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至11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四度主持召开座谈会，邀请全国各地的教育界人士共商大计。11月下旬的座谈中，温家宝提出“有一流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国家”。要求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几乎与此同时，将于明年毕业的大学生们开始了找工作的征途。新闻报道说，11月19日在河南郑州中原国际博览中心举行的“2007年河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双向选择洽谈会”上，会场两扇玻璃大门被汹涌的求职人潮轰然挤倒，自动扶梯也破挤垮。
　　从庙堂到草野，都对教育寄托殷切期望，尽管他们所寄托的未必一样。一个泱泱大国自然要高瞻远瞩，期待教育改造国民素质、提升综合国力；但也无需指责老百姓的现实主义：他们就是希望自己或下一代能够通过教育得到一个安身立命的饭碗，获取一条改变命运的上升渠道。
　　而这两个目标，实际上又相辅相成。如果每个公民都能捧上一个不错的饭碗，这国度岂能不仓廪实而知礼仪?如果每个公民都超越自己的父兄，这民族又岂能不日新月异，傲视群伦?
　　国家以教育为先，老百姓则要求教育以就业为先。如果我们对这个朴素的要求多一些尊重，多一点理解，就不难发现困扰中国教育的悠悠万事，归根到底是因为它连这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满足不了，更遑论那些高远的目标。
　　眼睛向后去找答案，是最不负责的回应。确实，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看不见求职的千军万马，似乎人人都有饭碗。按照那种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今年福布斯榜上的内地首富黄光裕很可能要种一辈子地，每天挣2个工分；“游戏大王”陈天桥可能要在办公室的文牍中终老。
　　追求美好职业的自由值得珍视，哪怕它激起的热情会挤倒100扇玻璃门、挤垮100座电梯。因为这纷扰是走向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开端。
　　所以，人们才会对“不是就业岗位少，而是大学生眼光高”的说法嗤之以鼻。本科生争当环卫工、硕士充任“城管”这类的“就业”不再值得赞许，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能在自己的领域内充分就业，牺牲的也许只是他个人；大批高等教育“成品”不得施辰才华，消耗的就是国力。
　　讨论教育话题，需要跨过学校的围墙，当我们指责大学生迷恋京、沪、深、穗之际，是否该先想想，别的地方能不能给学子们提供不靠关系就能得到的职位；我们感叹“公务员热”之际，是否应该想想，民营企业为何没有足够的安全感?
　　我们听到专家在普及常识：“上大学不一定都能毕业，毕业后不一定都能就业，这是—个基本常识。”这常识谁也无法反对，但在“不一定”和“一定不”之间，涉及复杂的百分比，目前的“高端职位”远远满足不了扩招后大学生的需求，却也是无法反驳的事实。
　　是企业坚持走劳动密集型道路，无法提供“高端职位”，还是因为高校生产不出科技带头人，让企业无力技术升级?
　　科学泰斗钱学森曾在病榻前对来探望的温总理说过一句话：“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创造型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立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一个能“产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人才的教育体制，只有莘莘学子的热情肯定不够，制度变迁有赖于决策者的远大目光。
　　现代政府能够做的，首先是将教育负担从群众的肩头卸下，把更多人纳入教育改变命运的洪流中，一来体现教育公平原则，二来为民族持续发展储备后备军。本届政府宣布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提出教育支出要占财政总支出4％的目标，从资金投入的角度，保证教育履行其能，体现了决策层对国民教育的重视。
　　而教育改革的下一步，不能局限于保证资金投入，同样需要考察这些投入的实际效益，从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这就需要真正的“产业化”，让不同模式的“人才生产线”相互竞争，以毕业生就业率来决定高等学校的生存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