占地30771平方英尺的山庄。蒙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只比泰姬陵小了一点儿。
但是这关我们什么事呢?只是出于我们的兴趣?好吧，我不否认阅读了解昏庸的富翁生活方式确实挺有意思的，但是这其中包含更重要的意义。
即使是在2008年危机之前，金融自由化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储蓄和贷款的混乱已经提供了一个昂贵的证明，证明缺乏监管的银行家会变得多么疯狂。危机差一点儿就要爆发，而且放松监管时期的经济增长如果有的话，也比在严格监管的时期低。
然而那时还有(现在也有)一些评论家抱有奇怪的幻想(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是政治上右翼的人)，他们认为放松监管是经济的胜利。前面的章节提到过芝加哥大学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声称经济在金融放松监管后有了“非凡增长”，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法玛会认为我们经历了“非凡增长”呢?大概是事实上，某些人的收入的确经历了“非凡增长”。
位于收入顶端的人(这里是指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名的那“百分之一”)确实生活得很滋润。对他们来说，放松监管后经济的确经历了“非凡增长”，虽然他们通胀调整后的收入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跌起伏不定，但他们现在的收入至少是1980年的4倍。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这些“高端人士”确实生活得格外滋润，而那些“超级高端人士”(收入前0.1％)和“超级无敌高端人士”(收入前0.01％)则更加滋润。最富有的前万分之一美国人的收入增长率是660％。这就是康涅狄格州一座座“泰姬陵”拔地而起背后的玄机。
即使是在经济增长缓慢、中产阶级收入小幅增长的情况下，这些非常富有的人群的收入依然显著地增长，这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将粗略讲一讲，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主题。其二，这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棘手但很重要的课题。
首先，金字塔顶部的人激增的收入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富者越富
时至今日，关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众说纷纭，听起来好像都说是技术发展的代价。故事是这样的，现代科技带来的对高教育水平的工人需求的增长，减少了对常规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需要。因此，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就超越了教育水平低的多数人。
例如，在2006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一场关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演讲中说，主要原因是20％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和80％教育水平低的下层人士拉开了距离。
说实话，本·伯南克也没有全错：在过去的30年中，总的来说，你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你和像你一样的人会表现得更出色。在美国，和最多只读到高中的人相比，大学毕业的人工资水平更高；和本科生相比，硕士生的工资水平也更高。
但是，只关注因教育水平造成的工资差额，我们就只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收益并没有流向大学毕业的工作者，而是流向了那几个非常富有的人。高中教师大部分都拥有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但是说得委婉一点儿，他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像对冲基金的经理人那样的收入和收益。再次提醒，请记住，25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总收入是纽约8万名中小学教师总收入的3倍。
“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口号：“我们是那99％。”这句口号和那些谈教育和技能水平的讲话相比，更直击真相。而且不仅激进分子这么说，2011年夏天，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1979～2007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他们发现，范围在80％～99％的美国人(也就是本·伯南克口中的20％上层人，减去“占领华尔街”提出的“那1％”)在这一时期的收入增长了65％。
这真的很不错了，尤其和较低收入的家庭相比：中等水平人士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只有他们一半，而处于底层的20％的人士收入只增长了18％。但是上层1％的人收入却增长了277.5％，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0.1％和0.01％的人收益更多。
那么为什么上层1％甚至是0.1％的人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呢?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当中仍然没有定论，而且不确定的原因是他们自身披露的。首先，许多经济学家最近才发觉，富裕阶层的收入不是合适的研究课题，它们属于热衷于名人八卦的小报，而不是严肃的经济学期刊。但富裕阶层的收入问题不仅仅是琐碎的小事，还是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心问题。
哪怕只是刚开始认真研究上层1％和0.1％人士的收入，经济学家就从两个方面感到了这个课题多么不受欢迎。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代表着进入了政治斗争的领域：上层的收入分配问题属于戒备森严的领域，任何人只要涉及，马上就会遭到那些保护富人财富的职业打手的凶残攻击。 例如，几年前，托马斯·皮克蒂和伊曼纽尔·赛斯因为从事长期跟踪记录并研究起伏不定的不平等，而被卡托研究所的艾伦·雷诺斯盯上。雷诺斯几十年来都坚称不平等并没有加剧，每次他的言论被揭穿，他就能马上冒出一个新的论证来。
此外，抛开政治，经济学家常用的工具不适用于高端人士的收入问题。我的专业涉及得最多的就是供给与需求，当然，经济学远远不止这些，但这是最首要的分析工具。可是，高收入人群并不生活在供求世界里。
上层的“0.1％人士”是些什么人
经济学家乔恩·白基加、亚当·科尔和布拉德利·海姆最近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上层0.1％人士都是些什么人。简短说来，他们基本上是企业高管或者金融界呼风唤雨之人。那0.1％人士的近乎一半的收入流进非金融企业的高管和经理手中，另一半则流入金融界人士手中。除去律师和房地产商，这些人大概占了3/4。
现在，经济学教科书又告诉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工人们的“边际产量”使他们的收入增加。可是，企业高管或者对冲基金的经理人，甚至是企业的律师，他们的边际产量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而且如果你了解了这一阶层人士的收入是如何决定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和他们所做的经济贡献没有太大联系。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说：“那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呢?难道他们不是因为创造了有价值的产品才变得富有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极少的1％人士甚至是0.01％人士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财富的。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企业高管并没有靠自己创造出什么东西。他们可能拥有公司大量的股票或股票期权，他们不用做业务，这些资产就是他们薪酬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薪酬是由谁决定的呢?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由薪酬委员会分配的，而薪酬委员会是受首席执行官控制的。
金融业高收入者的工作环境更富有竞争性，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和他们的实际成就相比，他们的收入依然过高。就拿对冲基金经理人来说吧，他们的收入是由管理客户资金工作所得和收益的提成组成的。这无疑是鼓励他们进行冒险的、高杠杆的投资：如果进展顺利，他们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他们已拥有的资产依然完好无损。
还有一点：就算是金融精英为他们的投资者赚了钱，在主要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通过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是通过掠夺其他玩家的价值来实现的。
这是银行业败坏最明显的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银行家通过冒险得到了大量的利益——纳税人却要背黑锅。在21世纪初，银行家故技重施，把不良贷款借给房地产商或把坏账销售给毫不知情的投资者，或者是在危机爆发时接受政府救助。
很多私募投资也是如此，收购公司然后进行资产重组，再把它们卖出去。(电影《华尔街》中的戈登·盖柯就是一个私募投资的玩家，米特·罗姆尼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玩家。)客观地说，一些私人股本公司在高科技和其他行业的初创企业的融资中做得很出色。然而，多数情况下，利益都来自于拉里·萨默斯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所说的“违反信托”——基本上就是撕毁合同和协议。
上层的收入和底层的收入是很不一样的，它们和经济基本面或对经济的贡献都没什么联系。可是为什么大约从1980年开始，他们的收入就突飞猛涨了呢?
部分原因当然要归结于金融自由化。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受到严格监管的美国市场没有像1980年后那么多中饱私囊的机会，而且在金融界，高管的高薪收入也有更广泛的传染性。
我想说的是，也许我们应该把上层收入的快速增长看做反映社会和政治上促进放松金融监管的因素。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场危机，放松金融监管是关键因素之一。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呢?
不平等与潜藏的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我经常给观众们讲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我会指出高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观众们总是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第二次“大萧条”?我要说明这是不一定的，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极端的不平等一定会带来经济灾难。
你知道吗?
关联关系和因果关系是不同的。萧条经济的回归伴随着“大萧条”前不平等水平的回归可能纯属偶然，或者它只是反映出这两个现象有着相同的起因。其中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我们的推测是什么?
当中有共同的原因是肯定的。大约在1980年，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都转向右翼。政治的右转造成了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对最高税率的大幅度削减。政治的右转也造成了社会准则的变化——“暴富限制”的放松，这是高层收入突然激增的重要原因。政治的右转还造成了金融监管制度的放松和新形式银行的疏于监管，它们给危机提供了萌芽的温床。
不过，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危机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难说。
伊丽莎白·沃伦和阿梅莉亚·提亚吉2004年出版的著作《双薪的陷阱》跟踪记录了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的个人破产浪潮，这本书该被视为一个警告。书中指出，导致这些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共教育不平等，反过来会影响到收入的不平等：中产阶级的家庭倾其所有购买学区房，导致债务负担加重，如果失业或生病的话，这些家庭将不堪一击。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基于我们对于产生影响的方式知之甚少，我的猜测是(仅仅是猜测)，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平等的加剧对经济衰退最大的影响都是政治性的。
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会不了解放松金融管制的风险，为什么他们自2008年至今仍没意识到不恰当应对经济滑坡的风险?
当我们产生这些疑问的时候，不得不让人想起厄普顿·辛克莱的经典名言：“当一个人靠不明真相赚钱的时候，要他说明真相是不可能的。”有钱就有影响力，钱越多，影响力就越大。那些把我们弄到这般田地的政策虽然对大多数人是无益的，但是它们至少对上层的少数人是有益的。
精英人群和糟糕的政策
总的来说，我们要考虑金钱在不同层次上对政治的影响。腐败现象太多了——政客们轻易地就被竞选捐款或个人利益收买。但在很多或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腐败却没那么容易被发现：政客们在某个职位上获得了回报，他们就会抱紧这个职位不放，直到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被收买的了。但是对于外界来说，政客相信的东西和别人给钱让他相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影响力。顶级银行家能够进入白宫或参议院办公室，这不是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就能办到的。只要他们进入了办公室，他们就能发挥自己出色的游说本领，这不仅取决于他送礼多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
很久以前，H·L·门肯已经善意地总结出富人对政治家(即使是诚实的政治家)的影响。阿尔·史密斯从新政的改革者变成新政的反对者，门肯这样描述他的转变：“今天的阿尔·史密斯已经不再是一流的政治家了，他和富人们的联系很明显地动摇和改变了他。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尔夫运动员……”
这已经是难以改变的定律。随着富人越来越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试想一扇旋转门，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本来是要穿过这扇门监管这个机构，结果却变成为它工作。这扇门一直存在着，如果门里面的人喜欢你，那你就能得到比原来高得多的薪酬。因此，政客们就会尽力迁就、讨好门里面的人，使自己的政治生涯更加长久。
让我们回归主题——不平等和新的经济衰退的关系。富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造就了很多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的政策：减少累进型赋税，欺骗性的贫困救助，公共教育的退步，等等。然而和这本书的主题最相关的是，政治体系是如何做到不顾金融自由化隐藏的危机仍然坚持放松监管的。
考虑到富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样的坚持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很多富人都是从不受管制的金融业里赚钱的，所以反对监管的行动和他们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不管人们对1980年后的经济整体状况有何种疑问，那时的经济运作非常良好是既成事实。所以，还得谢谢你们了，上层的人们。
2006年，就在金融体系几乎要解体的时候，妮娜·蒙克在《名利场》上撰文，讲述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市时兴的豪宅建设狂潮。她强调，在20世纪初期，格林威治已经成为大亨们最喜欢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建造出“能与欧洲豪华宫殿和城堡媲美的豪宅”。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很少有人买得起一栋有25个房间的住宅。渐渐地，大片的地产被分割后出售了。
接着就该对冲基金的经理人出场了。
当然，大部分的金融产业都集中在华尔街(英国伦敦也扮演了类似的角色)，然而对冲基金(基本上是以借款进行投机和想要从经理人那里获得内幕从而大赚一笔的投资者)却集中在距曼哈顿大约45分钟火车车程的格林威治。即使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这些基金经理人的收入仍然不亚于昔日的强盗大亨。2006年，收入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总收入高达140亿美元，是纽约8万名中小学教师工资总和的3倍。
当这些人决定在格林威治买房时，房价根本不是问题。他们很高兴地买下了老镀金时代的建筑，只为了把它们推倒重建起更大的宫殿。有多大呢?按蒙克的说法，每个基金经理人买下的新房子平均面积大约是1.5万平方英尺。奥克合伙人公司专注于医疗行业的对冲基金经理人拉里·费因博格花2000万美元买下一座房子，然后拆了它，计划建一座占地30771平方英尺的山庄。蒙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它只比泰姬陵小了一点儿。
但是这关我们什么事呢?只是出于我们的兴趣?好吧，我不否认阅读了解昏庸的富翁生活方式确实挺有意思的，但是这其中包含更重要的意义。
即使是在2008年危机之前，金融自由化也难以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储蓄和贷款的混乱已经提供了一个昂贵的证明，证明缺乏监管的银行家会变得多么疯狂。危机差一点儿就要爆发，而且放松监管时期的经济增长如果有的话，也比在严格监管的时期低。
然而那时还有(现在也有)一些评论家抱有奇怪的幻想(虽然不是全部，但大部分都是政治上右翼的人)，他们认为放松监管是经济的胜利。前面的章节提到过芝加哥大学著名的金融经济学家尤金·法玛声称经济在金融放松监管后有了“非凡增长”，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
为什么法玛会认为我们经历了“非凡增长”呢?大概是事实上，某些人的收入的确经历了“非凡增长”。
位于收入顶端的人(这里是指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出名的那“百分之一”)确实生活得很滋润。对他们来说，放松监管后经济的确经历了“非凡增长”，虽然他们通胀调整后的收入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跌起伏不定，但他们现在的收入至少是1980年的4倍。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这些“高端人士”确实生活得格外滋润，而那些“超级高端人士”(收入前0.1％)和“超级无敌高端人士”(收入前0.01％)则更加滋润。最富有的前万分之一美国人的收入增长率是660％。这就是康涅狄格州一座座“泰姬陵”拔地而起背后的玄机。
即使是在经济增长缓慢、中产阶级收入小幅增长的情况下，这些非常富有的人群的收入依然显著地增长，这主要反映了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这一点我将粗略讲一讲，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主题。其二，这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萧条有什么联系，这是一个棘手但很重要的课题。
首先，金字塔顶部的人激增的收入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富者越富
时至今日，关于不平等加剧的现象众说纷纭，听起来好像都说是技术发展的代价。故事是这样的，现代科技带来的对高教育水平的工人需求的增长，减少了对常规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需要。因此，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人就超越了教育水平低的多数人。
例如，在2006年，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一场关于不断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演讲中说，主要原因是20％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人士和80％教育水平低的下层人士拉开了距离。
说实话，本·伯南克也没有全错：在过去的30年中，总的来说，你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你和像你一样的人会表现得更出色。在美国，和最多只读到高中的人相比，大学毕业的人工资水平更高；和本科生相比，硕士生的工资水平也更高。
但是，只关注因教育水平造成的工资差额，我们就只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冰山一角。因为大部分收益并没有流向大学毕业的工作者，而是流向了那几个非常富有的人。高中教师大部分都拥有本科或硕士研究生学历，但是说得委婉一点儿，他们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像对冲基金的经理人那样的收入和收益。再次提醒，请记住，25名对冲基金经理人的总收入是纽约8万名中小学教师总收入的3倍。
“占领华尔街”运动有一个不断重复的口号：“我们是那99％。”这句口号和那些谈教育和技能水平的讲话相比，更直击真相。而且不仅激进分子这么说，2011年夏天，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1979～2007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他们发现，范围在80％～99％的美国人(也就是本·伯南克口中的20％上层人，减去“占领华尔街”提出的“那1％”)在这一时期的收入增长了65％。
这真的很不错了，尤其和较低收入的家庭相比：中等水平人士家庭的收入增长水平只有他们一半，而处于底层的20％的人士收入只增长了18％。但是上层1％的人收入却增长了277.5％，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0.1％和0.01％的人收益更多。
那么为什么上层1％甚至是0.1％的人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呢?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当中仍然没有定论，而且不确定的原因是他们自身披露的。首先，许多经济学家最近才发觉，富裕阶层的收入不是合适的研究课题，它们属于热衷于名人八卦的小报，而不是严肃的经济学期刊。但富裕阶层的收入问题不仅仅是琐碎的小事，还是美国经济和社会中心问题。
哪怕只是刚开始认真研究上层1％和0.1％人士的收入，经济学家就从两个方面感到了这个课题多么不受欢迎。仅仅是提出这个问题，就代表着进入了政治斗争的领域：上层的收入分配问题属于戒备森严的领域，任何人只要涉及，马上就会遭到那些保护富人财富的职业打手的凶残攻击。 例如，几年前，托马斯·皮克蒂和伊曼纽尔·赛斯因为从事长期跟踪记录并研究起伏不定的不平等，而被卡托研究所的艾伦·雷诺斯盯上。雷诺斯几十年来都坚称不平等并没有加剧，每次他的言论被揭穿，他就能马上冒出一个新的论证来。
此外，抛开政治，经济学家常用的工具不适用于高端人士的收入问题。我的专业涉及得最多的就是供给与需求，当然，经济学远远不止这些，但这是最首要的分析工具。可是，高收入人群并不生活在供求世界里。
上层的“0.1％人士”是些什么人
经济学家乔恩·白基加、亚当·科尔和布拉德利·海姆最近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上层0.1％人士都是些什么人。简短说来，他们基本上是企业高管或者金融界呼风唤雨之人。那0.1％人士的近乎一半的收入流进非金融企业的高管和经理手中，另一半则流入金融界人士手中。除去律师和房地产商，这些人大概占了3/4。
现在，经济学教科书又告诉我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工人们的“边际产量”使他们的收入增加。可是，企业高管或者对冲基金的经理人，甚至是企业的律师，他们的边际产量是什么呢?谁也不知道。而且如果你了解了这一阶层人士的收入是如何决定的，你就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和他们所做的经济贡献没有太大联系。
这个时候可能有人会说：“那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呢?难道他们不是因为创造了有价值的产品才变得富有的吗?”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极少的1％人士甚至是0.01％人士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获取财富的。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企业高管并没有靠自己创造出什么东西。他们可能拥有公司大量的股票或股票期权，他们不用做业务，这些资产就是他们薪酬的一部分。那么他们的薪酬是由谁决定的呢?这个问题问得好。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是由薪酬委员会分配的，而薪酬委员会是受首席执行官控制的。
金融业高收入者的工作环境更富有竞争性，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和他们的实际成就相比，他们的收入依然过高。就拿对冲基金经理人来说吧，他们的收入是由管理客户资金工作所得和收益的提成组成的。这无疑是鼓励他们进行冒险的、高杠杆的投资：如果进展顺利，他们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一旦出了什么差错，他们已拥有的资产依然完好无损。
还有一点：就算是金融精英为他们的投资者赚了钱，在主要的情况下，他们并不是通过给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是通过掠夺其他玩家的价值来实现的。
这是银行业败坏最明显的表现。在20世纪80年代，银行家通过冒险得到了大量的利益——纳税人却要背黑锅。在21世纪初，银行家故技重施，把不良贷款借给房地产商或把坏账销售给毫不知情的投资者，或者是在危机爆发时接受政府救助。
很多私募投资也是如此，收购公司然后进行资产重组，再把它们卖出去。(电影《华尔街》中的戈登·盖柯就是一个私募投资的玩家，米特·罗姆尼则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玩家。)客观地说，一些私人股本公司在高科技和其他行业的初创企业的融资中做得很出色。然而，多数情况下，利益都来自于拉里·萨默斯一篇具有影响力的论文中所说的“违反信托”——基本上就是撕毁合同和协议。
上层的收入和底层的收入是很不一样的，它们和经济基本面或对经济的贡献都没什么联系。可是为什么大约从1980年开始，他们的收入就突飞猛涨了呢?
部分原因当然要归结于金融自由化。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受到严格监管的美国市场没有像1980年后那么多中饱私囊的机会，而且在金融界，高管的高薪收入也有更广泛的传染性。
我想说的是，也许我们应该把上层收入的快速增长看做反映社会和政治上促进放松金融监管的因素。我们已经看到，我们之所以会陷入这场危机，放松金融监管是关键因素之一。但是，不平等本身是否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呢?
不平等与潜藏的危机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我经常给观众们讲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我会指出高层的收入增长速度已经赶上了1929年的水平。观众们总是会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面临着第二次“大萧条”?我要说明这是不一定的，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极端的不平等一定会带来经济灾难。
你知道吗?
关联关系和因果关系是不同的。萧条经济的回归伴随着“大萧条”前不平等水平的回归可能纯属偶然，或者它只是反映出这两个现象有着相同的起因。其中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我们的推测是什么?
当中有共同的原因是肯定的。大约在1980年，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政治都转向右翼。政治的右转造成了政策的变化，尤其是对最高税率的大幅度削减。政治的右转也造成了社会准则的变化——“暴富限制”的放松，这是高层收入突然激增的重要原因。政治的右转还造成了金融监管制度的放松和新形式银行的疏于监管，它们给危机提供了萌芽的温床。
不过，收入不平等和金融危机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呢?难说。
伊丽莎白·沃伦和阿梅莉亚·提亚吉2004年出版的著作《双薪的陷阱》跟踪记录了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的个人破产浪潮，这本书该被视为一个警告。书中指出，导致这些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共教育不平等，反过来会影响到收入的不平等：中产阶级的家庭倾其所有购买学区房，导致债务负担加重，如果失业或生病的话，这些家庭将不堪一击。
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基于我们对于产生影响的方式知之甚少，我的猜测是(仅仅是猜测)，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平等的加剧对经济衰退最大的影响都是政治性的。
为什么政策制定者会不了解放松金融管制的风险，为什么他们自2008年至今仍没意识到不恰当应对经济滑坡的风险?
当我们产生这些疑问的时候，不得不让人想起厄普顿·辛克莱的经典名言：“当一个人靠不明真相赚钱的时候，要他说明真相是不可能的。”有钱就有影响力，钱越多，影响力就越大。那些把我们弄到这般田地的政策虽然对大多数人是无益的，但是它们至少对上层的少数人是有益的。
精英人群和糟糕的政策
总的来说，我们要考虑金钱在不同层次上对政治的影响。腐败现象太多了——政客们轻易地就被竞选捐款或个人利益收买。但在很多或绝大部分情况下，这些腐败却没那么容易被发现：政客们在某个职位上获得了回报，他们就会抱紧这个职位不放，直到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是被收买的了。但是对于外界来说，政客相信的东西和别人给钱让他相信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钱就有权，有权就有影响力。顶级银行家能够进入白宫或参议院办公室，这不是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就能办到的。只要他们进入了办公室，他们就能发挥自己出色的游说本领，这不仅取决于他送礼多少，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份。
很久以前，H·L·门肯已经善意地总结出富人对政治家(即使是诚实的政治家)的影响。阿尔·史密斯从新政的改革者变成新政的反对者，门肯这样描述他的转变：“今天的阿尔·史密斯已经不再是一流的政治家了，他和富人们的联系很明显地动摇和改变了他。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尔夫运动员……”
这已经是难以改变的定律。随着富人越来越富，他们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试想一扇旋转门，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本来是要穿过这扇门监管这个机构，结果却变成为它工作。这扇门一直存在着，如果门里面的人喜欢你，那你就能得到比原来高得多的薪酬。因此，政客们就会尽力迁就、讨好门里面的人，使自己的政治生涯更加长久。
让我们回归主题——不平等和新的经济衰退的关系。富人不断增强的影响力造就了很多像我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的政策：减少累进型赋税，欺骗性的贫困救助，公共教育的退步，等等。然而和这本书的主题最相关的是，政治体系是如何做到不顾金融自由化隐藏的危机仍然坚持放松监管的。
考虑到富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样的坚持似乎就不难理解了。一方面，很多富人都是从不受管制的金融业里赚钱的，所以反对监管的行动和他们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不管人们对1980年后的经济整体状况有何种疑问，那时的经济运作非常良好是既成事实。所以，还得谢谢你们了，上层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