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期间,郭沫若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响应者,面对着传统文化和新文化大小两个传统,他通过援引西方的泛神论及泛神论视域下的主情主义等资源,对两个传统提出双重的挑战.泛神论在西方有自身的脉络,集大成者为斯宾诺莎,他的泛神论改变了笛卡尔以理性克服情感的唯理主体结构,将情感纳入主体论视野.郭沫若经由歌德接受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并将二人的泛神论思想置于中国的现实问题之中,将泛神论的“实体”具体化为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并从情感本体的角度提出诗的一元论,将新人、新文学与新世界做了有机的关联.这形成了对抒情主体历史化的结构性反转,即情感主体的生成过程是基于人与世界的互动,也就是个体通过直觉等情感触手把握新的泛神实体——时代精神和历史意识的过程,情感主体本身就内含着历史性或时代性.这个内含历史性的情感主体及其从新人到新世界的有机想象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总体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