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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视婚恋类节目是当下最流行的电视综艺节目之一。中国逐步发展成熟起来的娱乐精神促进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发展与转型；而高度发达的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催生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工业化发展模式，使其浸染了商品属性和消费性特征，呈现出同质化、格调低俗的媚俗特征。
关键词：电视婚恋类节目 娱乐性 消费性 媚俗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自古以来，婚姻与爱情是神圣崇高而又严肃纯洁的，无论是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的社会，还是现代一夫一妻制的社会。而当下社会的青年男女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生活节奏快、社交活动面窄，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剩男剩女”，也使青年男女的感情婚姻成为了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电视婚恋类节目作为当下一档较为流行的电视综艺节目，是青年男女扩大社交面、交流情感、走向婚姻的一个平台，应以彰显相亲服务功能为旨归，国内较早出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电视红娘》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传媒社会，任何一个过去严肃或不起眼的话题经过传媒社会的加工酝酿，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娱乐的主题。因而电视婚恋类节目不仅仅是一档相亲节目，而俨然成为电视机构竞相争夺的阵地。纵观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发展状况，电视婚恋类节目自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出现至今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但其发展轨迹可谓是跌宕起伏，争议不断。电视婚恋类节目为何能再次热播，创造较高的收视率，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其节目形式适应当下电视受众的娱乐、消费需要。同时笔者认为应审慎地思考电视婚恋类节目流行的深层原因，除具有大众文化的普泛性特征外，电视婚恋类节目还有一些自身比较独特的艺术特性。
一 娱乐性
笔者认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定位首先是一档电视综艺节目，原因在于节目仅仅定位于相亲服务功能，则与电视的大众媒介特性和大众文化定位相抵牾，这样的节目定位难以吸引电视观众，也难以维系一个稳定的电视受众群体，因此山西卫视《电视红娘》播出两年后便寿终正寝。尽管此后电视婚恋类节目此消彼长，绵延不断，但由于节目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相亲服务功能而未能形成气候。不过随着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和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相继开播以及引发的两档节目收视、版权之争，推动地方电视机构纷纷加入到这一场争夺中，渐而形成了新一轮电视婚恋类节目热播的浪潮。那么是何原因促使电视婚恋类节目再掀浪潮呢？笔者认为首要因素在于其娱乐性。
1 娱乐精神改变着电视受众的文化观念
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婚恋是异常严肃的。1988年山西电视台举办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电视红娘》，主要目的还是红娘牵线的相亲服务。因此，在思想相对保守的情形下，无论是参考者还是电视受众，都是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加以对待，节目也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招来了第一个参加电视相亲的人。但电视终究是一种娱乐工具，更应体现娱乐、愉悦的精神取向。所以，婚恋与电视的融合遇到了一些困难，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屑；‘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变成娱乐工业的舞台。”因此，《电视红娘》单一形式并不为电视受众所喜爱，反倒是征婚者因情绪紧张产生的意外情况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导致高收视率并引发一些负面问题和争议。《电视红娘》后的十多年间电视婚恋类节目层出不穷，节目的形式、声光、音效等也改进了许多，如《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收视效果和关注程度。但总的来说，婚恋的严肃性与电视的娱乐精神产生了碰撞，电视的娱乐特性相对较弱。
2009年12月24日湖南卫视全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我们约会吧》首播，2010年1月15日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首播，等等，掀起了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大战，其中《非诚勿扰》更是打破了《快乐大本营》的收视神话。笔者认为，电视婚恋类节目掀起新一轮热播浪潮，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娱乐精神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电视受众的文化观念。我国电视虽有50多年历史，但由于相对保守的思想、落后的电视技术和单一的电视功能，使电视综艺节目与国外相比还比较单薄，节目的选择性还比较单一。20世纪末，随着以游戏为主的电视综艺节目的不断涌现，电视的娱乐功能被充分挖掘，受众也不再视娱乐为猛虎，而是以更为开放的文化观念接纳了电视综艺节目。电视婚恋类节目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电视综艺节目，其相亲的功能定位不再是该类节目的主要诉求，相反娱乐性特征则成为了最主要的诉求；电视受众以更加包容的文化观念，接受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存在，显现娱乐精神在现代生活和电视艺术中的无限魅力和影响。
2 娱乐形式改变了电视受众的接受观念
娱乐精神在文化观念的转型过程中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娱乐精神，显然也难以改变电视受众的接受观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电视综艺节目相对偏少的发展状况即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电视婚恋类节目自身的改进也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改进集中体现在娱乐形式的改变上。因为这种改变带给电视受众快乐的体验。
首先，表现在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去中心化，即相亲功能的边缘化。电视婚恋类节目产生之初与现今相比而言，现今节目的中心在于其娱乐，与相亲主题出现错位。但这种错位却产生了快乐，带给受众快乐的体验。正如约翰·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快乐的产生和体验并没有中心：快乐是去中心的，或者说是离心的。”“快乐的离心模式允许‘围绕圆周’的多种快乐的存在，而且有一种作用力在积极抵制那个试图把快乐引向意识形态与社会统一的向心力。”受众看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不仅是青年男女是否速配成功，更享受的是速配过程中种种意外情况的出现，当然这种意外情况只是相对于受众个体而言的。因此，电视婚恋类节目带给每位受众个体的快乐程度也是不同的。 其次，表现在电视婚恋类节目形式的衍变。电视综艺节目主要是给受众以轻松、愉悦的体验，而单一的节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轻松、愉悦的形成。一成不变的电视综艺节目无法持续发展，而不断改进节目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这其中首要改进的则是形式，因为电视首要呈现的是形式的可视性。《电视红娘》这种只需征婚者背诵征婚词的单一形式显然是不符合电视发展需要的，因而便在较短时间里消亡。此后，《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摒弃这一单调乏味的形式，采用“多对多”形式，即同等数量的青年男女相互选择速配。聚焦式的节目形式渐而转变为散发式的节目形式，不确定性增强，过程和结果意外性增强，也就是说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严肃性减弱，娱乐性逐渐突显。
最后，表现在画面、音效等电视技术的改进。尼尔·波兹曼曾说：“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而且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的对视觉快感的需要，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受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视技术，《电视红娘》的画面就相对比较单一，音效也比较平顺，无法使受众持续关注该节目。《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已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而提高画面、音效等的质量；现今的《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等节目则借助信息、视频等新技术进一步改进画面、音效，如运用VCR，使参与者不仅仅是现场展示，而且利用视频将参与者生活中的信息呈现出来。这种技术上的改进一方面增加了信息容量，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受众的兴奋点，这两方面使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娱乐性显著增强。
二 消费性
电视婚恋类节目作为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文化产业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毋庸置疑受到了商品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显现出现代社会文化商品的消费性特征，即使婚姻爱情这样一类神圣崇高而严肃的主题。这主要是受到文化经济和电视文本性的制约。
1 文化经济决定着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消费性特征
普通电视受众对于电视节目的商品属性和消费性是不容易察觉的，同时也是不容易接受的，甚至是持否定态度的；但细细分析来看，无论是电视节目本身还是制播过程，电视婚恋类节目中商品属性和消费性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原因在于电视节目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环，本就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受着追逐利润欲望的主宰，就像其它工业一样”，体现了文化经济的种种特点。再次，“一种文化商品要想流行，不仅要符合制作者的利益，还必须符合喜欢它的人们的各种不同利益”。电视婚恋类节目作为电视节目的一种表现方式，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存在形式，就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这从《我们约会吧》与《非诚勿扰》之争及《非诚勿扰》夺得同期综艺节目收视率第一即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在电视统计指标和方法中，利益或利润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收视率的高低上，因而收视率就成为制作方、播出方考虑是否继续制作、继续播出的主要参考值；当然也是广告商、赞助商决定是否有投资价值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原因在于收视率基本上反映了某类电视节目的市场占有率、总收视点、到达率、观众忠诚度等指标，是制作方、播出方、广告方是否投资某类电视节目的首要参考值。因此，冠名、赞助作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一种附属产品，或某电视婚恋类节目是否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视率的高低，收视率越高，其所获得的冠名、赞助费用就越高，反之节目则很可能被淘汰。当然相对于电视节目自身的商品属性和消费性，冠名、赞助则是一种显在的、外在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征。电视婚恋类节目毋庸置疑地具有了其商品属性和消费性特征，并且直接体现在节目的收视率和冠名、赞助上。
当然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商品属性和消费性特征也是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的，并且是体现在电视婚恋类节目上来的。以《电视红娘》为例，其开办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山西地区光棍较多，开办的目的就是服务电视受众或者说是服务于山西地区的男女光棍们，帮助解决现实的婚姻问题，消除社会矛盾。因此，早期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由于其功能定位和艺术形式的单一性，呈现在电视受众面前的是此类节目的服务功能，并且这种服务性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商品属性和消费性。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功能定位、艺术形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多元化的定位使电视婚恋类节目与商品、消费日渐趋于融合。如《相约星期六》、《玫瑰之约》、《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节目的冠名、赞助及节目为参考者、观众提供的奖品、赞助等从另一种角度显现了经济或商品对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渗透和节目与商业运作的联姻，也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烙上了显在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征。当然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征有时并非一目了然，而是嵌入电视婚恋类节目每一个角落而减轻关注度。正如菲斯克所说：“在文化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还是财富，而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消费者在相似的商品中作出选择时，通常还是比较其使用价值、比较其文化价值；从诸多商品中作出一种选择，就成了消费者对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的选择。”这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文化价值降低电视受众对使用价值的关注，关注的重点在于快乐体验，而不是事实存在的、隐藏于节目之中的财富或消费性特征。
2 电视节目的文本性决定了婚恋类节目的消费性特征
电视节目既是开放的文本，也是封闭的文本。电视节目的意义和快乐因之而具有了多样性、差异性。这也意味着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制作方、播出方无法要求电视受众按照自己的意愿、理念去理解、阐释其节目。因为“意义更难占有（因而也不让别人拥有），更难控制，因为意义与快乐的生产与文化商品或其它商品的生产不一样：在文化经济中，消费者的角色并不是线性经济交换的终点。意义与快乐在交换中流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也就是说，电视婚恋类节目只是提供了一个意义、快乐产生的文本，而电视受众对电视婚恋类节目拥有更多的阐释权和控制力。正如菲斯克所说：“文化经济的商品不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者或传递者，而是意义与快乐的激励者。产生意义或快乐最后成了消费者的责任，也是为了消费者自身的利益。”由此可见，电视婚恋类节目与金融商品的使用价值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主要使用价值体现在情感体验，而且必须由电视受众亲自参与生产，这样才能使节目真正产生意义和快乐。尽管对于电视受众个体而言，意义与快乐是终点，是封闭的；但电视受众的这种意义与快乐经过循环并反馈给制作方、播出方，在后续的节目中加以运用，从而产生新的循环。因此，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意义与快乐始终是在开放与封闭中循环往复的。 尽管当前相亲功能仍是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一个主要卖点，但节目自身却更多地呈现出大众文化的特征，电视受众体验到的不仅仅在于参与者相亲成功而带来的喜悦，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受众在观赏节目过程中体验到生产意义与快乐的喜悦。此时，电视受众以消费者的身份、阅读者的角色对电视婚恋类节目的结构、语言、场景、人物等进行了自己全新而独特的意义再生产，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生产了意义与快乐。因而对于每一位电视受众个体而言，由其生产的意义与快乐是截然不同的，差异是巨大的或是相反的。这样一种意义与快乐的生成方式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自身具有了商品属性和消费性特征，是寓于电视受众对该节目的意义与快乐的生产过程中。
三 媚俗性
电视婚恋类节目与其它现代艺术一样，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受工业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影响甚远。笔者认为，工业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使电视婚恋类节目浸染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其中媚俗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媚俗性倾向主要表现在同质化、拜金、性暗示等方面。
1 同质化是电视婚恋类节目媚俗性的首要表征
自《电视红娘》创办以来，为保证收视效果和较高的收视率，电视婚恋类节目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对节目的内容、形式、场景等进行改进与革新。但总的来说这种改进与革新是一种浅层的、表面的重复与翻新，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节目现有的制作模式。如1998年开播的《相约星期六》已有13年的历史，该节目设置了多个板块和环节让参与者进行互动以增进了解，其中游戏环节很吸引人眼球，游戏形式从最初简单原始的互相提问演变为相互合作的脑力游戏，再发展为现在的自我创意与运动型游戏。尽管板块与形式经过多次改进与革新，并增加新的模块，增强了吸引力，但实质上这一过程就是重复与翻新的过程。比较不同时期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笔者认为除第一档电视婚恋类节目《电视红娘》较少被重复、翻新外，其它节目均在某种程度上做着重复与翻新的复制，如模仿台湾电视婚恋类节目《非常男女》的《玫瑰之约》，湖南卫视引进英国电视交友节目《TAKE ME OUT》模式制作的《我们约会吧》，与《我们约会吧》发生版权之争的《非诚勿扰》。尽管电视婚恋类节目在重复与翻新时进行本土化的加工与处理，增加场外连线、专家点评等环节，但笔者仍然认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如《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的嘉宾出场方式、灭灯音乐、离场感言、舞台设计等与《TAKE ME OUT》的英国版本、日本版本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这种同质化倾向抹杀了中国电视婚恋类节目的艺术独创性和个性，因为“价值直接由对赝品或复制品的需求来决定，而被仿制的原初美学意义却存在于或者说应该存在于它是独一无二并因而不可模仿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旦媚俗艺术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就只有市场能约束那些廉价的或不那么廉价的模仿物的激增了，这些模仿物可以是对一切事物的模仿——从原始或民间艺术到最近的先锋派”。
2 格调低俗是电视婚恋类节目媚俗性的另一表征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电视婚恋类节目逐步成熟，形式与意义也呈现多元化取向。但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服务性宗旨和功能，节目不再仅仅围绕相亲交友做文章，而是把节目当作娱乐节目做。因而收视率、卖点、收益等成为制作、播出、赞助等各方追逐的目标、衡量的标准，放松对节目内容的严格审查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而在事实上产生了格调低俗的内容。
首先，是性暗示令人瞠目结舌。性是面对死亡的，是为了延续生命的。但有些电视婚恋类节目女却性暗示放宽尺度，有些参与者大胆的着装打扮容易使电视受众产生性幻想，有些节目的男女互动环节出现低俗场景，如《相约星期六》就出现男女嘉宾胸部挤球、男嘉宾压在女嘉宾身上等，甚至还设置“平胸女”特辑。这些案例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制作时有意或故意将性暗示突显出来，以此增加节目的卖点。另外，参与者参加节目的种种绯闻，如《非诚勿扰》女嘉宾暴露的不雅照事件，更加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性暗示倾向问题。
其次，是拜金倾向的抬头。在电视婚恋类节目男女嘉宾相互提问的环节中，财富成为参与者最为关心的事项之一，更有甚者以炫富为傲，像“宝马女”、“拜金女”这样显现拜金倾向的新名词层出不穷。其中“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你家有钱吗？”“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子。”这样的问答最能体现一些人的拜金心理。同样是《非诚勿扰》中的一个例子。男嘉宾问：“如果明天你中了1000万美元，你会怎么处理？”一女嘉宾答：“我会让我妈妈不要干活了，我带她出去玩。”另一女嘉宾回答：“我会和现在一样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男嘉宾最终放弃了选择。笔者认为两位女嘉宾对此问题的回答还是透露拜金倾向，因为她们认为她们不需为这笔奖金做出任何回报社会的行为。
最后，是明星嘉宾的参与。制作方选择明星参加电视婚恋类节目，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了节目的低俗取向。因为选择明星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曝光率，从而使参与者、电视受众将关注点和兴趣点转移到明星身上和更加出格的表演上，降低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严肃性。
注：本文系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江苏文化消费的境遇及其引导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0YB18）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 [美]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美]约翰·菲斯克，祁阿红、张鲲译：《电视文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 [英]安东尼·吉登斯，李康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作者简介：丁德惠，男，1976—，江苏东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
关键词：电视婚恋类节目 娱乐性 消费性 媚俗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自古以来，婚姻与爱情是神圣崇高而又严肃纯洁的，无论是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制的社会，还是现代一夫一妻制的社会。而当下社会的青年男女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生活节奏快、社交活动面窄，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剩男剩女”，也使青年男女的感情婚姻成为了一个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电视婚恋类节目作为当下一档较为流行的电视综艺节目，是青年男女扩大社交面、交流情感、走向婚姻的一个平台，应以彰显相亲服务功能为旨归，国内较早出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电视红娘》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传媒社会，任何一个过去严肃或不起眼的话题经过传媒社会的加工酝酿，都有可能成为一个娱乐的主题。因而电视婚恋类节目不仅仅是一档相亲节目，而俨然成为电视机构竞相争夺的阵地。纵观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发展状况，电视婚恋类节目自20世纪80年代在国内出现至今已有将近30年的历史，但其发展轨迹可谓是跌宕起伏，争议不断。电视婚恋类节目为何能再次热播，创造较高的收视率，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其节目形式适应当下电视受众的娱乐、消费需要。同时笔者认为应审慎地思考电视婚恋类节目流行的深层原因，除具有大众文化的普泛性特征外，电视婚恋类节目还有一些自身比较独特的艺术特性。
一 娱乐性
笔者认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定位首先是一档电视综艺节目，原因在于节目仅仅定位于相亲服务功能，则与电视的大众媒介特性和大众文化定位相抵牾，这样的节目定位难以吸引电视观众，也难以维系一个稳定的电视受众群体，因此山西卫视《电视红娘》播出两年后便寿终正寝。尽管此后电视婚恋类节目此消彼长，绵延不断，但由于节目一直执行较为严格的相亲服务功能而未能形成气候。不过随着湖南卫视《我们约会吧》和江苏卫视《非诚勿扰》的相继开播以及引发的两档节目收视、版权之争，推动地方电视机构纷纷加入到这一场争夺中，渐而形成了新一轮电视婚恋类节目热播的浪潮。那么是何原因促使电视婚恋类节目再掀浪潮呢？笔者认为首要因素在于其娱乐性。
1 娱乐精神改变着电视受众的文化观念
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婚恋是异常严肃的。1988年山西电视台举办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电视红娘》，主要目的还是红娘牵线的相亲服务。因此，在思想相对保守的情形下，无论是参考者还是电视受众，都是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加以对待，节目也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招来了第一个参加电视相亲的人。但电视终究是一种娱乐工具，更应体现娱乐、愉悦的精神取向。所以，婚恋与电视的融合遇到了一些困难，正如尼尔·波兹曼所说：“电视的思维方式和印刷术的思维方式是格格不入的，电视对话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琐屑；‘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方式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不变的声音——娱乐。除此之外，我还想证明，为了加入伟大的电视对话，美国文化机构正竞相学习电视的术语。换句话说，电视正把我们的文化变成娱乐工业的舞台。”因此，《电视红娘》单一形式并不为电视受众所喜爱，反倒是征婚者因情绪紧张产生的意外情况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导致高收视率并引发一些负面问题和争议。《电视红娘》后的十多年间电视婚恋类节目层出不穷，节目的形式、声光、音效等也改进了许多，如《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收视效果和关注程度。但总的来说，婚恋的严肃性与电视的娱乐精神产生了碰撞，电视的娱乐特性相对较弱。
2009年12月24日湖南卫视全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我们约会吧》首播，2010年1月15日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首播，等等，掀起了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大战，其中《非诚勿扰》更是打破了《快乐大本营》的收视神话。笔者认为，电视婚恋类节目掀起新一轮热播浪潮，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众文化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娱乐精神已经深深嵌入到了我国民众的日常生活，并影响电视受众的文化观念。我国电视虽有50多年历史，但由于相对保守的思想、落后的电视技术和单一的电视功能，使电视综艺节目与国外相比还比较单薄，节目的选择性还比较单一。20世纪末，随着以游戏为主的电视综艺节目的不断涌现，电视的娱乐功能被充分挖掘，受众也不再视娱乐为猛虎，而是以更为开放的文化观念接纳了电视综艺节目。电视婚恋类节目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电视综艺节目，其相亲的功能定位不再是该类节目的主要诉求，相反娱乐性特征则成为了最主要的诉求；电视受众以更加包容的文化观念，接受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存在，显现娱乐精神在现代生活和电视艺术中的无限魅力和影响。
2 娱乐形式改变了电视受众的接受观念
娱乐精神在文化观念的转型过程中无疑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完全依靠娱乐精神，显然也难以改变电视受众的接受观念。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电视综艺节目相对偏少的发展状况即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电视婚恋类节目自身的改进也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改进集中体现在娱乐形式的改变上。因为这种改变带给电视受众快乐的体验。
首先，表现在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去中心化，即相亲功能的边缘化。电视婚恋类节目产生之初与现今相比而言，现今节目的中心在于其娱乐，与相亲主题出现错位。但这种错位却产生了快乐，带给受众快乐的体验。正如约翰·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快乐的产生和体验并没有中心：快乐是去中心的，或者说是离心的。”“快乐的离心模式允许‘围绕圆周’的多种快乐的存在，而且有一种作用力在积极抵制那个试图把快乐引向意识形态与社会统一的向心力。”受众看到的电视婚恋类节目不仅是青年男女是否速配成功，更享受的是速配过程中种种意外情况的出现，当然这种意外情况只是相对于受众个体而言的。因此，电视婚恋类节目带给每位受众个体的快乐程度也是不同的。 其次，表现在电视婚恋类节目形式的衍变。电视综艺节目主要是给受众以轻松、愉悦的体验，而单一的节目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轻松、愉悦的形成。一成不变的电视综艺节目无法持续发展，而不断改进节目则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这其中首要改进的则是形式，因为电视首要呈现的是形式的可视性。《电视红娘》这种只需征婚者背诵征婚词的单一形式显然是不符合电视发展需要的，因而便在较短时间里消亡。此后，《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摒弃这一单调乏味的形式，采用“多对多”形式，即同等数量的青年男女相互选择速配。聚焦式的节目形式渐而转变为散发式的节目形式，不确定性增强，过程和结果意外性增强，也就是说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严肃性减弱，娱乐性逐渐突显。
最后，表现在画面、音效等电视技术的改进。尼尔·波兹曼曾说：“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而且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的对视觉快感的需要，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受制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电视技术，《电视红娘》的画面就相对比较单一，音效也比较平顺，无法使受众持续关注该节目。《玫瑰之约》、《相约星期六》等节目已随着电视技术的发展而提高画面、音效等的质量；现今的《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等节目则借助信息、视频等新技术进一步改进画面、音效，如运用VCR，使参与者不仅仅是现场展示，而且利用视频将参与者生活中的信息呈现出来。这种技术上的改进一方面增加了信息容量，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受众的兴奋点，这两方面使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娱乐性显著增强。
二 消费性
电视婚恋类节目作为电视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作为文化产业链条上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毋庸置疑受到了商品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显现出现代社会文化商品的消费性特征，即使婚姻爱情这样一类神圣崇高而严肃的主题。这主要是受到文化经济和电视文本性的制约。
1 文化经济决定着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消费性特征
普通电视受众对于电视节目的商品属性和消费性是不容易察觉的，同时也是不容易接受的，甚至是持否定态度的；但细细分析来看，无论是电视节目本身还是制播过程，电视婚恋类节目中商品属性和消费性无处不有，无时不在。原因在于电视节目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环，本就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受着追逐利润欲望的主宰，就像其它工业一样”，体现了文化经济的种种特点。再次，“一种文化商品要想流行，不仅要符合制作者的利益，还必须符合喜欢它的人们的各种不同利益”。电视婚恋类节目作为电视节目的一种表现方式，作为文化工业的一种存在形式，就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这从《我们约会吧》与《非诚勿扰》之争及《非诚勿扰》夺得同期综艺节目收视率第一即可以看出些许端倪。在电视统计指标和方法中，利益或利润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体现在收视率的高低上，因而收视率就成为制作方、播出方考虑是否继续制作、继续播出的主要参考值；当然也是广告商、赞助商决定是否有投资价值的最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原因在于收视率基本上反映了某类电视节目的市场占有率、总收视点、到达率、观众忠诚度等指标，是制作方、播出方、广告方是否投资某类电视节目的首要参考值。因此，冠名、赞助作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一种附属产品，或某电视婚恋类节目是否可以获得巨大的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收视率的高低，收视率越高，其所获得的冠名、赞助费用就越高，反之节目则很可能被淘汰。当然相对于电视节目自身的商品属性和消费性，冠名、赞助则是一种显在的、外在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征。电视婚恋类节目毋庸置疑地具有了其商品属性和消费性特征，并且直接体现在节目的收视率和冠名、赞助上。
当然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商品属性和消费性特征也是有着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的，并且是体现在电视婚恋类节目上来的。以《电视红娘》为例，其开办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山西地区光棍较多，开办的目的就是服务电视受众或者说是服务于山西地区的男女光棍们，帮助解决现实的婚姻问题，消除社会矛盾。因此，早期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由于其功能定位和艺术形式的单一性，呈现在电视受众面前的是此类节目的服务功能，并且这种服务性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商品属性和消费性。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功能定位、艺术形式等也随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多元化的定位使电视婚恋类节目与商品、消费日渐趋于融合。如《相约星期六》、《玫瑰之约》、《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等节目的冠名、赞助及节目为参考者、观众提供的奖品、赞助等从另一种角度显现了经济或商品对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渗透和节目与商业运作的联姻，也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烙上了显在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征。当然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商品属性和消费特征有时并非一目了然，而是嵌入电视婚恋类节目每一个角落而减轻关注度。正如菲斯克所说：“在文化经济中，交换和流通的还是财富，而是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消费者在相似的商品中作出选择时，通常还是比较其使用价值、比较其文化价值；从诸多商品中作出一种选择，就成了消费者对意义、快乐和社会身份的选择。”这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文化价值降低电视受众对使用价值的关注，关注的重点在于快乐体验，而不是事实存在的、隐藏于节目之中的财富或消费性特征。
2 电视节目的文本性决定了婚恋类节目的消费性特征
电视节目既是开放的文本，也是封闭的文本。电视节目的意义和快乐因之而具有了多样性、差异性。这也意味着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制作方、播出方无法要求电视受众按照自己的意愿、理念去理解、阐释其节目。因为“意义更难占有（因而也不让别人拥有），更难控制，因为意义与快乐的生产与文化商品或其它商品的生产不一样：在文化经济中，消费者的角色并不是线性经济交换的终点。意义与快乐在交换中流通，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也就是说，电视婚恋类节目只是提供了一个意义、快乐产生的文本，而电视受众对电视婚恋类节目拥有更多的阐释权和控制力。正如菲斯克所说：“文化经济的商品不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者或传递者，而是意义与快乐的激励者。产生意义或快乐最后成了消费者的责任，也是为了消费者自身的利益。”由此可见，电视婚恋类节目与金融商品的使用价值有相似之处，不同的是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主要使用价值体现在情感体验，而且必须由电视受众亲自参与生产，这样才能使节目真正产生意义和快乐。尽管对于电视受众个体而言，意义与快乐是终点，是封闭的；但电视受众的这种意义与快乐经过循环并反馈给制作方、播出方，在后续的节目中加以运用，从而产生新的循环。因此，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意义与快乐始终是在开放与封闭中循环往复的。 尽管当前相亲功能仍是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一个主要卖点，但节目自身却更多地呈现出大众文化的特征，电视受众体验到的不仅仅在于参与者相亲成功而带来的喜悦，更为重要的是电视受众在观赏节目过程中体验到生产意义与快乐的喜悦。此时，电视受众以消费者的身份、阅读者的角色对电视婚恋类节目的结构、语言、场景、人物等进行了自己全新而独特的意义再生产，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生产了意义与快乐。因而对于每一位电视受众个体而言，由其生产的意义与快乐是截然不同的，差异是巨大的或是相反的。这样一种意义与快乐的生成方式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自身具有了商品属性和消费性特征，是寓于电视受众对该节目的意义与快乐的生产过程中。
三 媚俗性
电视婚恋类节目与其它现代艺术一样，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受工业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影响甚远。笔者认为，工业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使电视婚恋类节目浸染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其中媚俗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媚俗性倾向主要表现在同质化、拜金、性暗示等方面。
1 同质化是电视婚恋类节目媚俗性的首要表征
自《电视红娘》创办以来，为保证收视效果和较高的收视率，电视婚恋类节目根据时代需要不断对节目的内容、形式、场景等进行改进与革新。但总的来说这种改进与革新是一种浅层的、表面的重复与翻新，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节目现有的制作模式。如1998年开播的《相约星期六》已有13年的历史，该节目设置了多个板块和环节让参与者进行互动以增进了解，其中游戏环节很吸引人眼球，游戏形式从最初简单原始的互相提问演变为相互合作的脑力游戏，再发展为现在的自我创意与运动型游戏。尽管板块与形式经过多次改进与革新，并增加新的模块，增强了吸引力，但实质上这一过程就是重复与翻新的过程。比较不同时期的电视婚恋类节目，笔者认为除第一档电视婚恋类节目《电视红娘》较少被重复、翻新外，其它节目均在某种程度上做着重复与翻新的复制，如模仿台湾电视婚恋类节目《非常男女》的《玫瑰之约》，湖南卫视引进英国电视交友节目《TAKE ME OUT》模式制作的《我们约会吧》，与《我们约会吧》发生版权之争的《非诚勿扰》。尽管电视婚恋类节目在重复与翻新时进行本土化的加工与处理，增加场外连线、专家点评等环节，但笔者仍然认为电视婚恋类节目的同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如《非诚勿扰》、《我们约会吧》的嘉宾出场方式、灭灯音乐、离场感言、舞台设计等与《TAKE ME OUT》的英国版本、日本版本具有很高的相似度。这种同质化倾向抹杀了中国电视婚恋类节目的艺术独创性和个性，因为“价值直接由对赝品或复制品的需求来决定，而被仿制的原初美学意义却存在于或者说应该存在于它是独一无二并因而不可模仿的”。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旦媚俗艺术在技术上可行，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就只有市场能约束那些廉价的或不那么廉价的模仿物的激增了，这些模仿物可以是对一切事物的模仿——从原始或民间艺术到最近的先锋派”。
2 格调低俗是电视婚恋类节目媚俗性的另一表征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电视婚恋类节目逐步成熟，形式与意义也呈现多元化取向。但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服务性宗旨和功能，节目不再仅仅围绕相亲交友做文章，而是把节目当作娱乐节目做。因而收视率、卖点、收益等成为制作、播出、赞助等各方追逐的目标、衡量的标准，放松对节目内容的严格审查也就不足为奇了，从而在事实上产生了格调低俗的内容。
首先，是性暗示令人瞠目结舌。性是面对死亡的，是为了延续生命的。但有些电视婚恋类节目女却性暗示放宽尺度，有些参与者大胆的着装打扮容易使电视受众产生性幻想，有些节目的男女互动环节出现低俗场景，如《相约星期六》就出现男女嘉宾胸部挤球、男嘉宾压在女嘉宾身上等，甚至还设置“平胸女”特辑。这些案例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制作时有意或故意将性暗示突显出来，以此增加节目的卖点。另外，参与者参加节目的种种绯闻，如《非诚勿扰》女嘉宾暴露的不雅照事件，更加说明电视婚恋类节目的性暗示倾向问题。
其次，是拜金倾向的抬头。在电视婚恋类节目男女嘉宾相互提问的环节中，财富成为参与者最为关心的事项之一，更有甚者以炫富为傲，像“宝马女”、“拜金女”这样显现拜金倾向的新名词层出不穷。其中“我还是坐在宝马里边哭吧……”“你家有钱吗？”“我家是开厂的，在上海有三套房子。”这样的问答最能体现一些人的拜金心理。同样是《非诚勿扰》中的一个例子。男嘉宾问：“如果明天你中了1000万美元，你会怎么处理？”一女嘉宾答：“我会让我妈妈不要干活了，我带她出去玩。”另一女嘉宾回答：“我会和现在一样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男嘉宾最终放弃了选择。笔者认为两位女嘉宾对此问题的回答还是透露拜金倾向，因为她们认为她们不需为这笔奖金做出任何回报社会的行为。
最后，是明星嘉宾的参与。制作方选择明星参加电视婚恋类节目，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了节目的低俗取向。因为选择明星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提高节目的收视率、曝光率，从而使参与者、电视受众将关注点和兴趣点转移到明星身上和更加出格的表演上，降低电视婚恋类节目的严肃性。
注：本文系江苏省文化科研课题“江苏文化消费的境遇及其引导范式研究”（项目批准号：10YB18）阶段成果。
参考文献：
[1] [美]尼尔·波兹曼，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美]约翰·菲斯克，祁阿红、张鲲译：《电视文化》，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 [英]安东尼·吉登斯，李康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美]马泰·卡林内斯库，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作者简介：丁德惠，男，1976—，江苏东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文化，工作单位：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