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十二条”的推出究竟是无独有偶的巧合？还是高利息击鼓传花的崩盘救赎？扑朔迷离的背后，究竟谁是幕后推手？万千期待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精心布局？本文将与读者诸君共同解密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风起云涌的现象，给中国经济的大踏步发展，注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流”，使中国经济的“大河”里，激流涌动、波涛滚滚……然而，当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船开始驶入“深水区”时，民营企业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资之困、转型升级乏力等诸多“暗礁”……2011年下半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温州，更是出现民间借贷 “跑路潮”、非法民间集资案层出等现象。就在众人雾里看花的悬念中，温州改革“十二项任务”（简称“十二条”）的“应时而生”更是引发众人的浮想。
扑朔迷离：谁是幕后推手？
2011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艰辛的一年，紧缩的货币政策给中小企业带来阵阵寒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导者，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断发酵，一场引发全国关注的老板跑路潮在温州爆发。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从去年下半年起，更是遭遇到了一场生存危机。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指出，温州是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风暴眼”和“重灾区”。 近年来，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四处逐利，成为盲目性很强的热钱、炒金，温州经济也呈产业空心化趋向；债务危机频频“引爆”，民间信用体系受到侵蚀，个别企业主跑路、跳楼。为此，一些人士发出了“温州精神日趋萎靡”的感叹，甚至质疑“温州模式已经破产”。
多名温州民营企业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借贷危机导致民间信用濒临破产境地，过去半小时借1个亿不难，现在半个月借100万都难。
2012年3月28日，就在众人雾里看花的悬念中，国务院批准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随后，温州也公布了“十二条”。人们不禁叩问，“十二条”的出台是无独有偶的巧合？还是高利息击鼓传花的崩盘救赎？扑朔迷离的背后，究竟谁是幕后推手？
“此次‘信贷危机’对于‘十二条’的出台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温州‘金改’由来已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浙江当地很多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温州市金改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只能说其直接推手是2011年温州出现的民间借贷风波。但是这绝非主要原因，因为“十二条”中的多数内容之前已经提出，这次是再次重申。比如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温州一年多前就提出了相关方案。
缘起之问：三十多年的历史巨幕
温州过去是计划经济社会中一个被忽视的小城，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业经营，这也就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试验者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和约束的飞地。
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发区域，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始终是重要一环。早在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率先试行浮动利率改革，从此拉开了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序幕。
2002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戴相龙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设想；2003年开始，温州启动建设资本活跃的“金融港”发展战略；2004年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制试点改革；2005年温州对区域性金融改革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部署，提出近期10方面改革方案和中长期4方面探索课题。
活跃的民间金融支撑了温州民营经济。一大批以担保、抵押、保理、租赁、汇兑、结算服务、理财投资等金融中介业务见长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长久不散的民间金融生态圈。
2011年下半年，温州出现了民间借贷风波，如信泰集团事件、立人集团事件等。温州市政府紧急部署，包括建立工作小组介入实体经济、向各大在温金融机构派驻联络协调组加强银企协调等，对协调银行不压贷、抽贷，及时稳定社会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温州调研，明确表示温州可以进行一些改革探索。
随后，温州市政府制定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初稿，于2011年11月10日上报至国务院。后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委会签后，于2012年3月初上报国务院。
2012年3月28日，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带队参加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提出了改革“十二条”。当中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等，将成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
“温州能够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几十年来几代人温州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如是说。
“当下温州非常需要有这么一个定心丸，大家期望值很高。”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方案是一个重大利好，对温州来说是“及时雨”，对浙江省的区域经济转型也起到了定方向和试验田的作用。
涅槃重生：“金改风暴”极速升温
每一场风暴的前夕总会伴经历着一些雷电交接，2011年被戛然叫停的《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无疑给温州“金改”的推动者们当头一棒。然而，历经一年的“疾风掣电”，2012年温州“金改”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升级版的形式涅槃重生。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一次破冰之旅，能够引入大量资本用来扶持实业，并且希望这次改革能够恢复民间借贷的信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国务院的此次举措称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因为温州作为民间融资最具代表性的地域，这预示着过去不被支持的民间金融状况将得到改变，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是个利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室主任吴庆指出。
对于温州当地的经济来说，这无疑极其振奋人心，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在正式发布后的两日内，虽然A股大盘整体仍然黯淡下行，但温州当地上市公司的股票却呈一枝独秀的态势。对于全国民间金融而言，这亦令人充满想象空间。毋庸置疑，“十二条”为未来更为全局性的金融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方向要把握住，要稳健，要允许试错，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温州召开的調研座谈会上明确表示。
国务院对温州金融改革的有力支持，使温州有望开拓一条新路，能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新36条”，开拓民间资本投资的新渠道。
“温州金融改革12项任务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小微企业债券融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融资租赁等方面。”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
1980年10月，温州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就开始了存贷款浮动利率的试验，但此次改革并没有涉及“银行利率市场化”，而是把温州民间资金引向合股村镇银行、合股贷款公司、合股投资企业、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这样，能吸收存款的民间机构，将被迫通过提高资信和服务来进行存款业务竞争；而不愿接受低息存款的人，则能通过合股机构进行放贷和投资。经过如此的“放贷投资合股化”，没有吸引力的低息存款，就会被引向高股息竞争的新空间。在贷款方面，民间金融机构的主体规范化，等于为利率的自由浮动空间注入合法竞争的元素；竞争只会使市场利率产生向下的压力，所以，高利贷的问题将得到缓和。“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创立，无疑将有利于这一市场过程的发展完善。
“‘放贷投资合股化’是‘没有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主体市场化试验’，是这次‘温州金融特区’最妙的一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今年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很多专家也表示“放贷投资合股化”不仅通过温州本地“股息竞争产生的高股息压力”，绕过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全国存款市场的冲击，而且还通过温州本地“放贷竞争的低利息压力”，绕过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高利贷法规的冲击。
浮光掠影：“华丽新政”背后的落寞
相比于以往不出事时放任自流，出了事又重拳打击以致伤及整个民间金融市场的粗放管理，此次温州“金改”疏堵有序的管理无疑是符合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的现状的。当然，温州“金改”作为全国的改革先锋，在“改革”的叫好声中亦免不了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一些专家形容为“华而不实”。
众矢之一，该方案没有对“利率市场化”这一结构性困境进行破解。众所周知，在利率管制政策之下，必然会形成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真实利率”的严重脱节。而在这一结构性阻碍未打破之下，所谓的民间金融尤其是民间信贷的放开，仅是实现其从“地下”到“地上”表面身份的转变，民间金融真实层面的运作机制，仍然无法由此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更无法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众矢之二，该方案对民间金融放开缺乏进一步的明确细化。比如第二条“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这一政策中，事关“村镇银行”，银监会早于2006年即已发布“鼓励各类资本在农村设立村镇银行”；事关“贷款公司”，银监会亦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事关“贷款公司”，银监会在2008年亦已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此番虽然提出“加快发展”，但是对其成立条件的放宽、审批程序的简化并没有针对性的量化明确。
众矢之三，该方案有益于温州民间资金的出海，却无益于温州实体经济的振兴。作为此次“温州金融新政”最具突破性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且可能将个人年度总额放宽到2亿美元以内，这对于温州当地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的民间资本，显然增加了其海外投资的通道，且未来该政策的拓展可以为央行外汇储备提供减压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温州当地中小企业近年来频繁的资金链断裂，恰恰源于资金供给的不足，而此番放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必然会进一步减少民间资金对中小企业的供给，而在利率市场化这一结构性要素没有放开之下，民间资金的供给成本不可能真正降低。在民间资金对中小企业的供给总量可能相对减少，而供给成本却不会相对降低之时，必然会无益于温州实体经济的振兴。
“国务院确定的温州改革十二项任务只是鼓励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但银行法里没允许，无法可依；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成村镇银行，却没说什么条件。条件由谁来定又分不清楚，方案看上去很美好，一琢磨没法执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批评指出。
“最新出台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可以为下一轮全国民间金融改革积累经验，但即便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获得突破,由於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仍不意味可在全国推广。”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自己的担忧。
万千期待：“温州模式”的星火燎原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严重妖魔化，高利贷、非法集资、洗钱、地下钱庄等词汇习惯地与民间金融画等号，涉及民间金融的机构和个人动辄得咎，战战兢兢。
事实上，那些积极、创新的民间金融不过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尽管温州出现过一些商业欺诈和信用危机,但民间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终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30年来，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可谓是一枝独秀，温州经济取得了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开始面临着一些困难与挑战，此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适时建立，带给了温州民营经济解决困难的动力与勇气。联系温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历来敢想敢干、先破后立的先行者勇气，我们仍可对温州在金融新政中的有所作为充满期待。希望温州在具体实践中，灵活务实地拓宽此番相对保守、且过于宽泛的新政十二条，从而不仅有效激活温州当地的民间金融活力，而且使其真正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未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体制改革闯出新路。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说，“方案中的要求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被不少人认为特别‘提振信心’。”
此外，“温州金融特区”的做法还将有利于消减“非法吸储”、“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金融违法犯罪现象，“地下钱庄”也将成过去。如此，民间企业特别是民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将得到解决，温州更多民间大企业家和民间金融大亨涌现，或将不是天方夜谭。
曾“跑路”美国后重回温州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说：“今后民间借贷得到规范，大家借款都按法律程序走，多好啊！缺钱也不用都找‘老高’，这样干非法的事也少了，‘跑路’、倒闭、跳楼、坐牢的人也会少了。”
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中国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意义非凡。人们自然期待金融改革的“温州模式”，最终实现突破并星火燎原。
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风起云涌的现象，给中国经济的大踏步发展，注入了一股从未有过的“清流”，使中国经济的“大河”里，激流涌动、波涛滚滚……然而，当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船开始驶入“深水区”时，民营企业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融资之困、转型升级乏力等诸多“暗礁”……2011年下半年，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最发达的温州，更是出现民间借贷 “跑路潮”、非法民间集资案层出等现象。就在众人雾里看花的悬念中，温州改革“十二项任务”（简称“十二条”）的“应时而生”更是引发众人的浮想。
扑朔迷离：谁是幕后推手？
2011年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是艰辛的一年，紧缩的货币政策给中小企业带来阵阵寒意。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导者，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重大的影响。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不断发酵，一场引发全国关注的老板跑路潮在温州爆发。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从去年下半年起，更是遭遇到了一场生存危机。
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指出，温州是这次民间借贷危机的“风暴眼”和“重灾区”。 近年来，温州大量民间资本四处逐利，成为盲目性很强的热钱、炒金，温州经济也呈产业空心化趋向；债务危机频频“引爆”，民间信用体系受到侵蚀，个别企业主跑路、跳楼。为此，一些人士发出了“温州精神日趋萎靡”的感叹，甚至质疑“温州模式已经破产”。
多名温州民营企业主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借贷危机导致民间信用濒临破产境地，过去半小时借1个亿不难，现在半个月借100万都难。
2012年3月28日，就在众人雾里看花的悬念中，国务院批准了《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随后，温州也公布了“十二条”。人们不禁叩问，“十二条”的出台是无独有偶的巧合？还是高利息击鼓传花的崩盘救赎？扑朔迷离的背后，究竟谁是幕后推手？
“此次‘信贷危机’对于‘十二条’的出台可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因为温州‘金改’由来已久。”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浙江当地很多官员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温州市金改综合改革试验区获批，只能说其直接推手是2011年温州出现的民间借贷风波。但是这绝非主要原因，因为“十二条”中的多数内容之前已经提出，这次是再次重申。比如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温州一年多前就提出了相关方案。
缘起之问：三十多年的历史巨幕
温州过去是计划经济社会中一个被忽视的小城，没有多少国有企业的投资和产业经营，这也就给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试验者提供了一个没有历史负担和约束的飞地。
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发区域，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金融的改革与创新始终是重要一环。早在1980年10月，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率先试行浮动利率改革，从此拉开了中国金融改革创新的序幕。
2002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党组书记、理事长戴相龙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设想；2003年开始，温州启动建设资本活跃的“金融港”发展战略；2004年推进农村合作金融体制试点改革；2005年温州对区域性金融改革进行系统研究和全面部署，提出近期10方面改革方案和中长期4方面探索课题。
活跃的民间金融支撑了温州民营经济。一大批以担保、抵押、保理、租赁、汇兑、结算服务、理财投资等金融中介业务见长的中小企业和个人云集此地，形成了一个长久不散的民间金融生态圈。
2011年下半年，温州出现了民间借贷风波，如信泰集团事件、立人集团事件等。温州市政府紧急部署，包括建立工作小组介入实体经济、向各大在温金融机构派驻联络协调组加强银企协调等，对协调银行不压贷、抽贷，及时稳定社会信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1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前往温州调研，明确表示温州可以进行一些改革探索。
随后，温州市政府制定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初稿，于2011年11月10日上报至国务院。后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七部委会签后，于2012年3月初上报国务院。
2012年3月28日，浙江省省长夏宝龙带队参加了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并提出了改革“十二条”。当中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研究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等，将成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
“温州能够成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几十年来几代人温州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如是说。
“当下温州非常需要有这么一个定心丸，大家期望值很高。”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认为，温州金融综合改革实验方案是一个重大利好，对温州来说是“及时雨”，对浙江省的区域经济转型也起到了定方向和试验田的作用。
涅槃重生：“金改风暴”极速升温
每一场风暴的前夕总会伴经历着一些雷电交接，2011年被戛然叫停的《温州市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方案》，无疑给温州“金改”的推动者们当头一棒。然而，历经一年的“疾风掣电”，2012年温州“金改”以“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升级版的形式涅槃重生。
“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是一次破冰之旅，能够引入大量资本用来扶持实业，并且希望这次改革能够恢复民间借贷的信心。”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国务院的此次举措称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因为温州作为民间融资最具代表性的地域，这预示着过去不被支持的民间金融状况将得到改变，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是个利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室主任吴庆指出。
对于温州当地的经济来说，这无疑极其振奋人心，受此利好消息的影响，在正式发布后的两日内，虽然A股大盘整体仍然黯淡下行，但温州当地上市公司的股票却呈一枝独秀的态势。对于全国民间金融而言，这亦令人充满想象空间。毋庸置疑，“十二条”为未来更为全局性的金融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方向要把握住，要稳健，要允许试错，改革的要点和重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温州召开的調研座谈会上明确表示。
国务院对温州金融改革的有力支持，使温州有望开拓一条新路，能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新36条”，开拓民间资本投资的新渠道。
“温州金融改革12项任务的突破，主要体现在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发展小微企业债券融资、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及技术、文化等产权交易、融资租赁等方面。”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
1980年10月，温州苍南县金乡农村信用社，就开始了存贷款浮动利率的试验，但此次改革并没有涉及“银行利率市场化”，而是把温州民间资金引向合股村镇银行、合股贷款公司、合股投资企业、企业债券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等。这样，能吸收存款的民间机构，将被迫通过提高资信和服务来进行存款业务竞争；而不愿接受低息存款的人，则能通过合股机构进行放贷和投资。经过如此的“放贷投资合股化”，没有吸引力的低息存款，就会被引向高股息竞争的新空间。在贷款方面，民间金融机构的主体规范化，等于为利率的自由浮动空间注入合法竞争的元素；竞争只会使市场利率产生向下的压力，所以，高利贷的问题将得到缓和。“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的创立，无疑将有利于这一市场过程的发展完善。
“‘放贷投资合股化’是‘没有利率市场化的金融主体市场化试验’，是这次‘温州金融特区’最妙的一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今年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很多专家也表示“放贷投资合股化”不仅通过温州本地“股息竞争产生的高股息压力”，绕过存款利率市场化对全国存款市场的冲击，而且还通过温州本地“放贷竞争的低利息压力”，绕过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高利贷法规的冲击。
浮光掠影：“华丽新政”背后的落寞
相比于以往不出事时放任自流，出了事又重拳打击以致伤及整个民间金融市场的粗放管理，此次温州“金改”疏堵有序的管理无疑是符合我国民间金融市场的现状的。当然，温州“金改”作为全国的改革先锋，在“改革”的叫好声中亦免不了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被一些专家形容为“华而不实”。
众矢之一，该方案没有对“利率市场化”这一结构性困境进行破解。众所周知，在利率管制政策之下，必然会形成银行“基准利率”与民间“真实利率”的严重脱节。而在这一结构性阻碍未打破之下，所谓的民间金融尤其是民间信贷的放开，仅是实现其从“地下”到“地上”表面身份的转变，民间金融真实层面的运作机制，仍然无法由此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更无法有效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众矢之二，该方案对民间金融放开缺乏进一步的明确细化。比如第二条“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在这一政策中，事关“村镇银行”，银监会早于2006年即已发布“鼓励各类资本在农村设立村镇银行”；事关“贷款公司”，银监会亦于2006年发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事关“贷款公司”，银监会在2008年亦已发布《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此番虽然提出“加快发展”，但是对其成立条件的放宽、审批程序的简化并没有针对性的量化明确。
众矢之三，该方案有益于温州民间资金的出海，却无益于温州实体经济的振兴。作为此次“温州金融新政”最具突破性的“个人境外直接投资”，且可能将个人年度总额放宽到2亿美元以内，这对于温州当地高达6000亿元人民币的民间资本，显然增加了其海外投资的通道，且未来该政策的拓展可以为央行外汇储备提供减压功能。但是，另一方面，温州当地中小企业近年来频繁的资金链断裂，恰恰源于资金供给的不足，而此番放开个人境外直接投资，必然会进一步减少民间资金对中小企业的供给，而在利率市场化这一结构性要素没有放开之下，民间资金的供给成本不可能真正降低。在民间资金对中小企业的供给总量可能相对减少，而供给成本却不会相对降低之时，必然会无益于温州实体经济的振兴。
“国务院确定的温州改革十二项任务只是鼓励民间资金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但银行法里没允许，无法可依；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改制成村镇银行，却没说什么条件。条件由谁来定又分不清楚，方案看上去很美好，一琢磨没法执行。”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批评指出。
“最新出台的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点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可以为下一轮全国民间金融改革积累经验，但即便是此次温州金融改革获得突破,由於中国地区经济差异很大,仍不意味可在全国推广。”中国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自己的担忧。
万千期待：“温州模式”的星火燎原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被严重妖魔化，高利贷、非法集资、洗钱、地下钱庄等词汇习惯地与民间金融画等号，涉及民间金融的机构和个人动辄得咎，战战兢兢。
事实上，那些积极、创新的民间金融不过是管制之外的金融，并不是非法金融。尽管温州出现过一些商业欺诈和信用危机,但民间金融的主流和方向始终是积极的有价值的。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30年来，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可谓是一枝独秀，温州经济取得了3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开始面临着一些困难与挑战，此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适时建立，带给了温州民营经济解决困难的动力与勇气。联系温州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历来敢想敢干、先破后立的先行者勇气，我们仍可对温州在金融新政中的有所作为充满期待。希望温州在具体实践中，灵活务实地拓宽此番相对保守、且过于宽泛的新政十二条，从而不仅有效激活温州当地的民间金融活力，而且使其真正服务于当地实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以此为未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体制改革闯出新路。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说，“方案中的要求规范发展民间融资。制定规范民间融资的管理办法，建立民间融资備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被不少人认为特别‘提振信心’。”
此外，“温州金融特区”的做法还将有利于消减“非法吸储”、“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金融违法犯罪现象，“地下钱庄”也将成过去。如此，民间企业特别是民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将得到解决，温州更多民间大企业家和民间金融大亨涌现，或将不是天方夜谭。
曾“跑路”美国后重回温州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说：“今后民间借贷得到规范，大家借款都按法律程序走，多好啊！缺钱也不用都找‘老高’，这样干非法的事也少了，‘跑路’、倒闭、跳楼、坐牢的人也会少了。”
温州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对中国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意义非凡。人们自然期待金融改革的“温州模式”，最终实现突破并星火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